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趋势与难题

【关键词】贸易自由化 ?贸易壁垒 ?保护贸易 ?自由贸易协定 ?关税
【中图分类号】F745 ? ? ? ? ? ? ? ? ? ? ? ? ? ?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20.001前言
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全球化浪潮，可以追溯到二战结束后不久世界经济体系的建立。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后来改为世界贸易组织）三大机构的设立和一系列的活动，都为后来的全球化浪潮打下了基础，奠定了根基。世界银行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国际货币的稳定，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WTO）降低关税的税率，都各自作出了贡献。
20世纪80年代，以生命科学为主导的新的科学技术革命，以及此后冷战结束所导致的国际关系的重组、电子通信和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为全球化提供了有力保障，其中中国的改革开放和高速发展为这次全球化浪潮注入了巨大活力。从80年代至今，中国从一个人均GDP为250～280美元的最低收入国家跃升为人均GDP接近10000美元的中等收入国家。由于人口规模很大，中国早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第一贸易大国，对世界经济和贸易发挥着巨大作用。同时，中国也享受到了全球化过程中的诸多好处和利益，包括加入WTO，也包括由WTO促进的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低关税。中国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带动了国内的经济发展，也为各国提供了发展机会。
中国既是全球化浪潮的受益者，也是推动者，因此有必要努力维护这种方向和趋势。尽管全球化从一开始就有反对的声音，而且这种声音也不是没有道理，但从世界发展的主流看，全球化更有利于各国的发展，而不是相反。虽然在全球化中会有不少国家和地区受到伤害，国家之间的差距也在拉大，但这并不是全球化本身的错误。与其他事物一样，全球化也不是十全十美的，也存在着各种问题，但这需要努力解决，使它更加完善，而不是反对和倒行逆施。
全球化的一个重要侧面是贸易自由化的趋势。在冷战结束后的世界，和平和发展是主旋律，各国都需要发展经济，而发展经济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作为保障。我们知道，发展经济除了各国内部的因素（如制度改革、促进教育、发展工业）促进之外，也需要外部的因素带动。一个开放的环境比封闭的环境要好，开放不仅扩大了市场，还能促进国内的制度变革。
本文强调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趋势不可阻挡，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解释它的好处和利益。同时，也讨论全球贸易自由化的问题和弊端，并提出解决的办法和策略。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趋势
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说，全球贸易自由化是发展的方向，也是大势所趋。理论上，自由贸易是成本最小、收益最大的方式。就国际贸易理论而言，贸易自由化或自由贸易永远都是福利最大化的，任何限制贸易的措施和政策都有损于本国，也有损于他国的福利最大化。实践上，几十年来各国都在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中获得了好处，全世界国际贸易的增长率长期超过世界经济的增长率。
国际贸易自由化的理论。不论是古典时期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还是近代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都解释了自由贸易的重要意义[1]。他们的主张奠定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也成为当今国际经济学教科书的经典。这些主张强调国际分工的重要性，各国应该依据自身的要素禀赋选擇出口什么和进口什么。按照当今的实际情况，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那就应该生产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如服装），换取资本密集型的产品（如机床）;发达国家则相反，它们的比较优势是资本和技术，因此应该生产资本密集型的产品（如汽车），换取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如食品）。[2]通过这种分工，各国都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从而实现经济收益的最大化。当然，由于国家之间的障碍不能完全排除（如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以及国家安全等方面的考虑（如粮食生产需要一定程度的自给自足），不可能做到完全的国际分工，因此现实中处于不完全分工状态。问题是，这种不完全分工应最大限度地消除障碍，尽可能做到自由贸易。
与不完全分工相比，更重要的问题是各国都倾向于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包括设置进口关税和进口配额，还包括技术的、安全的、卫生的等五花八门的限制条件。同时还采取了很多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的措施，如给出口企业补贴、为购买本国出口商品的外国公司提供低息贷款、倾销。这些措施和政策的共同之处和目的是限制进口和鼓励出口，结果是扭曲了商品价格，减少了（或不正当地扩大了）贸易量，降低了效率，减少了收益。绝大多数的保护主义措施都是限制进口和鼓励出口的，这是重商主义思想和缺乏安全感的体现。重商主义主张国际贸易出超，进口贵金属，是一种零和游戏的思想，他们没有看到国际分工和平等贸易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一面，也就是不知道自由贸易能够使财富得到增加。
很多人并不明白，各国采取贸易保护措施的初衷是为了保护本国利益，但结果并不能实现这种初衷，常常事与愿违。第一，限制外国商品的进口并不必然促进本国的出口。因为，正是本国商品缺乏竞争力，才导致出口不顺，甚至造成逆差，对外国商品征税并不能提高本国商品的竞争力。第二，对外国商品征税容易造成对象国家采取反制措施，也就是进行报复，这就会提高本国出口商品的价格，减少出口数量。第三，实施保护措施，目的是让本国企业有机会增加出口，但本国企业不一定按照政府的意图行事，很可能借助保护措施占便宜。一方面推高本国商品的价格，给消费者增加负担，降低本国福利;另一方面，企业容易产生依赖思想，甚至对政府进行游说，从而进一步恶化市场环境。
既然实施贸易保护措施并不能给本国带来好处，为什么各国还都采取限制贸易的措施呢？这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第一，为了扶持本国产业的发展而采取措施，这通常被称为“幼稚产业保护”，多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也是被人们理解和认可的一种情况。因为如果不对本国产业进行某种程度的保护，发展中国家就无法与发达国家进行竞争，最终一些新兴产业便发展不起来。第二，由于本国的某些产业缺乏竞争力，而这些产业或者十分重要，或者由于产业界的游说而采取保护主义，这种情况大多发生在发达国家。一些发展中国家通过自身的努力开始走上工业化道路，一些甚至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些国家的工业产品价格低廉，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这就威胁到了发达国家的同类产品。发达国家为了保护本国的这些产业，倾向于采取贸易保护措施。这种措施保护了生产者而伤害了消费者，但由于生产者的力量往往比消费者大，所以政府容易倾斜于生产者的诉求而忽视消费者的声音[3]。第三，很多国家并不能正确理解国际贸易的本质，误以为国际贸易是为了更多出口，不是进口[4]。这种观点除了受到重商主义的影响之外，还受到某些现实利益和客观需要的影响。例如，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经济需要通过发展工业来实现，而工业产品特别是那些机器设备等技术密集型产品本国不能生产，需要进口，而进口需要外汇，于是如何赚取外汇就成了相当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由于发展中国家只能出口初级产品，而初级产品价格较低，所以很多国家经常性地存在外汇短缺的情况。因此，这些国家需要通过鼓励出口来赚取更多的外汇，这种思想一旦形成习惯，就难以改变。另外，一些人会认为长期的大量的贸易逆差和外汇短缺是本国缺乏竞争力的体现，在国际贸易中容易处在不利地位，因此希望回避或扭转这种局面。
国际贸易自由化的经验。上面主要从国际经济学理论上研究了自由贸易的意义。这里通过二战以后的经济增长率和贸易增长率等事实确认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意义。如前所述，二战以后以美国为主导形成了所谓“战后體制”，这种体制虽然主要以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核心，但由于这些国家的历史因素和经济实力，事实上决定了全世界的格局。尽管冷战时期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另起炉灶，在经济方面成立了“经互会”，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欧共体”相抗衡，但实力和影响都有局限。同时，当时的“第三世界”国家或者分别跟着两个阵营的某一侧，或者脚踩两只船。这个时期尽管两个阵营互相对立，甚至剑拔弩张，但也因此各自更加努力地发展经济，而且都取得了相应的成果。笔者将1950～1973年这段时期称之为“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因为这个时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状况良好，特别是出现了日本这个新崛起的国家，以及快速恢复的德国（当时为西德），都为这个阵营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然而，美国发动了越南战争，导致了严重的美元危机，同时1973年发生了第一次石油危机，使这个黄金时期结束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发展也很快，其中苏联这个火车头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加上中国这个非经互会成员国的发展，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发展状况的确给资本主义阵营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如果从贸易的角度说，冷战时期虽然不如“后冷战时期”，但也不可小看。一方面，资本主义阵营经历了“黄金时期”，阵营内部的贸易以及与外部的贸易都有长足的发展;另一方面，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以物易物”贸易也促进了经济发展。再有，第三世界国家虽然在意识形态上有时不得不选边站，但不论站在哪一方或者脚踩两只船，都得到了不少好处，因为每个阵营都需要更多的“小兄弟”为自己摇旗呐喊，它们都得到了主要国家给予的经济援助。
冷战结束后，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一个整体，至少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已经很少成为阻碍人们交流和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的障碍。苏联东欧国家在制度和体制上完全或者十分接近资本主义国家，中国、越南等国家依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但在很大程度上采取了市场经济机制，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上更是走得很远，这些改革极大地促进了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发展。表1 按地区和收入水平划分的经济增长率（1970～2015年，%）
表1显示了1970～2015年各种人均收入水平的国家和地区的GDP增长率，可以看出几个特征。第一，总体上中低收入国家和中高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较高，高于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即经济增长率先上升后下降，可以称之为“增长率的倒U曲线”[5]。原因是低收入国家缺乏足够促进经济增长的条件和要素，如资本和技术，虽然可能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足够的人口（劳动力）数量。高收入国家已经度过了快速增长的时期，迎来了边际收益递减状态，不太可能有高速增长[6]。中低收入国家和中高收入国家还处在经济具有活力的阶段，具备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这些国家可能拥有一定程度的资本和技术，劳动力依然廉价而质量有所提高，可以完成较为复杂的工作，可以消化吸收引进的先进技术。同时，这个阶段的很多人还处在比较贫穷的状态，为了改善生活他们会勤奋工作，努力提高自己的人力资本，社会保障的缺乏也促使这些国家的人们更努力工作。
第二，地区之间的增长率差距较大，亚太地区增长率最高，而且有增加的倾向，是世界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这当中包括中国、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柬埔寨等快速发展的国家。其他地区或者增长率不高或者变化较大，不如亚太地区持久。欧洲和中东地区20世纪80～90年代的增长率不如70年代和21世纪的前10年，在90年代甚至出现了负增长;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增长率倾向于下降，而80年代最低。第三，很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率不稳定，忽高忽低。一些国家，如苏联和中东欧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负增长，严重影响了这些国家的发展进程。进入21世纪以后，这些国家的经济状况有明显改善，增长率较高。另一些国家可能由于国内动乱或政局不稳，经济增长率也不高。还有的国家出现了严重的经济问题以至于增长率出现下滑，如非洲的部分国家。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泡沫破灭之后一直处在低迷状态。第四，从表中不能观察到1970～2015年世界经济增长率有整体上升的趋势，基本维持在一定水平上，甚至有下滑倾向。这说明就世界整体而言，既有快速发展而支撑世界经济的国家，又有增长速度放缓甚至负增长，从而拖累世界经济的国家。不过，不同收入水平国家表现不同，低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也包括中高收入国家的增长率有上升倾向，高收入国家是下降的。如果考虑高收入国家较大的经济总量，则加权平均之后的世界经济增长率就可能受到负面影响。当然，并不是所有低收入国家都有较快的增长率，事实上大多数国家长期处在低水平，没有增长的动力。表2 按地区和人均收入水平划分的商品贸易增长率（1970～2015年，%）
上面提到，在世界范围内国际贸易的增长比GDP的增长更快，而且有继续加强的趋势。我们可以在这里观察各种收入水平和地区的贸易增长率，进一步了解这个现象。表2显示了1970年以来的商品贸易增长率，从中可以看出上述情况和特点，仅从世界整体看就明显高于经济增长率。早期数据有限，不能全面反映整体的真实情况，但可以看出商品贸易增长率有上升趋势，至少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以及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是这样的。其他收入水平的国家和地区，中等收入国家本来就比较高，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也同样处于较高状态，部分地区波动较大，如中东和北非。
国际贸易增长的速度和对外开放程度，还可以通过贸易依存度进行观察。根据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随着经济的发展，一国的对外开放程度是逐步扩大的，其中包括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人员往来。一个粗略衡量对外经濟开放程度的指标是进出口贸易总额与GDP之比，通常被称为贸易依存度，也可以分别使用出口依存度（出口总额与GDP之比）和进口依存度（进口总额与GDP之比）[7]。表3 按地区和人均收入水平划分的贸易依存度（1960～2015年，%）
表3显示了1960～2015年各种收入水平和地区的贸易依存度，这里面有两点值得说明。第一，随着收入的增加（经济发展），贸易依存度有上升的倾向，然后稳定在较高的水平上。中低收入国家、中高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以及东亚和太平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南亚地区显示了这种倾向。虽然这里没有显示具体国家的数据，但依据统计，就连美国、俄罗斯、巴西、印度、中国等大国也在几十年当中逐渐提高了各自的贸易依存度，中国更是从10%提高到了2007年前后的70%和现在的50%的水平。第二，各国和各地区由于出口产品的种类不同，体现了不同的水平。例如，撒哈拉以南非洲虽然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但贸易依存度却较高，这可能来自于主要出口初级产品，中东和北非也有同样特征。不管怎么说，各国贸易依存度的提高都意味着进一步的开放和贸易量的增加，对于各自的经济发展都有促进作用。全球贸易自由化的难题
上一节，主要研究了全球化带来的好处和支持全球化的经济基础。但是，全球化同时也带来了不少问题和弊端，而且世界上也存在不少不利于全球化的事实。这里从经济学理论和事实两个侧面研究为什么国际贸易自由化在实践中总是遇到很多困难，有些问题甚至很难解决。而且在国际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世界在某种程度上正在分化成几个层级，它们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成了全球贸易自由化的阻碍力量。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发达国家并没有在这方面作出更多努力，而只是一味地维护自己的利益。这样下去的结果就是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趋势受到阻碍，世界出现分化，进而影响贸易的收益和各国的福利。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如果任凭这种动向自由发展，不排除世界会出现新的两个或三个对立的阵营，这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不利的。
国际贸易的政治经济学。国际贸易问题，自从古典经济学家提出比较优势原理以来就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经过近代和现代学者的扩充和发展，已经形成了十分完备的理论体系。例如，各国开展国际贸易是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进行生产，再与他国进行交换，于是各国都能提高福利，这已经被学术界公认为经典，也有人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不过，这些理论有个重要的基础，就是自由贸易，也就是所有的国际贸易理论都是在自由贸易这个假设条件之下展开的。然而，现实中几乎并不存在自由贸易，只有极少数国家和地区接近于自由贸易，如新加坡和中国香港，那里的进口关税接近于零。换言之，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对国际贸易进行某种程度的干预，而只要干预就必然扭曲商品价格，从而破坏公平贸易的原则。例如，这次中美贸易摩擦中反映出的进口关税就是最典型的保护主义手段，与其他保护手段相比，它的特点是一目了然、容易计算。比如征收25%的进口关税，原本100美元的商品就变成了125美元，进口国的消费者就会减少购买，出口国的出口就会受阻。
既然自由贸易是最好的，能给参与贸易的各国带来福利的最大化，为什么各国还要施加限制措施呢？这就需要从生产者和消费者两个角度进行解释，消费者会从自由贸易中获利，而国内的生产者由于受到进口商品的冲击，可能会破产。这就出现了一个悖论，即如果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各国只能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进口没有比较优势的商品。但是，这样分工的结果会出现两个现象：一个是按成本递增的原理，各国不可能实现完全分工，因此必然存在某些不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另一个是，即使能够实现完全分工，各国都将成为严重依赖他国的国家。因为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所有领域具有比较优势，这是很多国家无法接受的，特别是大国。既然各国需要不具有比较优势商品的行业，就只能通过保护来实现其存在和发展，这就是保护主义的理论依据，其也有合理的一面，它在保护本国生产者的同时也保护了消费者。因为如果完全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分工，很多行业和企业都要倒闭，工人都要失业，工人没有了收入，也就谈不上消费了，进口也就不会增加。
虽说如此，贸易保护主义容易在各种借口之下泛滥成灾，这显然不利于世界经济，也不利于本国经济。因为过度的保护主义不仅伤害到大多数消费者，也不公平，很多被保护的部门和行业可能由于其政治力量强大，并不是真正需要。这一点不论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也就是打着合理的幌子实行不合理的政策，这也是违背WTO原则的。极端地说，所有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依据的都是政治学，而不是经济学[8]。政治学的基本逻辑是物理学中的力学原理，谁的力量大谁就说了算，而经济学依据的是公平原则，反对垄断。这一点不论各国的政治体制如何都一样，政治家和政府考虑的是政治稳定和选民的支持。因此，现实中的国际贸易已经距离经济学较远，更多地是政治学在发挥作用。政治学的另一个重要侧面是博弈，这在国际贸易中体现得尤为突出，从GATT到WTO，再到各国之间的双边谈判和多变谈判。我国从加入WTO的漫长谈判到加入WTO的承诺，再到此后遭遇的各种贸易争端都是博弈的过程。很多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也是政治博弈，欧盟也不例外，更不用说特朗普总统主张修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退出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协定了。
世界正在出现分化。当今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面临的问题多种多样，很多问题不是能够通过贸易自由化得到解决的，有些问题是该国内部的问题，有些由来已久。例如，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中亚等地区缺乏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而且长期得不到解决。要么政治混乱、你争我夺，要么资源缺乏、没有经济基础，要么受到战争破坏、创伤难以修复。
不过也不得不承认，经济的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趋势带来了进一步的分化，有些国家从中获得了极大的好处，有些国家则被抛弃在后面，跟不上时代潮流。我们能够发现，几十年来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差异很大，有些国家实现了快速发展，从比较落后的状态进入到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如中国）;也有些国家则没能够抓住机遇，或者沿袭着传统的发展轨迹爬行，或者政策失误而难以有所突破（如印度）;还有些国家本来就基础很差，加上其他原因，长期处于不发达状态（如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多数国家）。虽然这些国家的分化不能都归结为贸易自由化带来的，但其中一部分问题的确与其有关。通常，发展中国家出口初级产品，进口工业制成品，而相比于工业产品来说，初级产品的价格较低，而且容易波动，如果没有一定程度的限制措施，发展中国家很难通过国际贸易实现经济发展。
我们可以粗略地将世界各国划分成三个梯队：第一个是处在高端的发达国家，第二个是处在中等水平的中等收入国家（也叫“新型工业化国家”），第三个是低收入国家。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通常前者的人均收入超过1.3万美元，后者低于1400美元，中间的属于第二梯队。第二梯队又可以分为两个级别，4000美元以下的是中低收入国家，以上的是中高收入国家。问题是，几十年来各个梯队的国家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一梯队并没有增加多少成员，第二梯队有了不少新的成员，第三梯队依然如旧。更重要的是，与高收入国家（第一梯队）相比，第三梯队中的部分国家差距更大，也就是高收入国家的收入进一步提高了，而第三梯队国家的收入提高很少。表4 按地区和人均收入水平划分的制成品进出口比重（1980～2015年，%）
表4显示了1980～2015年各种收入水平和地区的工业制成品进出口比例。低收入国家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高收入国家则高出世界平均水平，低收入国家与高收入国家之间的差距较大。从地区看，东亚和太平洋比较突出，虽然人均收入水平达不到高收入国家和欧元区水平，但制成品出口比例不低于甚至高于这些地区，说明这个地区经济发展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正是制造业快速发展的时期。高收入国家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但这些国家的工业竞争力依然强劲，因为它们主要依靠新技术支持的高端产品，这些产品的增加值较高。南亚也处在上升阶段，但差距较大。拉丁美洲和加勒比资源丰富，虽然工业化程度比较高，但制成品出口比重不算高。中东和北非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主要出口初级产业，一方面由于这些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另一方面由于工业化程度不高。
一国在开展国际贸易时既要有发展战略也需要与其相适应的贸易政策，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如果一国采取的是内向型经济发展战略，那么它需要使用高关税限制外国商品和服务的大量流入;如果该国采取的是外向型战略，则需要更加开放本国市场，设置高关税是不明智的。贸易政策是一国采取的对外经济关系的一种姿态，或者比较开放或者比较封闭。一种极端的情况是完全开放，几乎没有任何进出口的限制，如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另一种极端是完全封闭，不与外界发生任何往来，包括国际贸易、投资、人员往来，当今极少数国家属于这种情况。从自由贸易和促进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前者是有利的，后者则是不利的，前者接近于教科书上的自由贸易，后者接近于封闭或孤立经济。如国际贸易理论所说，开展国际贸易是增加本国福利的行为，限制贸易或封闭经济就是限制本国经济发展的行为。因为国际贸易的基础是通过充分发挥各国的比较优势互通有无，以使资源在国际上实现有效配置，进而获得超出本国资源和能力的利益。通常，在研究国内经济时所说的市场的重要作用是有效配置资源，将这个逻辑延伸到国际上就是开放贸易，因为它能创造出更大的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贸易是最好的。然而，现实的情况是各国都在某种程度上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没有实行自由贸易。[9]
贸易政策分为积极促进国际贸易的和限制国际贸易的两种情形，前者与外向型发展战略相适应，后者则与内向型发展战略相搭配。促进贸易的政策包括降低进口关税、简化进出口手续、为外贸和外资提供优惠和方便等;限制贸易的政策包含设置高关税、配额、出口补贴以及技术、安全、卫生、文化等各种门槛。这些限制贸易的政策看上去似乎对本国经济有利，事实正好相反，它在限制外国商品和服务进口的同时也限制了本国的经济利益。首先，限制性贸易政策（如高关税）的结果是减少进口。这的确对本国企业有利，因为本国企业可以增加生产限制进口的商品。但是本国的产品可能不如进口产品，或者在质量上存在缺陷，或者成本太高，限制的结果是有利于本国企业而不利于本国消费者。其次，遭遇了高关税的出口国可能会采取报复措施，采取某种措施限制对方商品的进口，于是可能出现贸易摩擦乃至贸易战。这在大国之间尤其突出，因为大国的市场份额大，对各国的影响也比较大[10]。最后，长期的保护政策会导致国内企业严重依赖政府的保护政策而不求进取，甚至会通过某些不正当手段游说政府继续采取保护措施，从而导致腐败。
表5显示了2010年按照收入水平和地区划分的关税水平。首先，无论哪一种收入水平和地区，其每一种类型产品的关税水平都是简单平均关税高于加权平均关税，这说明几乎所有国家都存在大宗商品关税较低，某些商品关税较高的情况。其次，几乎所有国家都是初级产品关税高于制成品关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除外），这说明各国对初级产品的保护力度大于制成品。初级产品或者农产品或者资源和能源，属于不可或缺的稀缺产品，发达国家更倾向于保护农业，发展中国家则倾向于保护资源和能源。再次，低收入国家的关税高于高收入国家的，这说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竞争力不足，需要用关税进行保护，而并不能说明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喜欢贸易保护主义，是不得已而为之。发展中国家缺乏其他有效手段，只能使用关税进行保护。相比之下，發达国家有条件采取其他贸易保护措施，如配额、技术、卫生、安全等壁垒。最后，大部分国家初级产品的简单平均关税与加权平均关税之间的差异大于制成品，世界平均值是9.0：2.7与6.6：3.3。原因是，初级产品中包含了较多的大宗商品，工业制成品没有这种特征。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仅需要劳动力，还需要资本。资本通常是指生产设备，具体说就是各种用于生产的机器和工具。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不能生产这些生产设备，只能从国外购买。从国外购买不仅昂贵，也需要外汇，这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个困难。一个办法是通过出口初级产品换取外汇购买这些设备，另一个办法是通过引进外资直接实现上述目的，前者属于国际贸易，后者属于国际投资。表6显示了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和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金额，可以看出以下几点。第一，时间上不论哪个国家和地区的还是世界平均的，都显示出上升的趋势。世界平均值从1970年的101亿美元上升到2015年的2.1万亿美元，尽管这期间存在物价上涨的问题，但依然可以解释这种投资增长的趋势。第二，高收入国家的投资明显高于低收入国家的，二者差距甚大。发达国家虽然投资机会趋于饱和，但由于其他很多有利条件（如效率高），依然是投资的选择。一方面，发达国家法制健全，容易解决发生的纠纷;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企业互相投资的情况很多，它们可以互相发挥长处。第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速度快的地区投资金额大于增长缓慢的地区和国家，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就明显高于南亚和撒哈拉以南地区。 表5 按收入水平和地区划分的关税壁垒（2010年）
解决分化的方法。要想改善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和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需要从多个角度着眼，多种方法并举。第一，充分发挥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作用，协调各种资源，对穷国进行援助和支援。虽然这是十分艰巨而且很难获得成效的工作，但是比起不做来说要好很多。因为穷国在很大程度上拖累了富国，甚至造成富国的产品和服务过剩与激烈竞争。如果穷国也能使自身发展起来，那么他们的购买力就会提高，富国生产的产品和服务就增加了市场。当然，穷国更多地需要自己努力，解决本国的问题，包括政治稳定、发展工业、增加就业、减少腐败。
第二，在目前存在贸易壁垒的条件下，尽可能建立双边和多边的自由贸易协定。例如，中国与东盟之间、中国与韩国之间的贸易协定都有利于打破贸易壁垒，向局部地区实现自由贸易方向努力。虽然世界各国对于区域性贸易协定以及双边贸易协定持有不同意见，而且这些贸易协定也的确并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同时在某种意义上还存在着歧视他国的嫌疑，但是，这也是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的一种手段和过程，值得给予肯定。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或者最大的经济共同体——欧盟，虽然存在着诸多内部协调的问题，甚至还有脱欧的现象，但这并不妨碍这种机制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三，贸易自由化也是一个很好的条件。如果各国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特别是发达国家设置很高的门槛，发展中国家就更难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因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无法进行竞争。初级产品不仅容易受到天气的影响，而且缺乏收入弹性，如果加上很多替代品，那就更没有优势可言了。就连农业也是美国等发达国家更具有优势，因为他们不仅拥有生物技术、化学技术，而且拥有机械技术，发展中国家则缺少这些技术。
第四，值得瞩目的是，近些年来以美国为主导的多变自由贸易体系重新整合的动向。一个是在亚太地区搞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另一个是在大西洋搞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这两个协定如果成立，则意味着世界范围内的国际贸易的重新洗牌，或者说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世界贸易的倾向。这正是美国的意图，它希望建立一个新的高端的机构，取代WTO。加入的国家有可能占据主导地位，没加入的国家就会被边缘化。就目前而言，大西洋协定还没有突破性进展，但不排除获得实质性进步。太平洋协定虽然成立了，但由于特朗普政府反对而成了没有美国参加的“瘸腿协定”，难以发挥重要作用。不管怎样，这种动向都值得高度关注，中国不可能另起炉灶，建立一个与之对抗的多边协定。近期日本与欧盟、美国与欧盟都在加强合作，甚至签订了促进自由贸易的意向书，这种动向值得高度关注，这会给世界贸易格局带来历史性的影响。表6 按地区和人均收入水平划分的外国直接投资（1970～2015年，百万美元）
第五，以中国为主导的新型工业化国家，也包括金砖国家，应该继续努力发展经济，加强团结。同时积极开展与其他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擴大影响，推动贸易自由化，形成一种趋势，让那些主张贸易保护主义的国家难以占据上风，这需要实力，也需要努力。近期美国挑起的贸易摩擦和贸易战，就体现了一种新型的关系。也就是美国并不占据明显的上风，在国际上获得的支持并不高。原因是，人们看到了美国这个经常把自由贸易挂在嘴上的国家采取了露骨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结语
本文对全球贸易自由化问题作了一些讨论，主要研究了贸易自由化的过程和特征、趋势和问题。认为贸易自由化是方向和趋势，而且不可阻挡，但面临的问题复杂多变，需要各国携手维护这种趋势，同时调整某些政策，让更多的国家从中得到好处，实现共同发展的目标。之所以认为全球贸易自由化是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是因为各国都需要发展经济，而发展经济需要更大的市场和更好的环境。只有努力促使各国进一步降低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才能实现这种贸易自由化的趋势，才能提供和保证这些条件。重要的是，到目前为止各国都在贸易自由化的趋势当中获得了好处和利益，尽管有多有少。我们知道，即使是国内市场也存在着不完全竞争，也会有不公平竞争，因此在国际贸易中出现某些不公平现象以及较大的顺差和逆差属于正常现象。因为市场机制具备调节的功能，更何况还有WTO框架下的调节机构。
当然我们也知道，要实现贸易自由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需要各国共同作出努力，而且是更大的努力。如果各国都想着自己获利，不能吃亏，甚至损人利己，那就容易引起进一步的不公平，甚至引发贸易争端和贸易战。既然有了WTO，就应该努力维护它，通过协商解决问题，而不是破坏它，甚至随意抛弃它。
然而，需要密切关注以美国为主导建立的新的贸易协定的动向，它们打着自由贸易的旗号，互相建立自由贸易区，免除关税，这既是好事也是坏事。因为，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和实现，那么世界贸易总量的一半以上将在这些发达国家之间以无关税的形式进行，这就直接排除了没有参加这些协议的国家的贸易。这将导致世界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高端的自由贸易区，另一个是低端的贸易区，而它们之间的贸易需要上税。这不仅仅是上税的问题，而是一高一低的不平等贸易的问题，前者一定会利用自己处在高端的地位打压对手。我们主张自由贸易，但这种局部的、带有明显歧视性的贸易方式是否值得赞扬和推动是一个问题。当然，也没必要过度紧张，即使发达国家之间达成了自由贸易协定，也存在着巨大的对外需求，它们内部不可能生产所有进出口商品和服务。越是发达国家，生产成本越高，即使消除了关税壁垒也解决不了人工和其他成本，它们依然需要与发展中国家开展贸易，如果互相之间存在关税等贸易壁垒，依然会提高它们产品的成本。
注释
[1]这里的讨论依据标准的国际经济学教科书，如[美]多米尼克·萨尔瓦多：《国际经济学》（第11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美]保罗·R·克鲁格曼：《国际经济学：理论与政策》（第9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美]丹尼斯·R·阿普尔亚德、小艾尔佛雷德·J·菲尔德：《国际经济学：理论与政策》（第8版），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年。
[2]这在国际经济学上被称为“赫克歇尔-俄林理论”。
[3]这是因为企业是少数，容易形成合力，而消费者众多，而且分散，难以形成統一的力量。
[4]关权：《中国应该学习日本应对美国发动贸易战的经验》，《腾讯财经》，2018年3月27日。
[5]这个规律虽然还没有被广泛确定，可以暂且看成是一个规律。
[6]我们认为发达国家虽然具有技术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源优势，但就增长率而言已经不可能实现高增长，除非有新一轮科学技术革命牵引。除了投资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之外，人口的高龄化和服务业化也是阻碍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
[7]关于贸易依存度，参见[美]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南亮进：《日本的经济发展》（第2版），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2年;关权、孔舰：《关于贸易依存度的一个研究》，《开放经济评论》，2008年第1期。
[8]关权：《进口才是衡量本国福利的指标：中国应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腾讯财经》，2018年3月29日。
[9]关于贸易保护主义的来龙去脉以及意图和作用，可以参考国际经济学教科书，如[美]保罗·R·克鲁格曼：《国际经济学：理论与政策》（第9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美]多米尼克·萨尔瓦多：《国际经济学》（第11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
[10]贸易摩擦在很多国家之间发生，比较著名的有20世纪后半期日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和21世纪初中美之间以及中欧之间的贸易摩擦。
参考文献
[美]塞缪尔·亨廷顿，2010，《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
关权，2012，《中国依然需要韬光养晦——从经济发展角度看大国兴衰》，《人民论坛·学术前沿》，9月上。
关权，2013，《经济起飞的周期、等级与后发优势——中国引领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可能性探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7月上。
责 编/周于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