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清代笔记中所记载的“档案”“档子”“档册”
丁海斌 丁思聪
摘? 要：杨宾《柳边纪略》对“档案”一词的解释，在档案学界流传甚广。本文以清代笔记为载体，以纵线时间轴为线索，梳理对“档子”“档案”“档册”三词的运用与解读。并对《柳边纪略》中对“档案”一词的错误解读进行分析与匡正。
关键词：清代笔记;档案;档子;档册;词义
Abstract：? In records and files， the scholars notes of Qing Dynasty are more involved， meanwhile its use and interpretation is of high reference value， especially Yang Bin's Records of Liubian. In this book， the interpretation of "archives" spreads widely in the archival field. Taking the notes of Qing Dynasty as the carrier， the vertical time axis as the clue interpret "Dangan" "Dangzi" "Dangce". The research also analyze and correct the wrong interpretation of? "dangan" which is from Records of Liubian .
Keywords： Notes of Qing dynasty; Dangan; Dangzi; Dangce; Meaning1引言
“档案”一词产生初期，满语? ? 一词有三种翻译形式：“档子”“档案”“档册”。因此，研究清代这三个名词对研究“档案”起源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关于“档子”“档案”“档册”三个词，此前笔者和其他学者已做了较为详细的阐述，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笔者的相关系列文章，洪华、王霞的《“档案”词源新探》（《山西档案》2005年第6期），李宗富的《我国“档案”词源研究综述》（《兰台世界》2011年第12期）、张江珊的《“档案”词源研究再探》（《中国档案》2010年第1期）等，已经有了较好的研究基础，观点渐趋一致。但研究仍需深化，有些错误也需给予匡正，如关于《柳边纪略》中对“档案”一词的不当解释需予以纠正等。本文以清代笔记为对象，进一步深化这方面的研究。2 清代笔记中对“档子”“档案”的解读?
2.1汪琬《钝翁类稿》——目前所知对“档子”最早的解读。《钝翁前后类稿、续稿》以作者的视角集中展示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情况。康熙十四年（1675年）汪琬在其《钝翁类稿》中记述：“国家肇基，东海奄有，四方所谓熊罴之士、不二心之臣，麕集森列而公，独起家布衣致身佐命卒。与宁远伯之威名风采异世，相朢三十余年之闲，凡七改官阶三膺世爵，纪功档子。本朝用薄板五六寸，做满字其上以代簿籍，每数片辄用牛皮贯之，谓之 ‘档子，播之、制诰。与古人所赐丹书金券何异？”这段文字相较于《柳边纪略》中对“档子”“档案”的解释，早了32年。而且汪琬还阐释了档子的载体、存在方式和记录内容和服务对象，是目前所知清代笔记中最早的对“档子”的解读。汪琬在康熙十七年（1678年）荐应博学鸿词，任编修，并参与修撰《明史》。他在史学、经学、文学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他以擅长撰写碑传志铭闻名，如“朱彝尊初与之定交，读其文赞不绝口，即请为其父撰墓志”。他对同时期、同乡的武将李思忠有一定了解，为记录其功勋卓著的一生，特作前面引文之《陕西提督李思忠墓志铭》。
因“档案”“档子”皆为满文“? ? ”之汉译，所以研究檔案词源时，可以将“档子”与“档案”视为同一逻辑范畴。因而汪琬《钝翁类稿》关于“档子”的解读，应是目前所知对“档案”一词的最早解读。
2.2杨宾《柳边纪略》——对“档子”“档案”解读之误
2.2.1.杨宾写作《柳边纪略》的知识背景与写作过程。 杨宾，浙江山阴人，1850年生，擅诗文，不求仕途。父杨越获罪远戍黑龙江宁古塔。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初冬，杨宾出塞省亲。途中每逢岩疆要地，必游览凭吊，寻访遗闻逸事。侍奉父母之暇，也常常访问历史遗迹（杨宾错误地将渤海国的历史遗迹以为是金、元遗迹）。在考察时，“凡道里、城郭、屯堡、民情、土俗、方言、河山之险”悉记之。于是，杨宾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完成了《柳边纪略》。“其书网罗巨细，足以订史书之谬，而补版图之阙”。
2.2.2.《柳边纪略》之误。 以往的档案学著作多将《柳边纪略》作为最早解释“档子”“档案”的著作。但如前所述，汪琬的《钝翁类稿》的相关记述远早于《柳边纪略》，且在清中期共有5部清代笔记有相关解释，《柳边纪略》亦不具备唯一性。纵观清初多本笔记著作，可以看到对“档案”（“档子”）一词的理解，源于《钝翁类稿》中对该词的释义者为多，并趋于统一，该释义具有代表性。因此《柳边纪略》的代表性亦有所不足。而更大的问题在于：《柳边纪略》对“档案”一词的解读有误。
《柳边纪略》文中记载：“边外文字，多书于木，往来传递者曰牌子，以削木片若牌故也。存贮年久者曰档案，曰档子。以积累多，贯皮条挂壁若档故也。然今文字书于纸者，亦呼为牌子。”杨宾的说法有一个很大的错误，即“贯皮条挂壁若档故也”。意思是说：用皮条将木牌挂壁上，像档一样，因此“曰档案，曰档子”。事实上，“档案”“档子”中的“档”字，并非来源于“贯皮条挂壁若档故也”，“档”字的来源是满语“? ? ”一词音译的结果，而非杨宾臆测的“挂壁若档故也”。正是由于《柳边纪略》之撰，源于所见所访，并未对相关事物做深入研究。宁古塔是满族的祖居地之一，档案是该地的历史文化产物，杨宾对其有所耳闻加以记述，但并未对档案本身进行深入研究。特别是他对非地理事物所知尚浅，对档案事物的说明不免蜻蜓点水，甚至有主观臆测、望文生义的地方，不具有可靠性。另外，杨宾所说“往来传递者曰牌子”，是偷换概念。在当时刻字于木板上，形成记录，称为“牌子”，而非因为“往来传递”而称为“牌子”。
2.3陆陇其之《三鱼堂日记》。清代的陆陇其（1630年-1692年）撰《三鱼堂日记》十卷。内容起于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终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涉及道路里程、时局世态、人际交往、友朋议论、读书札记等诸多方面，从个体视角详尽地记录了清初社会的许多侧面。对于今天研究清初理学思想、河漕整治、土田赋税、圈地、逃人、捐纳、吏治、科举、档案等，均有独特的资料价值。《三鱼堂日记》中记述：“又陕西提督李思忠墓志铭云：本朝用薄板五六寸，做满字其上，以代簿籍，每数片辄用牛皮贯之，谓之档子。”
陆陇其是清代初期人，尊崇朱熹理学，他的学问和清廉为世人所公认。他与汪琬属于同时期文化名人，在陆陇其的《三鱼堂日记》中多次出现“钝翁类稿”的字样，在这一段与“档子”有关的解释中出现“又陕西提督李思忠墓志铭云”字样，加之释义极为相似，更加确定这一段是对《钝翁类稿》“档子”一词释义的引用。
2.4 林佶之《全辽备考》。在林佶（1660年-1720年）所著的《全辽备考》一书中，对“档子”一词解释如下：“边外文字多书于木，往来传递者曰牌子，以削木片若牌故也，存贮年久者曰档案、曰档子，以积累多，贯皮条挂壁若档故也，然今文字之书于纸者亦呼为牌子档子矣。犹之中土文字，汉以前载在竹简，故曰简。以韦编贯，故曰编。今之人既书于纸为卷为部，而犹呼之为编为简也。”从这段释义可以看出，它与《柳边纪略》一书中对“档案”“档子”的解释有相似之处。
工于楷法，又善篆隶的藏书家林佶，拜师汪琬，多有文钞，其中就包括《柳边纪略》。“《全辽备考》题蒲田林佶撰，乃钞者之自署，后来遂误以为作者之名，其内容与《柳边纪略》无大异，唯将《柳边纪略》内容先后次第割裂，冠以篇目，分30余门，虽然不甚准确，却大致尽括了《柳边纪略》的内容。”这就说明了《柳边纪略》和《全辽备考》的关系。但它仍没有纠正《柳边纪略》中“贯皮条挂壁若档故也”的错误。
2.5 赵慎畛之《榆巢杂识》。在赵慎畛（1761年-1825年）所著的《榆巢杂识》一书中是如此解释八旗档子的：“国初八旗无簿籍，用薄板五六寸，作满字于上以代之。每数片用牛皮贯之，谓之一档子。”较之《钝翁类稿》晚了一个多世纪的《榆巢杂识》，对“档子”一词的解释仍和《钝翁类稿》中的解释相近。这说明汪琬对“档子”内涵的阐述影响深远，后人在写作过程中常常会参考其著述。也从侧面说明了作者缺乏独创精神，多有古为今用的心态。未能站在他所处的时代，对“档子”“档案”作以进一步的解读。3 清代笔记中对“档案”等词的运用
在清朝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满族文化融入中华文化大家庭成为这一历史时期重要的文化现象。“档子”为直接音译，“档案”“档册”为音译与意译的结合。虽都产生于清初，但在长期发展中却有着不同的用法，“‘档子由于蕴含着深刻的满族文化，被汉族传统主流文化接受度较差，在所调查的清朝403部著作中‘档子一词出现了33处，主要集中在《满文老档》《清实录》和清代笔记等著作中，多表示记录人事和财务的簿册。根据统计数据显示‘档子一词主要使用于清前期，清后期以后就逐渐消失了” “‘档册一词以账簿登记册的含义为主。同时，它更含有一些专指意义，如徭役档册、编年体档册等，在检索的 403部清代文献中，共出现 171 处，使用频率高于‘档子但仍呈现出前多后略少的局面”“‘档案一词，兼具满汉文化之精髓，从康熙朝开始，被更多地使用。在康、雍、乾、嘉、道五朝，其使用频次达到高潮”“在检索的 400 种清代文献中，出现426次，为三者最高，‘档案一词的运用具有连续性，未曾中断，沿用至今”。但总体而言，它们在清代汉语言文档名词中出现的次数并不算多，为中等偏下，而这其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记录载体就是清代笔记。
3.1体现档案是有凭证、查找价值的记录。在与档案有关的笔记中多出现“作为底本”“以备查考”等，说明在清初人们就对档案价值有着深刻认识，即人们记录档案的目的是便于日后参考凭证。
明崇祯四年（1631年）进士、翰林院编修吴伟业（1609-1671年）所作的《绥寇纪略》载：“其姓字不知当日何以，有如许档案作为底本，盖直聚崇祯十七年邸报奏疏议。”文中虽未对档案做出明确定义，但可判断当时将档案理解成查阅备考的工具。在清前期，官方对档案一词的界定，鲜有记述，但更多是运用在文章中。
清初名臣、理学家、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李光地（1642年-1718年）著《榕村语录》，载“有不好非巡抚所得参，所得参者，必是耿逆变时守节不固，与贼通气之事捏词成案君之功，具有档案抄报”。能看出当时认为“档案”是有查考价值的书面记录。
清代学者包世臣，毕生致力于经世之学，勤于实地考察，对漕、盐、水利、农业、民俗、刑法、军事等都有涉猎，撰《齐民四术》，载：“该管上司详记档案于岁底，汇查量记功过。”文中表明记档案的目的是为了年底查考，这充分表现了档案的价值。
《藤阴杂记》记载了康熙中叶北京的名胜古迹及典章佚事。作者在自序中说：“余弱冠入都，留心掌故，尝阅王渔洋《偶谈》《笔记》等书，思欲续辑，于是目见耳闻，随手漫笔。及巡视东城，六街踏遍，凡琳宫梵宇，贤踪名迹，停车咨访，笔之于书。”本书是一部著名的史料笔记，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本书对于档案的记载为“阮吾山司寇葵生，留心掌故，恒以在阁，未乃遍阅档案为憾”，以没能看遍档案为遗憾，显示了档案的珍贵性。
同治十年进士陈康祺所做的《郎潜纪闻三笔》，多辑录清代掌故佚闻，兼及风土人情，随笔纂载，间附己论，凡典章制度、文苑士林、官场吏治、社会生活、奇闻趣事等，无不涉及，堪补正史之不足，文中有如下记载：“于康熙十九年授光禄大夫，此事不存档案、不见会典，不足为据”“史馆杂记，又有流尚阳堡八人档案未载”“言不及详稽档案何欤”，这些描写都指出了档案的查考、原始凭证价值。
福格（1796年-1870年）曾任山东莒州知州等职，撰《听雨丛谈》，其内容甚杂，书中还对某些制度的来龙去脉作了考证和澄清。书载：“雍正六年以前收养者，随同出征杀贼立功亦许登进有公罪销档之旗人，只黜本身，旗籍子孙仍在档册（档册即谱系也.）有卑贱之罪则并其子孙除之庄头有罪，除为壮丁家人经主人销档遣去者，谓之开户。”说明了此时的档册属于具有族籍檔案性质的专门档案类别，这段有关族籍人员是否有罪的详细记载也从侧面反映出统治阶级对这些具有凭证、查找性质的记录予以充分重视。
3.2介绍档案的形成过程。档案的形成过程包括谕旨、抄录、分类，以及制作、形成部门等方面。清代笔记中，档案一词的突出特征是运用的标准化，具有较强的稳定性，有着一定的套路化模式。为更好地保存和运用档案，档案还有专门的制作规范、制作部门和组藏地点，服务对象，这些都为之后档案科学化、体系化的发展奠定基础。
《枢垣记略》是梁章钜（1775年-1849年）撰写的较全面地汇载了有关军机处的资料，是研究军机处乃至清代政治、经济、社会的重要笔记史料。书中出现档案、档册二词共36处，如，“俱交军机处存记档案，交发部议其奏事处所奉密议事件，著亦交军机处记档转发”“二月初九日本处奏：此次办理汉字档册派出军机章京礼部主事王发桂、吏部额外主事刘子城总司校刘颇为详慎”“凡满、汉章京缮写谕旨、记载档案、查核奏议，系清字者皆由满洲章京办理，系汉字者皆归汉章京办理”。可见，当时因为书写分满、汉两种文字，客观上形成了档案分类，而存记查检和抄录是档案存在的常态。档案已成为军机处的重要记录材料，说明档案被普遍地应用于国家机构。
方浚师（1830年-？）为官时久，熟悉时政，凡见闻或读书体会，皆录于册。撰《蕉轩随录》，谈掌故、记遗闻、录时事、考订经史、品评诗文。书中有三处有关档案的记载：“尔衙门可记档案，以后照此遵行”“交内务府查收上以此项银两，历任盐政并未奏明私行动，用检查户部档案”，可见记录档案的目的是为日后查考，表明了档案的参考凭证作用。“杭州王峨山正功出入省闼二十年，每入直辄搜考档案勒成一书名，中书典故汇纪其目有六，曰官制、职掌、仪式、恩遇、建置、题名而以杂录终焉杭世骏为作序。”也体现了当时对档案中记录内容的分类思想。
作为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进士的赵翼（1727年-1814年），是清代中期著名史学家、文学家，著有《檐曝杂记》，该书内容多为其历官见闻，是其一生零散杂记文字的汇辑。书中记载，“亦详其氏名并贼属之，伪官亦注其姓字，不知当日何以有如许档案作为底本”，说明了档案以底本的作用存在，暗含了档案的原始记录性。
3.3档案记载内容以官方朝廷事务为主。清朝“档案”一词主要服务于上层建筑，主要表现为使用档案的人多为身居要职的官僚学者，用档案记录的内容主要是朝廷事务，服务的对象是清朝统治者，所记录档案供朝臣查阅，档案这一事物的存在对清朝政治的稳定和政权的连续性起到了重要作用。虽然官方文件和著作的使用量较大，但由于文献性质所限，知识分子多将对“档案”的理解，反映到自己自由之作的笔记中。
道光年间的清朝贡生徐锡龄（生卒年不详）与长期在各地任幕客却工诗善画，著述甚多的钱泳（1759年-1844年）一道，合著《熙朝新语》，该书记录了自清初至嘉庆200多年的掌故佚闻，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天文地理、中外交流等多方面。书中写道：“上命检查档案，凡撰文称很好、称好者列名给赏。”皇上命令检查档案，按撰写好坏等级奖赏，足以说明皇帝对档案收集、编写工作的重视。
嘉庆间授散秩大臣的昭连（1776年-1829年）作《啸亭杂录》，该书记载了清代道光朝以前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包括典章制度、社会习俗、当时知名人士的遗闻轶事等。部分记载是作者亲身经历的，部分是作者听自亲身经历者，可信度高。文章记述：“近日档案皆有三诏递减之语，即此者也三诏者谓入关、定都、及世祖亲政诏也。”写出了档案记载的内容有关入关、定都和亲政这三件国家层面的事。
吴长元（生卒年不详）所著的《宸垣识略》，详细记载了北京当地的历史发展、名胜古迹和衙署府邸等方面的情况，价值较高。可谓北京史上最早的旅游地图。文中记载：“国初封锢不开，尘土堆积，康熙间命内务府清察立档案焉。”表明清朝政府将建国初被严密关锁的事项记载于内务府档案。
清代蒙古族学者法式善（1753年-1813年）撰写的《陶庐杂录》，对明清两代图书目录资料做了全面的记录，其内容还包括清代历年货币流通、市场贸易等资料，受到了史家的高度重视。文中记述：“自康熙年间起至乾隆三十九年止，户部银库每年积存银数按年查明，进呈至康熙年间，档册霉烂不全未能按年开载，康熙六年实在银二百四十八万八千四百九十二两;十一年实在银一千八百九万六千八百五十两;十二年实在银二千一百三十五万八千六两。”这段文字集中体现了档册是为清政府记录财务情况的专指性存在。根据记载内容可见，当时在政府层面对财政的记述，档册的应用达到了广泛的程度。
总之，“档案”作为有浓厚的满族文化色彩的名词，最早在清初《钝翁类稿》中的基本释义就较为成熟，清初笔记对档案一词的解释多以此定义为蓝本在语句结构上略作调整而形成，在运用上具有稳定性和拓展性。该词更多地用于国家高层管理。撰写清代笔记之人多为有识之士，这些学者多数身居要职，同时也是创作清代笔记的骨干力量。因此，除官方书记，清代笔记对档案的记述也有着重要参考价值。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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