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与一五计划的出台
李攀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终于有了在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基础上建设国家工业化的基本条件。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指出：我们的国家在政治上已经独立，但要做到完全独立，还必须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新中国成立后，随着1952年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的基本结束，中国人民久已期盼的这个历史机遇终于到来了。而在毛泽东、周恩来领导下直接导演这场波澜壮阔的经济大戏的，就是素有“红色掌柜”之称的陈云。
一 、缺乏经验，一五计划数易其稿
从1953年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就热气腾腾地在中国大地上全面铺开。这是人们在中国国土上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令人振奋的景象。这一年，《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兴奋地写道：“一九五三年将是我国进行大规模建设的第一年。”“国家建设包括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文化建设，而以经济建设为基础。”“工业化——这是我国人民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这是我国人民不再受帝国主义欺负不再过穷困生活的基本保证，因此这是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全国人民必须同心同德，为这个最高利益而积极奋斗。”[1]
要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必须编制切实可行的计划。陈云当时是中财委的主任，负责主持全国的经济工作，因此，编制经济发展计划的任务也历史地落在了他的肩上。由于缺乏经验和必要的资料准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特点是边编制边实行。此前，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过相当长的准备，编制过四次。第一次是1951年5、6月间，为落实中央“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方针，根据周恩来的提议，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宋劭文6人组成领导小组，负责组织领导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由于当时资料不全，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还在进行，全国经济建设的大局也还未定下来，尤其是还未能争取到苏联的全面援助，因此，这个计划纲要只能是一个试验，不可能作为正式的计划。
第二次是1952年6月到8月。7月10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并刘少奇等，提出：“在七月份我拟将工作重心放在研究五年计划和外交工作方面。其他工作当尽量推开”。“对五年计划，当着重于综合工作，俾能向中央提出全盘意见，并准备交涉材料。”[2]在陈云的直接领导下，中财委开始第二次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7月，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二次编制完成。尽管时间仓促，经验和数据不足，但这个计划还是较为详细。计划印出来以后，共有25本小册子，主要包括《关于五年计划轮廓的方针》、《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以及钢铁、有色金属、机器、汽车、船舶、电器、化学、建筑材料、电力、煤矿、石油、纺织、轻工业、交通、邮电等发展计划。5年基本建设计划投资505亿元，拟请苏联援助我国工业建设项目91个。这个计划提到中央后，中央政治局进行了讨论，认为可以将这个计划带到苏联征求意见，并作为向苏联提出援助的基本根据。
第三次是1953年1、2月间，陈云等根据在苏联商谈情况，特别是根据苏联承诺的援建项目和苏联代表的意见和建议，对第一个五年计划轮廓草案重新计算了一次。第四次是1953年6月，苏联对设计141个建设项目作出答复后，李富春结束在苏联的商谈回国，国家计委结合苏方的意见和他们援助的情况，对第一个五年计划轮廓草案中规定的各项具体任务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初步总结和修改。
二、时不我待，毛主席下了“军令状”
虽然之前已经四易其稿，第四次编制的“一五”计划仍不能令人满意。五年计划编制工作的滞后成为加快经济建设步伐的重大制约因素。对此，毛泽东和党中央都非常着急。
1954年初，根据工作发展的需要，中央决定成立由陈云、高岗、李富春、邓小平、邓子恢、习仲勋、贾拓夫、陈伯达组成的五年计划纲要编制八人工作小组，陈云任组长，以加快“一五”计划的编制。毛泽东下了“军令状”，要求从2月15日起，用1个月时间拿出五年计划纲要草案粗稿。陈云、李富春等觉得时间太紧，压力太大，请求延长一些时间。“后来请示主席决定可以二十日交。”[3]
接到指示后，2月19日，陈云即召集中央财经、文教各部部长开会，布置编制“一五”计划的工作。会上，陈云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同时指出：“编制‘一五计划的工作不能再拖了。毛主席规定的时间非常紧，但现在编制‘一五计划有很多有利条件。首先，苏联援助我们的项目已经定下来了，项目是141个，设计和设备安装的时间也大致排好了，这就使我们更有把握了。其次，朝鲜战争已经停下来了，军费和意外的支出都减少了。第三，总路线已经宣布，而且经过广泛宣传已深入人心。第四，我们已经有了几次编制计划的经验。因此，短时间内完成这一任务是有可能的。”
这次会上，陈云还要求大家学习毛主席的工作方法。他说：毛主席现在搞宪法搞得很快，他是方法是：一、吃饭；二，吃了饭不干别的事情；三、每天搞出几条。我们也要采取这样的制度，专门来做，不要坐在上面，只等着下面的汇报。各部都要指定专人负责，搜集材料，核定数字。
会后，各部和计委根据陈云的指示，迅速展开工作，并按预定的时间及时向陈云提供了所需的材料。接到计委和各部提供的材料后，陈云自己也组织了一个小组，这个小组由他和张玺、梅行、周太和、邱纯甫5人组成。张玺是计委的副主任，周太和和邱纯甫是陈云的秘书，梅行是请来的笔杆子。5个人昼夜兼程，开了14次会，用了15天的时间，将这些材料进行了归纳、整理，并于4月初拿出了第五次编制的五年计划纲要初稿。这一初稿于4月15日印好后，送到了毛泽东手里。6月29日至30日，陈云就“一五”计划的有关问题向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汇报。国家计委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初稿)》正式完成。这样，历时近四年，五易其稿，第一个五年计划总算有了一个可以拿出来的初稿。
三、 反复修改，一五计划逐步完善
新中国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因此新中国的工业建设不得不依靠苏联的援助，经过反复谈判磋商，苏联终于同意对我国援建156个大型项目。一五计划实质上是以苏联援助的“一五六项工程”为中心，是在苏联的指导帮助下制订的，但陈云的基本立足点还是自力更生，没有盲目、教条地搬用外国的经验。他说：“苏联专家搞的表太复杂，不能完全照办，必须和我们的现状结合起来。中国是农业国，不可能把每家有几个鸡、几头猪都统计起来。中国开始建设时，计划的线条是粗的，将来由粗到细。”他在总结“一五”计划实施过程中的一些经验后提出：“研究合理的比例关系，决不能只依靠书本，生搬硬套，必须从我国的经济现状和过去的经验中去寻找。”陈云的这种态度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
10月，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在广州集中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共同审阅了国家计委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初稿）》。11月，陈云主持召开了11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一五”计划的方针任務、发展速度、投资规模、建设重点、工农关系、地区布局和人民生活等重大问题再次进行了讨论，对初稿提出了若干修改和补充意见。这些意见主要是：一、“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中，应明确反映出把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把落后技术变为先进技术的要求，并以苏联援助的141项（后增至156项）工业建设项目为中心来发展我国工业生产建设。二、发展重工业是一个长期建设的任务。因此，“一五”又要同“二五”相衔接。三、抗美援朝战争虽已停止，但不能忽视国防建设，“一五”计划还要考虑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在基本建设特别是重要工业企业建设不能过分集中，并且还要考虑防空问题。四、对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对农民和农业生产有很大影响，有些问题如果不能妥善解决，将会影响工农联盟和农业生产。五、工业建设要大中小相结合。“一五”期间搞一些大型工业企业是必要的，但中小型工业企业搞起来也有很多好处。因此，建设我们的国家，不能只走一条道路，而要多想些发展道路。
1955年3月21日－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陈云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7月5日－30日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至此，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历时四五年，经过多次讨论修改，终于形成。
四、 一五计划顺利实施，红色掌柜功不可没
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进行如此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对中国人来说，有些方面连常识都没有，但又不能等待有了足够成熟的条件后再动手。中国共产党人不畏艰险，边摸索边大胆的向前闯。尽管“一五”计划是边实践边制订的，最后形成时距离完成计划的时间只有两年。但正是在这样小心谨慎的制订、修改、实施过程中积累了经济建设的宝贵经验。编制过程也是探索发展工业化道路的过程。正如后来薄一波回忆说:“实践证明，‘一五计划编制得是好的，执行结果是人民满意的。”[4]
1956年底，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提前完成，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四年内，“一五”计划规定的建设项目绝大部分已经建成，并且增加了很多新的项目。1956年工业总产值达642亿元，比1952年的349亿元增长84%，平均每年递增19.6%。计划规定的46种主要产品中，生铁、钢、钢材、水泥等27种产品的产量，在1956年已经达到五年计划规定的1957年水平。农业方面，1956年农业总产值610亿元，比1952年的461亿元增长32.3%，年平均递增4.8%。粮食产量达19275万吨，比丰收的1955年增产661万吨，增长4.57%。粮食产量超过了“一五”计划数额。其他农产品也都有程度不同的增长。经过一五计划，我国初步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一五”计划执行的结果之所以能取得如此的成绩，是和编制与实施过程中以陈云为代表的老一辈领导者的实事求是、稳步发展，反对不顾现实条件的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分不开的。陈云四次主持编制“一五”计划，比较好的处理了各方面的关系特别是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问题。到1956年底，“一五”计划提前完成，从而奠定了我国工业基础。由此可知，“一五”计划的编制是切实可行的，实施是谨慎的，是完全符合中国实际的。陈云不愧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参考文献：
[1] 《迎接一九五三年的伟大任务》（社论），《人民日报》1953年1月1日
[2] 《周恩來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74页
[3]陈云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召开的研究编制五年计划纲要草案问题会议上的讲话，1954年2月19日
[4]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