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人性的证明》的艺术特色与文化隐喻
逯春晓
【摘 要】《人证》兼采日式推理和美式警匪之长,在惊心动魄的探案过程不乏深重的思考。影片剧情冲突具有俄狄浦斯式的悲剧色彩,始作俑者却是女性。作为一部20世纪70年代的电影作品,画质、演员、叙事方式有着迥然不同的风格,影片开头的模特秀采用含蓄委婉的叙事手法娓娓道来,影片的二战历史背景是事情发生的具体原因,叙述故事剖析出战争的残酷以及对民众的迫害,战争带来了不可磨灭的伤痛。
【关键词】推理小说;叙事策略;人物形象;文化隐喻
中图分类号:J905 ? 文献标志码:A? ? ? ? ? ? ? 文章编号:1007-0125(2019)29-0102-02
《人性的证明》以下简称《人证》(佐藤纯弥,1977),改编自日本著名推理小说家森村诚一的同名作品,影片以大都会中的蹊跷命案开局,讲述八杉恭子与黑人儿子之间哀婉动人的故事。日本有广泛的推理小说和刑侦小说基础,大正至昭和年代更是涌现大批杰出的侦探小说家。值得一提的是,此时我国正处于新文化运动的鼎盛时期,两国文学交相辉映,相互滋养,实乃世界文坛一大盛世。著名的作家如谷崎润一郎、芥川龙之介、江户川乱步,笔下亦有诸多已成为推理小说原型人物的侦探英雄,如明治小五郎、金田一耕助,以及《人证》的主角之一的栋居。
一、剧情及叙事策略
作为一部70年代的电影作品,画质、演员、叙事方式有着迥然不同的风格,影片开头的模特秀采用含蓄委婉的叙事手法娓娓道来,影片的二战历史背景是事情發生的具体原因,叙述故事剖析出战争的残酷以及对民众的迫害,战争带来两人不可磨灭的伤痛。影片中的栋居警官,由享有盛名(“英年早逝”的代表之一)的松田优作饰演,极好地还原了原作中冷酷、孤僻、智慧的探侦英雄的形象。八杉恭子出身于演艺世家,杀父之仇、人心本性的纠缠,在两人的较量中走向白热化,也将电影推向高潮。雷雨夜中恭子恭平母子二人对话,十足地展现了演员的演技和人性本色。一面是恭平的自负、单纯、渴望救赎,一面是恭子的现实、残忍,以及实际十分痛苦的内心和对儿子超越一切的爱。人生在世,生存尚且需要费尽心力,大家各有各的苦楚,活着都不容易。独特的社会背景下,人的命运轨迹与大时代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通过时代的镜像话语得以淋漓尽致的表达。在影像的视听呈现中,是对整个国家、民族和个体生命的赞歌。
影片的造型形式也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比如曲折回环的情节,是日本推理小说的特长。影片反复使用插叙手法,蓝调的回忆镜头,深入刻画栋居和恭子的人物形象,使得矛盾更为突出。矛盾和冲突是故事的灵魂,《人证》中的矛盾冲突不仅体现在栋居和恭子的猫鼠游戏间,更体现在两人的利益和立场的不同中。众所周知,森村诚一是坚定的左派文学家,对二战时日本罪行持批判态度,栋居就是观点的化身。《人证》的悲剧根源于二战时美国对日本的侵略,除了表达对战争的反感,森村诚一甚至借由栋居这一日本人之口道出了对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的不齿,实质上是在讽刺美帝国主义对其他种族人民的一切不公平待遇。通过影像对社会的讽刺,对政治的隐喻和对人物悲惨命运的展现,影片整体上被赋予了一种人道主义精神的人文关怀。
二、典型形象的塑造
在一部影片中,典型人物和典型的环境,包括社会环境和文艺环境等等,都具有一种符号化的象征意义。栋居作为小说和电影的主角,是日式推理小说中“不屈不挠的侦探”的典型。案件一次次陷入胶着,总是栋居的行动使得剧情得以推进,其“不惜一切也要找出真相”的信条更是被侦探小说中的大侦探奉为圭臬。在他们看来,真相永远比找出凶手、给予审判重要。极为相似的人物,首先想到的是《白夜行》中的笹垣润三,多年之后专案组都解散了、人都退休了,还在追查,最后找到真相,奈何亮司(恭子)已经不在人世。侧重于侦探和当事人而非案件本身,是日式推理小说的特色,日本推理小说家也常用细节描写、心理描写、群像等手法塑造人物,引导读者进行伦理的思考。对于导演来说,镜头无异于稿纸,对原作还原和自身理解同样重要,佐藤纯弥不仅有这样的功力,还善于把控整个片场,使演员如同复活的书中人,栩栩如生。原著改编电影往往都不是导演或作家一人的功劳,最后的成片也总能体现两人的融合。从技术层面来讲,影片多用近景跟拍和人物特写,这有助于突出角色心理,制造刑侦题材影视特有的紧迫感——正邪双方交锋才是影片真正的看点。整体偏向阴暗的灯光和布景也给影片的氛围笼罩上一层薄雾,观众在沉浸其中的同时,流露出浓厚的年代感。
三、视觉形象的文化隐喻
视觉形象往往与剧情的表达紧密联系,二者相互相容,互为镜像,共同建构着影像的中心主题寓意和导演创作的意图。同时,影像的视觉形象也就有深厚的文化隐喻,是对社会具体语境的反映和写照。《人证》兼采日式推理和美式警匪之长,在惊心动魄的探案过程不乏深重的思考。影片剧情冲突具有俄狄浦斯式的悲剧色彩,始作俑者却是女性。作家想要建立一个亦正亦邪的反派角色,八杉恭子自立自强,创造了自己服装帝国;却陷入思维定式,让她成为心狠手辣、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蛇蝎毒妇,还将其捆绑在儿子身上,令下一代的幸福成为她人生的唯一指望。其实这种信念也是有其矛盾之处的,因为焦尼也是她的亲生儿子,她却下得狠心。在恭子的心目中,焦尼不是儿子,而是那段无论如何都想逃避的过去,是她想连同栋居一同抹消的存在。恭子一面是独立甚至强势的新时代女性,这一点不论是在原著小说还是在电影和电视剧中都如此,一面却是依赖下一代的传统型家长,始终没有超脱“女性”这一身份的藩篱。这早已不是作家的狭隘,恭子俨然当今众多所谓“女强人”的化身,然而这样的女性在哪个时代都不少见。乔山中(美裔日本人,片中饰演焦尼)在片中唱过的《草帽歌》,原是战前的日本童谣诗人西条八十的代表作之一。全诗以“草帽“为线索,用儿童对母亲倾诉的口吻,缓缓诉出对母亲的思念;诗中的“母亲”亦不知是否还在身边,就如恭子之于焦尼,是可望而不可即,而焦尼的结局不应仅仅归咎于恭子对其的放弃。母亲赠予的草帽,寄托了孩子对母亲的思念。《草帽歌》是焦尼命运写照,草帽最终也没再回到小主人手中,而焦尼的生命,也如同诗中的草帽,最终坠落谷底。
故事反转出乎意料,一个日本母亲为了掩盖过去,杀了她的黑人儿子。故事比较重要的叙事副线就是母亲的日本儿子,因飙车撞死了人,逃到纽约,最终被白人警察杀害。同样是日本母亲和儿子作为事件的主要人物,结果却截然不同。母亲为了不暴露曾经的屈辱经历、高贵的地位以及完整的家庭,面对满眼信任依恋的儿子。一个不远万里从纽约来到日本与她相认的,如此深爱着她的儿子。满怀希望,满怀憧憬,张开臂膀,满心满意想给她拥抱的儿子,却惨遭杀害。而对待另一个儿子,这位母亲不仅可以原谅他所犯下的罪过,甚至为让自己孩子活下去想方设法地铺设后路,最终把儿子送到纽约避难。一个儿子被抛弃,一个儿子被包庇。母亲的人格看似矛盾复杂,却只是人性真实的暴露。一开始她为名利地位而抛弃儿子,是更爱自己胜过儿子。杀死黑人儿子不仅是因为他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最后两个儿子都身殒,她才追悔莫及。其中一个被她亲手杀害,另一个被送到纽约之后,也不免身死的结局,所以她才会发疯、崩溃、绝望。
四、结语
影片的表述形式如细节、配乐、演员的演绎方式都让人产生强烈共情,母亲从开始的呆愣、茫然、无措,到随着剧情陈述的推进,她的情绪愈发强烈,她却一次又一次地压抑着。最后,她没有歇斯底里,仅仅是绝望地流下两行清泪。咬碎牙齿,撕破嘴角,和着血和泪咽下也要强忍下的痛苦,令人心悸痛心。电影最后,母亲选择了自绝于山崖,以命赎罪,可以说是悲剧中留下了暖心的印记。影片并没有展现出母亲自尽的场景,而是追寻着草帽飘落终止,也许用一种温柔的叙述才能稍稍抚慰悲痛的创痕吧。整体来说,影片在一种视觉寓言中展现了一场酣畅淋漓的人伦悲剧,这也是独特的大时代背景下,小人物命运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