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电影史的新发现与新探讨
陈山+周斌+张燕 康宁
陈 山：
英雄的本色：成龙与史泰龙银幕形象比较研究
现在中国电影工业、电影市场都兴起了，有一个现象就是港台电影在华语电影大的艺术共同体下，成为中国内地一个活跃的因素。现在我们所研究的香港电影，本身具有一定的泛电影文化，它有很多香港电影的元素以及其他因素正在融合。香港电影人在内地活跃的情形，有三类：第一类，林超贤，完全按照内地的电影观念和框架进行创作。林超贤最近拍了《红海行动》，这部影片肯定会有高票房，影片本身就是一群香港人在与内地体制进行对话，怎么能够利用他们原来的长处跟我们的体制结合，成为中国内地的导演；第二类，徐克和成龙，在20世纪80年代就形成了鲜明的艺术特色，随后带着香港资源进入了内地，跟内地的体制磨合进行创作；第三类，王家卫，他是香港的文艺片导演，他也在磨合，除了带着原有的资源进入内地市场，也要考虑到文艺片怎么融合到大陆电影中。
今天我讲的内容，是从成龙来分析。现在香港电影研究和中国电影研究一样，表面上原来学术初创时期的融合、描述性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电影除了大数据，还有一些更深入的内容。目前一些年轻的学者也逐渐兴起，他们学过电影史，研究深入到内在的结构体系，探索出新的研究角度。我讲香港电影史的时候，其中一个专题，就是“成龙和史泰龙银幕形象的比较”。成龙和史泰龙都是同时期的一代人，他们具有可比性，二人所以能够成为顶级明星，有他们自身的优点都是以塑造银幕的英雄形象，树立在影坛上的资源和发展的可能性。当然，成龙和史泰龙有不同之处，第一史泰龙的成长经历很曲折，是个人奋斗而成功的，即“爆发式”。他以前写过剧本，做过各方面的事情，但通过一系列片子成为一颗影坛新星，这是个人奋斗的结果。成龙的创业特别艰苦，他唯一的资源就是学京戏成为七小福，要想通过功夫的方式登上影坛非常难。成龙是一个因势利导的“中国英雄”，他的奋斗是一个利用社会资源和民间因素所创造出来的结果。他通过这两个元素，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定位。所以中国文化精神的发扬光大，在现代社会里是创造运用的结果。
通过史泰龙和成龙的英雄形象比较分析，可以了解一部分香港演员是带着怎样的香港资源来融入华语电影共同体的。在我们体制电影的框架下，要让他们融入到华语电影体系中，但像成龙和徐克、杜琪峰这样本身已经带有很强烈的香港特点的导演，他们已经形成自己的艺术美学、文化精神以及特色，应该既要保持他们的特点，又要让他们的特点融入，使得中国电影能够变成一个多元的存在。
周 斌：
香港电影批评对电影创作的引导与推动——以抗战时期香港《华商报》影评为例
在香港电影发展的历史阶段，电影批评不同程度地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特别在某些特定的历史阶段，电影批评的作用更加显著。这里，仅仅以香港抗战时期《华商报》发表的一系列影评文章为例，来论述香港电影批评对电影创作的引导推动和影响作用。《华商报》影评文章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第一，大多数电影评论文章可以及时关注创作现实，观点鲜明，文风锐利。比如国防电影的创作，是当时电影界和理论实践非常重视的问题，《华商报》曾经发表了谭友六等人的文章，他们对国防电影进行比较总结。既关注影片的思想内容，也重视影片创作的质量和制作水平，乃至于商业利润，同时倡导以严谨刻苦的精神，从事创作和制作，并反对粗制滥造的口号式的作品，这种主张对国防电影的创作和制作产生了正确的引导和推动作用。
第二，能够关注电影界的动向和电影创作制作以及放映所处的生态环境，及时地揭露和评论各种问题现象，比如针对日本帝国主义提出收买华南电影业的尹某，《华商报》发表过多篇文章进行有力的揭露和斗争，在《华商报》揭露下，使日本帝国主义妄想利用香港的有利条件为其服务的阴谋破产。针对反法西斯的现象，《华商报》发表了文章，对这种现象进行一针见血的批评。
第三，中国电影批评给电影创作者和观众以积极的引导和启发，也是《华商报》所提倡的，在这一期间的影评文章中，涉及到比如建设进步电影的任务中，提出当时的电影制片创作的方向性问题。
第四，对于国产新片予以及时的评介，扩大影片影响，这也是《华商报》电影评论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评论的发表，对推动进步电影的创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第五，《华商报》的电影评论还关注和评介苏联电影的创作状况和一些有代表性的影片，曾经先后发表过《苏联影视杂技》《苏联电影中的新创造和新制作》《苏联的电影艺术》等一系列的文章，同时还对苏联电影高尔基的《童年》发表过许多具体的评价文章，这些影评文章充分表现《华商报》的作者队伍对苏联电影艺术的重视。
从以上五个方面可以看出，《华商报》作为该时期进步影评的一个主要阵地，无论是对于当时电影批评的建设，还是对电影创作和电影观众的引导，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前，香港约有电影制片公司50多家，创作的影片都是粤语片，大部分注重娱乐性和商业性，思想内容比较庸俗，而1941年以《华商报》为主的活跃电影批评作为当时一种舆论导向和斗争武器，不仅及时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收买香港影业的业务，大力倡导国防电影的创作拍摄，而且积极评介和推荐了一批思想内容较好、艺术质量较高的成功电影制作，同时还不断介绍苏联电影的创作情况及其成就的经验，从而对香港进步电影的创作发挥了积极有效的推动作用，使香港电影的创作在这一年度发生了很多可喜的变化。
通过电影批评的推动和进步电影工作者的不懈努力，1941年，抗战电影的创作有了明显的拓展，不仅出现了《小老虎》《民主的吼声》《烽火故乡》等一批成功的抗战粤语片，还拍摄了一些系列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动画片，这些影片从不同角度采取多种形式和手段，较好地表达了全面抗战的主题，不仅适应了抗战形式的发展和观众对电影的新需求，而且艺术质量也有了明显的提高。这一时期，香港粤语片创作方向地转变和抗战题材国语片的拍摄，既是南下香港的电影人不懈努力坚持斗争的结果，也是香港進步电影批评积极倡导电影创作为抗战鼓舞，并不断的批评电影界落后倒退的结果。1941年《华商报》发表的影评文章具有代表性，作用和成就已经被记载在香港电影发展史上。
今天，我们应该很好地梳理和总结香港电影理论批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历史传统及其经验教训，探讨香港电影理论批评和电影创作电影产业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与内地电影传统的关系，这也是我们今天建构有中国特色电影理论批评体系的一种需要。
张 燕：
大片厂制度对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的影响
2017年伊始，因缘际会，笔者在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电影制作总监黄家禧先生的热情安排下，有机会走近凌波、姜大卫、唐佳、邵音音等10多位邵氏影人。走进清水湾的邵氏片厂旧址，“SB”标志的邵氏大楼和现存的影棚、宿舍、餐厅等片厂建筑，粗略直观地勾勒出昔日邵氏电影王国样貌，我们对之前史料记载的邵氏大片厂和电影制作模式有了更真切具体的认识。我的研究希望以此次邵氏影人口述历史作为最新补充，重新审视大片厂制度对邵氏公司的发展影响。
1958年邵逸夫先生到香港成立邵氏兄弟电影公司，1961年九龙清水湾片厂落成，随后邵氏片厂继续第二阶段的拓展建设，至1965年“片厂面积达200万平方尺，建有隔音摄影棚16间，置景场18个，3栋办公大楼及彩色冲印厂，还有4栋员工宿舍及各种技术室”，成为当时亚洲最大、最先进的现代化制片厂。邵氏大片厂的建成，从表面来看，摄影棚、彩色洗印厂等电影制作的各项硬件、技术的大幅提升，解决了邵氏父子时期制片条件简陋、传统手工作坊式的生产困境，使得原本停滞的小规模电影生产可以进入到分工细致的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阶段。但从深层内里来看，邵氏大片厂的建成直接撬动了邵氏公司最根本的运作理念、产业模式，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一）运作理念：强调重视电影制作。首先，强调电影制作为第一要务邵逸夫敢于投入高额成本生产电影，如此大手笔投入电影制作，才真正确保了黄梅调、动作片、文艺片、歌舞片、喜剧片等多元类型的开发创新与潮流引领，打造出“邵氏出品、必属佳片”的金字招牌。其次，亲历严控电影制作质量。作为老板的邵逸夫每天紧盯大片厂运营和电影生产制作的详细状况，真正从导演水准和创作品质这些关键环节入手，亲自严加把关邵氏电影质量。
（二）产业模式：“垂直整合”与先后以宣传部、制片部为中枢。早在1959年，邵逸夫在片厂建设的初期就在报纸媒体上广发求贤广告。除了大批引进编、导、演等精英人才之外，邵逸夫最重要的举措是重金礼聘就职于美国新闻处香港分处的邹文怀，请他出任“邵氏兄弟”宣传部主任。有了邹文怀的鼎力襄助，邵逸夫借鉴好莱坞电影片厂制度，擅用各色人才，引入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不仅成功搭建起严谨细致的工业化生产链条，全面高效地统筹运营各个生产环节。邵逸夫实行了诸多制片改革，加强了电影生产的制度化和集中制管理，着重将制片业务集中，根据不同时期主导人才的不同，确定了邵氏大片厂的中枢机构先后是宣传部、制片部。为了维持邵氏院线每年所需的片源，邵氏制片部门必须安排编剧、导演、演员等抓紧时间密集地拍戏，以李翰祥、张彻等导演为中心搭建团队，推进类型生产、明星订制和品牌化生产，努力争取提升产量，尽可能实现影片质与量的最大化共赢。为了配合世界各地市场的不同需求，邵氏片厂的电影生产、以及后续的电影发行也自觉地差异化推进。邵氏有自己的发行宣传力量和院线资源，从而完全形成了“制-发-放”一体化、产业自给自足的垂直整合模式。
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初，香港电影发展面临着内外因素的多重冲击：一是1967年香港无线电视台开播，并适时免费播出电影，观众流失明显，观影人数减少了近一半；二是随之带来了香港电影业制片量的明显减少，尤其是粤语电影的衰落，并连锁引发票房收益减少等反应；三是1970年嘉禾公司借鉴好莱坞新经验，开始实施弹性开放的独立制片制度。在此新形势下，邵氏维持大片厂制度下的垂直整合模式，一手包办制作、发行、放映等电影产业链环节，尽管自给自足能保证高效生产，但因需要一力承担编、导、演、摄、美等所有工作人员的经费，运营成本比较昂贵，要始终维持绝非易事。日积月累，体制、人才、创作等多方面的问题显现出来：
（一）体制保守：明星制僵化，大片厂渐成包袱。邵氏明星薪酬有多种分类与合理的弹性空间，但相对于明星唯为邵氏创造的商业利润和外埠市场号召力来说，落差还是非常大。加上当时很多香港电影公司都愿意以数倍高额薪酬来礼聘邵氏的明星与导演，等到与邵氏合约一满，明星提出的加薪和红利的要求不能得到满足时，明星就会选择不再续约，出走创业或加盟其他公司。
（二）人才管理：用人制衡、创作自由度因人而异。邵逸夫在用人方面始终内嵌着知人善用、倚重但又制衡的原则，一直是 “头等人才、特等权力、三等职务”的典型思路。1969年，邵逸夫“红颜知已”方逸华的加盟与逐渐掌权，进一步架空了邹文怀，从而引发了极大的震动，邹文怀带领何冠昌等团队脱离邵氏创立嘉禾公司，逐渐发展成为邵氏的强劲对手。
随着20世纪70年代嘉禾公司的蓬勃崛起和80年代初新艺城等独立公司的冒起，邵氏大片厂制度越来越脱离香港电影生产的现实，电影美学在重复的类型生产中停滞，制片业务大大缩减，发行、院线等也逐步减少，邵氏走向必然的衰落。但究其本质，邵氏大片厂制度脱离香港社会现实，邵氏电影的文化意识错位与落后，才是邵氏衰败的最根本原因。
康 宁：
冷战期右派电影批评的文化角色——以《中国学生周报》为例
我把冷战期一个影响比较大的《中国学生周报》作为讨论的对象，它是一个右派的电子刊物，我尝试去说右派的电影刊物对当时的香港电影起到什么样的推动作用。冷战时期香港是什么样的状态，因为香港处于瞭望台是海峡两岸三地的共同空间，也是政治文化的空间，不受国家的控制。出现了很多左派电影公司和有明显意识形态倾向的右派电影公司，在伴随电影公司一批一批的出现，也出现了相应的电影批评。虽然左派右派的争夺是非常的风云变幻，出现了對峙和对抗，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左派影人和右派影人没有很明显的划分，还是有很多的关系和联系，他们有一个共通的论调：电影是为人生服务的，但区别在于什么才是“美好的人生”。
《中国学生周报》在当时扮演了什么样的文化角色，其实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右派阵地。主体上而言，当时香港变成了一个主体，是一个存在着人口经济的导向，香港变成土生土长的香港本地人的地方，这时候生活区域稳定告别战乱以后，就开始尝试思考应该如何生活，并追寻自己的身份，《中国学生周报》是中学生自己参与的板块，所以开辟新一代的香港电影批评和香港电影文化，呼应香港本土意识的建构，也把香港电影文字一代变成影像一代做了文化转型，同时也正式开始了具有本土意识香港本土的传统，也是为香港本土影评生根。
《中国学生周报》1952年创刊，1974年评刊，22年发行了1182期，是跟友联出版社。1949年有一些大陆的年轻人到了香港，意识形态反对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上是不正确的，即使是知道，但是要清醒地看到，它不仅是一个政治刊物，还是一个娱乐性的刊物，而且它接近主要对象是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还有儿童，所以最有特色，并且最有成效的地方，是从思想和文化上多方面体察和接近年轻人，态度非常热切亲切，特别看中年轻人爱好的流行艺术和娱乐，所以当时它的电影版非常受欢迎。
它有三个主要发展阶段：第一，創刊制作的报道和宣传的花絮，还有不定期的短评，和娱乐版分别能力不大，1961年开始改版加强了知识性舆论性，请主要的专家撰写影评专栏，年轻人开设了影评专栏。1962年开始强调西方影评的潮流，对评论趋于严格，推介现代艺术，对港台电影形态提出不少的批评，高举现在的旗帜评价电影、人生、旁及社会，电影变成他们认识朋友，认识人生的途径。中期在1964年和1969年，一大批之后成为电影评论家的年轻人成为了中国学生周报的主力，借助西方的方法论评估和审视，重新关注了华语电影，欣赏推动新生力量。到后期1966到1970年，关于粤语影片的评论工作，受到了欧美作家的影响，比较重视一系列影评导演风格的形成，艺术创作的历史。要言之，仍然是以影片为对象，最后是香港本土意识的萌芽。尽管有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但是它不是政治刊物，而是一份文化刊物。22年，它在思想文化上的影响是更大的，比较长期的潜移默化，不管是对于香港电影还是对香港电影批评的影响都是更广泛的，是以广大的大众学生和读者群为对象，推崇西方的教育和体制的优越性，描绘西方印象先进印象，不可否认表面还是以文艺为主大量的刊登了热爱电影作者们的来稿，这是影视和影迷们发表自己观点的阵地，在青年群体中普及了电影、摄影、戏剧等文艺相关知识，培养出一批四五十年代本地的知识分子。
电影的本体自觉，倾向于电影艺术观和电影美学观，宣称只有一个信奉的目标，只是用电影的语言去解释这些电影，举一个例子，1963年写的把电影看作是一种视觉艺术来欣赏，懂和不懂都放在一边，我们有容纳异己的雅量。不管本土自觉还是香港本土的自觉和从整个理论化国族主义到香港主要建构都体现了特征，所以回看意识形态上即使有问题，是一个右派的刊物，但它在这个阶段扮演了非常重要的文化角色，因为它尝试把西方的自由主义现代主义去坚持中国人的传统本位，并且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交织中，与几种力量发生碰撞和争执，引进了西方和现代电影思潮，不是像左派引进了很多苏联的理论，在引进西方思潮的时候，形成了欣赏评论创作的活泼风气，现在看一些具体的文字里可能会有一些过分推崇或者是半生不熟的地方，但是启发了爱好电影的一代人，在艺术审美开创一个小小的天地，香港电影本土意识的出现是在70年代，就是五六十年代丰富繁盛甚至有些复杂的文化土壤里才能长出70年代那样的具有本土特色的香港电影的本土特征，所以从这里开始开启了香港电影本土风格形成新的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