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社科基金视域下我国档案学研究热点及发展趋势的科学计量分析

    摘 要：本文采用科学计量学方法，对2009-2017年档案学领域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立项数量、项目承担机构、研究热点分布进行计量分析。通过与1999-2008年统计数据相比较，窥探近年来我国档案学研究领域的现状、特征、热点及未来发展趋势，以期反映国家社科基金在促进档案学科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效。

    关键词：国家社科基金；档案学；科学计量；研究热点

    Abstract：Research on item quantity and institution and focus of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from 2009 to 2017 years in the literature metrology methods.By comparison with 1999-2008 years statistics， insight into archives science research status and the hot topic In recent years， in order to reflect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in promoting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of archives science.

    Keywords：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archives； scientometrics； research focus

    1问题的提出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以下简称“国家社科基金”）设立于1986年，是我国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载体和有力抓手，其研究水平代表着我国社科领域的国家水准，在培育和加强各学科研究实力、推动科研繁荣发展、组织研究和解决国家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方面起到了示范和引领作用[2]。经科学严谨的专家评审而获得的国家社科基金资助课题，其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内社会科学相应各学科领域研究的国家级水平，所以备受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广大学者的青睐。作为我国社会科学领域最高级别的研究项目，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资助的项目从宏观上反映了各学科研究热点及发展趋势。因此，亦可作为国内档案学研究的“风向标”。

    伍玉伟曾撰文研究了1999-2008年我国档案学研究的特点并对未来的趋势进行展望。然而，在其研究之后，我国档案学的科学研究究竟又发生了哪些变化？近年来档案学的研究热点又是什么？在“图书情报与文献学”中的学科地位是否得到提高？今后可能会朝着哪些趋势进行发展……这些构成了本文研究的重点。目前，档案学作为一级学科“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下的二级学科，其学科领域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历年立项课题被统一归档在“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类目下。本文以2009-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档案学学科领域立项课题为研究对象，统计样本来源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网站，采用科学计量学方法，对国家社科基金中档案学学科领域立项课题分布的外在特征和研究主题嬗变的内在特点进行统计分析。为方便与伍玉伟《1999-2008我國档案学研究特点及未来的展望》进行比较，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基金立项数量、项目承担机构、研究热点的集中分布等方面，并对我国档案学研究领域的前沿及未来发展趋势进行预测，以期从科学计量学角度反映国家社科基金在促进档案学科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效。

    2样本数据统计与分析

    2.1立项数量变化。2009-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的档案学类项目总数为120项，其中，重点项目8项、一般项目72项、青年项目40项。与伍玉伟《1999-2008我国档案学研究特点及未来的展望》相比较（该文统计了1999-2008年档案学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总数为60项），2009-2017年档案学国家社科基金在立项总数上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根据图1，2009-2017年我国档案学与“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的数量总体均呈现出上升的增长趋势。其中，从2012年到2017年，档案学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数量均超过了10项，且每年立项项目数量分别为2009年立项数量的3倍或略高一些。在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数量增长幅度上，“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从2009年的66项增长到2017年的150项，增长幅度为127%，而档案学从2009年的5项增长到2017年的15项，增长幅度高达200%。因此，在整个“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一级学科中，作为二级学科的档案学的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数量增长幅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档案学的学科地位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一门学科在一定时期的发展形势和繁荣程度主要受两方面的影响因素决定[3]：社会的需要与认可（外因）和学科自身发展所处的阶段与水平（内因）。外因是拉力，内因是推力。档案学类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数量的增长，毫无疑问地表明档案学学科地位和社会地位得到了提升。同时也反映了档案学学科研究创新成果的影响和意义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尤其是近年来在国家政府大力繁荣和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过程中给予档案学学科的高度重视。

    2.2基金承担机构分布。分析基金立项项目的单位分布，可以了解在档案学基金项目研究中的队伍分布状况，从一个侧面反映我国各档案学研究机构的实力和水平[4]。2009-2016年120项档案学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共被43家机构所承担。本文根据承担立项项目数量的多少将基金承担机构划分为三大阵营，详见表1。

    

    从表1数据可知，承担过5项以上档案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机构有3所（第一阵营），在第一阵营中，上海大学获得立项数最多（14项），其次是中国人民大学（11项），南京政治学院（8项），第一阵营的立项总数（33项）约占2009-2017年档案学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总数的三分之一。这一结果表明，上海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南京政治学院在档案学研究中表现出超强的科研实力，其研究水平代表了我国档案学研究的国家水准，可以被认定为我国档案学创新成果的研究基地。

    在43所获得档案学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资助的研究机构中，除青岛市委党校外，其余全部是国内各高校。这一数据重新印证了我国档案学高水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内一些“985”“211”和省属地方重点高校，高校是我国档案学高级别研究的主力军。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我国部分高校集中了一大批学术造诣较高、学术思想活跃的档案学专业研究学者。二是高校拥有比较丰富的档案学术或科研文献资源。三是高校拥有雄厚的科研资金和良好的学术氛围。

    与伍玉伟一文相比，在2009-2016年，一些学术科研机构获得档案学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数量和排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①1999-2008年档案学科研实力异常雄厚且获得档案学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数量第一的中国人民大学在2009-2017年无论是立项数量还是位次排名均有所下降，其国家社科基金“霸主”地位被上海大学所取代。②与1999年-2008年相比，上海大学在2009-2017年获得档案学国家社科基金的数量提高了近5倍，增长率为367%，其立项总数占全部立项总数的11.67%。尤其重要的是，在2009-2017年档案学领域五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上海大学囊括了3项，在档案学国家级水准上，国家社科重点项目的获得可折射出上海大学超凡的学术魅力和科研水平。③2009-2016年，在档案学国家社科基金获得资助项目的科研机构中涌现出众多“后起之秀”，如南京政治学院、南昌大学、黑龙江大学、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辽宁大学、广西民族大学等等（因篇幅原因不在此一一列举）。

    2.3主题研究的热点分布。对主题内容的热点分布进行研究的理论依据来源于词频分析法。词频分析法是利用能够解释或表达文献核心内容的关键词或主题词在某一研究领域文献中出现的频次高低来确定该领域研究热点和发展动向的文献计量方法[5]。一篇文献或一个课题的主题词是该文献或课题核心内容的精炼和概括，若某一主题词在其所属学科领域的文献或课题中反复出现，则该主题詞所代表的研究内容可认定为某学科领域的研究热点。此外，通过与部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获得者进行沟通，笔者获知，代表着国家级研究水准的国家自科或国家社科基金，无论是基金的研究指南还是专家对所申报项目的评审都非常重视项目题目的设置，历年的国家社科基金申报公告中规定：“无论是按课题指南拟定的选题还是自选课题，课题名称的表述应科学、严谨、规范、简明，一般不加副标题。”因此，本文从2009-2017年立项的120项档案学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名称中各遴选出一个最为核心的主题词，并对遴选出的主题词进行规范处理，最终得到16个核心主题词（详见表2），并与伍玉伟一文遴选的主题词进行对比。

    （表2）

    根据表2，取词频5为高频主题词的临界点，则可以得出，2009-2017年我国档案学研究热点内容主要集中在数字档案、档案开发与利用、档案与非物质文化、电子文件、档案保护、档案价值与评价、档案史、档案社会化等主题方向。尤以数字档案、档案开发与利用、档案与非物质文化、电子文件等四个热点主题最具代表性。

    2.3.1数字档案。由表2可见，2009-2017年数字档案研究主题的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最多（19项），占档案学全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近五分之一，跃升为近八年来研究热点的首位，这一结果与伍玉伟一文排在第一热点的电子政务有着很大的不同。近年来，随着计算机技术、数字化保存技术和多媒体技术的发展，对传统档案文献的存储与知识传播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和冲击。为了适应当下形势的发展和满足广大档案资源用户的信息需求，国内众多档案馆机构积极实施“全面数字化”战略，加强档案信息资源的安全保管，提高档案数字化工作规范化水平，大力提倡并推进馆藏传统载体档案数字化的工作进程。成功实践案例代表如北京市档案馆[6]、大连市档案馆[7]等。在数字档案研究主题的19项立项课题中，涉及了数字档案研究的许多方面，如，数字档案管理策略与模式（“数字档案集中管理策略与模式研究”“我国地方政府数字档案集中管理策略与模式研究”“质量导向型数字档案资源建设模式研究”）、数字档案安全（“数字档案安全及长期保存策略研究”“数字档案资源生态安全研究”“云数字档案馆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研究”）、数字档案资源的优化配置等。其中，数字档案管理策略与模式是数字档案研究众多方向中的热点，八年间共有6项与其直接相关的课题立项，应引起当下我国档案学科研人员的重视和关注。

    2.3.2档案开发与利用。2009-2017年档案开发与利用方向的研究共获得了16次立项，立项数量仅次于数字档案，位列第二。与1999-2008年相比，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这一主题飞速成为近年来档案学研究的热点和前沿。该主题涉及的内容包括档案资源知识聚合与服务、“互联网+”环境下档案信息服务、少数民族文献的管理与开发、数字媒体的档案资源融合、档案资源用户利用行为、档案网站信息资源开发与服务等。就研究内容来看，档案情报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是档案理论与实践、档案管理与技术相结合的产物，是目前我国档案学领域最为活跃和重点的研究主题。就研究视角来看，包括不同档案资源类型的整合与利用、档案用户行为、档案与多媒体的融合发展等。

    2.3.3档案与非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工程是近年来普遍受到国内外各级政府共同关注的重点工作，部分地区已经将其上升到国家层面的实施战略，并以立法的形式固化，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就说明了其脆弱性，如何保护和保留遗迹的自然状况和真实性？这一话题与档案馆的责任或基本职责不谋而合。档案馆的基本职责是集中统一地管理党和国家需要长远保管的档案和史料，维护历史的真实面貌。正是基于此，我国政府在近八年来从国家层面每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方向的研究给予大力支持。社会的热点话题及国家的大力支持给我国档案学界的科研人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带来了极大的鼓舞和动力，一时间，我国档案学领域掀起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热的高潮。这一点在2009-2017年档案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方面共立项15次的结果中得到了很好的解释。这一时期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档案与社会记忆、城乡档案记忆、少数民族（如妈祖的信俗、东巴的民族文献）档案遗产的集中保护、地区档案文献的整合（如西部散存民族文献的整合、黄河流域的岩画）、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信息的传播、非物质文化的建档机制等。

    2.3.4电子文件。电子文件的研究是信息化背景下我国档案界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电子文件的产生与管理冲击了传统的档案管理理论。在120项档案学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中，电子文件的相关研究获得了14次立项，与伍玉伟一文相比，虽研究热点为此下降了一位，但是课题研究的总量上升了2倍。可见，在档案学领域，电子文件的研究是个不容小觑的话题，它一直是档案学领域的研究热点。这一时期有关电子文件研究的具体热点内容基本上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仍以电子文件元数据、管理标准、管理理论体系、管理模式、管理风險等为主。

    3档案学研究特征及未来发展趋势

    档案学国家社科基金的立项项目具有科学性、标杆性、预见性和指导性，对学科的发展起到了助推的作用。通过对2009-2017年120项档案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统计与分析，并与伍玉伟一文进行比较，本文对档案学近年来学科发展的脉络有了清晰的了解，从主题研究热点的变化可以发现档案学研究的特征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3.1研究主题嬗变特征比较明显，出现冷热失衡现象。2009-2017年我国档案学研究在选题内容上范围较宽泛，并出现研究主题冷热失衡的现象。从上述数据研究结果可以看出，研究主题的平均立项数量为6.56项，低于这一平均值的研究主题高达10个。与1999-2008年相比，近年来我国档案学研究主题和内容从数量变化上呈现出增长型、稳定性和下降型三种态势研究主题。①增长型研究类包括数字档案、档案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档案与非物质文化、档案保护、档案价值、档案社会化等。这些主题的研究是目前档案学领域研究的热点、重点和难点，这几类研究主题的立项数量的增长和研究热点位次的提升有利于推动档案学学科体系建设，促进科技创新水平的提高。②稳定性研究类包括电子文件、档案法制、档案管理机制等研究主题。这几类主题的研究长期以来都是广大档案学科研人员青睐的对象，波动不大，形成了比较稳定、成熟的科研队伍。③下降型研究类包括电子政务、档案信息化、档案所有权、人事档案等研究主题。随着时代环境的需要、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用户研究行为的变化，这类主题的研究势头骤停或出现急速下滑的趋势，并逐渐被一些适应社会发展或新的领域的研究主题所取代。

    3.2紧跟时代热点，面向服务与利用。在对120项档案学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进行主题词统计时发现，数字档案、非物质文化、档案价值与评价、档案史、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开放获取等主题词的频次显著增多，并且个别主题词一跃成为年度高频词。这表明，一方面，我国档案学的发展能够做到紧跟时代热点，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导向，与国家和社会的需要衔接得很默契。另一方面，档案学本身就是提高档案事业管理和档案管理的科学水平，更有效地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为人类社会的进步服务的一门学科。作为档案学领域的科研工作者，具有关注时事的敏锐洞察力，以及具备较强的服务国家和社会的意识。档案开发与利用、档案保护、档案评价等高频词的出现，再次表明我国档案学是以服务为目的、以用户为中心的管理理念。与档案学亲如兄弟的图书馆学和情报学一样，学科的发展都在向“服务至上、用户第一”的个性化、主动式知识服务转型。

    3.3跨学科融合——未来的发展趋势。我国档案学从形成到初步发展以至于当下的日趋完善与繁荣的过程，都与其他相关学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档案学学科又因其自身属性的综合性，在跨学科研究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8]。刘建国等人曾撰文[9]研究了档案学与统计学、档案学与通信科学、档案学与建筑学、档案学与体育学等之间的学科交叉关系。档案学与其他学科的融合发展也为自身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并注入了新的活力。随着社会信息化进程的加快发展，多媒体、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对传统档案的管理机制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数字档案资源、档案法制、开放获取、电子文件、非物质文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已经成为近年来档案学研究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而这些具有高度综合性和复杂性的问题仅靠档案学自身学科是无法解决的，多个学科的交叉融合就显得颇为急切。学科发展的需求决定着档案学当下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必须进行跨学科研究，正所谓“跳出档案看档案[10]”。

    *本文系2017年河南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文献计量学视阀下河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产出及创新能力研究”（课题编号：172400410590）资助的研究成果之一。（项目主持人：左亮亮）

    参考文献：

    [1]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国家社科基金年度报告（2016）[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6：1.

    [2]周霞.国家社科基金论文产出与影响力分析——以2012年社会学论文为例[J].情报资料工作，2013（09）：44-49.

    [3]李秋杰.近十年我国图书情报学研究进展——基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计量分析[J].情报科学，2012（07）：1109-1114.

    [4]伍玉伟.1999-2008我国档案学研究特点及未来的展望——基于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的统计分析[J].档案学通讯，2009（03）：7-10.

    [5]马费成，张勤.国内外知识管理研究热点——基于词频的统计分析[J].情报学报，2006（2）：163-165.

    [6]北京市档案局馆.北京市传统载体档案数字化工作[N].中国档案报，2013-10-28（001）.

    [7]王飞.大连市档案局“数码照片档案知识管理系统”亮相软交会[J].中国档案，2012（07）：11.

    [8]马仁杰，等.档案学跨学科研究之我见[J].档案学通讯，2012（1）：19-22.

    [9]刘建国，等.跨学科应用服务档案学[J].中外企业家，2017（02）：239-240.

    [10]张安勇.档案学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及其前景[J].黑龙江档案，2014（2）：60-61.

    （作者单位：南阳医专仲景文献情报研究所 来稿日期：2017-1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