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时期的“灵肉一致”观及其对体育的影响
罗强+
摘 要：从历史与哲学的视角，对文艺复兴时期的“灵肉一致”观的形成及其对体育的影响进行了探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反对中世纪基督教崇尚灵魂、贬低身体的二元论，坚持身心和谐的“灵肉一致”观。由思想解放到身体觉醒，“灵肉一致”观的形成并广泛传播，对近代欧洲体育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体育重新进入教育场域、教廷体育态度的转变、体育理论研究的出现、民间休闲体育活动的兴起。作为一次划时代的思想解放运动，文艺复兴为近现代体育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与实践基础。
关键词：体育文化；“灵肉一致”；人文主义；灵魂与身体；文艺复兴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6-7116(2014)04-0017-05
The “soul and flesh consistency” view in the Renaissance and its impact on sport
LUO Qiang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Guangdong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Zhuhai 519090，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history and philosophy, the author studied the formation and impact on sport of the “soul and flesh consistency” view in the Renaissance. Humanism in the Renaissance opposed the dualism in which the soul was uplifted and the body was downgraded by medieval Christianity, adhered to the “soul and body consistency” view in which the body and mind were harmonious. From mind liberation to body awakening, the formation and wide spreading of the “soul and body consistency” view produced an important impact on modern European sport, which was mainly embodied in the reentering of sport into the education area, the Vaticans change of attitude towards education, the appearance of sports theory research, and the rising of folk leisure sport. As an epochal mind liberation movement, the Renaissance had laid an important ideological and prac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port.
Key words: sports culture；soul and flesh consistency；humanism；soul and flesh；the Renaissance
文艺复兴最早兴起于14世纪的意大利，经过15世纪的繁荣发展，15世纪末逐渐传播到法国、西班牙、德国和英国等欧洲其他国家，16世纪在欧洲各国达到鼎盛并逐渐衰落。在这近300年间，封建自然经济与等级制度日益衰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产生，整个社会的阶级结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思维方式都发生了影响深远的变化。文艺复兴标志着欧洲历史由中世纪向近代开始转型，欧洲开始了摆脱封建束缚、创造新的思想文化的新时代。恩格斯[1]高度评价文艺复兴：“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
作为一场思想文化领域的巨大变革，文艺复兴开启了自中世纪基督教兴起以来再一次地对人类自身存在的根本问题进行审视与反思的序幕，逐渐清除了基督教神学笼罩在人们思想上的迷雾，重新发现了世界、发现了人。勃兴于这一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潮将人们从对神的关注重新拉回到对世俗生活的世界以及人自身的关注，这便自然引致了人们对自己身体的关注。文艺复兴时期，由思想的解放到身体的觉醒，人们在反思并批判基督教神学过度贬斥身体的僵化观念基础上，形成了表现新时代气象的“灵肉一致”的身心观与人的本质理论，人们热烈赞美身体，赞美它的性感与美感，身体也逐渐走出了神学的禁锢并走进大众的视野。由此，对身体的培育和参加各种体育活动便成为新潮流，无论在培养“完人”的教育活动中，还是在市民生活中都处处显露着身体和体育的影子。
1“灵肉一致”观的形成与传播
1.1“灵肉一致”观的形成
文艺复兴初期的人文主义者大多都是熟读基督教经典的基督徒，他们在对基督教经典的反思中表达了对人的崇拜和对世俗生活的赞美。这一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大胆地肯定人的地位和价值，赞美在中世纪被压抑或遗忘的世俗生活。彼特拉克第一次将人类提高到上帝创世的高贵中心的位置，与中世纪将认识上帝作为人的重要任务不同，彼特拉克将人作为思考的重要对象，他说：“忽视或藐视人的本性、人生目的以及人们的来处和归宿，这对我们又有什么益处呢？”[2]18在他的诗作中，人已不是重精神轻肉体的幻影，而是灵魂和肉体同生同死的实体。薄伽丘的《十日谈》对中世纪教会提倡的禁欲主义和苦行主义进行了强烈抗议和抨击，书中塑造的人一般都是全面发展的人——身心健康，容貌俊美而且具有聪明才智和文化教养[3]50。
15世纪时，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洛伦佐?瓦拉首先提出“灵肉一致”的观点。他认为：“上帝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人，创造了包括灵魂和肉体的人。但这两个部分中没有哪一部分是属于魔鬼的。”[4]3瓦拉在人的统一性和整体性的认识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美是对人体的基本恩赐”，肉体生活的价值不亚于灵魂得救[5]。在《论欢乐》一文中，瓦拉认为：“欢乐是同符合于人的有血有肉的道德观念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肉体和精神不可截然分开，更不可能处于对立的状态。”[4]50
“灵肉一致”观念的提出引发了人们对身体的关注和思考。这一时期，人们对人是灵魂和肉体完整统一的认识和对人的身体的重视几乎成了当时整个社会的一种思潮和风尚。“我不明白，自从弄清楚人不仅仅是灵魂的时候开始，人们怎么可以忘记人的身体呢？……我们既然是大自然的产儿，就应当竭尽全力保持我们肢体的健康和完好，使我们的心灵和身体免遭来自任何方面的伤害。”[4]3
此时，这种对身体的新认识与中世纪对身体的否定全然不同，身体被视为唯一与自然契合的完美杰作——人体的优美、形式的和谐与均匀受到赞美。15世纪的艺术就最好地表达了这种对人体的崇拜。雕刻艺术家也表现出了对人体刻画的热情，达芬奇完成了对那个时代人体的最高赞美——人体的结实健康和立体的美感；米开朗琪罗的雕塑《大卫》所展示的强壮的男性裸体宣扬出人体力与美的协和。人体成为自然物中最值得研究的对象。
1.2“灵肉一致”观的传播
16世纪初，灵肉一致的观念和重视人体价值的新观念也随之传播开来，并在西欧各国产生广泛的影响。
灵肉一致的观念深刻地反映在人文主义者和思想家们的著作当中，并随着其著作的传播而影响大众对待身体的态度。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在《愚人颂》中指责基督徒视“肉体是沉陷灵魂的泥潭，桎梏灵魂的枷锁，使灵魂难以按照本来面目去思索和享受事物”的观念，他批判道：“基督徒费劲千辛万苦追求的幸福，不过是一种疯狂和愚蠢而已。”[6]进而鼓励人们重视身体的自然本性，追求现世生活的幸福。蒙田[7]在其随笔中写到：“谁要是将灵与肉这两个基本部分分开，使之互相排斥，那就是错误的。要让精神和肉体结合，这样一来，二者的功用就会和谐一致，而不是相背相斥的了。”基督教思想家彭波那齐在《论灵魂不朽》一文中提出人的灵魂随人的肉体死亡而消灭，他说：“灵魂不死只是一种信仰，因为它是以信仰和启示为基础的。因此，只能在这种基础上，而不能根据缺乏说服力的、不能使人信服的理性论据来对(灵魂不死)这一问题做出判断。”[2]99灵魂的可朽性衬托出现世的弥足珍贵，个人应当最充分地发展其所有才能——身体的、精神的与审美的才能。这些观念在16世纪以来，引发了人们对身体的高度重视。时人认为：“一个坏的灵魂裹在一个美丽的躯体内是罕见的，因此外在的美是内在美的真正体现。”[8]16世纪法国出版的《人的体貌》一书中也主张男子应该体格魁梧，粗壮结实[9]。
这种从哲学、神学和审美角度形成的灵肉一致观及由此而引发的对人身体的重视，对教育和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2“灵肉一致”观对体育的影响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充分肯定人的价值、地位，崇奉人性的完整，注意身体与精神发展之间的联系，形成了“灵肉一致”的观念。这一观念为人们全面理解并重视身体和体育活动的价值奠定了思想基础。人文主义者在“健康的精神寓于健全的身体”的思想指导下，从不同角度来发掘体育的价值，为近代体育思想的形成和体育活动的开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2.1体育重新进入教育的视野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对人之现实存在的关注。这种从人的完整性角度对人本质的关切，引发了人文主义者对人的教育和培养的理论思索。“人文主义者认为教育是把人从自然的状态中脱离出来发现他自己的人性的过程”[10]。有别于中世纪以基督信仰为核心的教育理论，此时的“教育不仅是为了培养神职人员或是会计师，而是要从人的整体观念出发来培养人”[11]。教育的目的应该是培养身体和精神两方面和谐发展的“完人”——“我们所训练的，不是心智、也不是身体，而是一个人，我们决不能把两者分开”[12]。在这种人学思想和教育思想的影响下，培育身心和谐、全面发展的人逐渐成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崇高理想和人文主义教育的最高目标，体育重新进入学校教育的体系，成为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1)“完人”的教育理想。
人文主义者弗吉里奥第一个系统地表述了培养“完人”的人文主义教育理想，弗氏对古希腊城邦尤其是雅典的以培养身心和谐发展的公民为宗旨的教育极为推崇，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人文主义教育观：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或“完人”教育的理想[3]54。
弗吉里奥的“完人”教育包括知识、美德、体育及军事训练、休闲娱乐等内容，其教育目的是使受教育者全面认识和尊重人的价值——从肉体到精神，并使之得到全面、均衡的发展。弗吉里奥对体育十分重视，他认为体育可强身健体，同时也是培养军事技能的合宜手段，强健的体魄是获取知识及将来从事任何事业的重要保证。因而，在博雅教育中，身体训练与知识学习被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两者协同并进才能使身心和谐发展。更难能可贵的是，弗吉里奥同样注意到了休闲的重要性，他认为自然调节、张弛有度才能保证旺盛精力和昂扬斗志，达到真正意义上身心和谐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而体育运动是最好的调节方式，打猎、各种球类、钓鱼、骑马等皆能使疲倦的身体重新获得动力[3]55-60。在中世纪备受歧视的体育终于重新进入教育的视野。
尽管弗吉里奥十分欣赏斯巴达纪律苛刻的军事教育，主张男孩子从小就应该逐渐培养勇敢顽强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并在其教育思想中纳入军事训练的内容，但是“博雅教育造就的不是中世纪的骑士或神职人员，也不是训练人的某种特殊技能，而是最大可能地发掘人的潜质和创造力，培养健康活跃，知识丰富，勇于进取、富于创造性和主动精神、积极参与建构人所应享有的一切的新人”[3]56。于此可见，弗吉里奥的教育思想饱含着人文主义身心并重的文艺复兴之时代精神，从而表现为对中世纪以灵魂虔信为核心的教育原则的反省与纠正。
2)“快乐之家”的教育实践。
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维多里诺将弗吉里奥培养“完人”的“博雅教育”理想付诸实践。1423年维多里诺在意大利北部创办的一所宫廷学校“快乐之家”(the Pleasure House)，首次对士绅家庭、贵族家庭的孩子与下层最有才华的青少年实施包括德、智、体在内的全面教育，这是近代教育和体育的最早实践[3]70。
维多里诺认为身体是心灵的皈依，强健的体魄是塑造灵魂的保证。维多里诺反对中世纪教会学校贬低肉体价值，排斥身体锻炼的教学思想，直截了当地指出肉体并非心灵之敌，身体的健康是心灵发展的前提。“虽然维多里诺接受中古世纪的伦理观念，但他反对中古世纪对躯体之嘲笑。他和希腊人一样相信身体健康对人类之优秀具有重大之影响。……以运动及苦役增强学生的体魄”[13]，这种对身体及其价值的新认识解除了束缚身体活动的思想障碍，各种体育活动也便能较为活泼与轻松地开展。
维多里诺在教育中非常强调身体健康的重要性。在“快乐之家”，维多里诺强调3项基本素质：健康的体魄和坚强的意志、丰富的学识和实际的能力、高尚的品德和充实的心灵[3]71。在这3项基本素质当中，维多里诺认为身体健康是学生精神发展的前提，“身体发展要优雅，就需要尝试练习多方面的体育项目”[14]。“快乐之家”开设了各种运动项目，包括骑马、射箭、击剑、角斗、游泳、踢球、跑步、跳跃等。维多里诺并不将专业运动技能作为学生追求的目标，他认为体育项目的设置是为了增进学生的健康，而健康的身体是有效学习的基础。“快乐之家”根据季节的变化编排体操、舞蹈等活动，保证每天都能在规定时间进行。除此以外，维多里诺还经常在课外活动时间到教室巡视，把一些不喜欢运动的学生赶到绿荫场上去享受阳光和空气，每当风和日丽的日子，他亲自带领学生到野外远足、登山、露营或郊游、嬉戏[3]74-75。可见，维多里诺这位极为开放和先进的体育教育家已经认识到了户外体育运动的教育价值。维多里诺以身心和谐发展的博雅教育理想改造了中世纪以来片面的、狭隘的宗教教育，在“快乐之家”施展着他的教育天才，使学生们沐浴了文艺复兴的新风。对此，教育史家高度评价其历史地位：“当时还有像维多里诺开办的这种学校，但是，像它这样完美地体现了文艺复兴教育理想的学校，却别无他处了。”[15]
2.2教廷对体育态度的转变
15世纪中期，在思想解放的新形势下，基督教廷对待教育和体育的态度也大为转变。1450年，教皇西尔维乌斯(1458—1464年在位)为尚未成年的拉迪斯拉斯(Ladislas)写了一篇论题为《论自由教育》的文章表达了自己的教育观[3]82。西尔维乌斯赞同身心和谐、全面发展的人文主义教育理想，他认为：“人由精神和身体两部分构成，人的精神和身体应一并得到发展。”[16]作为基督教的教皇有此认识，足见文艺复兴新思潮的冲击力和影响力。西尔维乌斯的教育思想，主要从3个方面阐述了体育锻炼的价值。首先，他认为学校要通过体育和合理的饮食以增强身体的健康，学校要注意教授学生掌握一定的锻炼身体的方法和技能，各种球类、游泳、骑马、体操等都应该成为每日的必修课，学校还应开展各种包含技巧的游戏如球类，这样可以使学生劳娱结合，张弛有度，使学习免生厌恶情绪；其次，西尔维乌斯认为身体训练应与军事训练相结合，主张学生学习使用弓箭、长矛、投石器、驾车等实用性技能；最后，西尔维乌斯还从审美的角度阐述体育的价值，认为身体训练既要求身体的健康，亦要求身体的美[3]83，“人的举止不应随意，应恰如其分，不论是站是坐都应该保持优雅的风度。”[17]
这种认识无疑是对中世纪身心二元的唯灵主义神学教义的突破，也是人文主义精神的体现。西尔维乌斯的教育观和体育观既是文艺复兴新思想的体现，也表现了教廷对待身体和体育活动的态度发生了令人惊异的转变。
2.3针对体育的理论研究逐渐出现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在对古希腊、罗马文化艺术的研究中发现了古希腊灵肉和谐的身心观。人文主义者对古典文化中尤其是雅典崇尚人体健美，采用各种运动手段和优美的动作锻炼身体并注重身心和谐发展的教育尤为憧憬和赞许。这种思想与人文主义者追求个性发展和个人幸福的要求一致，因而受到极力推崇，由此进一步刺激了人文主义者对古典文化的翻译、整理和对古代历史遗迹的发掘。如荷马史诗中的体育故事、葬礼竞技和庆典竞技，还有雅典的体操学校、运动场、体操馆、泛希腊运动会、斯巴达五项竞技和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得到人文主义者的发掘和整理。
16世纪时期，人文主义者在从事体育实践的同时也加强了对体育理论的研究。这一时期有关教育的所有古典著作都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们所熟悉了，建立在古希腊、罗马体育思想、体育形式与中世纪骑士教育和贵族教育相结合基础之上的关于体育的理论研究逐渐出现。法国人法伯尔的《竞技术》一书则“编撰了包括竞技设施、祭奠竞技(运动会)和竞技法等在内的介绍竞技全貌的书籍”[18]，该书不仅整理继承了中世纪以来湮灭的古代竞技运动，其所反映出的竞技精神也有助于文艺复兴时期时代精神的更新。1569年，意大利医生赫?美尔库里亚利斯在总结古希腊、罗马的体育运动基础上，出版了从近代实验科学角度研究体育最早和影响最大的著作《论体操》，全书共6卷，前3卷论述古希腊体育的目的、手段、分类和古代体育文献，分别论述了包括跑、跳、投掷、球类、舞蹈等古希腊、罗马运动项目；后3卷讨论了各种运动的医学效果和现实运用问题。该书不仅全面介绍了古希腊、罗马体育运动的情况，而且作者根据他那个时代的经验和对体育价值的认识，将古希腊的体操分为医疗、军事和竞技3种类型并认为“体操不发达的国家不能成为强国”[19]。该书在16世纪广为流传，“被视为医生进行保健医疗的标准教材和体操教师的标准教材”[20]，对人们重新开展体育活动提供了指导。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针对体育理论的研究秉承了“灵肉一致”、“身心和谐”发展的思想，完成了对古希腊、罗马体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也为近现代体育观念的形成和体育的实施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历史和思想资源。
2.4休闲体育的兴起
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灵肉一致”观对身心合一的整体的人的强调，冲破了中世纪以来将人视为灵魂并贬低身体以求灵魂超脱的传统观念束缚，思想的解放带来对人的自然存在——身体的重视。由此，锻炼身体和娱乐身体的休闲体育一举成为时代风潮，广泛流行于城市上层社会和市民阶层。
意大利在这方面也是当仁不让的领先者。“在一切高尚的体育锻炼和上流社会的习俗上，意大利人无论在理论方面和在实际方面都是整个欧洲的老师，他们在骑术、剑术和跳舞方面的指导书和附有插图的书籍被其他国家用来做为范本”[21]382。人们为了保持身体健康纷纷以更高的热情和更好的技术从事各种体育活动，独具意大利特色的有赛船和威尼斯快艇，攀爬、长跑、投掷、击剑、舞蹈、桌球、滚铁圈、猎鹰、打猎、骑马、箭术等活动在社会上也十分流行[21]382-383。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年轻的妇女们经常进行荡秋千游戏，除了荡秋千之外，妇女还热衷于跳舞、骑马、打球和做游戏，一位上流社会的公爵夫人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到：“我希望你参加体育活动，比如步行或者骑马”；手球和网球被视为是有价值的、高雅的身体活动，适合于所有的绅士和夫人们，手球在14世纪已经成为一项较为普及的体育活动，而到了15世纪中期，许多妇女都掌握了娴熟的手球技术[22]。
骑马比武是一项流行于中世纪骑士阶层的以军事训练为目的的体育活动，教会对骑士体育保持了一种奇怪的矛盾态度，但由于战争准备的实际需要而予以接受，直到1316年，教皇John XXII才正式允许骑马比武[23]。但16世纪骑士制度已经逐渐衰落了。由于步兵手中的新式武器已经取代了骑兵和长矛，因而对军事训练的实际需要就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骑马比武作为一种竞赛娱乐活动而得以继续开展，“骑马比武的军事功能丧失其实践应用性之后的很长时间内，它的娱乐休闲和竞赛功能仍然长期存在于从前的军事操练中”[24]。可见，随着时代的变迁，中世纪军事化的体育活动在新的社会结构和思想风潮下改弦易辙，由实用性的战备训练转变为娱乐性的休闲活动，这一重要转变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身体使用的新模式，即身体不再附属于灵魂，而是有其自己的价值与存在方式。
文艺复兴以复兴身心一体的古希腊文化为起点，抨击中世纪基督教崇尚灵魂与彼岸世界、贬低身体与世俗生活的灵肉二元论，在社会生产结构新变化的基础上，提出并传播了身心并重、灵肉一致的人文主义新思想，从而以思想解放的方式开启了欧洲的近代化进程。身体是体育的核心构成因素，对身体认识的变迁往往伴随着体育境遇的变动。文艺复兴的思想解放必然带来制度的更新，因之，人文主义者弗吉里奥提出“完人”教育理想，将体育置于教育场域。西尔维乌斯以天主教教皇之尊提出身心并举的教育观，足见时代思潮的影响之巨大。实践的发展必然伴随着理论的继承与创新，处于文艺复兴的特殊关头，古希腊与罗马时代的体育遗存受到发掘和阐扬。而思想的解禁更是推动了民间本已存在的身体游戏的发展传播，体育日益成为人们日常休闲消遣的重要活动。历史地看，文艺复兴时期“灵肉一致”观念的确立，不仅为当时的体育发展创造了必需的思想和制度条件，更为后来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思想解放运动及其时代的体育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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