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十六国河西地区壁画墓出行题材的类型与演变研究
摘 要：甘肃河西走廊魏晋十六国壁画墓具备明显的地域特征与文化风貌，题材丰富、数量众多的墓室壁画与壁画砖反映了河西地区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文章基于壁画墓出土的出行题材图像资料，结合相关考古资料，探讨河西地区魏晋十六国壁画墓出行图像的类型与演变。
关键词：魏晋十六国;河西;壁画墓;出行;演变
基金项目：本文系甘肃省教育厅高等学校研究项目“河西魏晋壁画墓宴饮、出行题材的类型与演变研究”（2017A-082）研究成果。
河西走廊因位于黄河以西而得名，是中原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道。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逐步深入，河西走廊从东到西在以武威、张掖、酒泉和嘉峪关、敦煌为中心的四个区域内，发现汉代至魏晋十六国时期的壁画墓58座，在历经百年的时间长河中，墓室壁画与壁画砖其形制和壁画内容再现了河西地区人们的风土人情、生活生产和礼仪文化。中国封建社会历来重视礼仪文化，尤其是对出行有着严格的规制，河西魏晋壁画墓以百姓生活为主题的壁画砖反映了大量的生产生活真实状态，为探究魏晋河西地区出行文化提供依据。早在商周晚期我国就出现了车马形象的岩画、甲骨文以及车马坑的车马遗骸[1]，商代时期的车马埋葬制度衰弱，春秋战国以来绘于器物之上的车马出行图开始在墓葬壁画中出现，表达墓主对死后生活的期望。1973年咸阳3号宫殿建筑遗址出土了目前最早的宫殿建筑成组长卷壁画《车马出行图》[2]。西汉以后壁画墓兴起，目前考古资料显示河南永城柿园汉墓[3]为最早的壁画墓，但是此墓壁画中没有出现出行题材，直到东汉时期出行题材才在壁画墓中广泛出现，魏晋南北朝时期出行图像在壁画墓中开始逐渐减少，河西地区作为汉文化的承传地，很好地保留这一传统并呈现地域特征。
1944年敦煌翟宗盈墓发现后，夏鼐在《敦煌考古漫记》将此墓定为东汉晚期至晋初期。20世纪70年代至今，考古发现范围不断扩大，魏晋南北朝时期壁画墓分布从最初的酒泉、嘉峪关、敦煌扩大到高台、民乐、永昌、武威、瓜州等地，遍及整个河西走廊。出行侧重于与礼仪密切相关的表演活动，这些日常生活的微观变化和潮流，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制度、思维方式，甚至是精神气质。通过对壁画中出行仪仗的规模和墓主的冠服特点与文献对照分析，考古工作者认为，壁画墓的墓主身份均为当地的世家豪族。图像是美术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挖掘图像从产生到流变乃至消失背后所蕴含的社会思想是美术史图像研究的重要方式和目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格局长期处在分裂状态，各区域文化间具有相对较强的主导地位，墓葬图像更加强调时代性和地域性，从而使得艺术取向更加多元化并相互影响。汉代墓葬艺术对河西魏晋墓葬艺术具有渊源性的意义，图像承袭汉制同时也有新的变化和突破。魏晋时期中原地区壁画墓出现较少，相反在河西乃至新疆阿斯塔那、哈拉和卓等地区保留较多。这一时期的壁画墓，艺术表现简略粗率，题材与内容基本一致。河西魏晋十六国墓室壁画墓分布在武威以西至敦煌及其以东的大片区域内。出行题材不见于敦煌地区，只在酒泉、嘉峪关、高台常见。敦煌地区魏晋墓葬少见牛车、马车、牛马明器，基本不见车马出行题材的砖画、壁画，但在隋唐石窟寺壁画中却常见恢弘铺张的车马出行题材[4]。郭永利认为：“魏晋时期河西地区壁画墓出行图承传汉代墓葬体系，并逐渐形成以小幅砖画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地域特点。”[5]
仪卫出行图像有相对固定的格局程式，是指墓葬中有关侍卫、仪仗、出游的图像，多采用横带式构图，以车乘、骑吏、步卒为主，车辆是出行队伍的主体和中心，墓主人一般出现出行队列中的主车之上[6]。太原王家峰北齐徐显秀墓的仪卫出行图像（图1），墓室西壁有鞍马图，与之相对东壁还绘制有大场面的牛车图。仪卫出行图在河西魏晋壁画墓中出现次数不如汉末频繁，河西地区汉代墓葬反映出行的材料多集中在张掖、武威一带，表现形式主要为木质、铜质、陶质等随葬车马明器。表现出行、仪仗的墓室壁画砖、壁画[7]没有中原汉墓出行图像那么复杂的布局。汉代的出行图主要是通过车辆与骑从的组合来表现出行的宏大场面，车辆的多少决定墓主的身份，魏晋河西地区出行图像骑从成为出行画面的突出主题，出行图像中大量的车辆在这里消失了。武威雷台西晋墓出土“铜质车马仪仗俑”是河西走廊西晋时期出行遗存的突出代表。嘉峪关魏晋3号墓出行图最前面有手持矟的士卒骑马前行，之后是两队导骑，导骑之后是墓主人持缰前驱，后有从骑四排十三骑，随后又是从骑四排十四骑。这些车马图像多根据礼仪的需要平行组合分布在墓壁上，其中的每个图像都被安置在同一个平面内，图像之间几乎没有相互叠压的关系，整个出行图展示的是一个二维的平面空间，河西魏晋墓仪卫出行图中出现的幢、幡、旄、鼗等仪仗也是汉墓中未曾出现的。
这一时段的仪仗出行圖像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仪仗出行图以牛车为中心。河西地区出行图中马车与牛车共存，车的样式众多，马与牛两种畜力同时存在，马、牛、车是出行题材中不可缺少的元素。牛车最早在夏商时期就出现，经历了秦汉的发展到魏晋时期发展到了顶峰，牛车在河西地区的嘉峪关新城4、5、6号墓、甘肃酒泉西沟魏晋墓、佛爷庙湾西晋壁画墓等都有大量出现，嘉峪关7号墓在一个壁面上的牛车有七乘之多，在汉墓中还未曾出现这种现象，这一切可以说明当时乘牛车出行、赶牛车劳作是平民百姓最常见的交通方式，牛车有可能被当成财富的象征。二是与牛车相比较，马车数量明显较少，马车往往出现于极少数较大型的墓葬中，河西地区作为边塞要地，这类墓主人多为武将，同时也反映出马车是上层社会的出行工具，壁画描绘多为纯粹的骑马出行，没有车乘。同期出土做工精细、栩栩如生的木马、铜马，如武威磨嘴子墓M6、酒泉孙家石滩墓M2、高台骆驼城地区出土绘彩木马，酒泉西沟村M5出土铜马。这些精致的木马、铜马是上层社会的出行工具，也是墓主人身份等级的象征。与此同时，马匹在冷兵器时代是重要的军事物资，马匹的使用有严格的限制，如嘉峪关M5驿传图、嘉峪关M3出行仪仗图说明马匹在政治与军事交通中发挥重要作用。三是墓主出游、狩猎的场景，画面表现了相对先进与悠闲的生活状态。魏晋十六国时期的河西走廊民族众多，鲜卑族南下占领河西地区注入游牧狩猎文化，因此河西地区墓主人骑马狩猎图像较多见。
河西地区图像图形的演变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出行图像表现方式分为两种，一种是嘉峪关新城M3、M5出现的壁画面积较大的全景式出行图，另一种是嘉峪关M6、M7、高台苦水M1出现的多个壁画砖面连续式出行图，可以看出构图发展由全景式到多画面连续式构图，出行图中人物密布的杂乱之感顿失，出行人物少，更能表现人物的外在特征，画与画之间的连续性凸显出行的仪式感。二是出行工具骆驼的使用更加广泛，早在汉代悬泉置遗址就已发现骆驼骨骼，魏晋时期张掖、嘉峪关果园新城墓群出土绘有骆驼的画像砖以及骆驼与牵驼人画像砖，但出土数量远不及牛、马。三是表现技法上墓葬结构基本以墓道左右对称，壁画多表现为一砖一画的形态。从单幅砖画来看，与汉末的墓室壁画相比，这一区域的人物图像的场景画面变小，绘制也比较草率，缺乏中原地区圆劲的线条，表现技法主要是勾勒后大色块平涂与点染，渲染成分减少。壁画墓出行图像各个图像之间形成相对固定的对应关系（图2），各部分图像之间形成较为完整的礼仪性内在逻辑。四是表现内容上墓葬绘画的礼仪性减少，生活化气息增加。汉末墓葬中颇具特色的墓主出行图像在整个墓葬中所占的面积明显减小，有关生产生活题材的人物图像的数量在墓葬中明显增多，成为墓葬绘画的主体。
河西走廊作为丝绸之路联通西域及中原的孔道，一直备受历代王朝的重视，河西地区丰富的壁画墓考古资料和文献材料为观察河西地区魏晋十六国时期的交通出行提供了良好的研究基础。河西多元文化的交汇与融合，与建安以来文艺各领域的变革与创作形成审美文化，墓室壁画、壁画砖中出行图像在具体的表现形式以及方法上孕育着新的变化。揭示其继承中原汉墓艺术形成的文化渊源与范本，中原与外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在魏晋墓出行题材的类型与演变的过程中，相互影响，发展变化，并形成了新的墓葬形制特点。
参考文献：
[1][2]刘祥辉.车马出行图像的早期历史考察[J]美术研究，2015（2）：23，31.
[3]郑岩.关于墓葬壁画起源问题的思考：以河南永城柿园汉墓为中心[J].故宮博物院院刊，2005（3）：21.
[4][7]张期.河西汉唐时期交通工具的考古学观察[D].西北大学，2015.
[5]郭永利.河西魏晋十六国壁画墓宴饮、出行图的类型及其演变研究[J].考古与文物，2008（3）：67.
[6]郑岩.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58.
作者简介：
冯丽娟，任职于河西学院美术学院副教授，西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美术学在读博士。研究方向：河西走廊墓葬壁画与石窟壁画艺术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