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化与异化：《春天里》对人性的两种刻画
贺勇
2017年9月初登央视一套荧屏的电视剧《春天里》，凭借富有吸引力的剧情、实力派的演员和接地气的主题，再次掀起收视高潮，使观众对当前社会环境下我国新一代建筑铁军的追梦之旅，有了更加清晰和深刻的领略。在这部用实力和良心打造的影视剧中，尤其将我国建筑工人的心路历程刻画得惟妙惟肖，同时对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过程中所带来的人性变化给予了高度重视。通过分析剧中三位主要人物铁振国（谷智鑫饰）、李春妮（王力可饰）和高中（李雨轩饰）的情感纠结与事业起伏，可对人性变化的两个走向——归化与异化——获得更加直观的认识。而揭橥人性裂变的过程，正是《春天里》迥异于同题材影视剧的高超之处。
一、 影视作品的归化与异化
“归化”（domestication）与“异化”（alienation）本是来自语言翻译学理论中的两个名词[1]，前者意为翻译者用本国读者熟悉的词汇来翻译外国文学中的文化负载词，例如霍克斯英译《红楼梦》时，便将“老君眉”径直译为“白茶”（white tea），这是典型的“归化”翻译。对于本国读者而言，这一手段显然是牺牲了原文所特有的民族文化成分，而迁就了本国读者的阅读水平。换言之，在翻译过程中，归化代表着译者的本土文化对于原文的民族文化的胜利，即译本的本土文化战胜了原本的民族文化。“异化”则反之，它保留了原文中所富含的民族文化，以原汁原味的形态介绍给他国读者，对于他国读者而言，这无疑是宣告着原本的民族文化的胜利。
直到20世纪80年代，法国影视理论批评家德·瓦萨尔在《影视的归化与异化》中，首次将上述翻译学的两个概念引入到对影视作品的评论上，并将二者的本质属性确定为：“归化代表着核心人物通过自己的性格宣传，将周围的人物同化；异化代表着核心人物放弃了自身的理念，向他所处的环境缴械。”[2]这一理论，较为深刻地阐述了影视剧在人格塑造方面的两个走向，从而为后来的影评家所吸纳，并广泛地应用于影视剧的评论方面。
很明显，电视剧《春天里》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及其性格变化，也可以在瓦萨尔的启发下进行分析。当然，我们并非认定归化与异化是可以解读《春天里》人性塑造的不二法门，对人性的分析可以有许多方式，瓦萨尔的理论只是较为直接的一种。正因这一原因，我们在此援引他的理论来分析《春天里》的人性走向及变化。理论与创作实践的对接能使观众更深入地理解作品的深刻内涵。
二、 铁振国性格的归化过程
从《春天里》揭开序幕的一刻，铁振国便注定扮演着强势的归化型人物，这也是当前我国影视剧所共同设置的一类人物。在剧中，此类人物主要通过自身一系列的危言危行，来深刻影响周边的次要人物，进而发挥瓦萨尔所强调的“同化”作用。当周围的人物均被其言行影响之时，便是该人物完成归化使命的一刻。按照这一历程去分析铁振国的形象，便可找寻其归化的草蛇灰线，这对于领会该剧塑造人性的技巧很有益处。
剧中的铁振国是来自农村的年轻人，他选择背井离乡，远赴北京，是有着相当充分的心理渊源的。一来他目睹了农村生产的弊端，另一方面他又有着笃定的梦想，即成为一位杰出的建筑家。在这些心理的驱使下，他与兄弟铁头和高中便踏上了追梦的旅程。到了繁荣的北京，铁振国并没有忘乎所以地蹉跎岁月，而是选择踏踏实实地学习，一步一个脚印，向着自己心中的梦想努力。正是因为有了这份锲而不舍的精神，他才逐渐得到了周围工友以及高校教师的认可，这是他利用自身品质去归化他人的第一部序曲。此后在建筑场中摸爬滚打了多年的他，逐渐认识到这一行业所需要的技能与窍门，慢慢发展出属于自己的一份产业，后来又开设了自己的公司。在这一过程中，他仍然凭借着不锲的努力，继续默默影响着周围的人，既将生性懒惰的工友培养成为事业而奋斗的硬汉，又凭借自己的胆识，成功为民工要回了工钱，从而虏获了女记者冯美慧的芳心。至此，他完成了归化身边角色的第二步，也是至为关键的一步。此后他在经历工厂事故，左臂几乎失去工作能力的困境面前，仍不向命运屈服，重新追逐自己的梦想，并以此来感染其青梅竹马的恋人春妮，终于成就了事业与家庭的双喜临门，这是其归化工作的最后一步。此后，这对北漂多年的恋人，在经历了诸多波折后，终于有情人成为眷属。
《春天里》對于铁振国的归化历程，给予了多种角度的呈现，同时也兼顾了多条路线的照应。他凭借一身正气与胆量，向黑商人胡胜利讨回民工欠款，获得了工友的肯定；他在公司规模日渐扩大的背景下，仍然不忘初心，实心实意为民工考虑，收获了冯美慧的赞许；他在常人几乎不可逾越的生理困境中，成功实现了质的飞跃，进而归化了自己的心上人春妮，从而成就了美好的爱情。这些看似美满的结果，实际上都伴随着铁振国的努力与付出，而他的努力与付出，正是他努力归化他人的过程。在《春天里》中，只有铁振国在物欲横流的环境中，始终保持着独立人格与尊严，经得住不义之财的诱惑，在成就了自己的同时，也将自己周围那些犹豫不决的人重新拉回正确的轨道中。央视在宣传该剧时，曾用了“普通人的中国梦”来形容，这是很符合铁振国所代表的建筑工人的。同时，这一底层叙事题材的选择更为接地气，满足了观众的期待视野。
三、 李春妮与高中性格的异化过程
与铁振国依凭自身的性格去归化他人不同，剧中的李春妮和高中这两个角色向观众展示的是性格异化的过程。但同是异化，二人的性情与经历却并不相同。正是因为这一深层原因，二人的结局便有了质的不同。对比手法的运用将人物之间的命运纠葛展现得更为鲜明。
春妮去北京完全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歌手梦，这个能歌善舞的女孩从小便梦想成为一位红遍大江南北的歌手。在这一梦想的驱使下，李春妮接受了娱乐圈的某些规则，在这些事件中，她的确是被规则异化的人物。但是当她被娱乐公司绑架，终于认清社会现实之后，便不再选择向规则妥协，而是勇敢地依靠自身的实力来博取机会。另一方面，她又出于同情心，接受了高中的追求，并默认了高中扭曲的价值观。在这一点上，春妮又是被腐朽价值观异化的人物。不过当她看透高中唯利是图的嘴脸后，也不再充当受气包的角色，再次回到铁振国身边，终于成为其妻子与知音。剧情发展到此，才完成了春妮人性变化的两个步骤：由最初被社会规则和腐朽价值观异化，到被铁振国的正能量归化。这一人物性格变化的深刻之处，也正是在这一转变完成之时才实现。
与春妮的善良朴实不同，高中从小便是自私自利的人。他虽然也有成为“最伟大的建筑家”的梦想，但他的本性决定了他为了成功可以不择手段。“江山易改，禀性难移”，正是因为这种浸入骨髓的自私，导致了他无法向铁振国的气场缴械。他不仅忘记了铁振国对他人生的帮助，还利用手中权力，对铁振国的事业进行破坏。在他的眼中，北京的繁荣气象均出自企业家的黑心和平民的无知，这一错误的观念最终将他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春天里》并没有安排他悔过自新的情节，这是一个颇有含义的安排，因为这表示在这个世界上，的确有一部分至死不知悔改的人，而高中正是这类人的代表。
春妮与高中虽然在剧情展开伊始，均为被社会规则异化的人物，但由于二人性情的差别，导致一个成为异化的背叛者，一个则沦为异化的牺牲品。春妮在被社会异化过程中，头脑仍然保持着难能可贵的冷静，所以当她发现自己正接受着不合理规则的异化时，敢于尊重内心，向铁振国的世界靠拢，进而帮助铁振国，实现了归化。高中则始终沉溺于错误价值观的统摄之下，亦步亦趋地向腐朽心灵世界靠拢，为了成功，不惜出卖自己的灵魂与亲朋好友的利益。《春天里》正是借助这一组人物，展现了在异化世界中走失的灵魂，到底是选择自我救赎还是继续沉溺的问题。这是深刻的人生哲学，而《春天里》则借助春妮与高中，向观众展现了即便均以异化开始，也可以凭借自身的性情与判断力，走向截然不同的明暗两个世界。很明显，借助具体人物的呈现，比枯燥的说理更深入人心。用“归化”与“异化”的理论来阐释二者之间的人生走向，无疑是贴切而不失意味的。
结语
若干年前，“农民工”问题还是一个充满着争议的话题，但在权利维护日益成熟的当代中国，我们早已没有必要惩羹吹齑。《春天里》便果敢地选择了农民工作为刻画的中心对象，进而展现了共举中国梦的今天，我国农民工的精神面貌。从折射现实的角度来看，《春天里》早已完成了选材的使命。但能否达到选材的预期标准，并非衡量一部剧是否成功的根本要素。按照萨瓦尔的学说：“影视剧的核心是人性，无论是归化而来的人性，还是异化而灭的人性，都是影视剧的根本使命。”[3]《春天里》的成功正是同时呈现了“归化而来的人性”和“异化而灭的人性”。更为重要的是，这部剧对于人性裂变的两条轨迹并未采用苍白无力的旁白，亦未乞灵于枯燥的道德说教，而是借助环环相扣的故事情節来展现，让观众感觉真实可靠，同时在内心深处也颇受震撼。简单来说，《春天里》借助两条线索，将归化和异化的人性轨迹揭示出来，这两条线索相互交织，并没有非常突兀地发展开来。实际上，正是如此浑化无迹的情节模式，才使得观众在潜移默化中，便感知了人性的成熟与堕落。铁振国在剧中只是一个典型人物，他代表了用自己坚守的信念与世俗价值观的对抗，并以一场大胜告慰了他的付出；春妮和高中则是另一类典型人物，前者利用自己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得头破血流了解了异化的可怕本质，后者则在纸醉金迷的物质和欲望世界消磨了青春与灵魂，沦为异化的终极俘虏。在剧中，他们都是构成情节发展的必要人物；而在剧外，他们则是一群人的代言人，各以自己的成功和失败，为局外人提供着可以总结的经验与值得吸取的教训。从这一角度看，《春天里》是不折不扣的人性教材。
参考文献：
[1]叶蜚声.语言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04.
[2][3]（法）德·瓦萨尔.影视的固化与异化[M].屠友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76-77，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