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性困境与路径：甘肃电影的历史与发展
赵丽瑾 李媛媛
一、甘肃电影的历史发展
（一）早期放映与电影事业起步
1918年，甘肃电影放映活动开始出现。甘肃人韩仰鲁从上海购来影片与设备，并聘请专业人员放映。早期甘肃电影放映活动集中于兰州市及甘肃河西地区，大多是非官方主导的自发性活动。放映次数不多，影片内容单一，主要以纪录片、风景片、科教片和宗教活动影片为主，且大多放映活动没有固定场所。抗战期间，甘肃成为战时大后方，省内人口流动加大，经济和文化活动随之活跃，甘肃电影事业开始短暂而薄弱的积累。这一时期甘肃的电影放映活动发展较快，仅兰州就有金城乐园电影院、甘肃省科学教育馆电影放映厅、兰州中央电影院等20余家电影院相继开业。同时，省内其他地区也设立了电影放映站和露天电影院，开始放映影片。此时，电影发挥了宣传教育功能，一批反映抗战内容的进步影片和反法西斯斗争的纪录片、故事片，如《到西北去》（程步高，1934）《风云儿女》（许幸之，1935）《壮志凌云》（吴永刚，1936）《青年进行曲》（史东山，1937）等登上兰州和甘肃省内各地银幕，起到宣传爱国抗日的作用。另一方面，一些娱乐性影片如《火烧红莲寺》（张石川，1928）《古屋行尸记》（马徐维邦，1938）《淘金记》（查理·卓别林，1925）等，让处于战争压抑和惶惑之中的人们，得以在光影中寻求心灵抚慰。
甘肃的制片创作活动起步相对滞后。1939年时任中国电影制片厂新闻部主任的郑君里拍摄了《西北特辑》（郑君里，1939），先后三次在西康（中国旧省名，于1955年被撤销）、青海、兰州、武威等地采集素材，并于1941年1月完成大型纪录片《民族万岁》（郑君里，1941）。至1958年兰州电影制片厂成立时，甘肃境内的摄影制片活动屈指可数，甘肃省教育厅曾有筹备摄制影片的计划，最终未能实现。甘肃省的电影事业长期由省地县各级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和兰州电影制片厂支撑，民营影视制作公司在新世纪之后才开始成立。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命运多舛的兰州电影制片厂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甘肃电影制片的发展历程。
（二）农村放映的开展与地方制片厂建立
新中国成立后，农村电影放映也在甘肃蓬勃发展起来。1951年省文教厅将派送至南京电影放映培训班学习归来的30多名学员，组建成第一批16毫米电影放映队，在兰州市郊、皋兰及陇东、河西地区巡回放映，甘肃农村电影的放映活动开始。“直至1957年，全省已有国办农牧区电影放映队110个，且全年在农村牧区放映电影2万多场，观众1913万人（次），农牧民年均能看到1次电影，初步完成了农村电影放映的普及工作。”[1]1958年后，为了进一步实现社社都有电影队的发展目标，人民公社开始办电影，对全省地、县两级的电影放映员进行技术培训，组建国办、社办、队办、个体办的电影放映队以及科教电影队，在农村实行“定点、定场、定费”的普及放映。农村社办、队办电影放映队伍迅速壮大，“到80年代中期，全省农村电影队伍已增加到2288个，还在人口密集的村庄，试办售票放映点，据1992年统计，全省农村售票放映点已有4707个，票价金额每人5分至1角，可用实物抵换。1982年农村个体户自发联户联办电影队，为农村电影放映活动的发展开辟出新道路，到1992年，个体办的16毫米电影队达910个，集镇简易影院30个，”[2]逐渐成为农村电影放映体系的主体，为甘肃农村电影放映事业锦上添花。为了形象化地向广大农牧民宣传普及科技知识，省内的科学技术协会组建科教电影队放映科教片，20世纪80年代已有27个队，科教电影队成为农村电影放映中的一部分。“到1992年全省农村16毫米电影放映队2300个，年放映电影26万多场，年人均看片12次之多。”[3]全省农村乡乡有电影队，且放映的影片有彩色故事片、纪录片和科教片等多种类型，甚至还有宽银幕和立体声电影。至此，甘肃农村全方位、多层次的电影放映体系基本形成。
与此同时，规模化的制片活动也艰难起步。1958年8月，兰州电影制片厂在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社会背景下，遵循“边生产、边建厂”的方针，开始了新闻、纪录、科教影片的制作。1963年6月，省文化局根据国务院的有关精神撤销兰州电影制片厂。新闻纪录片是兰州电影制片厂制片的主要类型，五年间共生产《甘肃新闻》等新闻片76本。与长春电影制片厂合拍的两部故事片《快马加鞭》（朱文顺，1959，黑白）、《黄河飞渡》（刘国权，1960），分别于1959年和1960年与全国观众见面。1977年3月，甘肃省委决定成立“甘肃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新闻纪录片及科教片。1980年10月，文化部确认省办电影厂的生产计划由省制定，科教片、纪录片、地方戏曲片被纳入摄制计划，有条件也可拍摄故事片。1982年，甘肃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制作的秦腔戏曲片《三娘教子·杀狗劝妻》（刘清棠、郝方，1982）在全国发行。1983年9月，省委宣传部批准将“甘肃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改称“兰州电影制片厂”，随后摄制出品了《经理室的空座位》（徐骁先，1984）《血的忏悔》（樊明仁，1988）《被吞噬的女子》（樊明仁，1989）三部故事片。1986年8月，兰州电影厂获得许可，开始电视剧和电视专题片创作生产。1996年，兰州电影制片厂划归甘肃省广播电视厅（2000年更名为甘肃省广播电影电视局），2004年6月，兰州电影制片厂与甘肃电视台电视艺术制作中心合并，更名为甘肃敦煌影视文化中心（兰州电影制片厂），同年12月划归甘肃省广播电影电视总台（集团）领导和管理，县级建制、事业性质。2010年4月25日，兰州电影制片厂有限责任公司挂牌成立，兰州电影制片厂实现了转企改制。
（三）“西部”影像的景观化与文化表达困境
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和全面开展现代化建设的背景下，开启“西部大开发”。1984年3月6日，学者钟惦棐在西安电影制片厂召开的“电影创作座谈会”上，做了著名的《面向大西北：开拓新型的“西部片”》发言，并首倡“西部片”，“西部电影”的概念和提法出现[4]。随着《人生》（吴天明，1984）《黄土地》（陈凯歌，1985）《盗马贼》（田壮壮，1986）《老井》（吴天明，1987）《黄河谣》（滕文骥，1989）等一批影片的出现，特别是“第五代”导演在国内外声名鵲起，黄土高原、戈壁沙漠、塬上村庄、滚滚黄河等西部自然景观，迅速成为电影创作的重要文化符号，可以说，西部景观建构了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电影影像空间和精神空间。电影空间的生产和建构不仅仅是对于现实的影像再现，更是艺术、文化表达的要素。
但是甘肃电影没能借助“西部电影”的辉煌，推动电影产业和文化的跨越式发展，只是作为西部类型电影的奇观化背景出现于大银幕。1992年5月，香港思达影业公司与潇湘电影制片厂合拍的《新龙门客栈》（李惠民，1992）在甘肃敦煌搭景摄制，大漠为武侠片的类型叙事提供了独具魅力的影像空间和精神空间。此后，《天地英雄》（何平，2003）等武侠片多次在甘肃取景。2004年《天下无贼》（侯咏，2012）取景于甘肃拉卜楞寺，是象征角色顿悟重生的梵净圣地;《一个勺子》（陈建斌，2015）取景于甘肃省景泰县，其中落后破败的乡土空间成为叙事基础，同时也为时代语境中的个体心灵表达提供了可视化的影像空间。不过，在甘肃电影制片产业发展相对滞后的情况下，《英雄》（张艺谋，2002）中的雅丹“魔鬼城”、《神话》（唐季礼，2005）中的黄河石林、《神探狄仁杰3》（钱雁秋、张文铃，2008）中的敦煌鸣沙山、《三枪拍案惊奇》（张艺谋，2009）中的张掖丹霞、《三国之见龙卸甲》（李仁港，2008）中的肃北等等西部景观，并非甘肃文化的自我表达，与甘肃电影面临同样的困境，西部景观在商业和资本运作下，逐渐沦为奇观化背景。
甘肃不仅具有独特的西部自然景观，同时因位居丝绸之路枢纽地带，自古以来就是多种民族文化共生之地，有回族、藏族、土族、撒拉族、保安族、裕固族、东乡族、哈萨克族等16个民族世居于此，其中，东乡族、裕固族、保安族是甘肃独有的民族。丰厚的历史文化和多样的少数民族生态本应为甘肃电影创作提供丰富的文化资源，然而，因为历史、文化、人才等因素的影响以及经济发展制约，甘肃电影制作水平相对全国发展较为滞后，深厚丰富的文化资源没能找到有效的制作思路和传播方式，文化意义长久遮蔽于漫天黄沙背后，影像表达缺乏有力自我表达声音。
检视少数民族题材的《云中的郎木寺》（徐鸿钧，2012）《迭部恋歌》（张文，2013）《甘南情歌》（髙力强，2014）等影片，依然以较为单一的视角为主。《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李睿珺，2015）是一部描写甘肃特有民族裕固族的影片，影片通过讲述心有嫌隙的两兄弟巴特尔和阿迪克尔因爷爷去世、母亲病重，踏上寻找父亲和寻找家园道路的故事，也从侧面反映了裕固族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困境。导演李睿珺是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人，自小生活在紧挨着裕固族自治县牧区的农区，对于裕固族较为熟悉，对于牧区生存环境的变化也有深刻体验。时隔五年，《爱在夏日塔拉》（张馨，2021）对裕固族自然、人与情感的表达，加入了某些时代发展的情节，但是故事与主题依然受限于西部景观奇观呈现的惯性创作思维。如何从奇观化、“他者”视角内化为西北地域文化、西部人民情感精神的有文化深度、艺术高度的影视创作，是西部/甘肃电影发展的待解命题。
二、甘肃电影创作发展的当下特征
甘肃历史绵长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敦煌莫高窟、丝路之路艺术与文化在此交相辉映。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也为甘肃留下了宝贵的革命文化资源。独特的地理位置、自然景观，尤其是丰厚的历史文化、英勇坚韧的劳动人民，是甘肃电影自我书写的文化资源。
（一）“纪录片大省”的目标与创作
在有限的电影制片条件下，纪录片成为甘肃文化影像呈现的主要方式。依托悠久的历史文化、多样的自然风光资源和长久以来形成的影视制作习惯，甘肃本土的影视创作主要倾向于采用纪录片形式，展现甘肃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塑造、记录、传播一个文化多元、风光瑰丽的甘肃形象。早期甘肃本土创作的纪录片多为新闻纪录片，从1958年兰影厂成立到1962年，共生产《甘肃新闻》等新闻纪录片76部。改革开放后，甘肃纪录片的数量与类型都有所增加，摄制完成了《战黄河》（1959）《麦积山石窟》（1978）《巨流追日》（1991）《新中国文化艺术五十年》（1998）等百余部纪录片。这一时期，甘肃本土纪录片多以专题、系列片形式产出，题材涉及自然风光、历史文化、发展成果展示等。
2013年甘肅省提出建设纪录片大省的文化战略，出台《甘肃省纪录片大省建设实施意见》，加大对本土纪录片的管理扶持力度，出现了甘肃卫视《纪录30分》和兰州百安概念影城“爱上纪录片”城市院线等纪录片展播平台。2006年起，一批表现敦煌文化的纪录片，如甘肃大敦煌影视有限公司制作的《敦煌书法》（秦川，2009）《敦煌伎乐天》（2013）《敦煌画派》（安秋等，2016）《莫高窟与吴哥窟的对话》（秦川等，2019）等，连续在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纪录片频道播出，其内容涵盖了敦煌历史、文化、地理、书法、音乐、舞蹈、美术等门类，对敦煌文化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影像阐释。2015年，由甘肃省委宣传部和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联合出品、北京伯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承制的纪录片《河西走廊》（赵启晨，2015）展现了中国西部广袤辽阔的自然风光和生态风貌，用电影化的手法再现了不同历史时期河西走廊上风云人物的传奇故事。它们与表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美阳刚——兰州太平鼓》（2010）《陇剧》（2017）等纪录片以及表现少数民族文化风貌的《耶什格岔的春天》（2015）《冬季牧场》（2016）等纪录片一起，是甘肃电影文化传播的一种探索。
（二）“红色土地”上的西部英雄叙事
甘肃这片红色土地见证了西路军的抗战历史，无数革命英雄先烈在此浴血奋战。时势造英雄，独树一帜的红色文化资源，造就了众多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和民间志士的传奇故事，为甘肃西部英雄主义题材的电影创作提供了充足的素材。
1997年由兰州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影片《红流》（孙清国，1997）形象描绘了红西路军因敌众我寡兵困祁连山的那段英勇事迹。2009年为纪念兰州解放和国庆六十周年，兰州广播电视总台自制影片《兰州1949》（夏咏，2009）取材自1949年兰州战役中的真实历史，再现了兰州解放的历史。2011年甘肃省献礼建党90周年拍摄的影片《生死金天鹅》（周玉鹏，2011），讲述了红军战士刘学羽为红军顺利度过甘南藏区不惜牺牲生命的故事。2013年，“全甘肃阵容”的革命影片《血色宣言》（崔潇，2013），再现了张一悟、宣侠父、钱崝泉等一大批甘肃早期共产党员在本土传播《共产党宣言》的真实历史。2016年改编自景泰籍作家乔仲良同名小说的影片《血太阳》（朱世魁，2016）讲述了在会宁会师后，当地有志之士冒死营救红军战士、积极投身革命队伍的故事。甘肃的革命英雄主义题材电影，是对甘肃艰苦奋战的红色历史的影像记录，也是以地方文化之力对革命事业与抛头颅洒热血大无畏精神的艺术再现。红色题材在甘肃影视创作中的集中出现，也是甘肃电影探索的一种路径。
（三）农村题材的坚守与拓展
在当下的电影生态中，农村题材影视创作市场缩水，质量和数量都不乐观，但在甘肃电影创作中却占有较大比重。由于甘肃处于干旱半干旱地区，靠天吃饭的农民挣扎在温饱线上艰难生存，甘肃农村题材电影便显得较为厚重冷峻，作品呈现出现实主义特色，大多以甘肃广袤辽阔的黄土高原、戈壁沙漠、山地草原为故事背景，反映新时代下甘肃新农村建设中劳动人民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包括反映甘肃农村教育的影片《儿娃子》（李勃阳，2008）《上去高山望平川》（王繁钦，2013），反思官场腐败对农村发展不良影响的影片《雪葬》（高成岗，2018），以农村医疗卫生工作为内容的影片《黄天厚土》（髙力强，2016）等等。这些作品在新时代农村改革的大背景下，讲述个体在时代巨变中的抉择与心路历程，立足于本土的尝试也不失为一种探索。2018年12月8日，第17届中国电影华表奖颁奖典礼在北京国家游泳中心举行，甘肃本土导演汪小平执导的影片《丢羊》（2016）斩获优秀农村题材影片奖，至此实现了甘肃原创故事影片华表奖零的突破。《丢羊》是一部黑色幽默风格的农村题材影片，讲述西北村民张永宏家里准备卖钱的四只羊一夜之间被偷，以报案、寻羊、撤案、捉贼这几个事件发展经过为主线，反映出改革开放后新农村建设真正成为惠及农民的民心工程。此外，《丢羊》的巨大成功还衍生出《丢心》（汪小平，2018）《丢人》（汪小平，2019）两部作品，该系列电影是对甘肃农村题材电影创作的探索。
近十几年来，随着国家电影产业的逐步发展和甘肃民营影视制作公司力量的注入，甘肃电影的数量和质量有了稳步提升。传记片《柴生芳》（路云飞，2016）讲述了甘肃省临洮县县长柴生芳勤政为民、鞠躬尽瘁的真实事迹;在甘肃张掖拍摄完成的《血伞凶灵》（朱林森，2017）使用了立体式的拍摄手法，成为甘肃省首部惊悚悬疑电影;魔幻现实主义影片《来者何人》（柴立鹏，2019）通过非线性的叙事手法来表现人性贪欲和良知，从而探讨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另外，一些本土影片更是走出了甘肃，赢得了国内、国际电影节的青睐。甘肃籍导演李睿珺继《夏至》（2007）《老驴头》（2010）《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2012）后，于2014年、2017年分别创作影片《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和《路过未来》，这两部作品一如既往地代表着甘肃电影入围了多个国际电影节。2017年，由甘肃田野之光影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投资拍摄的小成本院线电影《疲城》（孙亮，2017）获得了第四十一届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最佳新导演”提名，并举行影片的世界首映，在平遥国际电影展举行了亚洲首映，成为了甘肃首部入围国际A类电影节的影片。2019年，甘肃第一部以农村儿童为题材的院线纪录电影《踢球吧孩子》（赵国鹏，2019）作为中国第一部校园足球纪录电影、第一部反映农村足球教育的纪录电影，荣获了第32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提名，这是甘肃电影首次获得金鸡奖专业奖项的提名。甘肃新一代电影人对本土类型电影的尝试与探索，丰富了甘肃电影类型和题材，使得甘肃本土电影走出甘肃，进入到了全国观众视野。
三、“飞天模式”：甘肃电影产业发展探索
20世纪90年代，在国内外形势影响下，中国电影市场进入新的探索时期。1993年，国家广电部正式出台《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对电影行业运行机制进行改革，要求电影事业全面进入市场。中国电影体制摒弃了对原有电影体制进行改良的做法，正式启动全面改革，中国电影市场化进程拉开序幕。从宏观意义上来看为中国电影事业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天地，但也对甘肃电影的发展产生巨大冲击，同时暴露出甘肃电影事业的诸多問题。
在改革影响下，受国家补贴的电影运营机制被取消，缺乏资金、人力支持的甘肃电影事业难以为继。电影制片活动无力维持，农村电影放映单位也无力独自购买影片拷贝，其放映活动出现严重缺失，“全省农村电影活动率从1993年上年度的70%在下半年迅速下降到16%，一半以上的农村电影队停止活动，全省农村年人均看电影次数不足3次。”[5]甘肃电影事业发展开始走下坡路。
经历了电影体制改革冲击后的甘肃电影进入了艰难而缓慢的恢复期。1993年7月，以省电影公司为首，联合全省9个市、地级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成立了甘肃省电影经营联合体。把各地有限资金集中起来，统一购买电影拷贝，合理编排影片调度，加强各地电影公司间横向交流，拓宽电影拷贝的流通渠道，使电影拷贝在省内有较大使用率，1994年，出台《关于加强全省农村电影工作的意见》文件，对农村电影农村放映实行以包场为主，与售票相结合的收费方式。联合体的成立为农村电影放映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片源，从根源上缓解了农村电影“放映难”的问题，相关文件的出台也初步解决了农村电影收费难的问题，农村放映队陆续恢复工作，全省农村电影放映工作有回温之迹。体制改革后的甘肃电影制片行业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至新世纪到来前，兰州电影制片厂仅拍摄了两部故事片《歪打正着》（李保元，1993）《红流》和六部纪录片《第四届中国艺术节》（1994）《新中国文化艺术五十年》（1998）《拉卜楞寺》（协拍，1998-1999）《桑科草原藏族风情》（协拍，1998-1999）《中国藏族艺术宝库》（协拍，1998-1999）《布达拉宫》（协拍，1999）。
2001年甘肃省积极落实部署国家全面推行的农村电影放映“2131”工程，有效调动了广大农村电影工作者的积极性，使农村电影市场焕然一新。2007年6月，国务院《关于做好农村电影工作意见的通知》下发，进入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新阶段，对农村电影投入力度进一步加大。在“企业经营、市场运作、政府购买、群众受惠”十六字方针的指导下，甘肃省广电局对全省农村电影放映机制进行了全面改革，将市场运作和公共服务结合起来，2008年3月，通过公开招标，民营电影企业兰州金利文化娱乐有限责任公司脱颖而出，牵头组建了甘肃飞天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负责全省农村电影的发行放映的供片和放映经营管理工作，使全省农村电影放映事业走上了规范化道路，开启了甘肃农村电影放映“飞天模式”。
甘肃飞天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的成立，是甘肃省农村电影发展机制创新的结果。它用企业化的经营模式，积极探索市场运营机制，在确保公益放映场次全面落实的同时，通过增加商业放映场次，代理全省电影广告经营运作等方式，提高收入，实现公司的集约化管理和规模化运营。“这种做法实现了政府管理部门‘管‘办职能的分离，形成了以国有设施设备、场次补贴为依托，以数字放映为龙头，县、乡为重点，村为基础，政府扶持和市场服务相协调的农村电影发行放映新体系。”[6]逐步形成稳定的、良性循环的农村电影市场，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农村电影发展道路。经过几十年来的艰苦努力，甘肃农村电影放映全面实现数字化，成为能够代表西部乃至全国农村电影放映的先进水平。
在“飞天模式”取得斐然成绩的时刻，甘肃电影也开始了面对产业化进程的初步尝试。21世纪以来，甘肃敦煌影视文化中心（兰州电影制片厂）先后与内蒙古电影制片厂、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原兰州军区政治部电视艺术中心等机构联合拍摄共生产胶片、数字、电视电影《蓝蝴蝶》（张裕民，2004）《蝶舞青山》（王旻极，2006）《常胜班》（王旻极，2008）等共计11部。其中，耗时三年、斥资600万打造的表现藏、蒙、汉团结统一的历史题材故事片《月圆凉州》（王星军，2005）更是走出了甘肃，成为第一部在联合国放映的中国电影。2010年后，甘肃风行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兰州浩发影视传媒有限公司、甘肃大敦煌影视有限公司、甘肃大河传媒有限公司等20余家民营影视制作公司相继成立，虽然规模普遍较小，但这样一批民营公司的出现仍然活跃了甘肃电影市场。与此同时，在“十二五”时期，甘肃省迎来了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丝绸之路经济带甘肃段建设、甘肃文化大省建设的机遇。全面提高了甘肃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信心，电影电视剧产业作为十三板块中的重点内容之一，获得了甘肃省委省政府的关注和扶持，甘肃电影事业进入重要转折时期。政府部门立足于甘肃影视发展现状，研究出台了《甘肃省影视剧品牌建设规划纲要（2014—2016年）》明确了“甘肃题材、西部元素、中国立场、世界表达”的创作方针，开始面向全国重点征集西部类型影视剧本、大力扶持培育精品项目，积极促成中国·嘉峪关国际短片电影展的开办，以期提高甘肃影视事业发展水平，打造甘肃电影本土品牌。
整体而言，甘肃电影发展水平依然与全国电影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距。甘肃电影事业长期依靠国家扶持，缺乏自主性。在中国电影体制改革来临之际没能适时转变思想，迎接挑战，逐渐落后于中国电影产业化进程中。系统内的影视制作单位后劲不足，系统外的影视制作公司规模较小，整体产出的影视剧数量少，质量不高，个别精品也难以跻身院线，参与市场竞争。表现甘肃文化的影片难以形成规模，进一步阻碍了甘肃本土化电影品牌的塑造。应对上述困境，需要政府的重视，将国家电影政策措施行之有效地落到实处，规范相关条例，以科学的管理促进省内电影事业走向良性发展。其次，真正面向市场，转变省内影视制作机构的经营理念，克服过度依赖政府扶持的思想，积极走向市场，才能获得市场效益反哺本土影视机构，实现甘肃电影事业的循环发展。最后，甘肃电影人要提高自身的文化自觉性，从本土丰富的人文历史资源中摄取养分，积极创作出聚焦本土现实，贴近人民生活的影片，要实现甘肃电影事业的长效发展，专业电影人才的培养也必不可少。
参考文献：
[1][2]甘肅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甘肃省广播电影电视志编纂委员会.甘肃省志（第64卷）——广播电影电视志（1918—1998）[M]甘肃：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329，331-336.
[3][5]关楠屏，付森.甘肃农村电影市场透视[ J ].电影艺术，1998（5）：88，89.
[4]张芸.中国西部电影嬗变研究1984-2012[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2.
[6]康坚，刘汉文.甘肃：农村电影的“飞天模式”[ J ].当代电影，2010（12）：21.
【作者简介】 赵丽瑾，女，河北阜城人，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电影艺术与电影史研究;
李媛媛，女，甘肃张掖人，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戏剧与影视学专业硕士生。
【基金项目】 本文系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文化内涵与媒介思维：‘西部影像符号的文化生产与媒介传播”（编号：YB030）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