红色档案：认知、交集与辨析
郑慧 农扬宇
摘 要：目前学术界和实践部门对“红色档案”究竟为何物，没有一个统一的科学认识。通过对与“红色”有关的术语如“红色”“红色政权”“红色经典”“红色文献/资料”“红色文化”及“红色资源”进行剖析，对“红色档案”进行了科学界定，并与有关档案术语“中国共产党党务档案”“革命历史档案”进行了辨析。
关键词：红色档案;中国共产党党务档案;革命历史档案;比较研究
2021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红色档案记录了党带领全国人民艰苦奋斗的光辉历程。红色档案作为红色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留存和传承红色基因，讲好红色故事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笔者在读秀以“红色档案”为篇名进行检索，检索时间到2021年1月12日，获得图书118种、期刊论文373篇、报纸624篇、学位论文5篇、会议论文10篇，共1130种/篇。其中，最早是谭日超的《红色档案抒情》，以诗歌的形式歌颂了红色档案。
在实践方面，除了龙泉市革命历史红色档案展览、沈阳市铁西区档案馆的“历史记忆——红色档案”系列展览，2011年中央电视台播出了7集电视纪录片《红色档案》，从中央档案馆和国家档案局保管的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的重要历史文献入手，借助现有的已拍摄的历史影像资料，对其进行重新剪辑，并搭配上实地拍摄以及后期解说等其他制作方式，以当代的历史观作为前提，对纪录片中的历史事件和出现的相关人物进行客观的评价和讨论。
但笔者研究发现，人们对红色档案究竟为何物，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科学认识。
1 档案界对“红色档案”的认知
1.1 档案学术界对“红色档案”的认知1.1.1 从形成时间断限去认知“红色档案”。对于“红色档案”的概念，程巧（2009）首次对其进行了定义，认为红色档案是特指革命年代中，有关于“红色人物与红色革命事件”这两个方面内容形成的革命历史档案，其本身与革命历史档案的外延有交叉。[1]刘淑玉、陈才（2014）通过研究得出红色档案定义是记载了革命年代（1927—1949年）有关红色事件和红色任务的历史档案。[2]黄明嫚（2014）扩大了时间范畴，提出了红色档案特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时期（1919—1949年）产生的档案。[3]毕军梅（2014）[4]、宋平（2015）[5]、张清改（2017）[6]也赞同这个说法。与此同时，有其他学者强调红色档案形成时间除了包括大多数学者都认同的长期的革命战争时期之外，还应该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包括在内。比如，吕慧（2015）认为在长期的革命过程中及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产生和保存了红色档案。[7]陆伟华、邓素媛（2017）[8]和李争婕（2017）[9]也认同這个观点。总而言之，出现了3种说法：1919—1949年、1927—1949年、1919年至今。
1.1.2 从形成主体和来源去认知“红色档案”。红色档案的形成范围。黄明嫚（2014）通过研究指出红色档案形成的范围包含了中国共产党机关、组织、个人这三者产生与政治活动及对敌斗争息息相关的一切活动。[10]卢祥娣（2014）[11]、张清改（2017）[12]等学者对此观点持同意态度。徐艳芬（2012）进一步拓展了红色档案的形成范围，强调红色档案除了在政治活动中形成之外，也可以在经济、文化、军事等其他活动中形成。[13]
概而言之，包括以下看法：红色档案的形成主体由中国共产党机关、组织、个人三者组成;红色档案的来源仅限于政治活动及对敌斗争;不限于政治活动，还包括军事、经济、文化等活动。
1.2 档案实践部门对“红色档案”的认知
1.2.1 中央档案馆对“红色档案”的认知。在《揭秘中央档案馆：“红色档案”提供历史镜鉴》这一则新闻报道中，红色档案被定义为自中国共产党成立起，领导广大人民所进行的革命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和机关所形成的重要革命历史档案。[14]
1.2.2 地方档案馆对“红色档案”的认知。甘肃省兰州市档案馆通过发布关于征集红色档案文献和资料的公告，面向社会大众征集反映 1925 年至 1949 年这一期间关于甘肃省兰州市军民参与革命斗争的重要事件以及相关历史人物史料的红色档案。[15]《楚雄州档案馆关于面向社会征集“红色档案”的公告》中提出：为了真实、公正地记载和反映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楚雄州党建工作的历史发展过程，体现楚雄州党组织建设在党的领导下的辉煌历史，也为了做好散存在社会各界且具备保存价值的珍贵红色档案资料的抢救及保存工作，楚雄州档案馆即日起面向社会大众征集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至今和楚雄州有关的红色档案。[16]
以上活动显示出地方档案部门对红色档案的形成时间及断限认识不一致。龙泉市档案局于2019年6月11日开展了关于革命历史红色档案的展览。这则新闻则表明档案管理部门对红色档案与革命历史档案的联系和区别不甚了解。
2 文学影视界对“红色档案”的认知
2.1 文学界对“红色档案”的认知。黄允升、唐宝林合著的《红色档案：毛泽东与中共早期领导人（套装共2册）》是西苑出版社在2012年出版的图书，记叙了毛泽东、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早期中共领导人在寻求救国救民的革命历程中所走过的不同道路，真实形象地揭示了在中国革命史上的重大客观规律——“毛泽东是历史的选择”。
2.2 影视界对“红色档案”的认知。由姜文明和张治共同导演，以中央档案馆国家档案局珍藏的建党以来的珍贵历史文献为切入点，制作而成的7集历史人文类纪录片《红色档案》，通过对现有的历史上拍摄的影像资料进行重新编辑、配以实地拍摄和解说等其他形式，以现今时代的历史观为基础，对历史上的事件和人物进行客观的评价。2011年6月在CCTV-9纪录频道首播。
浙江电视台数码频道推出了一档名为《红色档案》的纪录片专题栏目，主要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红色政权的创建与发展这一过程，以及争取民族自由和独立解放的革命斗争史，内容主要涵盖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建设中产生的经典故事和人物。
相比而言，文学影视界对红色档案的认知还是比较统一的，一致认为红色档案形成于中国共产党建立之时，一直延续到社会主义发展时期;红色档案来源于中国共产党有关的人、事、物。
3 “红色档案”与其他有关术语的交集
“红色档案”与其他有关术语如“红色”“红色政权”“红色经典”“红色文献/资料”“红色文化”“红色资源”等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之间有交集，需要逐一进行剖析。
3.1 “红色”。《现代汉语词典》对“红色”的解释是：红的颜色;象征革命和政治觉悟高。[17]
3.2 “红色政权”。“红色政权”是指该政权由中国无产阶级领导并建立的，在历史上，革命政权被称为“红色政权”，农民武装被称为“红军”，革命根据地即被称为“红区”或者“苏区”。[18]
3.3 “红色经典”。“红色经典”作为中国文学界相沿成习的概念，一般是指代在当代文学中“十七年文学”这一时期（1949—1966）产生的与革命历史相关的小说等文学作品。
杨匡汉在《惊鸿一瞥：文学中国 1949—1999》首次对“红色经典”这一概念进行有关理论性的归纳和总结，他认为：“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时，那些被称为‘红色经典的小说并且获得人民高度赞誉的，构成了最早的中国当代文学骨架。……其中大多数作品是以‘革命战争历史题材为主，大量的笔墨在描述战争、规模及场面。”[19]
2004 年，国家广电总局明确了“红色经典”一词的定义，指出红色经典是曾经在中国范围内引起了热烈反响的，并且题材有关于革命历史的文学经典著作。[20]该定义是当前对“红色经典”比较恰当的界定。
目前，在学术界“红色经典”一词的命名时间与指涉时间并没有明确结论，通过查阅资料得出，命名时间和指涉时间分别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十七年”间的文学著作。闫浩岗认为，“红色经典”指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十七年”内拥有供不应求的发行量并且对社会极具影响力的长篇小说。[21]这是而今学术界比较一致认同的观点。也就是说，“红色经典”中“红色”一词是在1949—1966年期间的革命历史时期界定的。
3.4 “红色文献/资料”。“红色文献/资料”通常指从中国共产党建立起至新中国成立之前的这个时期内，由共产党机关或者根据地统一出版并发行的文献和资料，因其本身具有比较强的史料性特点，所以被后人们誉为“现代文物”。[22]“红色文献”是指由共产党机关或者根据地在1921 年7月至1949 年10月这时期内所出版及发行的包含有领袖名著、党组文件、报刊、书籍和杂志等在内的各种文献资料。[23]
3.5 “红色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红色主要是代表喜庆、吉祥、权威、激情和斗志等。而红色与革命联系在一起，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红色文化”，则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不断选择、融化和整合中外优秀文化思想基础上形成的一系列先进文化的综合体。[24]
刘润为强调，红色这一特定的颜色及其文化象征意义，“恰好与我们党和人民的共同理想、品格情操、精神气质形成了异常完美的‘同构关系。中国人的思维和语言善用‘比兴，因而人们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创造的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先进文化凝练地称为‘红色文化”。[25]
3.6 “红色资源”。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留下的革命遗址、革命文物，以及革命人物的精神和优良传统等珍贵资源，被称为“红色资源”。[26]也就是说，“红色资源”中的“红色”指的是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至今的整个时期，内容是与革命有关的人、物、事。
4 “红色档案”的科学界定以及与有关档案术语的辨析
4.1 “红色档案”的科学界定。综合以上相关概念，结合2020年6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笔者认为，红色档案的定义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科学界定：
首先是形成主体。以中国共产党作为最主要的形成主体，凡是与党相关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人，都应是红色档案的形成主体。
其次是形成时间。形成主体决定了形成时间，因此，红色档案的形成时间应该是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7月成立起至今100年的时间。
再次是形成来源。红色档案应该来源于由党领导的单位、组织、个人开展关于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军事、社会、生态文明、外事等方面的活動。
最后是档案的种类。因为红色档案的跨度时间长，而且不是一个封闭的时间段，因此红色档案不仅包括历史档案，也包括现行文件（即将来的历史档案）。
4.2 “红色档案”与“中国共产党党务档案”的辨析。《中国档案分类法》中将档案划分为十九个基本大类，其中第一个即为“中国共产党党务档案”，下分九个中类和八十四个小类。从“中国共产党党务档案”的组成种类可知，主要是指党在工作中形成的档案，是官方档案，不包括党员形成的与党务无关的私人档案。而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档案馆展出的“红色档案”中，一部分是反映党员生活的个人档案。显然，“中国共产党党务档案”的概念和内涵与“红色档案”并不完全一致，两个概念之间既有交叉也有不同。
4.3 “红色档案”与“革命历史档案”的辨析。对革命历史档案一词界定，《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家档案局关于收集革命历史档案办法的通知》具有较大权威性。通知中指出，由党和党领导下的政权、军队、青年团及革命群众、革命团体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至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这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内，所形成的档案为革命历史档案。[27]因此，红色档案和革命历史档案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共同点是内容一致，而区别在于时间有别。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时间跨度为1919—1949年，红色档案则自1927年至今。
5 结语
笔者建议档案管理部门尽快为红色档案立法，以规范当前和未来的学术研究和工作实践。
*本文系广西民族大学广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项目“西南民族地区红色档案文献挖掘、整理与开发研究”（项目号2020GXMGY0208）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