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治国思想与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呼应
关键词 《管子》 吏治 全面从严治党
作者简介：彭仁松，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中图分类号：B22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献标识码：A ? ? ? ? ? ?? ? ? ? ?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20.03.351
管仲是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其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一霸主，被称为“春秋第一相”。《管子》一书虽经考证非管仲所著，但其蕴含的治国理政思想却与管仲的政治精神想通，被历代后世所重视，成为传世经典流传至今。《管子》一书中集纳的丰富治国理政思想特别是关于吏治、官德等方面的智慧，不但对古代中国政治改革产生过积极重要影响，对我国当前加强全面从严治党也有一定的历史借鉴意义。一、“国之四维”思想与全面从严治党的道德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在历史的长河中，那些帝国的崩溃、王朝的覆灭、执政党的下台，无不与其当政者不立德、不修德、不践德有关，无不与其当权者作风不正、腐败盛行、丧失人心有关。”《管子·牧民》提出“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惡，耻不从枉”“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国之四维”强调的就是加强官员队伍的自身建设，特别是“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的观点，可以说是提出了加强作风建设的总要求。“礼不逾节”就是不能超越法度规范，破坏规矩;“义不自进”就是不能妄自求进，不遵循举荐之路;“廉不蔽恶”就是不会刻意掩饰过错，贪图虚名;“耻不从枉”就是不会同流合污，能够洁身自好。上述观点，从道德修养层面对官员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当今从严治党的各项要求可谓不谋而合。二、《管子》治吏思想与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设计
《管子》认为治国首先要治吏，《法禁》篇提出了十八个“圣王之禁”，无论是严禁破坏国家法纪，封赏全由个人的“乱国之道，易国之常，赐赏恣于己者”，还是独揽大权肆意搜刮百姓的“擅国权以深索于民者”，抑或俸禄很少而财产巨额的“其禄甚寡而资财甚多者”，都是对官员行为的各种约束，均是整饬官场恶习的有效措施。
（一）《管子》对结党营私大力批判
《管子·立政》将危害国家政权稳定的九种因由列为“九败”，其中的“私议自贵之说胜，则上令不行。群徒比周之说胜，则贤不肖不分”深刻阐述了官员各自为政、私立异说、拉帮结派、结党钻营等恶习的危害，指出了思想领域的斗争问题，这与我们党在全面严治党中强调政治纪律，列出“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破坏党的集中统一”“在党内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等负面清单的设想相互契合。
（二）《管子》注重政令畅通
《管子》建立了一套严密的责任追究制度，把政策落实与否作为官员考核问责的标准。《管子·重令》指出“国之重器，莫重于令”“亏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从令者死”。把令行禁止、政策执行上升到了刑罚的高度，并且都是死罪的严刑。同时，管子将官员考核制度固定化，明确具体的频次和时间要求，“三月一复，六月一计，十二月一著” “论爵赏校官，终五日”（《管子·立政》），考核不合格，有相应的惩罚措施，或是罢其官职或是调整岗位。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多次强调要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政令畅通。明确要求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决不允许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扣。《管子》关于政令贯彻方面的制度设计，与当下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极为接近。
（三）《管子》严厉杜绝奢侈行为
在《禁藏》篇中，从君主修养、执法赏罚、因时为政、富民务本等方面，告诫君臣上下要克勤克俭，节欲从俭，不可奢靡浪费。要求人们“立身于中，养有节” （《管子·禁藏》），警告人们“适身行义，俭约恭敬，其唯无福，祸亦不来矣;骄傲侈泰，离度绝理，其唯无祸，福亦不至矣” （《管子·禁藏》），进一步指出“多营于物，而苦其力、劳其心，故困而不赡，大者以失其国，小者以危其身”（《管子·禁藏》），认为过分追求物质享受，不仅劳费心力，还会将国家弄得困顿不堪，严重的可致亡国，较轻的也会危害自身。管子将厉行节约、反对奢靡提升到了家国兴衰与天下存亡的高度，这与我们党提倡尚俭戒奢、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和反对“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有共通之处。
（四）《管子》重视官德建设
《管子》中蕴含了丰富的官德思想。指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强调为官要忠于民心，以民为本;“卿相不得剪其私，群臣不得辟其所亲爱” （《管子·任法》），强调为官不能徇私舞弊，任人唯亲;“故先慎于己而后彼，官亦慎内而后外”（《管子·禁藏》），强调为官要以身作则，身体力行;“臣各能其分，则国宁矣”（《管子·宙合》），强调为官要恪尽职守，各司其职。历史的实践经验反复证明，政德正则民风淳，政德败则民风降。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使法治和德治在国家治理中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过程中，只有加强道德建设，才能筑牢不想腐的堤坝，最终做到标本兼治。标本兼治需要道德防线的坚守，《管子》中关于官德思想的论述对新时代加强党的道德领导力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管子》用人思想与全面从严治党
（一）《管子》用人观突出政治标准
《管子·乘马》指出“非信士不得立于朝”，就是说不是真正名副其实的士人，不许在朝中做官。“信”就是要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不能嘴上说一套，行动上是另一套，不能是“两面派”和“两面人”。在官员的选拔任用上，《管子》讲究以德为先，提出“三本”“四固”的观点，“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此三本者，治乱之原也”“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国柄;二曰见贤不能让，不可与尊位;三曰罚避亲贵，不可使主兵;四曰不好本事，不务地利，而轻赋敛，不可与都邑。此四务者，安危之本也”（《管子·立政》）。不管是“三本”还是“四固”，都是把“德”放在第一位，突出以德为先。可以说《管子》确立的以德为先的用人政治标准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坚持把政治标准作为第一标准”的全面从严治党重要论述有很大的耦合性。
（二）《管子》反对人才选拔的不正之风
《管子》猛烈抨击用人不当、卖官鬻爵等枉法行为，正所谓“金玉货财之说胜，则爵服下流。请谒任举之说胜，则绳墨不正”（《管子·立政》）。大家都去追求金玉财货，官员就有可能卖官鬻爵，私自赏赐职位给不符合要求的人，导致奸佞当道。如果凭借请托拜谒、私人保举就可以求得官位，那用人标准就不可能正确，也就谈不上遴选合格的人才。《管子》认为铲除官员拉帮结派的顽疾毒瘤是振兴王朝的关键所在，针对选人用人，提出了“废私立公，能举人乎”（《管子·正》）的用人路线，倡导“言室满室，言堂满堂”（《管子·牧民》）的开诚布公、公平公开氛围，反对暗箱操作，搞团团伙伙。在当下加强全面从严治党的背景下，党的纪律特别对选人用人提出明确要求，划出组织纪律红线，也是为了杜绝各类枉法行为，营造风清气正的用人之风。四、《管子》政商分野思想与新型政商关系构建
《管子·权修》有言“商贾在朝，则货财上流”，认为商人在朝中掌权，财货贿赂就流往上层，成为官员贪腐和朝政败坏的根源。但若据此认为管子轻视商人则未免肤浅。管仲早年曾经商，经历丰富，最后拜相，他对社会各阶层均十分重视，认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管子·小匡》） ，并且还将四民分业定居作为重要的治理举措，对“士农工商”各阶层的社会作用、社会功能和社会地位进行妥善安排。由此可见，管子并非不重视经商或排斥商人，只是认识到经商之道与国家管理之道有所不同，不能混为一谈，商道和政道也不可杂糅，要有明晰的分界线，四民各司其职，各守其业，国家才能正常运转。管子将士的功能和商的功能进行明确的区分和切割，与我们当前倡导的构建新型政商关系如出一辙。新型政商关系中的“清”，就是要界限清晰，互相保持清白纯洁，不搞权钱交易，就是公是公，私是私，把为企业服务和个人关系分清楚，不搞亲亲密密、卿卿我我，不要兄弟相称、江湖气十足。新型政商关系，就是在合理的监督机制下“相敬如宾”，彼此保持适当的距离，既促进经济发展，又保护干部。五、《管子》重视法治与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建设
《管子》重视吏治与法治的结合，指出“不法法，则事毋常;法不法，则令不行”“规矩者，方圜之正也”（《管子·法法》），深刻阐述只有依靠法治才能确保政令畅通，才能实现善治。在法令的执行层面，指出“不淫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诈伪”（《管子·明法》）。《管子》用法治保障吏治的思想，对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建设有积极启示意义。党中央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和预防腐败的制度安排，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出，铲除不良作風和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根本上要靠法规制度。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修订出台巡视工作条例、问责条例、党内监督条例、廉洁自律准则、党纪处分条例等党内法规，指导制定《监察法》《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暂行规定》，以上举措均是从制度层面上不断扎紧织密反腐倡廉法规制度笼子，推动法规制度体系不断健全完善，为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提供重要制度保障。
梁启超先生在《管子传·叙论》中说“其以伟大之政治家而兼为伟大之政治学者，求诸吾国，得两人焉：于后则有王荆公，于前则有管子。”对管子给予高度评价。虽说管子思想主要为君主服务，但其从严治吏、从严管理的思想还是值得后人借鉴。古往今来，只有保持优良作风的执政者才能实现长治久安。党中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的方针，就是要我们深刻认识作风建设的重要性。“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绳”，反腐倡廉永远在路上，全面从严治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应本着对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发挥其政治智慧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中的建设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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