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说到电影:极尽物哀之美

    孙维林

    2017年英国日裔作家石黑一雄以“揭示了我们与世界之间虚幻联系下的深渊”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由其同名小说改编的《别让我走》深刻体现了石黑一雄作品后现代书写的魅力。该电影颠覆了观众们对科幻电影的认知，拓宽了科幻电影的内涵，也对时下我国的科幻电影创作留下了诸多的文化启示。电影对克隆人伦理的讨论和对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困境的展示，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共情，尤其将物哀之美发挥到了极致，那种压抑、绝望、冰冷的感觉让观影者沉浸其中，难以自拔。

    一、 文艺范十足的科幻电影

    1902年法国魔幻电影大师梅里爱将电影技术演绎成电影艺术，其电影作品既有仙境般的镜头又有令人恐怖的场景，他拍摄了根据儒勒·凡尔纳小说改编的科幻电影《月球旅行记》，这部总长只有15分钟的电影是世界上第一部科幻电影，让观众耳目一新。但其后因后人的粗制滥造，科幻电影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进入主流。直到1968年斯坦利库布里克导演的《2001年太空漫游》、1977年乔治卢卡斯导演的《星球大战》和1982年雷德利斯科特的《银翼杀手》三部科幻电影获得观众的极高口碑，科幻电影才开始复苏，成为世界电影的重要一类。在这些科幻电影中，观众们能够欣赏到由未来高科技带来的想落天外的电影奇观，包括超光速的时间旅行、平行宇宙世界和人工智能等。如《星际迷航》系列电影，其预设的前提的是飞船以超光速的速度行进，而《星球大战》系列电影，更是让“千年隼”号飞船从一个宇宙空间跳到另一个星球，还有令人目炫的机器人、激光武器等等。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科幻电影中展现的部分技术和场景在现实中得以实现，因此具有科技前瞻性的科幻电影，逐渐成为未来科技发展的指向标和人类社会的预言大师。但人们在欣赏科幻影片带来的视觉和心理冲击的同时，也普遍存在对于技术滥用的深切担忧和对未来世界人类处境的悲观预测。这是科幻电影的科技价值和人文价值之所在。

    电影《别让我走》中没有酷炫的魔幻场景和紧张刺激的故事情节，更多采用的是娓娓道来的英式高雅叙事，体现了一个在静谧安逸的英国乡野生活的特殊群体的悲欢离合和爱恨情仇。观众们都把这部电影归入文艺片的行列，但它却是实实在在的科幻电影。故事发生在英国乡村一所虚构的校风严谨的寄宿制学校黑尔舍姆，里面生活着一群看似正常的学生，其中女主人公凯西28岁，她和自己最重要的朋友汤米和露丝在黑尔舍姆度过了人生中青涩浪漫的时光，三个人也结下了深厚真挚的友情。然而后来他们才发现自己都是人们利用最新的生物科技制造出来的克隆人，活着是为了成为正常人类生病时的器官捐献者，为了满足人类健康的需要，他们将不断捐献自己的器官，直到去世。电影中，这一黯然的命运降临到这样一群克隆人身上，他们禁锢于黑尔舍姆的权力体制和自身的悲惨命运中，但最终无一幸免地走向手术台，作为活体器官捐献者，结束了自己短暂的生命。如果不是因为主人公克隆人的身份，电影几乎让人感觉就是取材于一部成长小说，但是因为理论预设是克隆技术，所以该片以科学的幻想为背景，具备了科幻电影的基本属性，是一部文艺范十足的科幻电影。

    电影的文艺范来自于对原著的忠诚。小说《别让我走》出版于 2005 年，与许多科幻小说采用科学语言和技术的运用不同，小说《别让我走》中几乎没有出现任何关于生物技术的术语。这种写作方式与科幻小说处处相悖，然而却是对传统英语小说文类的模仿、颠覆和超越。石黑一雄将自己定位为一位“国际作家”，肩负着对于关注人类的整体命运和普世性价值的文学创作的使命，《别让我走》中的克隆人实际上是关于人类自身的隐喻，人类面临危机时的情感和回忆所起的救赎作用，寄托着作家深厚的物哀之情。由石黑一雄亲自担任改编的同名电影自然也继承了这样一种文风和结构方式，所以，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都具有充分的“文艺范”。

    二、 《别让我走》引发的多重思考

    無论是电影还是小说原作，石黑一雄的作品总是带着浓郁的“物哀”美。物哀不是简单的理解为悲伤和哀愁，它同时也具有感动、同情、壮美的寓意。在日本文学和文化不断发展进步的过程中，物哀逐渐定型为经典的审美传统，其内涵和实质已融入到日本文学乃至日本文化的精髓之中，万事万物都蕴含着一种能够引人哀愁和怜惜的情绪，显示的是一种悲情之美。[1]《别让我走》就是将这种物哀之美发挥到了极致，那种压抑、绝望、冰冷的感觉让观影者沉浸其中，难以自拔，对克隆人伦理的讨论和对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困境的展示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共情。

    克隆技术的设想最早于1938 年由德国科学家首次提出。科学家首先用青蛙开展克隆实验是在1952 年，此后的几十年间，克隆技术便进入了人们的视线，并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1997 年多莉绵羊的成功克隆引发了人们将克隆技术应用于人类生殖性克隆的广泛关注。如今中国科学家们也走在了克隆技术的前沿。2018年年初，中国科学院公布，世界上首只体细胞克隆猴“中中”于2017年11月27日诞生，12月5日，第二只克隆猴“华华”诞生。人们对克隆技术的讨论和关注再次被激发，有关克隆人社会伦理、科技伦理和生命伦理等诸多方面进入了社会化讨论的议题。

    在克隆技术进入到灵长类生物研究和应用的今天，重新观看2010年出品的电影《别让我走》尤其让人兴奋又焦虑。克隆人已不单单是科幻小说中的虚无场景，而是呼之欲出的社会现实。

    首先，电影中的虚幻场景是现实社会的投影，石黑一雄透过克隆人这面“镜子”直面人类自己，审视人类的自私、欲望和贪婪。人类残杀克隆人的情景在现实世界中还没有出现，但在石黑一雄的作品里，克隆人与人类的社会地位和道德地位却产生了错位或者倒置。从社会地位来看，人类创造了克隆人，能够在自我需要的时候取用克隆人的器官来延续自己的生命，因此人和克隆人是支配和被支配的角色，人类按照自身意愿可自由扼杀克隆人的生命。但是在道德的天平上，克隆人却无时不在拷问着人类。凯西说：“我不确定的是，我们的生命同我们所救的人真的有天壤之别吗？”面对自己生命的被剥夺，这些克隆人没有选择逃避，而是愿意成全，一次次走上手术台，任由被摘取器官，以自己的生命代价换取了人类的健康和生命的延续。人类的自私和克隆人对自身生存价值的思考与实现形成了鲜明对比，作家意图告诉观众和读者，真正健康而纯洁的灵魂属于克隆人，而不是属于人类。与小说相比，电影更加直观地让观众们感受到了悲凉和压抑。克隆人们并非冰冷的无生命体，他们的个性有血有肉，长相身材和人类本体一般无二，甚至具有更加高尚的品德灵魂，这更加体现了人的残酷无情。在现实社会中，人类与克隆人也有共通之处，与他们捐献出来的器官不同，我们捐献的是自己的体力和智力，直到无所可捐为止。不可逃离，无法逃脱的宿命观笼罩在每一位观众的心头。

    其次，石黑一雄再次告诫人类，不要试图克隆人。《别让我走》中，凯西、露丝和汤米等克隆人到底是不是“人”？是它們，还是他们，或者是牠们？在现实的世界中，科学界和学术界也一直对这一问题争论不休。在技术层面上，人类克隆自身已经不存在障碍，但是世界各国一致反对这种行为。联合国大会法律委员会于2005 年通过了一个有关克隆人的宣言——《联合国关于人的克隆宣言》，要求各国禁止有违人类尊严的任何形式的克隆人。因为人是具有高度理性的动物，除了具有自然属性，还有社会性、文化性、历史性。每一个个体的人都有着自己的尊严，不可复制。但在《别让我走》中，克隆人的尊严已经受到严重损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降格为物。他们被“制造”出来，被养大成人的目的是向真正的人类捐献主要器官，与猪马牛羊向人类提供肉食皮毛相差无几。在黑尔舍姆，这群人被送进教室，学习各种课程，但却不需要学习任何生活技能;他们被禁止抽烟，因为抽烟会影响身体健康;每周都有医生来为他们做身检，健康地活着是对他们来说最为重要。他们为捐献而被制造，被死亡。作为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主体，克隆人却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无法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只能依照他人的需要，任由被取走身上的器官。这是电影中物哀的重要体现。

    第三，人性的扭曲与医学的进步，哪一个更重要？《别让我走》中，克隆人每次捐献后都会被送往不同的康复中心，等待身体康复之后进行下一次捐献，一般可以捐献三次，然后离开人世，个别生命力极强者可以捐献四次，然而第四次捐献之后没有了康复中心，没有了看护员，只能被动等待自己命运的“终结”。[2]观众或者读者看到这里不禁会联想到，作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类，我们每个人的机体不能维持生命的时候，同样也会走上终点。为了苟延残喘，不惜通过医学手段去创造并剥夺另外一类人的生命，是不是有意义，到底哪一个更重要？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让《别让我走》的物哀之美发挥到更高的层面，电影通篇由一首曲子贯穿始终，题目为《别让我走》的音乐陪伴着故事中的克隆少女成长，凯西一边哼唱着《别让我走》，一边目睹着自己的朋友、爱人一个个失去器官乃至生命，她自己终将也要发挥治病救人的功用，直到死亡。《别让我走》这首电影配曲充满忧伤的美感，生死、爱情、友情的细腻感触和绕梁三日的无尽伤感，通过乐曲完美呈现了出来，让观众们沉浸其中，无法自拔。全片透着一股浓浓的悲伤情绪。

    与石黑一雄的其他作品一样，我们在电影中看到了作家对当代人身处的现代社会的生存状态的深刻思考，我们的心灵带着创伤，被困在一个巨大的漩涡中，无法与外界沟通，不能逃脱牢笼与枷锁，被束缚的命运紧紧地跟着人类的一生。作品不仅仅是在探讨克隆人的伦理意义，而是更深层次地探讨人的价值与尊严。

    三、 对物哀之美的理性思考

    将小说改编成电影的过程，是电影工作者进行的一项再创造。在叙事技巧、审美标准等方面，文字艺术与影像艺术具有很大差异。电影和原著小说能够像《别让我走》这样保持高度一致是难能可贵的。小说《别让我走》连同其他几部作品让石黑一雄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忠实于原著的电影版《别让我走》同样是一部极具艺术价值的作品。2016年小说《别让我走》的魅力不减，又被改编成了10集日本电视连续剧，故事的背景搬到了日本，并且融合了推理、悬疑、科幻及爱情元素。故事体现的是克隆人女主人公为自己寻找生存的意义，为能够跟爱人多相守几年而竭尽全力的爱情主题。这样的凄美爱情也是物哀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高尔基曾经提出过“文学即人学”的口号，他认为：“光描写现存的事物还不够，还必须记住，我们所希望的和可能产生的事物，必须使现实典型化，应该把微小而有代表性的事物写成重大的和典型的事物。”[3]文学是不可能摆脱人类而独自思考的，无论是小说、电影还是电视连续剧，石黑一雄呈现给受众们的是他经过现实思考和过滤的精神成果，希冀让受众得到对于自身处境和未来的启示。面对科幻作品评论的一边倒现象，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的观点或许值得一看，他在被问到“其他人大多数都去表现反科学主义的东西，你却坚信科学带来的好处与光明，这是什么原因”时，刘慈欣回答道：“我表现出一种冷酷的但又是冷静的理性。而这种理性是合理的。你选择的是人性，而我选择的是生存。”[4]或许在欣赏“物哀”之美的同时，科幻作品的受众对科技和人类的未来会多一些理性的思考，能够跳出作家的设定，做出自由的选择。

    参考文献：

    [1]张锦.以悲为美——论日本文学中的物哀[J].外语学刊，2016（5）：172.

    [2]杜明业.《别让我走》的文学伦理学解读[J].外国文学研究.2014（3）.

    [3]何茂正.高尔基的“文学是人学”思想[J].外国文学研究，1985（2）.

    [4]江晓原，刘慈欣：为什么人类还值得拯救[M]//江晓原.江晓原科幻电影指南.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4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