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关系视域下的杨村乡村建设实验析论（1931—1937）
安宝 熊亚平
摘 要 近代以来，随着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持续推进，城乡关系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动。在20世纪20—30年代为数众多的乡村建设实验中，有一些实验临近大城市且与其有较多的交流与合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城乡关系的变动。在这些实验中，由河北省立实验乡村民众教育馆于1931—1937年间在临近京、津两大城市的武清县杨村进行的乡村建设实验是一个典型。期间，胡勤业、王镜铭等人比较清晰地揭示了“以生计教育为中心”与乡村建设、民族复兴之间的關系，并将其思想认识付诸实践，在指导合作事业、实施合作教育（合作训练）、组织农产展览会、进行农产推广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形成了两个重要特征。从城乡关系视域对河北省立实验乡村民众教育馆的建设实验及其意义进行思考和总结，不仅有助于丰富关于近代中国乡村建设的认识，而且对当代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乡村建设，生计教育，合作训练，杨村，城乡关系
中图分类号 K2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0457-6241（2020）24-0034-10
近代以来，随着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持续推进，城乡关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动，受到学界的较多关注。检视已有成果可以发现，从城市史视角研究近代城乡关系的论著已然不少，但从乡村史特别是乡村建设史视角进行探讨的成果相对较少。①揆诸史料又可以发现，在20世纪20—30年代的1000多处乡村建设实验中，有一些分布在临近北京（平）、天津等大城市的村镇，并与大城市之间有较多的交流与合作。这些交流与合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近代中国城乡关系的变动。在这些实验中，由河北省立实验乡村民众教育馆（下文简称河北省立乡村民教馆）于1931—1937年间在临近京、津两大城市的武清县杨村进行的乡村建设实验是一个典型。
主持杨村实验的河北省立乡村民教馆滥觞于1928年。这一年是民国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份。国民党军队通过“二次北伐”，占领平津地区，在形式上完成全国统一。政局的相对稳定，成为部分人士又一次将目光由“革命”转向“建设”的重要契机。在此之前，孙中山曾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撰写了大量著作力倡建设，但因政局多变而效果不彰。1928年以后，不仅执政的国民党以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继承者自居，反复倡导建设，就连卢作孚、梁漱溟、晏阳初等人，也或多或少地受到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的影响，积极投身于乡村建设。加之同时期中国乡村危机日渐凸显，“农村经济之日趋衰落，乡民生计之日趋穷困”，②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乡村建设思潮及其实践应声而起。具体到河北省立乡村民教馆主持的乡村建设实验，可以看到，尽管北方政局一度因“二次北伐”和国民党新军阀的混战而有所动荡，但直到1937年前总体上仍比较稳定，虽然河北省立乡村民教馆也曾六易馆长，但实验活动并未受到实质性的影响。期间，北平大学区扩充教育处于1928年筹划设立民众教育馆作为实施民众教育的中心。最初计划设在北平西山温泉村，后于1930年2月14日在北平和天津之间的黄村正式成立。1931年又移设于距天津60余里的杨村镇，①并开始进行多种实验活动。②期间，河北省立乡村民教馆的主事者提出了“以生计教育为中心”的思想，并努力将其贯彻于实验区工作之中。由于杨村实验区与京、津两大城市的高校和教育机关进行交流与合作，并取得明显成效，因此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乡村建设与城乡互动之间的关系。鉴于现有成果对乡村建设实验中的城乡关系问题着墨不多，③本文从城乡关系视域出发，④在考察杨村乡村建设实验的思想认识和实践工作的基础上，总结其主要特征并揭示其对近代中国乡村建设和当代中国乡村振兴战略推行的启示意义。
一、“以生计教育为中心”：
杨村实验的思想认识基础
在时人尤其是民众教育家看来，“生计教育”⑤是民众教育中极为重要的方面。“在这经济恐慌，民生凋敝的中国，办教育的目标当然是本着提高人民生产技能，开拓大众的生活出路。”“因此民众教育中的‘生计教育，已成了众矢之的，主要的教育目标了。”⑥作为一家省立民众教育馆，河北省立乡村民教馆亦将生计教育视为分内之事。“凡我民教同志，均认为提倡生计教育，改良农民生计，实为今日之急务;且本馆位置乡村，对象均为农民，对于改善农民生计，增加生产，负有极大之使命，故本馆已（以）往工作，对于生计教育之实施，不遗余力，对于农民，积极倡导。”⑦
早在杨村实验区创办之初，河北省立乡村民教馆便开始重视生计教育。1932年12月以前，时任馆长孙希榘自称：“余既到馆，自不得不于可能范围以内，求所以解决上述根本困难之方，因拟扩充生计部，于增加生产上努力，聊以助民众解决食粟问题，冀其稍有受教育之机会焉。”⑧当时在馆任职的刘振谦也强调：“生计教育之意义在灌输科学上的常识与技能。以改善生活的方法，提高经济的地位……因为改善民众生活，提高乡村经济。是本馆努力的目标，也是我们添设生计部的唯一主旨。”⑨
显而易见，以上言论还仅停留在重视生计教育的层面。直到1934年胡勤业就任馆长、王镜铭任职秘书以后，才正式表述了“以生计教育为中心”的思想认识。
胡勤业，河北沙河县人，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教育系，曾任北平特别市教育局科员、上海国立暨南大学秘书、河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兼邢台县党务指导委员、上海国立同济大学附设高级职业学校训育主任;王镜铭，河北省磁县人，早年毕业于国立北京大学政治系，曾任河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指导主任、天津《大公报》记者。①在河北省立乡村民教馆任职期间，胡勤业和王镜铭等人都参与撰写了《河北省立实验乡村民众教育馆工作现况》《省立实验乡村民众教育馆一年来工作报告》《河北省立实验乡村民众教育馆两年来实验报告》等著作，以及《站在农村经济的立场上研究师范教育与民众教育之合一性》《考察各省民教的经过及感想与改进本省民教的管见》《对民众教育之感想与展望》《乡村民众教育的新路线——合作中心的乡村民教》《义务教育与乡村建设》等文章，形成了“以生计教育为中心”的思想认识。
第一，胡勤业、王镜铭等人明确提出民众教育工作应“以生计教育为中心”。到馆任职后，胡勤业即与王镜铭、曲直生、李华民等商定了一个原则，即“民众教育应当以生计教育为中心”。②1935年1月，胡勤业、王镜铭等人强调，乡村民教馆为达到“健全国民的体魄，安定并优裕国民的生活，以为组织训练的张本，而作倡导礼义廉耻的基础”这一目的，“拟以生计教育及健康教育为活动的中心，其他教学，阅览，讲演，出版等工作，均依此中心，从事转动，收通力合作之效”。③同年5月，河北省立乡村民教馆曾投书《益世報》称“敝馆同人服务乡村……乃确定生计教育为敝馆工作重心”。④1936年2月，胡勤业强调“今后应当以生计教育为中心，以发展国民的经济”。⑤1936年7月前，胡勤业曾多次强调要以生计教育为中心：“现在一般民教机关，鉴于过去专重语文教育与扫除文盲等工作的错误，狭隘与空虚，故群相掉过头来，走入注重生计教育的正途。”⑥“笔者年来主张民教工作，应以生计教育为中心，先解决了国民的生计，然后其他教育，才能有输入的机会;换句话说，就是先谋农民大众生活的优裕与安定，然后他们才能有接受教育的可能”。⑦“今后在国难日趋严重的时候，吾国民众教育，应当走上左列的途径：（一）注重国民经济建设，以生计教育为中心，从事于农事的改进与合作事业的倡导，以充实我民族的物力……”⑧
胡勤业和王镜铭等人的“以生计教育为中心”的思想，是在检讨晏阳初等人的平民教育思想和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他们认为晏阳初等人在乡村问题的认识和平民教育的施教方法上存在错误：在乡村问题的认识上，“乡村问题，不是愚穷弱私的四个问题，而是贫穷的一个问题，因为贫穷自然失学，自然目不识丁，愚昧无智;因为穷自然劳动过度，自然营养恶劣，疾病丛生，因为穷，自然只知个人生活问题，而不知民族存亡问题;如果农民家富人足，富自然要受教而不愚昧了;富自然会讲卫生，而不病弱了;富自然会输财救国，而不自私了;所以乡村问题是一个贫穷问题”。⑨在施教方法上：“人类生活既没有划清阶段，而强规定某一个时期受文艺教育，某一个时期受生计教育，公民教育，像由小学、中学、大学的分期一样，怎能适应乡民整个生活需要呢？”在中国乡村“因为粗笨的农业生产，实无识字之需要，如欲农民识字，应当与农事改良同时并进，教育劳动打成一片，否则离生产而受教育，以中国过去重视读书观念之深，很容易走到提高欲望，卑视劳动的歧途”“公民教育离开生产教育亦是枯燥无聊……所以离开了经济生活需要而空谈什么公民教育，是劳而无功的”。卫生教育及艺术教育虽然很重要，但也要适应农民的生产状况，“应当以促进劳动为鹄的，否则离开了劳动而讲卫生，鉴赏娱乐，那是有闲阶级的享乐生活，与大多数民众无关的”。⑩
由此，胡勤业和王镜铭等人认为虽然“定县平教会的研究实验态度及其苦干的精深，是可佩服的，其工作的成绩，亦不可否认的”，但“惟其忽略农村问题的重心，致将生计教育和文艺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同时并列，并注重文艺教育，陷入重大错误”，因此民众教育不应再追随定县路线，而应当改弦更张，另谋新的道路，“乡村最大问题是贫穷，乡民的迫初（切）需要不是平民千字课，亦不是无线电，电影，而是使未穷者变富，穷不至使其更穷，读书，享乐的教育比不上穿衣吃饭的教育重要，衣单食缺的民众，很难有受教的可能，所以乡村民教工作，应当努力救贫运动发展农民生计，以生计教育为中心，改良农业，增加生产，其他文艺，公民教育在接间（间接）的促进生产，充裕生计，这样乡村民众教育才能走上新的坦途！”①
第二，胡勤业等人认为生计训练是“以生计教育为中心”的一项必要工作。“本馆以生计教育为工作之重心，故生计训练认为必要。”②“故本馆对训练工作异常重视。去岁秋后农暇，即积极在本馆实验区中心村下朱庄试办短期生计训练学校……是故本馆对于此项工作，更当自行策励，努力发展，故有今年黄庄短期生计训练之实现焉”。③
第三，胡勤业等人将农产展览会视为“生计教育实施最要方法”。④他们指出，由于河北省立乡村民教馆1935年度的工作是以生计教育为中心的，因此第四届农产展览会“较比往年更为重要。因为生计教育的重要目标，在乡村不外改良农业，增加生产，其方法一为将旧有优良耕种方法，加以推广，一为将新的科学生产技术引进乡村，欲达此目的，第一步方法，必赖于农产展览……在农村衰落的今日，在本馆以生计教育为中心的现在，本届农产展览会，自更有重要的意义了”。⑤
第四，胡勤业、王镜铭等人认为，实施“以生计教育为中心”应促进和提倡合作。“关于救济农村的方法，胡先生认为最基本的方法是从合作入手。”⑥“在农村经济极端枯竭的现阶段内，合作事业实为挽此狂澜的要着。……合作社为生计教育的重要部门，更为救济农村金融的必要步骤，民教机关遂以指导民众组织合作社并与以合作教育的训练，为主要的工作，得此新的门径与途径，民教事业前途增了不少的光明。”⑦他们还深刻认识到合作组织与其他各项事业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性。“农业推广与合作组织有不可分离的关系，农业推广缺乏合作组织，很难推行，合作缺乏农业改良，便没有新的生命”。⑧“本馆举办之农展会，即以合作社为宣传的中心机关”“本馆农展会之农产品，大部为合作社社员送陈，其他亦与各社员有直接间接关系”;⑨“须切实调查调查农民生产方法，与生产手续，以便实地指导。此种调查，亦须以合作社社员为中心，方易著手”;⑩“文字教育若无合作组织的诱导，在农村很难有发展的可能，而合作社员不施以基本的文字教育，合作社组织亦不易健全”。？輥？輯？訛“由合作组织可以促进自卫，可以附设民众学校，民校学生可为合作社的预备社员，国术会员;并且合作进展农家经济少为充裕之后，可以有医药，娱乐设备。礼俗建设可以使合作社健全，总之各项建设，如丝丝相连，脉脉相承，相互推动，使整个乡村建设完成。”？輥？輰？訛由此，他们提出生计部工作“以后拟着重在棉植推广，及合作社组织”。？輥？輱？訛
第五，胡勤业、王镜铭等人强调以“以生计教育为中心”的民众教育是完成乡村建设、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环节。在杨村实验区成立之初，主事者们已开始强调其工作对于民族复兴的意义。如刘振谦就指出应将农产展览会由杨村推及县、省以至全国，“尤其是全国教育馆整个民众及各级政府——也如此今天明天今年明年的不断的研究努力，不难使农业上有了改良，生产数字上有了增加，人人有余粮，家家有积粟，乡村经济有了余裕，国家财政有了办法，我们总理的民生主义才得实现，中华整个民族的危机厄运，才得挽回”。？輥？輲？訛
胡勤业、王镜铭等人就职后，对民众教育与乡村建设、民族复兴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1935年1月，胡勤业、王镜铭等人指出，“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已成目下民教工作一致的趋向”，“本馆今后的设施，拟决定贯澈此旨，用最大的努力，向前迈进，以树立吾民族百年复兴大业的基础”。①1936年7月前，胡勤业又强调：“中国民众，自来如一盘散沙，欲求民族复兴，必须将此种漫散无团体的民众，加以组织训练，此民众教育内应有的事业。”②“民教的实质，实为救民救国的要策，尤其在此国难当头的非常时期，‘唤起民众与‘复兴民族，在在为民众教育所有事……”③由此，胡勤业、王镜铭等人提出，应进行“民教中心之乡村建设”。④“今日的民众教育，已不是过去的通俗教育，也不是单纯的识字教育，而是整个民众生活的改造，已尽与乡村建设合流，在以教育力量去完成乡村建设”。⑤“民教中心之乡村建设”的目标，应在于“经济上求其能自给自养，政治上能求其自卫自治，教育上能求‘人人受教‘村无不学，使教养卫三者同时并进，以实现由乡村建设以达民族复兴”。⑥他们还认为，以合作为中心实施民众教育则有助于完成乡村建设。“以合作中心，实施民教，实为乡村民教的新道路。各乡村民教机关，应当视当地农村需要，指导各种合作社，以为推行各种民教的中心机关，然后施以合作训练，使其组织健全，可成为乡村建设之主体，以之促进自治，自卫，自养，自给，并使‘人无不学，事无不举，乡村建设，庶可完成。”⑦
综上所述，河北省立乡村民教馆的主事者，特别是胡勤业、王镜铭等人，延续了从事民众教育者重视生计教育的传统，从其对中国乡村根本问题的认识出发，在检讨定县路线的基础上，从生计教育的重要性、生计训练的必要性、生计教育的实施方法、促进和提倡合作等方面，阐述了其对生计教育的见解，最终提出了“以生计教育为中心”的思想。这一思想中所蕴含的“救乡要先救穷，救穷则要重视生计教育，发展乡村经济”等成分，以及对合作组织与合作训练的强调，不仅突出了“生计”的重要性，契合了当时的中国乡村经济衰败的现实，而且与梁漱溟、晏阳初等乡村建设主要倡导者的某些思想认识具有一致性。虽然“以生计教育为中心”的思想对读书、文艺等教育有一定程度的轻视（但并非无视），但由于其不仅涵盖多方面的内容，而且符合胡勤业所强调的“先富后教之宏旨”，因此对杨村实验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秉承“宏旨”与因地制宜：
杨村实验的实践工作
河北省立乡村民教馆成立后，由于“两次迁移，诸端迄未就绪”，⑧加之“五年间六易馆长，人事变迁，如此频繁，工作实施，自难见效”，因此杨村实验的成效一度比较有限。直到胡勤业、王镜铭等人就职后，在“以生计教育为中心”“以合作为中心”等共识的指导下，一方面“本先富后教之宏旨，从救穷救愚做起”，另一方面“寓一切教育于经济建设之中，并就本地社会需要，因地，因时，因人，因事制宜的实验各种教育建设”。⑨杨村实验区的实践工作由此进入新阶段，并在多个方面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
在胡勤业、王镜铭等人到任之前，杨村实验区开展的主要工作有租种实验农田、举办农业展览会、国货展览、试办短期生计训练学校、成立合作社等。其中，实验农田种植了美国黄凤格玉蜀黍、意大利白玉蜀黍、耐旱红玉蜀黍、美国长绒棉等9种作物，“以资实验改善”。1932年10月22—25日举行第一届农产展览会，共展出各类产品223份，⑩“经过成绩亦极佳良云”;？輥？輯？訛1933年10月30日举办第二届，共展出各类产品416份，？輥？輰？訛“陈列特产甚多，成绩可观”。？輥？輱？訛国货展览会由河北省立乡村民教馆与国货陈列馆共同举办，1934年3月10日在杨村开幕，会期5天，“各县应征展览之农林矿产工业出品甚多，津市厂商参加者计有国货售品所等十一家，各类出品，除分别陈列，欢迎乡民参观外，并附设临时竞卖场，廉价出售国产物品”。？輥？輲？訛短期生计训练学校在下朱庄村，1933年秋后开始试办，有入学农民26人，“均系成年粗通文字者，训练二星期，结果颇为良好，所授课程，如农村合作，农业常识，公民训练，农民自卫等，亦切合农民需要”。①1933年冬，下朱庄村民因受短期生计训练学校的影响，感觉有必要成立合作社，于是在乡村民教馆指导下呈请武清县政府立案，1934年5月间获得许可证。②
河北省立乡村民教馆奉河北省教育廳之命改组后，因胡勤业和王镜铭等人“用人尽征专才，工作务求实际”，于是其实践工作“乃能走入新的途径”。③到1935年1月，生计部、健康部、教学部、阅览部、讲演部等部门的工作均有不同程度的进展。其中，生计部主要工作有五项：一是指导筹备成立合作社。下朱庄消费合作社于1933年冬倡议，1934年5月获得许可证，12月12日召开成立大会，胡勤业、王镜铭等出席指导，有社员29人，社股88股，股金国币176元，设有理事会及监事会;④小顿邱信用合作社由该馆派员指导筹备成立，征得社员20人;黄庄信用合作社亦由该馆指导筹备成立，已草拟简章，征集社员，“不久当可正式成立也”。二是于1934年10月22日举行第三届农产展览会，⑤农民送展产品共计600份。⑥三是在实验农场进行种植实验。其中美国脱字棉种植3亩5分，收获籽棉340斤，“明年春间即拟推广于表证农家”;标准谷种植4分，收获1石3斗，“明春拟推广于表证农家”;红高粱种植1亩，收获1石;黄豆种植5分，收获5斗4升;定县白菜种植2亩，估计收获2000余斤。⑦四是组织表证农家，“先推广炭酸铜粉，预防谷子，高粱，麦子等之黑疸病方法，以资表证”。五是办理黄庄短期生计训练学校。因下朱庄短期生计训练学校效果良好，受到省教育厅肯定，于是决定再开办黄庄短期生计训练学校，1934年11月21日开学，12月5日结业。其宗旨为“利用农闲训练农民，灌输改良农业、增加生产之常识及方法”，招收对象为18岁以上粗通文字的青年和老年农民，由乡村民教馆生计部职员担任教授，主要课程有植棉学、农业常识、农村合作、农村自卫、农作病虫害学等。⑧
家事教育实验也是一项具有特色的工作。实验区位于下朱庄，由河北省立乡村民教馆与位于天津的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合办。“施教的目标，是以现代农村作背景作根据地，从事研究出一种方案，来教导一般乡村妇女治家的智能”。“希将来建设一种模范新村。”1935年10月25日商讨合办事宜，1936年3月4日筹备完竣，4月12日补行开幕典礼。由于实验区工作“系先由学校式教育开端，以便由学生作媒介，渐与其他各方面，发生关系，再实施社会式或家庭式教育”，因此开幕后，首先成立了妇女职业补习班和短期小学班，前者有学生18名，后者有学生40名;接着组织了主妇会和少女会，分别有会员40人和30人;继而筹办妇女民众学校、助产讲习会、保育讲习会、家庭传习处等。②
1936年7月以后，河北省立乡村民教馆在杨村等地的实践活动中，见诸报端者主要有以下几项：一是推行民众教育，试验政治与教育合一来推行民众学校的办法。与武清县政府合作，由其下令各村小学限期成立民校，指导教法由乡村民教馆负责，各民校补助费由县政府和乡村民教馆分别筹措。到1936年11月15日前后已成立民校30处，有学生500余人;1937年春季又在东庄等15个村庄筹设民校15处。③二是训练师资，于1937年3月21日招考民教师资18人（一说20人），3月29日开班训练，聘请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云亭等10余人按期到馆讲演，4月19日前训练结束，“即派往各民校任教”。④三是推广植棉事业，由正定华北农村生产建设试验场运来正脱十七号棉种2500斤，“已推销完竣”;由霸县运来棉种8万斤，“即贷给附近碱地业户试种”。⑤四是于1936年10月27—29日举办第五届农产展览会，展品有四乡农民送陈的农产品800余份，工艺品200余份，杨村士绅杜巨波送陈的昆虫标本200余份，河北省棉产改进会天津指导区、山西省立农业专科学校、北平市立农事试验场、河北省第一农事试验场、天津广智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河北保定第二师范学校、武清县农事试验场、保定农学院等农事机关送陈的工艺品和谷菽、瓜果300余份。⑥
综观这一时期尤其是胡勤业、王镜铭等人到任后杨村实验区的实践工作，可以清楚地看到，举办农产展览会、进行农事试验和农业推广、进行生计训练、实施合作教育（合作训练）等，大体能够体现民众教育“先富后教之宏旨”。与此同时，渐次成立合作社组织，积极推广植棉事业，以及利用临近京津两大城市的地缘优势与政府机构、高等院校、学术研究机构、其他民众教育机关等开展多方面合作，又体现出“因地，因时，因人，因事制宜”的一面。在此过程中，胡勤业、王镜铭等人提出的“以生计教育为中心”“以合作为中心”及其与乡村建设、民族复兴之间关系的认识等，得到了较好的贯彻，从而使杨村实验具有了一些不同于其他乡村建设实验的特征。
三、沟通城乡：
杨村实验的特征及启示意义
由于近代中国乡村建设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以乡村为本位（或重点）”，⑦因此1000多处大大小小的实（试）验区，绝大多数分布于县以下行政区域境内的村庄或集（市）镇，仅杨村实验区、清河社会试验区、辛庄乡村教育实验区、罗道庄农村建设实验区和青龙桥民众教育实验区等少数分布于临近大城市（而非中小城市或县城）的地区。同时临近北京和天津两大城市者，又仅有杨村实验区等。与同一时期梁漱溟等人在邹平、晏阳初等人在定县、卢作孚等人在北碚进行的乡村建设实验相比，杨村实验的规模和影响有较大差距，在思想认识和实践工作中也有轻视（而非忽视）读书、文艺教育等的一面，但由于具有独特的地缘优势，加之胡勤业、王镜铭等主事者的独到认识，杨村实验仍然呈现出不同于其他乡村建设实验的两个重要特征：
其一，胡勤业、王镜铭等人提出“以生计教育为中心”等主张，并将其付诸实践，使之成为完成乡村建设、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环节。在同时期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乡村建设实验中，定县的晏阳初提出乡村运动担负着“民族再造”的使命，“乡村建设”要进行文艺、生计、公民、卫生四大教育，采用学校式、家庭式、社会式三大方式;邹平的梁漱溟提出实现建设新社会和民族复兴必须走由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的乡村建设之路，强调将教育设施（乡学和村学）作为中心;卢作孚认为乡村建设的终极目标是建立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民主国家”，强调“建设应以经济为中心”。燕京大学清河社会试验区等北平近郊的四个实（试）验区“都是要教育民众、组织民众、改造社会、建设乡村、以复兴民族”，并各有其中心事业和机关。虽然这些实（试）验均比较重视生计教育和合作组织，并且梁漱溟等人亦曾提出将其置于中心地位，但较为系统地阐明二者与完成乡村建设、实现民族复兴之间的关系，并付诸实践者，就管见所及，仅有胡勤业、王镜铭等人。
其二，胡勤业、王镜铭等人利用杨村临近京津两大城市的地缘优势，大大拓展了城乡间合作与交流的广度和深度。就合作与交流的广度而言，据该馆大事记记载，仅1934年10月至1936年6月间，该馆与南开大学、河北省立工业学院、汇文中学、河北省立实验民众教育实验学校、天津市立民众教育馆以及燕京大学农场（作物改良试验场）等进行的交流活动即达10次以上。交流内容包括参观、谈话会、考察、讲学等。如1936年3月29日至31日，天津市立民众教育馆民众徒步旅行团一行13人前往参观。当晚河北省立乡村民教馆举行欢迎会，馆长胡勤业致欢迎辞并报告组织和工作概况，秘书和各部主任报告工作路线和各项工作情况;第二天参观了民教馆及柳河等村庄的国术会、农友读书会、合作社、表证农家等。3月30日天津中西女子中学参观团一行18人抵达杨村，在参观民教馆、游览杨村市之后，与天津市立民众教育馆民众徒步旅行团一起到大顿邱、大张庄、小张庄、保稼营等村参观，并进行家庭访问;30日晚在民教馆举行谈话会，“男女旅行团员皆行参加，讨论乡村问题，彼此交换办理民众教育工作的意見”;31日早晨又到下米庄参观河北省立乡村民教馆与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合办的家事教育实验区。①就合作与交流的深度而言，与燕京大学作物改良试验场的合作中订有合作简章六条，包括试验目的、试验材料、试验方法、试验报告及统计、良种繁殖、表证试验期限等;②与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合办的家事教育实验区商讨合办事宜，筹备家事教育实验区和举行开幕典礼，合作内容包括幼稚园、短期小学、妇女民校、职业补习学校及各种短期讲习会（保育、助产、家事、看护）、俭道会、主妇会、少女会、体育会、读书会、农忙托儿所、传习处等。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些合作和交流属于城乡交流的范畴，在其他乡村建设实验中并不多见。
以上两个重要特征，使杨村实验在近代中国乡村建设实验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从城乡关系视域对其进行研究、思考和总结，不仅有助于丰富关于近代中国乡村建设的认识，而且对当代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正如有研究者指出，20世纪30年代乡村危机发生的深层致因，是近代以来城乡背离化发展的历史进程。③在这一历史大背景下，乡村建设实验的主事者们在思考乡村建设问题时，对城乡关系问题也有较多关注。例如，卢作孚强调：“政治上最后的问题是全国的问题，他的基础却在乡村”;“乡村教育如果不发达，不但是乡村问题，而且变为城市问题了”;“城市的商品，虽大多数是经过工业制造来的，虽大多数的工业都在城市里，原料却来自乡村。”梁漱溟也指出：“新中国建设之前途，乡村与都市是互相沟通的、配合的，不是矛盾的，工业与农业是结合的”，“我们讲从乡村入手，并不是不要都市……乡村越发达，都市也越发达。”然而，由于邹平、定县等距离大城市相对较远，因此实验区与大城市（而非中小城市或县城）中的政府机关、高等院校、学术机构等的合作与交流会受到诸多限制。北碚虽然距重庆不远，但实验区与重庆间的交流多不见记载。于是杨村实验中的城乡交流与合作便颇具参考价值。就此而言，本文关于杨村实验及其意义的思考和总结，将有助于丰富近代中国乡村建设的认识。
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经过70年的较快发展，城乡背离化发展的趋势已有所改观，但尚未发生根本性的逆转。因此，在新近提出的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等发展战略中，城乡融合发展仍是一项重要内容。在此过程中，临近大城市市区的村镇在加强与城市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企业合作，加快城乡间产业融合发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承接城市功能外溢等方面具有许多优势，从而能够在加快自身发展的同时，对周边村镇的发展形成辐射和示范效应。就此而言，本文关于杨村实验及其意义的思考和总结，对于当代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尤其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化社会组织的作用、加强城乡合作与交流、形成城乡协同发展等方面，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作者简介】安宝，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和四川大学中国史博士后流动站联合培养博士后、天津医科大学副教授、天津市高校习近平新時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联盟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社会史和抗战史。
熊亚平，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暨天津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华北区域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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