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艾思奇探索马克思主义文艺大众化的路径
摘 要：文章以探析马克思主义文艺大众化的路径为线索，分析了延安时期艾思奇对文艺大众化的主要贡献。艾思奇认为，在抗战过程中要注重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融合，推进传统文化的发展要符合革命发展的需要，同时要在文艺大众化的实践中推动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新文化体系。另外，艾思奇一直在报刊编辑和新闻出版等岗位工作，在《中国文化》《解放日报》等报纸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大众化，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延安的文风，助推了整风运动的顺利开展。
关键词：延安时期;艾思奇;马克思主义;文艺大众化
中图分类号 D23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1-0475（2020）10-032-04
艾思奇是最早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以及大众化的重要人物之一，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出了独特贡献。艾思奇作为一名知识渊博的学者，著有大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广泛地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影响，奠定了艾思奇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特殊地位。作为一名“党的忠诚的理论战士”[1]，他对党和人民充满挚爱，始终奋斗在文化战线，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因此，学者和“战士”的双重身份在艾思奇身上是相统一的。在延安时期，艾思奇通过多种途径传播马克思主义，是其思想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时期。他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中，不仅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大众化，也使文艺逐渐走向大众化。他曾说：“文学也和哲学一样，是一种观念形态，前进的文学能使我们的认识更加坚定明确。”[2]298
一、注重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融合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国门洞开，各种思潮随之涌入，不断地冲击着中国的传统文化。一些文化复古主义者和文化保守主义者主张恢复旧的传统，对传统文化不加批判地继承。也有许多思想理论家试图为中国的文化寻找一条出路。艾思奇作为一名学者兼“战士”，本着对传统文化负责的态度，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主张要用科学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实践，促进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统一。
（一）传统文化的发展要符合革命的需要
前进的文艺是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文艺工作者的任务就是用自己独特的作用来促进文化的发展与时代相结合。艾思奇《大众哲学》的出版受到了当时许多青年读者的欢迎。《大众哲学》将深刻的哲学理论寓于生动的事例之中，内容通俗易懂。他还撰写不少关于文化和文学方面的文章，受到了文艺理论界的赞赏。因此，文化界的许多思想家也都开始用通俗的语言来写文章，成为当时的一个重要倾向。传统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也需要跟随着社会现实状况的改变而发生相应的变化，这与马克思的否定之否定理论是相契合的。如在延安时期，艾思奇曾分析了中国封建时代的家族制度，论述了封建社会不同阶级之间的伦理关系。他肯定了旧的封建伦理制度在历史上存在的合理性，但并不认为该制度将永远延续下去。由于中国近代社会的急剧变化，艾思奇甚至已经开始呼吁建立新型的家庭经济关系以及新的社会道德观。他指出了旧道德与新道德的区别是“旧的道德观，不论是封建的或是资产阶级性的，都把道德看作永远不变的东西，道德的行为，必须得是一种适合于永远不变的善恶标准的行为”，而“共产主义者认为一切道德会随着社會经济状况的变化而变化”[2]410-412。从社会历史的发展整体过程来看，道德是会不断进步的。从局部来看，我们也不能否认人类社会存在道德停滞或者是落后的状态。艾思奇认为，“在社会发生革命的变革或者进步的时候，进步的阶级就是新的、前进的道德的担当者”，“革命的运动正是用大众的力量彻底扫除一切腐朽的恶德，建立新的道德生活，提高人类的精神文化的运动”[2]415。毫无疑问，艾思奇是从动态的角度考察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观的变化，是马克思主义否定之否定理论在文艺大众化上的重要体现。
（二）在文艺大众化的实践中推动构建新文化体系
艾思奇从小就熟读国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等经典文献，有着深厚的哲学功底，这为他以后成为一名著名的哲学家奠定了理论基础。艾思奇在上海时便和鲁迅等人有密切的文化交流，他们曾一起探讨关于“拿来主义”的问题。延安时期，艾思奇在《论中国的特殊性》一书中，既反对有些文化保守主义者借中国的特殊国情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又坚持文化唯物主义，理性地分析了中国的特殊国情和传统文化的特性，试图在文化冲突中对传统文化进行整合，从而建立理想的文化体系。艾思奇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实质上就是以儒家为核心的多元文化体系，这个文化体系对中国的影响尤为深远。然而，从本质上来说，以儒家为核心的多元文化体系是适合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要求的。因此，在民主革命时期，艾思奇就试图打破这个传统文化体系，而代之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新文化体系。这个新文化体系既没有完全否定旧文化，也未全盘继承传统文化，而是把传统文化融合到马克思主义之中。
作为新启蒙运动的积极参加者，艾思奇在《中国目前的文化运动》里深刻分析了社会的性质，详细阐述了新启蒙运动的基本内容——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文化运动，其主旨就是抗战。艾思奇对文艺的发展方向提出了具体要求，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大众化作出重要贡献。艾思奇指出，抗战时期文艺发展的新方向应当具备三个特点。一是文艺的发展要与政治密切结合。抗战以后，在延安的文艺工作者中曾出现了脱离实际政治斗争的偏向，许多人用主要的精力去学习外国的文艺作品，并且直接照搬过来，还有许多文艺作品是表现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和情调的，这是不符合当时文化发展要求的。延安时期，应当在马列主义思想指导之下，把抗战、生产、教育作为文艺创作的主题。二是文艺要走向工农大众，这也是党领导的文艺运动的传统。在延安时期，文艺工作逐渐从知识分子的小圈子走向了工农大众，街头上和群众中的文艺活动成为主要的工作方式。三是关于文艺的普及化与提高的问题。在此方面，艾思奇贯彻了毛泽东的指示，强调要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从提高方面来看，主要表现为文艺活动要反映群众的现实生活和群众的思想感情，使文艺活动更有生命力、感召力。文艺的形式要多样化，可以适当提取旧有的民间艺术与传统文化相结合，如歌谣、戏剧、秧歌舞等。从普及的方面来看，主要表现为文艺工作的对象要普及化，要使艺术与广大群众直接结合。由此可见，传统文化是人民群众在长期实践的过程中所形成的。要想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发展传统文化，同样需要依靠人民大众的实践活动，在文艺大众化的实践中推动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新文化体系。
二、利用报纸杂志推动抗战文艺大众化
延安时期，艾思奇是《中国文化》的主编，曾在《解放周刊》《新华日报》等一系列报刊上发表了几十篇通俗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章。如在《中国文化》上连载的《哲学是什么》《论中国的特殊性》，在《解放周刊》上发表的《社会主义革命与知识分子》等。艾思奇在报刊上不仅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相关内容，同时也促进了革命文化逐渐大众化。
（一）依托《中国文化》为主要阵地，肩负起抗战文化建设的任务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十分落后，在农村兴办的学校数量屈指可数，百姓的文化生活十分匮乏。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致决定要改善延安落后的精神面貌，加强当地的文化建设。1940年2月，毛泽东创办了《中国文化》杂志，这是延安出版的综合性理论刊物，艾思奇担任该杂志的主编。在创刊号上，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艾思奇是在《中国文化》杂志上发表文章最多的学者，还在该杂志上连载了他的“哲学讲座”，包括《哲学是什么》《什么是辩证法说》《论对立的统一》等文章，对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并获得了高度的评价。
作为《中国文化》的主编，艾思奇积极关心各个领域的研究动态和研究成果。他认真负责、恪尽职守，对广大青年学者和文化理论工作者的来稿都给予了耐心的指导和极大的肯定，对其不足之处也提出了合理的修改意见。他以包容的态度面对不同的学术观点，同时积极参与不同的思想文化论争。除此之外，他还支持文艺的多种创作形式，倡导《中国文化》实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中国文化》刊行期间，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因此这个时期的文化建设主要倾向于如何让文化更好地服务于抗战，使文化成为一种力量，指导并鼓舞人们最终完成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伟大历史任务。艾思奇在文章中指明：“边区的文化，就是在坚持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3]首先，艾思奇呼吁要团结一切进步的文化人士和知识分子利用“文化武器”抗日。其次，艾思奇提倡“健全边区文化协会的组织及机构”[3]，要不断发展完善新文化建设的各个部门和各个方面;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研究中国文艺的各个方面。要加快建设文化团体和研究院校，不断提高文化的学术质量。最后，艾思奇还指出，青年知识分子是开展文化建设与文化传播的主体力量。因此，务必加强对青年知识分子的教育，引导其深入人民群众。长征取得胜利之后，大量的青年知识分子涌入了延安。这些知识分子有着明显的优势和劣势，他们之前就接触过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易于接受新事物，有坚强的革命性和坚决的斗争性。然而，他们更多的是接受理论的教育，未能深入人民群众。艾思奇指出：“过去已有些文化工作者和知识分子走上前线或者是农村，然而这种运动并不深入。因此，大众化的口号虽然已经提出，而文化工作者未曾真正深入大众。以后，应该用各种方法使文化工作者和青年知识分子深入群众，这一方面当然要他们本身的努力，另一方面也需要各方面的帮助。”[2]505他号召广大青年知识分子要加强实践，深入到人民群众中，更好地发挥其主力和桥梁的作用。
（二）开创《解放日报》的新局面，深刻阐释实事求是思想
《解放日报》是党中央于1941年5月创办的机关报。毛泽东十分重视该报纸。艾思奇担任《解放日报》副刊部主任，每日的工作量非常大，需过目四五十件甚至上百件稿子，对所有来稿的作者，即使其稿件未被录用，他也会一一给予回答，让作者知道自己的稿件为何没被录用。与此同时，艾思奇也在不断地加强和改进对文艺作品的报道。他著有许多关于文学的文章，如《论文化和艺术》《文学的永久性和政治性》《论文学的鉴赏》等。其中，在《文学的永久性和政治性》一文中，艾思奇阐述了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他指出，从广义上来看，文艺的政治性可以起一种教化或者是宣传的作用。文艺也具有永久性。众所周知，像哲学、宣传品等可能会因为新时期的到来而略微逊色，然而文艺的价值并不会。这是因为哲学往往都是用较抽象的概念和思维来反映现实，文艺是以一个个生动的具体形象来反映真实，借助这种具体性会让读者感受到真切的实在。因而，任何的文艺作品其本质都是活的，而文艺的根本任务就是通过具体性来反映现实。艾思奇除了在报纸上设置基本的栏目外，他还根据抗战形势的需要开设了一个新的专栏——《军事》，刊登了许多关于抗战的文章。1941年，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拉开了整风运动的序幕。同年，毛泽东在中央研究院成立大会上作了题为《实事求是》的报告。艾思奇在整风运动过程中也撰写了许多文章来阐释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思想，如《不要误解“实事求是”》《“有的放矢”及其他》等。艾思奇强调：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不只是用中国的实际来解释理论原则，而且必须以理论原则为指南来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不能解决革命问题的理论，即使用极其丰富的例子来说明，仍然是死教条。[2]609为了整顿党的作风，艾思奇还出色地完成了毛泽东布置的任务，编辑出版了《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思想方法论》一书。这本书是当时干部必读的十二本文献之一，受到了广大干部的热烈欢迎。
《解放日报》在创刊的初期，曾因其党性较弱、脱离实际以及脱离人民群众等问题而被改版。改版后，《解放日报》的副刊从原来的第四版的下半版扩展到整个第四版，增加了文学、史学、哲学、经济学等栏目，丰富了内容。艾思奇在《解放日报》上刊登了许多关于整风的社论文章，把整风运动的相关报道放在了首要位置。这些社论重点阐述了整风的意义，交流了整风的经验，推进了整风运动的开展，促进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解放。延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还开展了一项以自给自足为目标的大生产运动，以农业生产为主，兼办工商业、运输业和畜牧业等，倡导人民通过自己的双手创造所需的粮食产品。《解放日报》也报道了这一时期参与大生产运动的一些模范英雄，如介绍了劳动模范吴满有、模范党员申长林、模范小学教师陶端予等人的事跡，激发了边区群众向劳动模范学习的热情，推动了大生产运动的蓬勃开展。除此之外，该报还把全党和人民群众所关心的热点问题反映出来，确立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贴近群众、贴近现实的办报方针，重视群众关于报纸的提议和建议，鼓励群众多来信投稿，使马克思主义文艺大众化深入人心。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
[2] 艾思奇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3] 艾思奇.抗战中的陕甘宁边区文化运动[N].中国文化，1941-02-12.
【责任编辑：刘中雁】
【作者简介】 徐鋆（1996—），女，浙江衢州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8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