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白驹从1952到1962年的心路历程
秦晓华
摘要：1952年至1962年是冯白驹人生阶段的重要十年，这十年中，受反“地方主义”影响，冯白驹从琼崖人民的一面旗帜变成海南“地方主义”头目，蒙受了巨大的屈辱。然而，尽管如此，冯白驹在这十年中既始终保持着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优良品质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又折射出一个普通人在面临不正常政治斗争时的艰难抉择，“服从”与“不解”二元并存共同构成冯白驹在这十年中的心理特征，也决定着冯白驹在这十年中心路变化历程的轨迹。
关键词：冯白驹;1952-1962;心路历程
中图分类号：D23 ? ? ? ? ? ? ? ? 文献标识码：A ? ? ? ? ? ? ? ?文章编号：1001-0475（2015）02-0078-03
冯白驹，琼崖历史上的丰碑人物，不仅在革命战争年代，带领中共琼崖党组织和琼崖人民军队，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孤岛作战，坚持二十三年红旗不倒，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而且在解放初期，积极投身建设，尽管蒙冤受屈，仍然忍辱负重，坚持真理，彰显了一位革命家的英雄本色。1952-1962年，是冯白驹蒙受冤屈的十年，也是体现坚定信念的十年。他从思想不通、违心认错到深入群众、积极调适，再到坚持真理、认真反思的心路历程，展现了一位优秀共产党员在遭遇挫折后的心理变化。这种心理变化更能体现冯白驹的伟大人格，不愧为周恩来总理赞誉的“琼崖人民的一面旗帜”。
一
五十年代初，正当广东（包括海南）在中共华南分局的领导下轰轰烈烈开展土地改革时，不料却遭到某些人的非议和指责，认为广东（包括海南）的“土改”工作右倾，指责广东“土改”速度慢了，并更换了广东“土改”的领导班子。1952年初，新的“土改”领导班子以“广东党组织严重不纯，要反对地方主义”为口号和以“依靠大军，依靠南下干部，由大军、南下干部挂帅”为方针，开始对广东省领导人叶剑英和广东土改委主任方方进行批判。 所谓广东的反“地方主义”运动，拉开了序幕。之后，广东全省先后进行了36次大规模进行的“土改整队”和“整肃”，方方被指责搞“和平土改”，犯了右倾思想和地方主义错误。为此，方方不仅作了检讨，而且被撤职调离。海南作为广东的一个区，同样被认为“土改”右倾，队伍不纯，并抓住海南区党委礼堂曾挂过冯白驹像和曾在全国政协会上提议成立海南省等问题，指责冯白驹搞所谓“地方主义”，对他进行了批判。当时，冯白驹对反“地方主义”并不理解，但是为了服从党组织，不得不违心地作了检讨，承认自己的“错误”。随后，冯白驹被调离了海南。这是冯白驹第一次因所谓的“地方主义”问题受到批判，并被迫认错。
冯白驹被调离海南后，反“地方主义”斗争并没有停止。为了肃清冯白驹在海南的“地方主义”势力，一些长期同冯白驹共同战斗，而且与其思想观点比较一致的本地干部也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打击。在南下干部挂帅的大背景下，本地干部与南下干部的矛盾日益尖锐。后来受所谓“反党密信”的影响，海南反“地方主义”运动愈演愈烈，冯白驹再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1957年2月，在广东省委工作会议上，冯白驹突然被要求交代“反党密信”问题，并对其进行了批判。除此之外，由于琼崖纵队军人复员问题没有得到妥善处理，引发了所谓的“临高事件”。在“反党密信”和“临高事件”影响下，广东省委主要领导对海南“地方主义”问题做出了严重估计。1957年12月，广东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对冯白驹、古大存进行了严厉批判，作出了《关于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和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错误的决议》，并得到中央批准。面对这种来势汹汹的批判，尽管冯白驹感到莫名其妙，思想抵触，但是为了避免受到更严重的打击，还是被迫多次作出检讨，忍痛接受错误。这次批判过后，冯白驹感觉自己是一个反党分子，无颜见人，同时也感受到了人情冷暖，遭受了很多委屈，心里十分难过。尤其是回顾自己几十年的革命历程，对党忠心耿耿，在枪林弹雨中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出生入死，到后来却背上了反党分子的罪名，更是痛苦万分。
二
冯白驹被打成“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的头子”，受到严厉处分之后，于1958年1月挂职下放到三水县，名义上担任县委副书记，实际上是劳动改造，在河口乡魁岗高级农业合作社蹲点。农村生活，对于这位从小生长在农村，长期坚持游击战争的老革命来说并不感到陌生，劳动的艰辛对他来说算不了什么。正因为重新回到了劳动人民中间，才使他受到创伤的心得到了一些安慰。他开始放松心态，积极调适自己的情绪，很快就同当地的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打成一片，开始过普通劳动者的生活。当时，三水县许多人都知道冯白驹是因犯了错被下放的，难免有些人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看法，但他并不计较，而是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密切联系群众，搞好团结，并且十分注意尊重县委和乡党委的意见。县委和乡党委决定的事情，冯白驹都向合作社的干部传达，并组织大家讨论，逐件落实。但是对一些不正确的意见，他也会坚持实事求是，婉转提出不同意见。比如对于县委和乡党委提出违背农时耕种、农业生产大跃进和大炼钢铁等要求，冯白驹都表达了质疑，而且尽最大的可能按照合作社的实际情况进行农业生产。他的这些做法也引起了三水县委领导的不满，甚至被指责为“右倾保守”，但是冯白驹并不理会这些个人得失。他对河口公社党委的同志说：“坚持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我们现在挨批评不要紧，上面怪罪下来由我顶着，只要到时候群众少挨饿，能体谅我们的心情就行了。”[1]（P.456）冯白驹不但坚持实事求是地领导合作社的工作，而且带头参加一线生产劳动，常常累得晕倒在田地里。1958年9月，由于过分劳累，冯白驹得了肝炎，不得不回到广州治疗。尽管在三水县只劳动了8个多月，但是，冯白驹深入群众，积极参加生产劳动，不断调适自己的心情，展现了一个革命家的达观与正直。
从1958年底开始，冯白驹一直疾病缠身，辗转多地进行医治。在治病期间，冯白驹意志坚强，积极配合医护人员，与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而且他还坚持学习，阅读马列主义理论书籍和中央文件，有时还看唐诗宋词，高兴的时候便挥笔写几首旧体诗，编写反映革命斗争的琼剧。经过一年多的调适，冯白驹的心情已经平静许多，正如王延青回忆：1959年秋初的一天，冯白驹夫妇在从化看望他，交谈之间，冯白驹显得很平静、达观，几乎没有提及反地方主义之事，表现了一个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战士的宽广胸怀。[2]（P.63）1961年，冯白驹携带妻儿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海南探亲，不但探望了一些曾经生死与共20多年的战友和部属，还邀请在三亚度假的郭沫若一家同游海角天涯，尽情欣赏蓝天碧海，还兴致勃勃地同渔民一起牵缆。这些生活片段都能体现出冯白驹经过调适，走出了蒙冤受辱的心理阴影。但是他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作风，促使他开始反思这段人生经历。
1962年初，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倡导实事求是、自我批评的作风，鼓励全党讲真心话。随后，广东省委贯彻党中央会议精神，在从化召开扩大会议，要求党员向党讲真心话，总结经验教训。冯白驹被邀请参加，他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向党交心，帮助党整风。因此，他毫无保留地将思考多年的问题，都讲了出来，以大量的事实讲述了对所谓广东和海南“地方主义”问题的看法，并对广东省委一些领导人在过去几年工作的“左”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的发言有理有据，说出了一个老共产党员，一个身经百战、功勋卓著的琼崖纵队老将军的心声。这个发言自然得到了广大正直的共产党员的拥护和赞扬。但是广东省委的主要负责人却认为这是冯白驹为“1957年地方主义反党集团”翻案，马上向党中央报告，更加紧了对冯白驹等人的政治迫害。冯白驹于1962年8月，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提交了一份申诉书，对广东省委给他作出的反党结论，表示不服。他认为广东省委对他的批判没有事实依据，不能令人信服，希望党中央能够根据事实，维护真理，公允地解决他的问题。然而，冯白驹写申诉信时，正是党内批判所谓“翻案风”，并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的时候。在如此条件下，冯白驹的申诉当然难以奏效。尽管如此，冯白驹并不气馁，而是一如既往地相信党，坚信党终会为他明辨是非、昭雪冤屈。
三
从上面可以看出，1952年至1962年是冯白驹人生阶段重要的十年，这十年中，受反“地方主义”影响，冯白驹从琼崖人民的一面旗帜变成海南“地方主义”头目，蒙受了巨大的屈辱。然而，尽管如此，冯白驹在这十年中既始终保持着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优良品质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又折射出一个普通人在面临不正常政治斗争时的艰难抉择，“服从”与“不解”二元并存共同构成冯白驹在这十年中的心理特征，也决定着冯白驹在这十年中心路变化历程的轨迹。
首先，冯白驹高尚的党性修养决定他在这十年中尽管对反“地方主义”思想不通，心理不解，但仍会坚决服从中央决定。所谓党性修养，又称为党性锻炼，是指共产党员在政治、思想、道德品质和知识技能方面，按照党性原则进行的自我教育、自我锻炼、自我改造和自我完善。主要包括：理论修养、政治修养、思想道德修养、文化知识和业务能力修养、作风修养、组织纪律修养等六个方面。这六个方面的统一，构成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所必须的基本素质要求。早在1939年，刘少奇就发表了一个关于共产党员党性锻炼和修养的重要演讲：《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第一次系统地阐明了共产党员思想修养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教育和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员，成为中国共产党宝贵的精神财富。冯白驹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无论在革命斗争时期，还在是和平建设时期，都不断的锤炼自身的党性修养，不但具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而且将党和人民的利益视为生命，个人利益绝对服从党的利益，体现了“党性”或“党的观念”、“组织观念”。[3]（P.47）正因为如此，冯白驹在面对反“地方主义”冤屈时，尽管思想不通，仍然严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决定，多次检讨，承认错误。这种委屈的背后体现了冯白驹对党组织充满了信任，相信党是实事求是的，即便现在批判错了，总有一天也会把问题弄清楚的。1962年，他在从化谈心会上说：“在被迫忍痛接受反党错误之后，我思想上仍有着坚定的信念。我相信党是光明正大的，真理是存在于客观实际的，而且只有一个。党内是有错必纠的，我的问题，虽然一时弄不清楚，但终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4]同时，也体现了在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冯白驹坚决地以党的利益为重。他在从化谈心会上说：“在忍痛接受错误时，我也曾这样想，应该服从省委决定，不计较个人得失，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如果党认为这样做对党绝对有利的话，那我应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的一切乃至生命，也在所不惜。”[4]
其次，冯白驹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作风决定他对反“地方主义”错误的不认可。冯白驹的这种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工作作风恰恰也在他长期领导革命斗争过程中铸就的。冯白驹23岁从上海回到故乡，毅然投入革命事业，从一个涉世未深的毛头小伙，慢慢成长为一个革命领导人，带领海南人民进行了长达23年的革命斗争。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特别是在革命的关键时刻和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冯白驹总是以他杰出的智慧、过人的胆略和远见卓识，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做出了正确的决策，力挽狂澜，引导革命航船向胜利前进。海南岛的革命与内陆的革命斗争基本同时进行，最早在王文明、杨善集等革命先驱的带领下进行。然而，在革命斗争初期，当时的共产党人并没有认识到琼崖革命斗争的特殊性，不懂得在孤悬海外、外援困难、内部回旋余地小的海南岛进行革命斗争的艰难，对掌握着琼崖政治经济命脉的反动势力的强大缺乏足够的估计，也不懂得海南岛的自然地理环境优势，更不能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琼崖革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实事求是地去制定琼崖革命斗争的战略，导致琼崖革命于1928年进入低潮期。[5]（P.19）中共琼崖特委被破坏，主要领导人遭到杀害。就在琼崖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琼崖特委召开了对琼崖革命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内洞山会议，确立了冯白驹在琼崖特委的领导地位。冯白驹担任琼崖特委领导人后，按照党中央的指示积极进行革命斗争。在革命过程中，琼崖党组织多次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没有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冯白驹带领琼崖军民，只能自己摸索，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琼崖革命的特点，从实际出发，独立分析和处理摆在面前的一系列错综复杂的重大问题。正是因为冯白驹能够坚持实事求是，领导军民进行艰苦卓绝、英勇顽强的斗争，才战胜了各种艰难险阻，保存和发展了革命力量，胜利实现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到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新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冯白驹仍然从琼崖革命实际出发，坚决而灵活地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抗日战争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处理了琼崖国共两党合作抗日问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为琼崖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打下了基础。在解放战争时期，冯白驹带领琼崖党组织妥善处理了琼崖纵队“北撤”、“南撤”问题，这是冯白驹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正确执行中央和上级方针政策的又一个成功范例。从这段革命斗争经历，我们可以看出冯白驹的这种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作风，不仅在革命环境中铸就，也内化成了他的人格特质，促使他在1962年党内左倾错误风气得到一定扭转的时候，不失时机地向中央申诉自己的问题。
最后，海南人豁达开朗的个性决定冯白驹在这十年中能够学会自我调节。这一时期的冯白驹能够慢慢从矛盾与痛苦的心情中走了出来，乐观、宽容地面对自己的磨难，除了有良好的党性修养之外，还与海南人豁达开朗的个性有关。南岛物产丰富，四时无冬。远在唐代，海南岛就成为了美丽田园：“珍异口味有益智子、槟榔子、荔枝子、龙眼、甘蔗、楼头等，大如钵盂，其甚于蜜……十月作田，正月收粟子，年养蚕八次，稻收二次。”[6]（P.21）丰富的资源和物产，培养了海南人豁达大度的气度。除此之外，海南人的这种乐观宽容个性还与海南岛孤悬海外，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不无关系，在这种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中，海南人学会了自我调节，自我娱乐。冯白驹作为地道的海南本土人，他的骨子里就包含了海南人共有的豁达开朗的个性。因此，当冯白驹遭遇人生蒙冤受辱的挫折时，依然用这种乐观宽容的心态积极面对，冷静反思，坚持共产党人实事求是、刚正不阿的本色。
总之，1952-1962年对冯白驹而言，既是忍辱负重的十年，也是展现英雄本色的十年。无论从思想不通、违心认错，还是到深入群众、积极调适，再到坚持真理、认真反思，都体现了一位优秀共产党员、杰出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党的坚定信念，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正直豁达的革命精神。
参考文献：
[1]邢冶孔，彭长霖，钱跃.冯白驹将军传[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
[2]王延青.无尽哀思忆将军.载《南天一柱》[M].海南人民出版社，1989.
[3]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4]《冯白驹在中共广东省委召开的谈心会的发言》.1963年2月25日.原件存广东省档案馆.
[5]赵康太.琼崖革命论[M].海南：南海出版社，2005.
[6][日]小叶田淳.海南岛史[M].台湾：学海出版社，1979.
[责任编辑：褚永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