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历史合力论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阐释
摘 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初始基点，也是诸多历史因素相互作用的必然取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生成理路需要透过历史合力论进行阐释。现实情境上，五四时期国内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条件折射出历史发展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主体意志上，先进知识分子与民众的作用及互动呈现为整体与部分的统一;自觉选择上，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论争遵从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关键词：历史合力论; 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
中图分类号 A8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1-0475（2020）10-075-07
恩格斯晚年继承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思想，阐发出历史合力论。历史合力论是在批驳资产阶级学者对唯物史观进行歪曲和误读的背景下提出的，具体内涵集中体现为三对关系，即历史发展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关系。基于历史合力论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进行阐释，能够突破史实表象，更加深入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生成理路，为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提供理论支撑和历史借鉴。笔者将历史合力论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相结合，尝试探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是如何发生的，诸多历史主体对早期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又是如何理解、接受和践行的，进而揭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落地生根的历史逻辑。
一、五四时期国内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条件折射出历史发展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
强调经济因素的历史决定作用是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坚持的主张，这是从整个历史进程中考察得出的结论，而就某一历史事件或历史阶段而言，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诸要素也会对历史的走向起到主导作用。正如恩格斯认为：“经济状况是基础，但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决定着这一斗争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要素……这里表现出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1]695—696其中的“归根到底”即是说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历史进程发展的动因始终要归属于经济基础这一必然性因素，但是从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来看，上层建筑等偶然性因素又会占据主导，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作用与反作用的统一也就表现为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换言之，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诸要素通过相互作用形成合力，共同绘制出一幅历史图景。所以，探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态势，首先就要明晰这一时期国内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条件是如何发挥作用，又是如何共同指向马克思主义的。
首先，资本入侵导致的中国无产化是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经济条件。在中国还没有步入近代前，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劳动与智慧编织起精耕细作的农业密集型社会，使得民众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生活。此时西方只有以掠夺获取的白银作为贸易媒介才能进入中国发达的交易网，但暴利的诱惑掀起了西方资本家贪婪的野心。当中国社会步入近代后，西方列强以战争、鸦片、工业产品和条约构筑起强大的殖民体系，促使中国被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在资本的冲击下，本就赢利薄弱的农业不堪重负，纷纷破产，导致小农生产者不得不离开自己固守的土地进入资本家开办的工厂做工，自然经济逐步解体。“京师四方观望，而乞丐遍地，其他孤老残疾，无人收恤，废死道路，日日而有。”[2]则是对当时破败景象最为真实的写照。随着封建统治瓦解、各派军阀的征战、日本蓄谋已久的侵略，中国的无产化现象越来越严重。“国内的产业多被压倒，输入超过输出，全国民渐渐变成世界的无产阶级，一切生活都露出困迫不安的现象。”[3]李大钊将中国的无产化归咎为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认为在世界外部的经济环境已由资本主义进至社会主义的大背景下，我国不应该再保护资本家制度，而必须要由生產者组织政府，对内铲除封建主义，对外抵抗帝国主义。所以说，正是世界的资本化造成了中国的无产化，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提供了经济条件。
其次，政党政治的应用及破产是促使知识精英转向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诱因。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中华民国成立，立宪、革命、封建士大夫三方妥协于“共和”旗帜下，开始仿照西方宪政进行政党政治的实验。然而，无论是总统制，还是内阁制，亦或是复辟帝制，最终只能演变成各大集团追逐利益的工具。立国8年不能制定一部宪法，17年内阁变更47次，大小战事不断[4]。正如梁启超所言：“中国人最喜欢换招牌，抄几条宪法，便算立宪;改一个年号，便算共和。”[5]这些制度设计之所以无力，是因为没有找到适合改造中国社会的理论并指导我们探索出更好的政治模式，所以只能在西方现有的框架内寻找突破的路径，而仅仅在西方现代化道路的规制下“绕圈子”，中国社会难以实现实质性飞跃。十月革命的爆发和五四运动的洗礼使李大钊提出了新制度的设想，这种制度“没有大总统，没有总理，没有内阁，没有立法部，没有统治者，但有劳工联合的会议”[6]，李大钊将其命名为“联治主义”，以之作为“真正民治的基础”。陈独秀在遭受北洋政府迫害后也走上社会革命的道路，“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7]。他们二人都曾对西方宪政模式抱有幻想，但十月革命启发他们从民众的角度看待社会现实，于是他们抛弃了对宪政的追求转而走“俄国人的路”。正是从“以资为师”到“以俄为师”的目标转变，先进知识分子转而研究俄国革命的理论指南，马克思主义由此在中国大地广泛传播开来。
最后，新文化运动中精神解放与思想缺位的矛盾性使马克思主义得以承接。新文化运动前期宣传的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而最终的结果却是引进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这需要从新文化运动本身深层隐藏的因素去考虑。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为宣传新思想发动了思想革命、伦理革命、文学革命，企图通过输入民主和科学来激发人们的自觉和觉醒。通过努力，人们虽精神获得极大解放，却在思想上严重缺位，主要原因在于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们将西方贤哲的学说搬来助阵，却忽视了这些学说间历史与逻辑的联系。一个典型事例便是“湖南留法俭学的青年，他们外出寻求真理一下子被无政府主义所捕获，着迷于它提供的理想社会，以为那就是真理，就是大家奋斗的目标”[8]。新文化运动提出了方向却没有提供实现的理论和方法，于是一些知识分子思想上存在极大空缺，也正是这种思想缺位促使他们急于寻找一种恰当的理论来填补。故而，当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国内，知识分子们意识到自己曾经标榜的和平、自由、人权等理念却在苏俄获得实现。同时，一种符合新文化运动原意的国家模式由理想变为了现实。这种人类新型的文明形态被称为“第三种文明”，它不仅证实了新文化运动中政治目标的可行性，而且提供了现实参考。先进知识分子们受到俄国革命的巨大冲击，马克思主义作为这场革命的指导理论也就引入到了中国。
五四时期，国内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现实条件直接决定了当时中国对马克思主义这一外来理论的需求程度，这些社会条件的相互作用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现实情境。这种现实环境一言以蔽之便是救亡图存，而强调彻底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恰好迎合了这一头等需求。将这一进程嵌入到历史合力论中我们发现，这种必然因素与偶然因素形成合力则加速了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的步伐。所以说，这一时期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体现出历史合力论中社会历史发展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
二、先进知识分子与民众的作用及互动呈现为整体与部分的统一
必然性与偶然性辩证思想的阐发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的理论逻辑。在遵循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的基础上，恩格斯引出了历史合力论思想，“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1]697。恩格斯用平行四边形法则进行形象刻画，认为“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就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1]697。这两段话涉及历史结果的实现机制，而这一机制离不开人民的参与，其中无论是杰出人物还是人民大众，都会以不同的角色发挥着社会作用，从而推动社会进步。社会的进步程度不是每一个人的作用结果的简单相加，而是取决于这些作用能否优化组合成一个全新的系统。也就是说，只有达到整体与部分的统一，社会才能朝着符合人民利益的方向发展。这启示我们在探究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因时，不要局限于杰出人物，而要深入挖掘和发现广大人民群众甚至是整个民族的行为动机。翻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画卷，我们需认识到先进知识分子和民众发挥了怎样的历史作用，这些历史作用又是如何通过社会互动形成合力的，这才是探讨这一进程中整体与部分相统一的应有之义。
首先，先进知识分子的宣传与示范使他们成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先锋队。五四时期既是新文化的时代，也是文化精英辈出的时代。这一时期，一批接受过西方教育熏陶且具有世界眼光和开放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们，在革命实践中思想相继发生了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先锋队。一方面，这些文化精英们多是传媒中人，创办报纸杂志也就成为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路径。通过创办《新青年》《晨报》《民国日报》等富有影响力的先进报刊来赞颂俄国十月革命，知识分子们为中国人民展示出一个真实的苏俄。同时，组织出版马克思主义书籍，时刻向社会民众传递着世界和中国的最新消息，在开启民智、思想启蒙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另一方面，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划清界限，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树立典范。先进知识分子们刻苦学习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阶级斗争学说等原理，并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过多次交锋。三次著名思想论争与工读互助空想社会主义实验的失败，极大地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促使一些知识分子与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思潮相诀别，加入马克思主义的队伍中。先进知识分子通过多种手段广泛宣传，成功装点了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春景，而且他们身先士卒，对人民群众认识与实践马克思主义起到了示范效用，使马克思主义得以深入民众中间。
其次，民众的积极响应和广泛参与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持续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不仅有先进知识分子之功，更有人民群众之力。学生、工人、农民可以说是民众中响应和参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群体，他们有着不同的群体特征，并以各自的方式实践着马克思主义。作为时代发展对新的历史主体的召唤，五四时期学生开始游离于传统知识分子，成为独立的社会群体。他们兼具传播者与被传播者的双重身份，以学校为传播中心，以各种社会主义学习研究组织为传播阵地，是马克思主义接受者中最具活力的群体。工人和农民亦是近代中国民众中觉醒的重要群体。五四运动后，作为一支独立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的工人阶级，极富革命性却缺乏革命的思想武器，这一鲜明特征使得工人群体拥有学习先进思想的迫切愿望。同时工人阶级主要来源于破产的农民，故而，工人与农民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时以启蒙为先，大多采取“劳动+学习”的模式，先进知识分子们一边同他们劳动，一边传播工农新思想。除此之外，工人和农民要有自己的组织，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组建了上海机器工会、上海印刷工会、萧山县衙前农民协会等组织，以便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开展工农运动。五四时期，民众成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重要生力军，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持续升温。透过民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与接纳过程，可以明显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深层意蕴和人民底色。
最后，先进知识分子与民众的社会互动促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如同冲破沉闷空气的曙光，其中所倡导的人民性就触及民众在战乱年代渴望安定的急切心情。马克思主义与此前众多的学说不同，它强调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来源于人民群众的创造，并主张消除两者之间的隔阂。先进知识分子们看到了劳动人民的智慧，意识到要与民众进行社会互动，激发他们的阶级自觉，以其高度的自觉性投身于马克思主义实践，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于是，一方面，先进知识分子努力向民众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譬如邓中夏等人在北京大学成立“平民教育讲演团”，在民众中进行组织和宣传工作，创办了“长辛店工人补习学校”，借助《劳动界》《劳动音》等杂志启发下层民众，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另一方面，积极组织发动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在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工人争取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得到了增强，工人阶级也从自在阶级逐步提升为自覺阶级。同时，先进知识分子们也注重开展农民的工作。萧山县衙前村的村民在沈玄庐等人带领下组建农民协会，发起农民运动以反对苛捐杂税和维护农民利益。在此影响下，周围许多村庄纷纷成立农民协会与封建地主势力进行斗争，传播无产阶级思想。正是高喊着“到工人中去”“到农村去”等响亮口号，知识阶级和劳工阶级打成一片，这一互动过程不仅向民众传播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加速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初步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进程中，先进知识分子通过奔走呼号的行为示范发挥了主力军作用，而学生、工人、农民等民众的广泛参与促使马克思主义融入社会实践。在先进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的社会互动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初步结合并落地生根。这正如历史合力论中谈及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时，认为整体与部分是揭示客观事物联系中系统与要素的范畴，整体功能的大小取决于各个分散的部分是否能够以优化整合的结构形成一个全新的整体。先进知识分子、学生、工人、农民等群体就是社会运行中各个分散的主体，他们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中不仅发挥意志作用，而且各个意志之间形成合力，共同促成了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这一历史结果。所以，从主体性视角探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理路，可以显现出历史合力论中整体与部分的统一。
三、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论争遵从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藏着的规律性支配的。”[1]247人类历史发展及其规律表现与人的目的、意志是不可分割的，历史规律不可能游离于人的意志之外。人通过实践活动创造历史的同时，也在创造着必须遵从的规律。因而，实践活动就包含着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双重意蕴。“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1]248所以说，在任何历史活动中，人们都会提前设想好预期的目的，尽管这种目的必须要以遵从规律为实现前提，但这种“合规律性”要求想要一以贯之，必须把人的“合目的性”要求涵摄于自身之内。这表明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会随着历史的推移相互渗透、互相靠拢，这样两者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矢量方向才是一致的，从而达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追溯历史，五四时期各种文化思潮“你方唱罢我登场”，使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困难重重.可为什么结果却是马克思主义成功脱颖而出并占据社会主导地位，这需要通过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三次思想论争进行考察与阐释。
首先，“问题与主义”之争明确了要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指导思想。“问题与主义”之争反映的是实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两种不同的理论思维与行动路径——实用主义着眼于点滴的改良，而马克思主义主张用激进的革命手段改造社会。这场论争的主将以胡适和李大钊为代表。胡适认为：“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高谈社会主义……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9]李大钊与其展开交锋，认为“主义”与“问题”并行不悖且交相为用，只有主义明确，问题才能一个一个解决，同时表明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并告诫人们要“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10]。李大钊还提出了解决根本问题的方法就是阶级斗争，建立劳动者掌握统治权的制度。这场主要探讨以何种方式改造中国社会的论争，结果是实用主义破产，马克思主义得到了进一步传播。实用主义为何失败，究其原因，一是理论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胡适关注细枝末节的改良，其实质是力图回避对产生这些问题的社会矛盾和社会根源的分析，否认社会革命在中国的可行性。二是实践不合规律，软弱无力。实用主义不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它强调点滴的改良，实则是忽视了我国发展的经济基础。改良手段固然不能从根本上谋求经济的改造，但经济制度的改造不能消极地等待自行实现，这时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阶级斗争就迎合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和需求。故而，马克思主义胜而实用主义败则是顺应时代的必然选择。
其次，与基尔特社会主义之争明确了要走科学社会主义的革命道路。马克思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之争是一次关于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实行革命还是改良的论争。论战中，研究系成员张东荪曾主张社会主义，可他的态度因罗素来华讲学而发生改变，认为“中国现在没有谈论什么主义的资格，没有采取什么主义的余地，因为中国处处都不够”[11]，并将中国的病症归结为贫穷，认为根本解决之法就是“增加富力，发展实业”[12]。同时，他反对在中国走苏俄的道路，认为中国民众认知水平太低，担心过激主义会对人民造成伤害，提倡通过教育等改良手段来改造中国社会。这种论调无疑是给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热潮“泼冷水”。于是，马克思主义者们毅然站出来，对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以假乱真之论进行批驳。李达极力阐释这种“温和的社会主义”纯属空想，揭露其实质就是想发展资本主义。陈独秀也撰文提出“采用在欧美已经造成实业界危机的资本主义来发展实业，未免太无谋了”[13]。李汉俊则认为“向社会主义的路上走下去，是顺而必胜之道”[14]。经过数年的论争，基尔特社会主义最终偃旗息鼓，而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旗帜而取得胜利。基尔特社会主义之所以失败，主要原因在于其理论脱离了中国国情。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政治经济发展极为不平衡，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才是造成中国社会混乱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呈现出“在夹缝中求生存”的状态，故而不能担当中国救亡图存的重任;中国工人阶级是过剩而不是没有，他们一旦组织起来将会呈现极强的革命性。正是这些国情表明，要想彻底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就必须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基尔特社会主义由于违背了中国客观实际，只能随着历史发展被淘汰，而马克思主义在此次论战中得到了洗礼，其主张也为更多国人所了解。
最后，与无政府主义之争明确了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以彻底改造中国社会。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同马克思主义相对立、以个人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小资产阶级社会政治思潮，它信奉过于理想化的绝对自由观，极力排斥其他主义中妨碍自由的理论与实践，故而当马克思主义倡导阶级革命，主张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时，就立即遭到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反扑。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强权，也就自然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区声白对阶级斗争另有看法，认为“专制必定集权，若集权于少数人之手，只可谋少数人幸福。若谓集权于少数人而能谋大多数人幸福者，这不过是政客欺人的说话。”[15]针对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应用于中国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者立即展开批驳。陈独秀阐述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不同时认为：“强权所以可恶，是因为有人拿他来拥护强者无道者，压迫弱者与正义。若是倒转过来，拿他来救护弱者与正义，排除强者与无道，就不见得可恶了。”[7]同时，马克思主义者正确诠释苏维埃政权，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绝不是维护个人特权，更不是维护列宁的专政，而是要建立无产阶级的特权。经过数次交锋，人們进一步分清了改良与革命的区别，确定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手段来复兴中华，而无政府主义队伍也逐步解体。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破产，一方面是因为它过分强调个人自由，反对任何束缚、联合与纪律，使其不能很好地组织工农进行革命斗争;另一方面，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必然要经过无产阶级专政这一过程，无政府主义所提出的“反对一切强权、一切国家”只是幻想，而且也没有提出实现这一幻想的可行途径。因此，无政府主义因其理论不能满足中国社会反帝反封建的双重诉求，造成了信仰者流失、观望者止步。
近代中国外有帝国主义的侵略，内有封建主义的压迫，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所以救亡图存、改变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成为时代主题。从国情出发，哪种主义可以指导中国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哪种主义就能够得到人民的拥护与支持，就能够成为社会主流。实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均因与中国近代社会发展规律、与国情需求相违背而无一例外地遭到中国人民的摒弃而退出文化舞台。相较之下，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深入洞察社会发展实际，清醒认识符合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因此他们可以实现自己所预想的目标。正是马克思主义早期在中国传播过程中遵从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才会在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比较中脱颖而出，成为解决国家根本问题的指南。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是中国近代史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生关联的初始起点。通过历史合力论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进行阐释，可以进一步认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生成理路，即五四时期国内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条件为馬克思主义这一外来学说进入国门提供现实情境;先进知识分子与民众作为历史主体通过社会互动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持续升温;在与各种社会主义思潮进行论争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成功脱颖而出，并成为中国人民自觉选择的指导国家命运的指南。这三重理路环环相扣，与历史合力论中所阐发的历史结果需遵从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整体与部分的统一、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相耦合，进而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规律。新时代，我们仍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实际，让马克思主义更好地为中国国情服务;要从人民群众的实际生存境遇出发，让马克思主义更好地为人民大众所理解、所接受;要在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等异质话语的论辩与较量中把握住意识形态主动权，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才是进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提供给我们的历史借鉴与现实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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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褚永慧】
【作者简介】 茹亚辉（1996—），男，河北张家口人，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