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者的困境与救赎
刘丹
清代吴楚材、吴调侯叔侄二人选编的《古文观止》遴选了自东周到明末二百二十二篇古文。“观止”意味着这里所选的就是编者心目中最上乘、最典范的文章。事实上这部书也确实传世不衰，影响深遠，鲁迅先生就认为它是足以和《昭明文选》并列的双璧。《古文观止》中的三家散文，主要包括柳宗元的《愚溪诗序》《永州韦使君新堂记》《钴鉧潭西小丘记》《小石城山记》;欧阳修的《秋声赋》《醉翁亭记》《丰乐亭记》，苏轼的“前后赤壁赋”、《喜雨亭记》《凌虚台记》《超然台记》《放鹤亭记》《石钟山记》等十余篇文章。
一、贤者流落山水间——柳、欧、苏三家所处的困境
细读《古文观止》里的三家散文，就不难发现：当柳宗元、欧阳修、苏轼自放山水、观赏美景，写下传世名篇之际，恰恰是他们仕途失意、精神极度郁闷之时。此时他们身上都有一个相同的标签：“被贬官员”，只是被贬的原因各有不同。
柳宗元被贬，适在他参与王叔文的革新运动，运动失败与王叔文相继被贬之后。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说他“遇用事者得罪，例出为刺史。未至，又例贬永州司马。”可谓与事实相符。永州地处湘粤桂三地交界，极为荒僻，人烟稀少，生活极其不便，令人思之生畏。柳宗元满怀报国情怀与济世不得的忧愤，带着他67岁的老母亲同去永州。去到永州没有住所，只能借宿在寺庙里。到达永州半年后，他的母亲卢氏老妇人便因生活艰苦而患病离世。而朝中的反对派并没有因为柳宗元离开京城而放松对他的打击，朝中毁谤之声不绝。艰苦的生活环境，加上残酷的政治迫害，使柳宗元悲愤、忧郁、痛苦，加之几次火灾，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直到“行则膝颤、坐则髀痹”的程度。在那里，柳宗元写下传世名篇《永州八记》。
欧阳修的境遇比柳宗元要好一些。他因参与范仲淹等人推行的“庆历新政”，提出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被反对派打压，被贬为滁州太守。脍炙人口的《醉翁亭记》就写作于此时。也许是因为欧阳修的轻松宽和的为官之道没有引起反对派太多的敌意，抑或是因为欧阳修在官场耕耘多年人脉深厚，所以欧阳修的贬官生活表面上还算风平浪静。他自己时常饮酒作诗，滁州在他的治下也民生和乐，社会太平。“颓然乎其间”的欧阳太守用醉意掩盖了对无情官场的悲愤不平。但如果细读欧阳修的《秋声赋》，就能感觉到他对残酷的政治倾轧心有余悸。
相比前两位的锐意改革被当权者排挤，苏轼的被贬更像一场无妄之灾。苏轼不属于任何政治派别，既不属于改革派，也与保守派保持一定的距离，竟也两边不讨好，无论哪派当权，苏轼都是被打击的对象。本属例行公事的《湖州谢表》，竟被人寻章摘句，诬告成“诽谤朝廷”。政敌们又从他的诗集里找出很多似是而非的“罪证”，来污蔑他有谋逆之心，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诗案”看似事出偶然，其实根本原因还是苏轼为人正直，既不愿委身新党，又看不惯旧党对新党的压制报复，所以两边树敌，为新旧两党所不容，无论哪一派执政，苏轼都逃不脱被打击的命运，而且被贬之地越来越偏远：黄州、汝州、密州，甚至远在海南的儋州，一代文坛宗主就这样被驱赶得四处奔波。颠沛流离之中，苏轼的长子被吓出了精神异常，幼子病死在去汝州的路上。在这种困境中，他写下“前后赤壁赋”、《喜雨亭记》《凌虚台记》《超然台记》《放鹤亭记》《石钟山记》等著名的山水散文。
二、匡济天下护黎元——三家在困境中的自我救赎
被贬到偏远之地，能够做些什么、写些什么？时代给柳宗元、欧阳修、苏轼出了同样的考题。三家给出的答案，既有相同，又有不同。
相同之处在于他们都不甘沉沦，把满腔的失意化为造福当地百姓的具体行动，做了很多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实事。同时，在困境中不忘放松自我、游历山水，叙事抒怀、精研文章。
柳宗元、欧阳修、苏轼三家都在地方官任上为百姓做了很多实事。柳宗元在永州移风易俗，制止了当地以儿女为质借钱，逾期不能还则没为奴婢的恶俗;兴办学堂，指导当地生员参加科举考试，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大大促进了潇湘地区的求学之风（见韩愈《柳子厚墓志铭》）。除此之外，柳宗元还开荒建设、推广医术、开凿水井等，充分体现了他的政治才干和爱民情怀。
欧阳修被贬之后施行“宽简”的治理方法，减轻百姓负担，与民休息。他治下的滁州呈现一派繁荣和谐景象，“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老百姓生活祥和安宁，他也乐得与民同乐，吃着“山肴野蔌”，陶醉于“众宾欢”“太守宴”。
苏轼更加是一个将人生理想与社会实际结合得无比紧密的全能型天才，无论到哪里都不忘改善民生，兴修水利，推进文教。苏轼去多个地方任职，不仅留下“苏堤”等著名的水利工程，还大力发展教育，结束了海南等地多年没有进士的历史。
在困境中仍不失操守、纵身受诽谤仍不忘初心，柳、欧、苏三家都把个人的人生价值同百姓的福祉、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体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国士风范。
三、远近高低各不同——三家山水散文之比较
在表达方式上，柳宗元的山水散文以写景为主，抒情议论为辅;欧阳修的山水散文则写景与议论并举，各有佳作;到了苏轼则更少写景，更重议论了。三家的山水散文呈现出一种写景逐渐减少、议论逐渐增多的发展趋势，这也符合唐宋两代山水散文的发展特点。
柳宗元的山水散文以细腻、逼真的写景而著称，他擅长把寻常的景物写的奇特而又富有美感，别人不以为意的小溪、小丘、荒园，在他笔下都显得那么富有情趣。在《愚溪诗序》、《永州韦使君新堂记》、《钴鉧潭西小丘记》、《小石城山记》等文章中，作者用了大量的笔墨去把生活中不为人所称道的寻常景物写得富有灵性、美妙绝俗，并且借景抒情，寓情于景。
欧阳修笔下的山水散文开始出现写景与议论并举的倾向，有些山水散文还是以写景为主，如《醉翁亭记》，但是在另一些山水散文中，景物描写主要是为了引发对某些问题的思考和感悟，如《丰乐亭记》。在《丰乐亭记》中，作者用简洁的笔触描绘了滁州山高水清的景致，继而回顾这里百年前的战乱往事，通过今昔对比颂扬了宋初所实行的休养生息政策。作者一方面希望统治者继续推行这种政策，另一方面又要求人民安于现状，以保持长治久安的政治局面。
往后到了苏轼的山水散文，景物描写进一步淡化，变成了抒发感慨、阐述哲理的媒介。如《前赤壁赋》，作者在简单描写江上的景色之后，便以主客问答的方式引出对英雄功名、宇宙人生的思考。在《石鐘山记》中，作者借对石钟山名称来历的考证过程，从而得出“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这样的结论。
在精神层面上，三家的山水散文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值得细细品味。
柳宗元的山水散文，最主要的内容是为山水鸣不平，最突出的感情是怨愤。正如他在《小石城山记》中所说“又怪其不为之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劳而无用”。如此秀美的山水，没有放在中原这样的游人如织之处，而是放在这偏远的永州无人欣赏，真是暴殄天物。又如他在《钴鉧潭西小丘记》“问其主，曰：‘唐氏之弃地，货而不售。”“今弃是州也，农夫渔父过而陋之”借山水遭人遗弃，表现了他遭朝廷弃用后的失意心情。
大难来临时，柳宗元有过恐惧;“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始得西山宴游记》）”连累亲人时，他也感到愧疚。“宗元不谨先君之教，以陷大祸，（《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然而他的主流思想还是执着于自己的政治理想，“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表现出坚定的政治操守。这种特立独行的性格也折射到他笔下的山水景物上。他笔下的山石草木，往往具有怪异特立的特点，不同于寻常景物。“是山之特立，不与培塿为类”（《始得西山宴游记》）可以说既是风景的写照，又是理想人格的写照。
柳宗元的游记还喜欢写他们治理山水，变荒莽为秀美的过程。如《钴鉧潭西小丘记》中写道：“即更取器用，铲刈秽草，伐去恶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那些原本荒凉芜杂的地方，经过他和同仁的一番除残去秽，顷刻间显露出奇美的面貌。这种“除秽”的过程，几乎每文必谈，不由得让人联想到他锐意改革的政治主张。在柳宗元的意识里，治理山水和治理地方是相似的。他在《永州韦使君新堂记》中写道：“公之因土而得胜，岂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择恶而取美，岂不欲除残而佑仁？公之蠲浊而流清，岂不欲废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远，岂不欲家抚而户晓？”表现了作者虽然被流放荒地，但他心心念念的，还是如何当好一名教化百姓、废贪立廉，以清明的政治声誉而家喻户晓的地方官员。
较之柳宗元笔下怪异特立的山水，欧阳修笔下的山水就热闹丰盈多了。《丰乐亭记》中的丰山 “耸然而特立”，《醉翁亭记》中的琅琊山 “蔚然而深秀”，山间四时“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石出”。欧阳修看待山水的审美眼光是大众化的。欧阳修的山水散文，不像柳宗元那样时时把被弃挂在嘴边，而是淡化个人经历，专注于描写风景美与人情美。《醉翁亭记》让人们看到了欧阳修治下的滁州，一派社会安定，人民生活和乐景象。“至于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欢乐掩盖了悲伤，留下一个意蕴丰富的“颓然”背影，待后人去细细品味。
《古文观止》还收录了欧阳修另一篇非常有名的山水散文《秋声赋》。写作本文时，作者已步入晚年，虽然又重新回到庙堂高位，但长期的政治斗争已经让作者对仕途显贵无比淡漠。他笔下的秋天“盖夫秋之为状也：其色惨淡，烟霏云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气栗冽，砭人肌骨;其意萧条，山川寂寥。”他笔下的秋风“草拂之而色变，木遭之而叶脱。其所以摧败零落者，乃其一气之余烈。”这多么像他一生经历的官场倾轧。那个曾经在滁州与民同乐的太守，在经历了多次宦海沉浮之后，性情豁达如他，还是免不了发出“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的悲叹，告诫人们不要总向往仕途荣华，“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以非金石之质，欲与草木而争荣？”
苏轼的山水散文与前二者相比又另具特色，如果说柳宗元的山水散文重在“抒怨愤”，欧阳修的山水散文重在“写性情”，那么，苏轼的山水散文更侧重于“辩哲理”。在苏轼的山水散文里，哲理美超过了景物美，也超过了感情美，成为了文章的主角。《古文观止》中收录的苏轼的七篇山水散文，处处体现出作者对自然景物的赏会和对人生哲理领悟之间的融合。如《石钟山记》中“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体现了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赤壁赋》里“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显示出严谨做事、安守本分的态度。
《超然台记》“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辞褔。”这是在告诉人们：执着于求福辞祸反而会令自己陷入可悲的境地。放下心中对富贵显达的渴望，才能“无往而不乐”。《凌虚台记》中“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告诫人们：个人荣辱得失在历史长河中犹如须弥芥子，不足挂怀。在这些山水散文里，苏轼就像一位看穿世情的良医，给困境中的自己以及沉沦在名利场的世人们开出了一剂良方：放下对功名的执念，回归简单的自我，才能无往而不快。
苏轼是乐观豁达的，他教会了后世的人们如何换一种眼光看待苦难，他在《超然台记》中，把“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的密州，看成可以实现人生理想的舞台。在车马劳顿中履职，在简陋茅屋中栖居，在桑麻之野奔走，在斋厨索然中甘之如饴……这是一种胸襟，更是一种智慧。一年后，密州政和景明，“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这种匡济天下的责任担当，让他超越了众多文人，成为跨越时代的偶像，至今仍为人敬仰。
在《古文观止》中，柳宗元、欧阳修、苏轼三家的山水散文体现了他们在困境中坚持操守、乐观豁达的精神境界，体现了他们不计个人荣辱、只求利国利民的担当抱负，还有不囿于眼前得失、思考家国人生的深厚智慧。
[作者通联：广州市番禺区洛溪新城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