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国体制”下的竞技体育异化现象分析
邵桂华++满江虹
摘 要：运用马克思异化理论，分析了举国体制下竞技体育的异化现象。研究表明举国体制下的竞技体育活动表现出主客体颠倒的特色，竞技体育胁迫政府不断加大体育投资，导致了体育投资分配的不合理和竞技体育项目布局的不科学。举国体制下竞技体育系统中的人也发生异化，人们不仅抛弃了人的类本质特征，而且出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尖锐对立。举国体制下的竞技体育异化严重阻碍了我国竞技体育事业的发展，唯有意识到异化的存在，分析异化的原因，才能促进我国竞技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关 键 词：体育社会学；举国体制；竞技体育；马克思异化理论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5）04-0017-05
An analysis of the phenomenon of competitive sports alienation under the
“nationwide system”
SHAO Gui-hua1，MAN Jiang-hong2
（1.Research Department，Jilin Sport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2，China；
2.School of Sport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Jilin Sport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2，China）
Abstract： By applying Maxs alienation theory， the authors analyzed the phenomenon of competitive sports alienation under the nationwide system， and drew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competitive sports activities under the nationwide system show such a feature of alienation as subject and object mix-up； competitive sports force the government to keep creasing sports investment， which has resulted in irrational sports investment allocation percentages and unscientific competitive sports event layout； the people in the competitive sports system under the nationwide system are alienated， they have not only abandoned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human beings， but also started to have sharp confliction between them； competitive sports alienation under the nationwide system has seriously hinder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petitive sports enterprise in China； people can boost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competitive sports enterprise in China only if they realize the existence of alienation， analyze alienation causes， and sublate alienation in practice.
Key words： sports sociology；nationwide system；competitive sports；Marxs alienation theory
“异化”一词本为德国古典哲学术语，原意是指使某物与某人疏远；或从某人处夺取或窃取某物，使之与某人疏远[1]。历经黑格尔、费尔巴哈等哲学家的发展，“异化”演变为主体在实践活动中产生了客体，但这一客体却变成了主体的敌对力量，主体最终被自己产生的客体所控制和奴役的现象。对异化现象研究最为深刻与透彻的当属马克思，他发展、丰富并形成了独特的异化理论，并在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及《德意志意识形态》等巨著中进行了明确的阐释。他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劳动、人与物质、人与精神，以及人与人之间的错位现象进行分析，指出人与劳动产品对立、生产过程的异化、人的类本质异化以及人与人相互对立等普遍存在的异化现象，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体制中工人被动参与劳动，劳动成果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与劳动成果、劳动本身之间对立等社会的异化本质关系[2]。虽然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初衷是为了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积弊，但异化理论作为一种社会分析理论，却为我们分析主体与客体关系，探索人为造成的对立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思路和分析方法。以“举国体制”为核心的中国竞技体育，虽然在近几十年间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同时也招来众多的非议。从马克思异化理论的角度看来，这些非议的根源正在于“举国体制”。这一为促进竞技体育发展而采用的运行机制，却在实践中成为控制和奴役我们的力量，它导致竞技体育系统中主体与客体、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严重对立，也使竞技体育活动以及竞技体育活动中的人本身产生异化，从而带来了竞技体育发展过程中的诸多问题，严重阻碍了竞技体育发展。
1 “举国体制”下竞技体育活动的异化
“劳动活动的异化”是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在马克思的视野里，劳动过程是人类所创造的，其本身应该是人类一种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人们乐于参加劳动并在劳动活动中发挥自身本质特征，体验幸福。而一旦劳动活动成为人类这一主体的对立面，“作为生命活动的劳动与劳动者相分离，变成外在的繁重的、强制的东西”[3]，甚至成为劳动者初衷与愿望的对立面，异化就会出现。
竞技体育无疑是人类具有特色的劳动活动之一，国家根据社会的需求和经济的发展情况，对竞技体育进行适当的投资，采取科学的管理，以实现“人类的表现欲望、竞技意识和娱乐本能”[4]。在这一劳动过程中，政府是主体，竞技体育是客体，主体对客体应该具有绝对的支配地位。但现实中我国的竞技体育却呈现出不同的情况，竞技体育这一人造系统“反客为主”，成为决定管理者行为和意识的“主宰力量”，为了服从于竞技体育的需要，政府被裹挟起来，不得不一再加大竞技体育投资，甚至不得不牺牲其它系统的利益保证竞技体育“争金夺银”目标的实现，竞技体育活动由此显现出异化现象。
1.1 从国家对竞技体育投资看竞技体育活动的异化
“以政府为主导，以体育系统为主体，以整合、优化体育资源配置为手段，动员、组织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在国家层面上形成目标一致、结构合理、管理有序、效率优先、利益兼顾”[5]是“举国体制”的核心特征，就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来看，“举国体制”的初衷在于强化国家政府这一主体的主动性与主导性，充分发挥其对竞技体育的引导与决定作用。然而，随着我国竞技体育辉煌成绩的不断取得，以及其效应的不断形成，这一主客体关系也悄然发生着变化。来自于社会大众对竞技体育的期待以及来自于竞技体育系统内部的利益需求，使“金牌”这一竞技体育的附属物逐渐独立出来，其作用不断被放大。“金牌战略”不仅是竞技体育最为明显的标签，也使竞技体育成为强势的一方。而政府则变成被动者，为了竞技体育“金牌战略”目标的实现，不得不被迫持续加大对竞技体育的资金投入，从而背上严重的财政负担。通过近几年我国政府对体育的投资状况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全国公共财政支出决算表（2008～2012年）的统计资料表明，我国政府每年支出的体育经费高达近300多亿元人民币，这还不包括各级政府对体育的其他投资。在如此高额的体育投资中，直接投入群众体育的资金仅占8.41%和9.2%，即使“其它体育支出”中仍有一部分用于群众体育，“体育场馆”建设资金中有一部分资金用于群众体育设施改造，“行政管理”资金中有一部分用于群众体育行政管理，那么用于群众体育领域的资金比例，也不会超出体育财政支出的20%，而另外的80%均用于竞技体育领域。
事实上，在“举国体制”和“金牌战略”作用下，各级政府对竞技体育的关注程度更高，因为金牌数是一个硬性指标，更容易体现出一个省或一个地区的体育实力，也更容易成为领导的政绩。因此，各级政府对竞技体育的投资相当巨大，在每一届全运会的备战周期之内，均以高额的资金来确保本省在全运会赛场上的“争金夺银”。这种投资，包括基层运动队和各省级高水平运动队的训练和比赛经费，运动员、教练员及相关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和奖金，各体育场馆的建设等各项经费在内。虽然由于我国竞技体育财经数据统计的不透明性，数据的总额和分配的比例难以完全精确获得，但其数据无疑是惊人的。如全国第11届全运会后，山东省对全运会金牌的奖励标准为50万元，仅此一项，山东省的奖励金额就高达3 000万。这还不包括对银牌、铜牌以及其它成绩的奖励，也不包括除省政府外，其它各级政府对运动员的各种实物及现金奖励，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在竞技体育方面的投资力度。
而若某个省成为全运会或某国际大赛的主办城市，其投资数据则更加巨大。如山东省为举办第11届全运会，在场馆建设、城市改造、公共交通等综合投资达到2 000多亿元，其中场馆建设的费用也高达100多亿。而山东省2009年全年的地方性财政收入总共才2 198.53亿元，全运会的投入几乎是全省全年财政收入的总和。而2010年亚运会的东道主城市——广州，为举办亚运会的投资也超过了1 200亿元，其中的场馆建设及运动会的运行成本高达近140亿元，也占到了广东省2010年全年地方性财政收入（11 842亿元）的10%以上，比整个广州市2010年全年的财政收入（790亿元）还要多。而1 200亿元，是同年度在南非举办的足球世界杯赛事投入的5倍。再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投资规模约为430亿美元，超过了以往历届现代奥运会投资的总和。可以说明，我国在竞技体育领域的投资无疑是不计成本的。
不论是从财政收入与体育投资的比例还是从竞技体育与全民健身投资的比例关系来看，这样的体育投资结构显然是不科学，不论是体育科学研究者还是各级政府的管理者，都会清楚认识到这一点，但这并不能改变这样事情的一再发生。关键原因在于，我们的竞技体育活动异化了，政府不再是“自愿”管理体育，“自由”分配竞技体育与全民健身之间的投资比例，而是屈从于竞技体育本身之外的目标，其投资是被迫的，甚至是被强制的。正如马克思[6]94所言：“不是满足劳动需要，而是满足劳动需要以外的需要。”不论这种“需要”是表面的“金牌”战略还是背后的“政绩”需求，都使竞技体育成为主宰者，使政府被挟裹着骑虎难下，使“异化的物对人的全面统治”[7]成为现实。
更为关键的是，如果我们不采取立即行动的话，这种异化现象会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正如前文所述，在“举国体制”下，中央与各级政府不得不通过财政预算和财政拨款在各级体育部门的行政经费、人员工资福利、运动队的训练比赛经费及运动员薪酬福利、体育训练比赛场馆建设经费等方面持续加大投入，在丧失政府主动性的同时，也进一步抑制了社会办体育的积极性，加剧了竞技体育的严重依赖性。一旦离开了“更多的资金投入”，其前景将是灾难性的。换言之，竞技体育之所以能够取得“更快、更高、更强”的发展，是因为政府投资力度逐年的“更快、更高、更强”，也由此导致竞技体育在“脆弱程度”上的加剧。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系统走向，它意味着在当前异化的竞技体育活动中，政府对竞技体育的投入越多，所创造出来的竞技体育就越强大，它对政府的索求就会越来越多，而政府也由此不得不背上越来越沉重的包袱，政府与竞技体育之间的对立关系就会越来越尖锐。正如马克思[6]91所说：“（异化的结果就是）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这样的恶性循环将使竞技体育活动的异化越来越严重。
然而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情况却是截然不同。如美国竞技体育的资金大都来自于个体公民的捐赠、赞助、特许使用费、商业经营等渠道，这一点从美国奥委会的官方网站（http：//www.teamusa.org/）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截至2012年12月31日，美国奥委会的收入共为3.406 64亿美元，这些收入主要来源于以下各方面：各种捐助（Net Contribution）4 508.7万美元，电视转播收益1.612 86亿美元，奥委会商标许可8 369.1万美元，许可证使用1 802.3万美元，投资收入107.4万美元，美国奥林匹克基金会资助901.7万美元，其它2 248.6万美元，收入中并没有政府的财政投入，即美国奥委会并没有得到国家层面的财政支持。但没有国家财政拨款并不妨碍美国奥委会的正常高效运作，2012年，美国奥委会的财政支出情况：会员服务7 435.4万美元，残奥会花费2 439.8万美元，其它支出，如各奥运训练中心2 723.1万美元，兴奋剂检测426.8万美元，运动医疗306.5万美元，体育科学研究126.4万美元及国际大赛3 374.5万美元等，共计支出1.967 98亿美元，良好的运作使美国奥委会在2012年，在没有政府财政投入的情况下，获得了可观的收入，年末仍有较大盈余[8]。这样的情形使美国政府始终保持着对竞技体育的主体地位，能够自由自觉地管理竞技体育，而这显然是“举国体制”下我国竞技体育所不能企及的。
1.2 从竞技体育项目布局看竞技体育活动的异化
为获得竞技体育成绩，在“举国体制”与“奥运战略”的影响下，我国各省市的竞技体育项目布局基本上以奥运项目为主，那些奥运会上或是全运会上没有被列入的比赛项目，即使深受当地人民喜爱或是有着悠久的历史，也不会得到当地体育局领导的关注和资金的投入，只能在不断萎缩中走向消亡。近年来，中国传统的体育项目，如拔河、角力、秧歌、秋千等，虽然都有着很好的群众基础，但并没有发展为成熟的体育项目，既没有形成统一的规则，也没有组建周期性的赛事，也得不到相应的人力和物力支持。
而为使本地区的运动员能够在全运会和奥运会上争金夺银，各地市均将最好的体育资源投入到奥运项目，特别是我国的优势奥运项目一线队伍的建设中，热衷于竞技体育成绩取得的短期效应，对后备人才的建设等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策略不感兴趣，这不仅导致我国奥运优势项目人才的集中甚至浪费（如乒乓球、羽毛球和女子举重等项目，很多优秀运动员在中国进不了国家队，打不上比赛，只能远走它乡，到国外去发展，被称为“海外兵团”），也导致了冷门项目上人才的严重不足，如曲棍球项目，据研究，2008年我国从事曲棍球运动的运动员总数为1 229人，后备人才只有330人，而当年人口只有160万人的荷兰，其曲棍球运动员的总数为19.131 5万人，其中的后备人才为11.490 8万人，远超中国[9]。
从当前世界体育的发展格局上来看，体育强国如美国的夺金项目广泛分布于12～15个运动大项上，而我国在奥运会上获得的金牌相对集中在体操、乒乓球、羽毛球、跳水、举重、射击等几个运动项目上。事实上，类似于美国这样的体育大国，即使在其并不突出的项目上，如举重项目，也存在着我国所无法比拟的雄厚后备人才梯队。美国虽然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只派出3名运动员参加举重比赛，但其国内的举重人口竟然高达3 900万，远远超出篮球的2 480万和棒球的1 360万，与我国的人才结构形成鲜明对比[10]。而在这种后备人才竞争越来越不利的情况下，我国优势项目的潜力越来越小，弱势项目越来越弱，无论是从人才的角度来看，还是从体育成绩的角度分析，中国竞技体育的未来可持续性堪忧。
我国竞技体育项目布局如此不科学，难道此前就没有认识到吗？从众多体育科研人员大量的理论分析成果，以及体育官员在多次讲话中表现出来对我国不同项目后备人才匮乏的担忧来看，事实并非如此。但说归说、做归做，能够认识到这种不足而又无法去改变它的根本原因，仍然在于“举国体制”下竞技体育活动的异化。
如前所述，“举国体制”改变了政府与竞技体育主客体之间的关系，获得更多金牌不仅成为唯一目标，甚至成为考核与衡量绩效的唯一标准。在这样的情形下，竞技体育管理者成为竞技体育的附庸，他们不得不对“金牌数”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注，为此不顾一切地在所有环节上大做文章，不惜采取“涸泽而渔”的短期效益行为，这也正是竞技体育项目布局不合理现象一直得不到改观的最主要原因。
“金牌压力”也使体育管理者们的工作呈现出明显的异化，为了完成一再加码的金牌任务，他们不得不疲于应付，除了在成绩取得或金牌获得后能够体会到短暂的幸福外，体会到更多的是痛苦和不幸。“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鼠疫那样逃避劳动”[6]，竞技体育异化，胁迫着体育管理者们根本没有精力和时间去考虑后备人才储备、长效发展机制这些无法带来立竿见影效果的事务，而这样主客体严重颠倒的情况，也使我国竞技体育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成为了“镜中月”和“水中花”。
2 “举国体制”下人的异化
人的异化是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抨击资本主义社会不公、腐朽和堕落的重要工具。它包括人的类本质异化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前者是指在异化活动中，人的自由自觉参加劳动的“类特性变成了人们谋求生存的手段，而人的吃、喝、生殖等动物性本能则成为人们追求的主要目标”[1]，而后者则是指异化活动导致人与人关系的异化，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对立。通过分析竞技体育活动中人的异化现象，同样可以洞察出“举国体制”的弊端与不足。
“举国体制”下的运动员是幸福的，同时又是不幸的。从国家的投入和保障上来看，中国运动员无疑是幸福的，从进入运动队开始，运动员就由国家来供养，不但衣食无优，甚至生活中的琐事均有专人负责，根本不需要自己操心，他们的任务只是在国家组建的专业教练员团队的指导下专心训练。而若能够在训练中取得进步，在国际赛场上取得好成绩，还能够获得巨大的荣誉和经济利益。而若能够在奥运会中取得金牌，那相应而来的回报就更加惊人，其一生的命运都会随之改变。这与国外运动员的前期训练均需要自己出钱、出力、组建团队和自我参加比赛截然不同。但“举国体制”之下的运动员又是不幸的，他们实际上只是“金牌生产线”上的机器而已，国家体育官员是这条生产线的启动者和1级控制者，教练员是2级控制者，他们一起按照金牌生产的需要，将运动员锻造成能够产出金牌的机器。在这样的过程中，不仅运动员自身的活力和主动性被完全的束缚起来——完成教练的训练计划，实现国家的夺金目标是他们唯一的任务，其它的一切都要臣服于这一目标之下，而且其命运也被体育官员和教练员所掌握——能不能参加比赛、比赛中需不需要让球等现象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实际上，从更为深层的角度看来，体育官员、教练员们与运动员们处于同样的境地。正如前所述，当前“举国体制”下我国竞技体育活动异化，主体与客体关系颠倒，因此即使体育官员或教练员，也处于被支配的地位，而奴役他们的主宰力量，正是“举国体制”下的金牌目标。
而这样的幸福与不幸同时并存的情况，体现的正是“举国体制”下竞技体育活动中人的异化。不论是体育官员、教练员，还是运动员，都丢掉了其作为人的“类特征”。他们从事竞技体育不再是抱着“为国争光”或是“突破自我”的单纯目的，而是将其看成自己“谋生和生存”的手段，追求的是“利益至上”，甚至为之不惜采取赌球、打假球、服用兴奋剂等。那些已被反腐风暴卷入牢狱的足球运动员就不必说了，即使在奥运会赛场上为国家赢得金牌的运动员们，其喜极而泣的泪水的含义恐怕也变了味。老一代运动员泪光中的“为祖国赢得了荣誉，为人民增添了光彩”的意蕴，在新一代运动员的泪光中，能够保留几分还很难说，但“终于获得了金牌，解决了今生的问题，为家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入”等想法，占有的比例相当大确是实情。由此，人失掉了自己的类本质，吃、喝、物质享受这些动物性本能占据了上风，竞技体育活动中人的生存目的集中在对“物”的追求上，其最终结果不仅是出现了“物对人的统治”，使“物”成为衡量人的唯一标准，也使人迷失了对自身价值的理解：“思维与存在分离了，主体不再认识世界的本来面貌，世界会以一种近似必然性的面貌向人压过来，在人面前表现一种坚不可摧性，异化变成了现实本身，这时主体便绝望了，认为现实不可打破，对自己失去了信心”[11]。
“举国体制”下人对物的无限追求，也造成了人际关系的异化，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一方面，由于物质利益成为终极目的，因此人不再体现出其社会属性，他们对物的关心程度要远远超出对人的关心程度，这样的“功利性目的”必然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虚伪，也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疏远与怀疑；另一方面，为了实现对物质利益的独占，人与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开始无序竞争，如第11届全国运动会期间，就发生“跳水金牌全部内定”、“女足比赛3场进1球就能得9分出线的诡异赛制”、“柔道赛场抗议裁判拒绝离场”、“足球赛默契球半场零射门”、“田径赛场阴招不断”、“女飞人兴奋剂疑案”、“男篮假球风波”等影响巨大的“体育事件”，而这些事件的发生，是“举国体制”下人的异化的必然结果。
从马克思异化理论的角度看来，我国竞技体育系统出现的诸多问题，其根源正在于 “举国体制”。固守这一体制而不加变通，必将进一步加剧竞技体育的异化程度。唯有“将异化的扬弃由宏观领域深入到微观领域，由简单的物质层面深入到精神层面，由精神层面深入到实践层面，从而使人们不仅意识到异化的存在，更要在实践中扬弃异化”[12]，才是我们的正确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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