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的“电影江湖”
梁恩和
“江湖”是什么？这个问题就如“电影”是什么一样，你无法确切地阐述但你似乎也有所了解。古人庄子有言道：“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忧其瓠落无所容？”①对于“江湖”一词的最早来源，张远山抛弃了最早出现在武侠小说中的说法，他认为：“江湖中国的通天教主庄子，无可争议的拥有‘江湖一词的知识产权。”[1]而传统“江湖”的含义，张远山同样摒弃了传统儒家经典所阐述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对“江湖”的意义阐述，他认为：“而‘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独与天地精神来往，而不傲倪与万物等等。乃至整部《庄子》的要旨，正是‘江湖一词的真正文化意义。”[2]可见，“江湖”在传统文化的不同教派中有不同的解释。那么，我们在当下对于“江湖”的意义阐述而言，针对不同的时代我们所面临的“江湖”又有所不同。在这个迅速变换的时代，每个人似乎都有自己的一套阐述方式。对于电影导演贾樟柯而言，电影便是他的“江湖”。“的确，电影越来越像江湖。你看，媒体谈论第五代和第六代，就像谈论两个帮派。其实大家各忙各的，并不相干，但江湖上总会制造一些传言，引起恩恩怨怨。”[3]
贾樟柯的“电影江湖”从他创作第一部长篇电影《小武》开始，到如今入围第71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江湖儿女》，贾樟柯一直在他所谓的“电影江湖”中“游走”与“行侠仗义”。他用自己的方式——电影创作，去为这个社会与人行自己的“仁义”。
一、“江湖式”的创作经历
贾樟柯“江湖式”的创作经历，主要来源自于他的生活背景和他在电影创作路上所遭遇的种种挫折，这些背景与遭遇，让他的电影创作经历如同“行走江湖”一般充满了险恶与艰辛。贾樟柯1970年出生于山西汾阳县，在他童年的生活中，“那个时候我父母工作特别忙，经常不在家，没办法只好托同院的‘妈妈照顾一下我们”[4]。也正是这样的生活环境，使得他身上所流露的“江湖气息”最早来源于同院“妈妈”的教导;“我记得‘妈妈一直对我说：为人要仗义，待人要厚道，对父母要孝顺，遇事要勇敢”[5]。在贾樟柯十七八岁的时候，便开始了他的“行走江湖”——在“歌舞团”跳过霹雳舞，在山西大学办的一个美术班一边学美术一边给人画画，进入广告公司工作。直到1993年，贾樟柯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后，他才正式进入了自己的“电影江湖”。
1998年，贾樟柯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电影《小武》。《小武》是贾樟柯的成名之作，这也让他第一次感受到了那句“江湖险恶，人心又何尝不是”的真理。1999年，贾樟柯因《小武》被电影局约谈，这次约谈主要是告知他被禁止拍摄影视剧的权利。而促使他被禁的间接原因竟是被前辈所告，“我们也不想处理你，可是你的同行，你的前辈，人家告你啊。”[6]“我听到了自己的一声长叹，泪从心底涌起，不为我自己，而为打小报告者。我想起罗曼·罗兰的话：今天我对他们只有无限的同情和怜悯！这时候，我在道德上倒也感觉占了上风。”[7]可见，贾樟柯在初入“电影江湖”时所感到的失望，但贾樟柯毕竟是“行走江湖”的人，他很快便调整了自己的心态，“人心如此玄妙，复杂的让人难懂，在迷茫中我想：留住这份迷茫。也会是一种镇定”[8]。
初遇“人心”的贾樟柯在2000年创作了他的第二部长篇电影《站台》，2002年又创作了电影《任逍遥》，从1998年至2002年，5年时间里贾樟柯完成了他的“故乡三部曲”。在贾樟柯这5年的创作过程中，他一直处于“被禁”的状态。直到2004年电影《世界》的上映，贾樟柯的电影终于被“解禁”。2006年，贾樟柯创作了电影《三峡好人》，这部影片让贾樟柯跻身世界著名导演之列，2008年，贾樟柯又创作了电影《二十四城记》。2008年至2013年间贾樟柯没有进行故事片的创作，直到2013年贾樟柯才创作了新的故事片《天注定》。《天注定》汇聚了几个社会新闻事件，电影聚焦了温州动车事故、持枪杀人事件、持枪抢劫案、富士康跳楼事件等。《天注定》也正是聚焦了诸多社会新闻事件，在内容表达上又颇具暴力色彩，使得原本已经通过电影审查准备在国内上映，但最后又因为“某些因素”而临时撤映。准许上映与临时被撤，过山车式的剧情让贾樟柯又一次体会到了国内电影环境的变幻莫测。2015年，贾樟柯创作了他的第八部电影《山河故人》，这也是贾樟柯为数不多的在国内上映的电影之一，但票房只有区区3000多万。贾樟柯就像一个在“电影江湖”孤独的“游侠”，一直游走在“夹缝”中，尽管这样的处境让贾樟柯备受质疑与煎熬，但他始终没有失去对电影创作的热情，反而让他始终坚持着他心底的那份信念。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直到今天谁又不是生活在江湖里面，或者你是报社的记者你有报社的江湖，或者你是房地产的老板你有房地产的江湖，你要遵守规则，你要打拼，你要在邪恶的生活里生存下去，就像电影里一块五就可以住店，和那老板一样，他要用这样的打拼为生活做铺垫，想到这些的时候我很快去写剧本。”[9]
二、“记录式”的时代作者
“我只是一个与时代平行的讲述者，只是在拍所见所知所感受到的人和事，在拍摄你我身处迅速变换的时代。”①在这个迅速变换的时代里，贾樟柯的电影创作永远关注着“时代”与“人”。从1998年贾樟柯第一部电影《小武》开始，他便用自己的方式去记录与讲述着这个时代的“人”与“事”，到最近的《山河故人》他一直是这个时代“记录式”的“作者”。
从《小武》开始，他便记录着这个时代的底层人物。《小武》是贾樟柯第一次回家乡汾阳拍摄的一部电影作品，故事讲述了“扒手”小武从经历了友谊的破灭、爱情的失败、亲情的无奈到最后被警察所抓的悲剧。小武是一个被时代抛弃的人，他已经无法适应迅速变换的时代，而他终究会被时代潮流抛弃。在贾樟柯的《站台》《任逍遥》同样如此，主人公都面临时代潮流的影响甚至抛弃变成社会的底层人物。如《站台》中文工团的解散到最后沦落成路边舞台的现状，这是传统文工团被时代流行文化所掩盖和淘汰的一个现实，文工团的团員们也变成了这个时代的底层;《任逍遥》中整天无所事事的小济，不知抢劫要枪毙的郭斌斌等。贾樟柯在他的“故乡三部曲”里把对底层人物的关注放在了小县城。《世界》是贾樟柯第一次讲述大城市中的底层人物，讲述“世界”里的赵小桃与陈太生悲剧命运。接下来的《三峡好人》《天注定》里的主人公同样是时代洪流中的底层人物，贾樟柯从《小武》开始记录时代中的底层人物是他电影的一贯风格。
从《小武》开始，他也记录着这个迅速变化的时代。贾樟柯出生于1970年，从童年开始，贾樟柯的成长环境一直处于一个迅速变化的时代，经历了改革开放到经济迅速发展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和人们的焦虑。在创作电影《站台》后，贾樟柯说道：“在中国，国家命运和自身幸福、政治形势和人性处境总是互相牵连;过去十年，因为革命理想的消失、资本主义的来临，很多事都变的世俗化了，我们置身其中，也体验良多。”[10]他个人所感受到的周围的变化使得他用电影的方式去“记录”着这个迅速变化的时代。《站台》里的文工团的命运与时代的关系紧密相连，他们的命运随着社会意识形态的改变而被淘汰，流行文化对传统“宣教式”的文艺团体造成了致命的摧毁。时代的发展改变与对社会面貌的推动是不可逆转的，在《三峡好人》中，人们因为三峡大坝的修建不得不移民，他们毫无抗争的余地，只好顺应时代。《世界》《天注定》《山河故人》，贾樟柯一直扮演者一个“记录式”的时代作者;《世界》中社会人们开始对外面的世界有一个憧憬;《天注定》中社会问题的矛盾变的尤其尖锐突出;《山河故人》中社会发展对富裕起来的人们的转变。
从《小武》开始，他一直记录着这个时代里的情感。贾樟柯电影中我们永远看不到真正圆满的爱情，主人公的爱情在贾樟柯电影中是极其珍贵的，这是贾樟柯对时代中人们的情感缺失所做的一种电影化表达。《小武》中的小武被梅梅抛弃，《世界》中赵小桃与陈太生最后的死亡悲剧，《三峡好人》中的沈红与丈夫离婚，《天注定》中小玉作为小三的情感悲剧，《山河故人》中涛儿孤独一人的生活。贾樟柯在电影中“记录”着“人们”对“爱情”的渴望与不懈追求，但在时代的现实面前“人们”又是极其的微小，以至于“人们”的反抗显的那么多余，于是“爱情”变成了一种不可求的奢侈品。“时代”与“人”与“情感”，这些我们关注和追求的事物在贾樟柯那他用电影去“记录”着。
三、“侠士式”的电影人物
从古代对于传统侠士的认知来说，著名武侠电影学者贾磊磊研究认为：“侠者，必有三种品格：搏命、轻财（重义）、善武。”[11]而把“人”称为“侠”最早“作为一种社会角色，产生于春秋战国之际”[12]，当下，我们对于具有历史特色的“侠士”而言我们很少把一个普通人称为“侠士”。因为社会的发展和法制的健全决定了古代崇尚以武制暴“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式的英雄气概必定没落，取而代之的是一切以法律准则和道德伦理作为社会正常运作的基本要求。然而，另一方面，“侠士”的精神内涵却又是当下社会所缺失的。“仁侠好义”是对“侠士”精神的最简单概括，又可称为“仁义精神”。贾樟柯作为电影导演，他在“游走”于“电影江湖”时，他电影中的人物就如同江湖中的侠士。
电影《小武》中小武是一名小偷，受传统教育下我们对于小偷的认知——是坏人、社会的败类。但在贾樟柯电影里，小武却十分讲“仁义”。小武重情重义，对朋友守信，对爱人真诚，对家人有孝。在小武身上不难发现他的内心世界充满了“仁义”的精神，尽管如此，但小武所做的终究与时代违背，最后落得一个被拷在街头被众人围观的下场。《世界》中，赵小桃知道男友陈太生出轨后选择了与男友一起殉情的悲惨结局。她选择用这样极端的方式来报复陈太生，并且用这样的方式永远与他在一起。片中的她对爱情充满了期待与真诚，但始终没能逃过“侠士”般的悲惨命运。《天注定》是贾樟柯电影中最暴力、人物最具争议的一部电影。电影中有为钱抢劫杀人的三儿、举报无果杀人的大海、被逼无奈杀人的小玉，他们在电影中无一例外都手沾鲜血、背负人命，但剧中大海和小玉又让人深感同情。大海与小玉都是被迫走上了绝路，无奈下选择了极端的处理方式。但是我们从另一个方面说他们的极端方式从某种意义上变成了“为民除害”的一种侠义行为，但这在当下法制健全的社会是一种不可取的方式。從当下社会来看我们不提倡这样一种行为，但作为电影中的人物，它表达了对社会与社会中一些人的失望和愤怒。在贾樟柯电影中这些“侠士”般的电影人物上，我们看到了一幕幕充满“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感，或为生存、或为爱情、或为信念，他们永远也逃不出“侠士”悲剧的宿命。
结语
贾樟柯始终在“电影江湖”中用自己的方式去讲述这个时代中的“人”和“事”，他是一个与时代同行的“时代作者”。在他的“电影江湖”中人物的情感是他一直关注的焦点，“侠士”般的悲情结局是他对电影中爱情的一贯处理方式，但这也是他电影中最让人感到惋惜的地方。“在此温暖而无声之处，我才敢招呼脆弱的自己出来，也没有了眼泪，正如他们说的那样，我已经变成了老江湖。”[13]已经在“电影江湖”中摸爬滚打的贾樟柯在“江湖”面前，他已经游刃有余。2018年4月，贾樟柯的新片《江湖儿女》入围第7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这贾樟柯第五次与戛纳相遇。在当下迅速变换的电影创作环境中，电影创作很容易迷失自己的方向，我们不知道什么样的电影对当下最有益，什么样的电影最能代表着这个时代，什么样的电影又是好电影等。那么，我们回顾贾樟柯创作经历，从他对电影创作的坚持和他的电影观念中，也许我们会从中寻找到一些答案，同时这也是本文的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1][2]张远山.江湖”的词源——从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谈到江湖文化第一元典《庄子》[M].书屋，2004：5，6.
[3][4][5][6][7][8][9][10][13]贾樟柯.贾想：1996-2008[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43，47，172-173，172，173，182，73，169.
[11][12]贾磊磊.中国武侠电影史[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