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邓小平海洋战略构想的启示对破解我国西太平洋海上战略通道安全困局和实践的探讨
应慧超
摘要：中国实施海洋强国战略，从近海走向远海，维护我国西太平洋（以下简称“西太”）海上战略通道安全就显得尤为重要。从海洋地缘环境来看，我国近海海域成半封闭状态，被岛链阻隔，出海通道受制于人，形势非常不利。破解我国西太地区海上战略通道安全困局，在海洋强国战略中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邓小平同志站在时代的转折点，创造性地提出开放沿海城市、“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加快海洋力量建设等海洋战略构想，对于我国新时代环境下维护西太地区海上战略通道安全、追求海外利益同样具有重要战略指导意义。
关键词：邓小平海洋战略构想;西太平洋;海上战略通道;安全困局
中图分类号：D99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20）08-0017-04
0 引言
习近平同志指出：海上战略通道是关系我国经济和民生的命脉。要想富，先修路;要想强，必通航。确保我国海上战略通道安全无疑是实现海洋强国的重要一环，而西太海上战略通道是其中的重中之重。邓小平海洋战略构想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是新时期中国经略海洋的开创之举。
1 我国西太地区海上战略通道的安全困局
从地理学的角度看，西太是我国走向太平洋、印度洋、南北极等海外区域重要的战略枢纽;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以海洋和海上通道为主的西太海域战略需求深刻影响着我國从近海走向深海的战略实施。然而，美国的强势介入、区域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军事发展水平的不足，都严重影响了我国西太海上战略通道安全和稳定，也不足以支撑海洋强国战略的实施。
（1）美国的强势介入让西太海上战略通道安全乌云密布。中美作为这一区域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美国一直寻求对该海域海上战略通道的绝对控制权，积极通过各种手段排斥遏制中国。在东北亚，美国以半岛危机为借口，以“硬碰硬”的方式对待东北亚安全局势，借以保持在东北亚海域军事存在的正当性。在东海海域，美国主动卷入中日矛盾，主张保持以有利于日本的钓鱼岛问题“现状”为基础，通过悬而未决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发挥该问题对中国的钳制作用。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几乎每次都是台海危机背后最大的操控手，通过《日美安保条约》的不断修订、加强美台合作等方式，加大对台海局势变化的军事部署，把台湾岛打造成美国遏制中国第一岛链封锁线上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在南海海域，美国频频抛出“中国单方面改变海上现状、中国违逆国际法理和规则和中国破坏海上自由航行”[1]等无理论调，通过外交鼓励、军备协助、安全承诺等方式不断助推沿海国家的南海政策强硬化，无疑加重了南海海域共同开发建设的难度。在整个西太地区，美国依旧保持着70多年前提出的“岛链”政策，努力把住对西太地区事务的绝对主导权，不仅从军事上扼制中国，而且在经济、安全、意识形态等领域对中国也毫不松懈。
（2）西太地区冲突和民族矛盾由来已久。由于历史原因，西太地区国家之间存在着各种民族、领土、宗教等矛盾，也是影响整个西太海上安全环境的关键所在。该区域“海上通道众多且非常重要，也是世界公认的‘软肋”[2]，海上安全环境极不乐观。日韩历史认识问题和领土之争非常激烈，双方就“慰安妇”遗留问题、“独岛”（日本称为“竹岛”）问题对抗都非常激烈;在矛盾对抗中，甚至出现了韩国军舰与日本军舰相互对峙的严重局面，双方一度扬言“不惜以战争保卫岛屿的意志”[3]。东南亚“六国七方”海权之争，对南海油气资源、海岛资源、航道资源的争夺依然十分激烈;同时，东南亚各国的军备竞赛也愈演愈烈，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SIPRI）的2019年年鉴数据显示，2014—2018年之间，亚洲和大洋洲进口武器占全球进口武器的40%，其中东南亚国家占9%;数据还显示，2018年仅亚洲就有7个国家发生了武装冲突：印度尼西亚、缅甸、菲律宾、泰国、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值得注意的是，海上恐怖主义沉渣泛起，南海、马六甲海峡附近海域已经成为了恐怖袭击、海盗等恐怖行动的频发区。这些都为我国维持“走出去”战略下的海上战略通道安全埋下隐患。
（3）远海能力薄弱与近海建设良性互动不足。从全球来看，中国海洋能力建设的目标在远海，建设在全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仍然处在起步阶段，各国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倡议并没有表现出与中国对应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各国对于中国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援建的方式所带来的主权、安全等问题的疑虑依然存在。同时，中国在海外依然面临着维权军事斗争、海上局部战争、低烈度武装冲突、境外打击恐怖主义、海外非战争军事行动等严峻挑战。2018年6月1日起，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吉布提海外保障基地正式启用，主要在海外护航、维和、人道主义救援等方面给予重要保障。但是，这样的战略支点，依然面对着战略线短、布局孤立的严重问题，无法形成完整的运输保障线、全球支援网。
2 邓小平海洋战略构想及特点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际海权呈现出斗争形势日趋复杂化、实现手段逐步多样化和海军发展高科技化等特点，毛泽东同志始终以维护海上利益、发展海上力量为目标，不断维护我国海洋权益，邓小平同志继承和发扬毛泽东海权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原则，通过维护海洋国土、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上力量来构建其海权思想并付诸实践。
（1）加快对外开放沿海城市发展海洋经济。向海而兴、背海而衰。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提出有先后次序的“差异化、有序化、梯级化”发展思想，优先开放发展沿海城市，在中国东部沿海部分地区率先设立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大力促进沿海城市和区域的发展，带活了我国海洋经济的发展。1984年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将天津、上海、广州等十四座城市定为全国第一批沿海开放城市，赋予这些城市在对外经济活动中的更多自主权利，放宽利用外资建设项目的审批权限，在税收、外汇管理上给予“三资”企业优惠待遇。1985年2月，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门-漳州-泉州三角地区被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1988年3月，又进一步扩大了经济开放区的范围，把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环渤海等地区的一些沿海城市开放为经济开放区。邓小平同志通过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来经略海洋，历史和实践证明，这为中国发展海洋强国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和战略支撑。
（2）通过“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缓和争端经略海洋。自古以来，中国坚持和倡导“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20世纪80年代，中国与周边国家在东海、南海领土争端难以解决的形势下，邓小平提出了“搁置主权，共同开发”超凡的战略思考，绕过地区分歧争执点，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加强与东北亚、东南亚国家的合作交流，促进地区之间的互利互信，同时也为我国经略海洋争得宝贵的国际环境。“搁置主权，合作开发”这一思想的提出，核心在主权属于我国，精髓在共同开发。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在西太地区政治、安全处境极为不易：南海“六国七方”资源之争形势严峻，东海中日两国钓鱼岛之争，美国积极介入亚太安全事务，使得这一片本该和平的区域成为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一个主要热点地区。在如此复杂的情况下，邓小平同志敏锐嗅到时代的主题由“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所转变，主动提出搁置争议，以合作共赢的积极态度寻求与周边沿海各国共同开发海洋资源。
（3）加快建设海军战斗力提升海洋军事存在。海军强、海权强、国运昌。海上力量是海洋权利实现的工具。近代中国的惨痛教训更是告诫我们，西方列强都是凭借坚船利炮通过海上入侵中国的[4]。1975年6月26日，邓小平视察海军106舰为海军题词时指出：“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为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而努力奋斗”。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海军已经逐渐走出‘浅海，走进‘深海，过去十年迈进海洋的旅程达到了之前30年的30倍。”[5]邓小平同志从海军建设战略目标、海军现代化建设、海上指挥作战能力等方面着手，“给接班人留下了一支规模更小、教育水平更高、对现代战争的要求理解更深刻的军队”[6]，中国海军实现了建国后由“近岸防御”向“近海防御”的转变。
3 邓小平海洋战略构想对构建我国西太海上战略安全通道的启示
“海洋关系国家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必须突破重陆轻海的传统思维，高度重视经略海洋、维护海权。”[7]邓小平海洋战略构想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应对海洋新挑战、解决海洋新问题的智慧结晶，启示着我们，只有坚持发展、开放、合作，建设陆权和海权兼具的强国，才能建成真正的世界强国。
一是坚持陆海并重，实施海洋强国战略，着力打造海上交通线上的软硬实力。国强则海权强，国弱则海权弱。
（1）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加大海洋开发力度，特别是南海海域、东海海域开发，加强对周围海域资源的开发，推动海洋产业结构转型发展，形成陆海联动的开放格局和新型产业链模式。2011年到2018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OEDI）年均增速3.5%，2018年指数达到131.3，比上年增长3.2%，总体表现稳中向好。
（2）培养高端海洋人才，发展海洋高端科技。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充分发挥好海洋研究院所、海洋高校资源的平台优势，做好人才培养和储备;同时，强化海洋前沿科学研究与技术难题的研发和攻关，突破涉海关键技术的攻关，不断取得海洋高科技术的突破。近年来，“蛟龙”、“深海勇士”探海、“雪龙”探极、“蓝鲸1号”南海试采可燃冰、港珠澳大桥建成通车等涉海关键技术和重大项目建设取得突破，对海洋强国建设的支撑能力明显增强，拓展了我国开发利用海洋的空间疆域。
（3）推进军民融合发展，提升海上交通线远程保护能力。面对错综复杂的近海海上战略通道环境，中国有必要寻求海上交通线远程保护能力。这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主要包括：证明有重要反潜能力的附加核动力攻击潜艇的建造和配置，航母的建造，专门海军船舶造船厂的建立，海军辅助舰队，获得（如在印度洋）可靠的海外基地，高水平中國人民解放军学说，训练水平和人员作战能力的成熟度等[8]。2018年4月，习近平在南海海域海上阅兵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努力把人民海军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9]。
二是坚持开放合作，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共享安全的海上战略通道。海洋命运共同体包含着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的高深智慧。
（1）发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策优势，加强与周边国家的良性互动。合作方能共赢，在东亚地区尤为如此。区域各国应当放下历史矛盾，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面向未来，加强海域共同合作开发，依靠自己建设安全共享的安全环境。同时，要善于利用东北亚国家、东盟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使中国在东海、南海问题上占据主动性。同时，中国在这些海域中要采取更加灵活而坚定的政策和立场，比如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推进南海岛礁建设，更好地实现国家主权主张和战略布局。
（2）坚持走出去战略，加强与世界各国在海洋的共同开发。中国战略利益遍布世界各地，海上战略通道是沟通起来的桥梁。中国应当主动走出去，积极与世界各国加强在海域的合作开发，要推进我国相关法规的立改废释工作，同相关国际法和驻在国法律搞好对接，加快有关行动法规制度的体系建设;发挥好吉布提中国军事基地的模范作用，在印度洋、太平布局有效的战略支点，共同与大陆建立完整、连续的战略支援线。2019年9月，所罗门群岛与中国建交，基里巴斯与中国复交;中国还与多数太平洋岛国签署基础设施发展规划。这些都是成功的战略举措。
三是开展大国外交，加强与美海上安全合作，降低中美海上交通线摩擦带来的冲突风险。未来几年中国主要战略能源海上交通线安全选择，依旧是维持与美国的友好关系，免费依靠美国海军保护的重要能源供应路线。美国对西太海上战略通道的控制中，一方面寻求与中国之间的有限合作，另一方面与区域其他国家积极展开军事交往以遏制中国发展。但中美两国在该区域具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在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领域都具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1）推进中美务实性军事合作。建立“战略安全对话”“防务磋商”“军事安全磋商”等海上军事磋商和互信机制，建立各种直接涉及改善安全环境的机制，建立一系列海上安全细则;针对当前该海域严重泛滥的海盗事件和海难救助，建立海上安全应急共享、预警和联合护航机制，推动中美军事交流与合作，扩展在 “环太平洋联合军演”中合作的广度和深度。
（2）展开多维度多领域的安全合作与交流。与正式的军事安全对话和磋商机制相比，非官方、非政府或半官方的“第二轨道”军事交流形式更为灵活。发挥好香格里拉对话、中美安全问题研讨会、退役高级将领非正式军事会晤等第二轨道在双方交流中的积极作用，加强双方在海上联合搜救演习、建立人道主义救援和减灾定期磋商机制等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推动中美安全合作常态化和机制化。
（3）建立解决海上冲突的危机管控机制。近30年的中美海上争端表明，中美之间的军事竞争没有赢家。中美在西太平洋地区具有广泛的共同的战略利益，双方应当降低军事竞争水平，构建“互信、合作、不冲突、可持续”[10]的新型中美军事关系。不断优化中美海上合作形式，中美两国国防部于2014年签署了《关于建立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信任措施机制谅解备忘录》和《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谅解备忘录》，成为两国加强危机管控、预防风险的重大成果。中美两国应当共同努力，保持沟通机制的畅通和连贯性，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国防部工作磋商机制、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国防部热线电话等现有平台和机制运转，保证在出现重大矛盾的沟通和处理渠道。中美应当彼此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不断增进互信，加强合作，妥处分歧，管控危机，共同努力推动中美新型军事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4 结语
未来已来，经略海洋、发展海军、走向深蓝已是我国当前刻不容缓的战略目标。构建西太海上战略通道安全，是我军走向深蓝的第一步，也是我国实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关键所在。邓小平同志“发展、合作、开放”的海洋战略构想，抛弃零和思维，展现了大国领导人的大国气度。中国的海洋战略实施需要自身实力作坚强后盾，合作是维护海上安全的最有效举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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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吴昊.范长龙访美巩固中美新型军事关系[EB/OL].（2015-06-14）[2020-03-25].http：//www.chinanews.com/m/mil/2015/06-14/7342887.shtml.
（责编：周安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