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体育组织社会资本互动的生成机制
周结友++陈瑜
摘 要:以社区体育组织为例,界定了社区体育组织社会资本,解析社区体育组织及成员社会互动如下特征有助于生成社会资本:1)社区体育组织是一种因“运动趣缘”而产生的自由结社,是公民社会的一种形式;2)组织规模小,成员互动频繁,且通常是面对面的互动;3)组织成员身份平等,成员空间地理位置临近;4)组织成员的互动具有“利己”过程中实现“利他”的动力机制,是一种互惠行为。最后,将“互动”操作化为交换、合作、竞争3种形式,并从这3种具体互动形式中阐释了社区体育组织社会资本生成机制。
关 键 词:体育社会学;社区体育组织;社会资本
中图分类号:G80-05;C9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5)04-0028-07
A study of the mechanism of interactive generation of social capital of
community sports organizations
ZHOU Jie-you1,CHEN Yu2
(1.Department of Leisured Sports and Management,Guangzhou Sport University,Guangzhou 510500,China;
2.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Shanghai 200433,China)
Abstract: By taking community sports organization for example, the authors first defined social capital of community sports organizations, and then dissected that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community sports organizations and member society are conducive to generating social capital: 1)community sports organization is an association freely formed as a result of “sports fun based friendship”, a form of citizen society; 2)the smallness of organization size, the frequent, usually face to fac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members; 3)the status equality of organization members, the geographical location closeness between the members; 4)the interaction between organization members is provided the power mechanism to benefit others in the process of benefitting themselves, a mutual benefitting behavior. Finally, the authors turned the operation of “interaction” into such 3 forms as exchange,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and expatiated on the mechanism of generation of social capital of community sports organizations in such 3 specific forms of interaction.
Key words: sports sociology;community sports organization;social capital
社会资本研究领域认为:“互动”是社会组织生成社会资本的基本路径。但国内外有关社会组织内部成员个体之间“互动”生成社会资本方面的研究仅仅停留在“互动”这个较为笼统的解释层面,没有从交换、合作、竞争等各种具体“互动”形式解析其生成机制。彼得·阿贝尔[1]认为:“理论要达到有效,就得有理有据地推论一种多少有些潜在的机制,以期说明令人难解的‘经验事件或关系。”本研究以社区体育组织为例,尝试从“互动”路径解析社会资本生成机制。
1 社区体育组织社会资本定义
针对部分定义中将社会资本的结果作为社会资本本质属性进行界定的现象。美国学者迈克尔·武考克[2]认为:“社会资本的定义应该首先集中在其来源而不是其结果。”也就是说,社会资本定义的重点应放在如何生成方面,在参考几种社会资本经典定义的基础上,结合社区体育组织社会资本的本质属性,将社区体育组织社会资本界定为:社区体育组织社会资本是社区体育组织成员以体育运动为媒介,通过组织制度和关系网络嵌入,组织成员互动等路径生成的,可以促进互惠行动和合作的社会关系网络、规范和信任关系。
社区体育组织社会资本因社区体育组织特性及社会资本构建手段而显示出其特殊性。社会资本经典理论主要是从信任、规范和网络等角度进行研究,因而,可以分别称其为信任社会资本、规范社会资本和网络社会资本[3]。
2 社区体育组织成员社会互动生成社会资本
2.1 社区体育组织成员的社会互动特征有助于社会资本生成
社会互动(social interaction)也称社会相互作用或社会交往,指人们以相互的或交换的方式对别人采取行动,或对别人的行动作出回应,它是人类存在的重要方式[4]。社会资本起源的主导解释模型认为,社会资本产生于志愿性社团内部个体之间的互动。这种社团被认为是推动公民之间合作的关键机制,并且提供了培养信任的框架[5]。保罗·科利尔[6]认为“将社会性相互作用的持续性作为组成社会资本的要素。无论是组成成分的持续还是结构的持续,如果社会性相互作用数量长期发生变化,那么,这会导致社会资本存量的增加。”社区体育组织作为一种服务类社团。其内部成员之间的互动自是能够生成社会资本。社区体育组织及组织成员互动的以下特征有助于社会资本的生成。
1)社区体育组织是因“运动趣缘”的自由结社。
结社是指人们为了某种共同的目的组成一定的社会组织[7]。自由结社是社会资本和有效率的民主制度的基础观念[5]。托克维尔[8]认为,自由结社与热情参与是美国公民社会的显著特征,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
社区体育组织是因“运动趣缘”而产生的自由结社,“运动趣缘群体”是基于成员间兴趣、爱好、志向等的相同或相近,而形成的群体,包括通常人们所说的各种业余爱好群体,如登山协会、桥牌协会以及一些志愿者团体等具体形式[9]。它是对体育运动具有兴趣的人的集合,他们属于“同类相聚”,选择加入社区体育组织,便找到在对待体育运动的兴趣、态度、价值观等方面具有相似性的人。社会心理学研究结果表明:“提升关系所需的‘燃料就是相似性——我们和他人在兴趣、态度、价值观、背景或是人格因素上的匹配程度”[10]。因而,正是对待体育运动的兴趣、态度、价值观等方面的相似性,使成员之间容易产生好感、友谊及相互信任。同时,相似性还扮演了另外一个角色: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同一个组织的成员分享更多相同的经验,因而,在成员之间,新的相似性被创造和发现,转而进一步促进了友谊[10]。
公民社会强调自由结社,社会组织的多元竞争,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社会领域。能够保证公民社会的这些基本属性的政治秩序是自由民主政体。在国家与社会的权力分配格局中,社会占据主导地位[11]。公民社会有不同的定义。最常见的是,该术语指在个人和国家之间存在的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公民社会的形式无限多样,从体育俱乐部到政党[12]。社区体育组织是公民社会的一种形式,而“社会资本和公民社会理论是具有同源性的”[13]。在公民社会中,社会资本能得到积累[14]。
2)组织规模小,成员之间互动频繁,且通常是面对面的互动。
社区体育组织规模一般较小,“社会资本在规模小的地方或者单位(小的学校、小的社区、小镇)更容易形成”[15]。究其原因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像社区体育组织这类小规模组织,其成员间互动频繁。很多运动项目,尤其是足球、篮球等团体性运动是结构性互动。因而,社区体育组织成员在参与活动中会发生频繁的互动。社会心理学研究成果表明:一般说来,人们之间交往频率越高,刺激对方的机会越多,“重复呈现”的次数越多,越容易形成较亲密的关系。交往频率增多,容易形成共同的经验,有共同的话题和共同的兴趣、共同的感觉[16]。社会学家林南[17]认为:“互动常常增进情感和共享资源,反之亦然。”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亦认为:“重复际遇中的互动与交谈的人们,倾向于产生积极的情感与感情。”[18]这样组织成员之间由于频繁互动,更容易相互了解,建立互信关系。而“在一些群体特别是规模较大的群体内部,往往存在着等级、劳动分工及地位和功能差异等。虽然这些群体可能是出于共同的利益或情感而建立起来的,但是其个体成员在相互信任基础上参与集体行动的程度却由他们在群体中的相对位置来决定[19]。福山[19]以美国退修人员协会(简称AARP)为例说明这种群体,该协会拥有3 300万成员,从成员数量来看仅次于天主教会。但该群体中的大多数成员每年所做的事只是上交会费和获取一份时事通讯。一般成员之间的合作仅限于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相关的问题。福山认为,这种群体中的实际信任范围非常小,它只限于那些在全国总部从事专职工作的人群。我国也存在同样情况,如全国、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的单项体育协会、老年人体育协会等体育社会组织,尽管绝大多数在其协会章程中明确规定接受个人会员,但是这些组织提供给普通会员互动的机会非常少。这样的体育社会组织由于其经常性的互动只限于在全国或省级管理机构中从事专职或兼职工作的管理服务人员,因而,这样的体育社会组织中的实际信任范围非常小,其培育社会资本的能力也非常有限。
其次,社区体育组织成员之间的互动是面对面的互动。诸多学者认为信任等形式的社会资本产生于人们之间面对面互动,如帕萨·达斯古普特[20]认为:“人们之间相互信任的程度部分取决于行为的可观察程度。信任建立在声誉基础上,声誉是在长时间行为被别人观察的基础获得的。”韦恩·贝克[21]通过研究企业组织认为:“信任和生产力能随着超越地域的认同感的发展、人们的熟悉感的增加以及关于非工作的(如私人的)事物的交流的增多而提高。产生这些效果的,是面对面的交流,而不是电子邮件或者短信息。”
再次,在社区体育组织这类小规模组织中,社会压力和激励更容易发挥作用。曼瑟尔·奥尔森[22]认为:“社会压力和社会激励只有在较小的集团中才起作用。这些集团很小,成员间有着面对面的接触。”亚历山德罗·波茨[23]认为:“互惠预期与可强制推行的信任两者都是借助于对约束因素的惧怕这一手段而推行的。”
最后,由于社区体育组织成员之间频繁面对面互动,社区体育组织内部会形成很多高密度网络。Coleman[24]发现组织内部联系比较多的高密度网络具有两项优点:一是可以使网络内信息流动更顺畅,减少信息失真的情况;二是使网络中的人们彼此信任的风险降低,更容易相互认可。因而,组织成员的相关真实信息很容易得到,且信息传播速度快,成员之间由于相互了解而易于产生信任。
3)组织成员身份平等,成员间地理位置临近。
社区体育组织成员在组织中的身份是平等的,托克维尔[8]写道:我在合众国逗留期间见到一些新鲜事物,其中最引我注意的,莫过于身分平等。我没有费力就发现这件大事对社会的进展发生的重大影响随着我研究美国社会的逐步深入,益发认为身分平等是一件根本大事,而所有的个别事物则好象是由它产生的。从构建社会关系网络方面来看,行动者身份平等也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身份平等才可能构建起“水平型社会关系网络”,这些“水平型社会关系网络”就是社会资本,而“垂直的网络,无论多么密集,无论对其参与者多么重要,都无法维系社会信任和合作。信息的垂直流动,常常不如水平流动可靠,其原因部分在于,下属为了免受剥削而对信息有所保留,更为重要的是,那些支撑互惠规范的惩罚手段,不太可能向上实施,即使实施了,也不太可能被接受。
社区体育组织基本是以社区居民为成员建立起来的,从地理距离而言,他们相距很近,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交往的次数与距离的远近成反比关系,两人住得越近,越容易成为朋友[16]。再加上经常互动,因此,社区体育组织内是一个“熟人社会”。这里的“熟人社会”主要是指社区体育组织成员由于相互之间地理位置的接近,并且经常性互动,而相互了解,熟悉,组织成员之间构建起了相互沟通交往网络,在社区体育组织内成员之间构建起相对独立的“熟人”网络体系。
依照英国学者肯尼思·紐顿的观点,传统的“熟人社会”创制出来的是“深度信任”,而社区体育组织这样的“熟人社会”创制出来的是“浅度信任”。涂尔干将出现在不发达和古代的社会中的那种团结称为“机械团结”,这种团结是建立在个人相似性和社会同质性基础上,当这种团结主宰社会时,个人之间还没有分化,他们具有同样的生活方式、心理情感、道德准则和宗教信仰,人与人之间彼此相近或相似。在这种社会里,人的行动受群体意志支配,个性湮没在集体意识中[25]。托克维尔模型的核心认为:正式组织的成员身份创造出了节制、合作、信任和互惠的公民道德[26]。肯尼思·纽顿称之为“浅度”信任模型。“现代社会创造的不是机械团结的‘深度信任,而是有机团结的‘浅度信任。有机团结是一种建立在社会成员异质性和相互依赖基础上的社会联接纽带[27]。浅度信任是弱关系的产物。
同时,社区体育组织成员间不但交流健身方面的信息,而且会交流工作、生活等方面的信息,这样成员可以很容易了解到其他成员的各方面信息,大大降低获取组织其他成员相关信息的成本。根据布斯肯斯[28]的究认为:“如果行动者经常交流其他行动者的可信任性,那么,行动者会限制不信任方式的行动;更重要的是,如果行动者经常了解到其他行动者的信任行为,那么信任将在行动者之间发展出来。正是通过这些机制,社会网络促进了社会信任的生成。”因而,在组织范围内较易形成信任与合作,生成社会资本。所以,当行动者加入社区体育组织后,行动者嵌入的是一种横向互动、平等、互惠的人际关系网络结构当中。社区体育组织中的这种横向互动、平等、互惠的人际关系网络结构生成社会资本。
4)组织成员的互动具有“利己”过程中实现“利他”的动力机制。
个人为了自己的私利而行动是人类行为的一个基本前提[29]。原则上,有3种途径能使人们为他人利益而努力,其中之一是:他们按其自己的自由意志行动,但出于明智的自利动机,因为他们预期能获得充分的回报。那样,他们自己为别人做的事会产生对自己有利的副效应[30]。可以说社区体育组织中,成员互动的动力机制是“自利”,他们参与体育活动中的互动(交换、合作、竞争),是出于每个成员明智的自利动机,因为他们在参与互动之前预期能够得到充分的回报(包括休闲娱乐,缓解生活、工作压力,增进身心健康,构建人际关系网络,增进人际间的信任等),但每个成员得到回报的同时,其自利行为的有益“副效应”是使互动对方也实现了自利动机,得到了回报,也就是说,在“利己”行为中也达成“利他”目的。
2.2 社区体育组织成员交换、合作、竞争型互动生成社会资本
1)社区体育组织成员交换型互动生成社会资本。
个人或群体采取某种方式彼此交往,这种交往旨在获得报酬或回报,这样形成的关系就是交换关系[4]。阿尔文·W·古尔德纳[31]指出:“为了继续获得利益,需要对已获得的利益进行回报,这种需要是社会互动和群体结构的‘启动机制。”[32]美国社会学家、社会交换论的代表人物彼得·布劳认为在对社会交换产生影响的社会规范中,“最基本的有两种:互惠规范和公平规范。互惠规范是指一旦发生社会交换,受惠一方就必须承担和履行义务。公平规范是对既定的交换关系中报酬与代价的比例所作的社会规定,它直接制约人们报酬的期待的程度。在整个交换过程中,一旦违背了互惠规范或公平规范,都会导致交换过程终止或冲突的产生。”社会交换的持续进行既是交换者遵循互惠规范和公平规范的结果,同时,在此过程中培育了信任、规范社会资本。
当然,“社会交换和经济交换还是有很多区别。货币是经济交换中衡量一切价值的媒介,而在社会交换中,没有统一的衡量标准,报酬具有相对性、模糊性。同一报酬的价值因人因时因地因不同的交换场合而有所变化”[33]。因此,社会交换中遵循的公平规范具有相对性,它通常是行动者“比较”得出的主观感觉。一方面,行动者将自己现在与过去所得到的“报酬”与“付出”之间的比例进行比较;另一方面,将自己与认同的比较群体所得到的“报酬”与“付出”之间的比例进行比较。互惠是交换固有的特性,互惠规范贯穿于整个交换过程的始终,制约着人们的行为和互动[27]。互惠规范在社会交换中之所以重要,因为一方面互惠规范为首先出让自己的有价资源的人保持信心提供了很好的现实基础,使他相信自己将会得到回报;另一方面互惠规范是一个具体且特殊的机制,有利于任何稳定的社会系统的维持[34]。马丁·A·诺瓦克[35]在2006年《SCIENCE》上发表的“合作演化的5条规则”中,将“互惠”分为直接互惠和间接互惠。并且认为:“直接互惠就像是基于直接物品交换基础上的实物交换经济,而间接互惠类似于金钱的发明。‘点燃间接互惠‘发动机的‘金钱是‘声誉。”“据推测,间接互惠的选择和人类的语言在人类智力的进化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间接互惠也导致了道德及社会规范的形成”。社区体育组织中的交换关系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第1种形式:个体成员与社区体育组织之间的交换关系。个体成员之所以加入社区体育组织,履行组织成员义务,是因为对于普通个体成员而言,他们期望在社区体育组织中获得体育知识、技能的提升,借此增强体质,增进健康,结识更多具有相同体育兴趣的爱好者,扩大人际关系网络,享受会员的权利以及获取更多信息。而对于具有体育特长的成员(即体育指导者)来说,能够展现自己的健身知识技能,实现自我价值,同时,也获得普通个体成员除了提高健身知识技能之外的回报。对于社区体育组织而言,通过为会员提供各种体育服务,获得成员对组织的认同、组织自身发展壮大、组织目标达成等方面的回报。
第2种形式:普通个体成员之间的交换关系。他们之间的交换媒介主要是健身服务、健身技能、知识、各种信息等。
第3种形式:体育指导者(社会体育指导员及具有体育特长的运动员、裁判、教练等)与普通个体成员之间的交换关系。体育指导者交往回报主要是来自普通个体成员的感激、服从、赞同、尊重,政府、其它组织或本组织给予的荣誉、奖励、多方面的信息以及这些成员、政府和组织帮助他们树立的良好声誉。普通个体成员交往的回报是获得健身知识、运动技能及多方面的信息等。在以上的各种交换形式中,他们之间一方的付出正是另一方获得的回报。
以上交换过程中,在网络社会资本培育方面:组织成员以“运动趣缘”为媒介,在共享组织资源,共同的组织活动参与的经历中,构建了人际关系网络。社会网络也可以在其他的共享资源或经历的基础上形成,例如,桥牌与保龄球俱乐部、健身俱乐部等[17]。同时由于向他人提供利益可能导致和他们形成伙伴关系的纽带的形成,或者导致优越于他们的地位。这样作为利益提供者的体育指导者与普通个体成员之间也容易形成关系纽带,生成了网络社会资本;在规范社会资本培育方面:因社区体育组织结构相对较为松散,成员来去自由。既然社区体育组织成员能够积极参与社区体育组织的活动,组织自身能够存在发展,就证明在社区体育组织中的交换遵循了公平规范、互惠规范,组织成员遵循互惠、公平规范,培育了公平、互惠规范社会资本;在信任社会资本培育方面:根据祖克尔对信任产生机制具有经典意义的概括和分类。她划分了3种产生机制:基于过程的信任模式;基于特征的信任模式;基于制度的信任模式[36]。从基于过程的信任产生机制来看,“互惠是这个过程的核心。如果长期平衡出现,不间断的交换活动创生出体制,推广互尽义务的社会规范以及享受公平待遇的预期”[37]。社区体育组织成员之间发生的长期、稳定的互惠交换行为,义务和期望处于对称状态,培育出成员之间的信任。从基于特征的信任产生机制来看,“来源于特征的信任……能够藉仪式之程序、具有象征意义的行为加以巩固,两种行为都强调普遍成员资格和相似性。共同的特征可能催生信任,又因为信任培植信任的缘故,可能引出积极的互动,并实现互动过程的自我巩固”[37]。社区体育组织中所有成员的成员资格,喜爱体育运动以及经常参与各种健身运动这些共同特征,在组织成员之间培育了信任社会资本。从基于制度的信任产生机制来看,社区体育组织中的各种制度培育了信任社会资本。
2)社区体育组织成员合作型互动生成社会资本。
国家建立在强迫之上,市场建立在竞争之上,而公民社会则有赖于合作[38]。合作是指这样一种互动形式,即由于有些共同的利益或目标对于单独的个人或群体来说很难或不可能达到,于是人们或群体就联合起来一致行动[4]。社区体育组织成员之间的合作源于运动项目本身的结构设置,许多运动项目只有在两人或多人合作的情况下才能开展,合作“嵌入”在这些运动项目中,亦可说培养自己的团队合作精神是人们设计发明这些体育运动项目的原因之一。
在这些运动项目中“合作”方式主要有两种形式:(1)与运动“对手”的合作。如乒乓球、网球、羽毛球等运动,常规状况下,是一个人完成不了的,或者说会因此而大大降低其参与乐趣和运动效果,因此,两个人配合起来进行该项体育运动,达到两个人参与运动的预期健身效果。(2)运动团体内部的合作。在社区体育组织中开展的足球赛、篮球赛、排球赛、棒球赛等团体性活动,为了使参与者在整个团队中发挥自己的作用,每一个运动项目都按照参与者在整个团队中的位置和作用进行命名(如足球场上的前锋、中场、后卫、守门员)。参与者要认识自己位置在整个团队中的作用,较好地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与球队中其他队员积极合作。同一个组的队员之间必须精诚合作,与对手进行智力与体力上“比拼”,这样才可能在比赛中战胜对方,取得优异的运动成绩。乔治·赫伯特·米德[39]认为“一个杰出的棒球手要打好球,就要与自己的队友配合好,他要努力为自己一方打球。”
人们之所以选择需要合作的体育运动项目,并且在参与过程中积极合作。理性选择理论认为:人们之所以选择参与这些体育运动项目,是他们对参与这些运动项目的“代价”和“收益”经过理性计算的结果。以相对“代价”而言,他们每个人能够在体育运动合作中获得更多收益,因此选择需要“合作”才能进行的体育运动项目。可见,运动项目中的合作是一种“正和博弈”,每次博弈都能使博弈双方的收益增加。很多时候,如何对合作博弈得到的收益进行分配是一个问题,因为利益分配不公平容易导致冲突。然而,在这些运动项目的合作博弈中尽管存在收益,但博弈过后不存在收益分配问题,因为在社区体育组织中,开展的活动极少存在外部物质性收益,其内部收益,包括休闲娱乐,缓解生活、工作压力,增进身心健康,构建人际关系网络,增进人际间的信任等,一般都是在博弈过程中已经分配了合作各方。并且是依照各个参与者的合作精神、努力程度、技能水平等方面进行公平分配。
“常识(和博弈论)证明,在进行合作的人中往往是互利的;事实上,与争胜相比,合作常常为参与者们创造出更多可取结果”[40]。合作过程中,从网络社会资本的生成来看,通过参与互惠性合作能够较好建构人际关系网络,培育网络社会资本。从信任社会资本生成看,“当人们共享诚实和互惠标准而因此能够与他人合作的时候,信任就产生了”[41]。在一个共同体中,信任水平越高,合作的可能性就越大,而且,合作本身会带来信任。可见,合作既是信任产生的原因,同时又是信任的结果,信任与合作互为因果关系。因而,在体育运动合作中培育了信任社会资本。从规范社会资本生成来看,一方面,体育运动中的合作是互惠性合作,参与者自然遵循了互惠规范;另一方面,体育运动中的合作是遵守体育运动规则下的合作,从中培育规范社会资本。
3)社区体育组织成员竞争型互动生成社会资本。
竞争是遵循某些规则的一种合作性冲突,在这种形式的互动中,达到所追求的目标要比打败对手更重要[4]。体育运动观念是竞争和信任导向的[42]。体育运动崇尚竞争,竞争是“嵌入”体育运动项目当中的,只要参与运动项目自然就参与竞争,培养人们的竞争意识是体育运动的一项重要功能。体育运动中竞争的基本形式有两种:团体性竞争,如篮球赛、足球赛、拔河赛、排球赛等团体对抗性运动项目;个体性竞争,如羽毛球、网球、乒乓球、台球等个体对抗性运动项目。社区体育组织成员通过体育运动中的竞争努力施展各自的体育技能,从而达到增进健康、休闲娱乐、展示技能、结交朋友等目的。正是基于这种既非物质利益,也非荣誉的目的,使其较好诠释“达到所追求的目标要比打败对手更重要”的竞争本质内涵。可以说在参与社区体育组织活动的竞争中只有“赢家”没有“输家”,真正实现了“双赢”。因为在社区体育组织活动的竞争中,胜也好,输也罢,只要你参与了,你就是真正的“赢家”。赢在参与健身运动中健康的增进;赢在参与健身运动中体验到的愉悦;赢在参与健身运动中社区“活力”的增强;赢在体育运动文化得到广泛宣扬……相对这几点而言,它与职业竞技体育赛场上的那种激烈而残酷的竞争是大相径庭的。职业竞技体育的参与以对奖牌、荣誉等资源的争夺为目标,由于奖牌、荣誉等资源的稀缺性,自然导致运动员以打败对手为终极目标。以至于在竞技体育赛场上,如经常会有个别运动员、裁判员为战胜对手而不择手段,践踏公平规则。
竞争与合作是相辅相成的,合作是竞争的基础,竞争中包含合作。竞争过程中,在网络社会资本方面,团体之间的竞争有利于团体内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以及成员创造性的发挥[43]。因而,社区体育组织团体之间的竞争会加强团体内部队员之间的联系,促进人际关系和谐,生成信任、网络社会资本。同时,在上文“竞争”定义中就强调要遵循规则,社区体育组织活动中的竞争是合规则的竞争,这个“规则”就是体育运动场上的各项游戏规则。因为社区体育组织所开展体育运动中的竞争,通常情况下,不存在对资源、利益的争夺,是重健身性、趣味性、娱乐性、参与性,而淡竞技性、利益性的。因此,人们都会较为自觉遵守游戏规则。因而,能够培养规范社会资本。
“互动”和“嵌入(性)”是社区体育组织社会资本生成的两个基本路径。研究将“互动”操作化为交换、合作、竞争等具体互动形式,较为详细解析社区体育组织社会资本的生成机制。明确社区体育组织社会资本的生成机制,借助社区体育组织这块培育社会资本的“福地”,社区体育相关制度的制定者与执行者应该将培育社会资本作为逻辑主线,贯穿于制度的制定与实施当中。同时,各级政府应大力推进“全民健身计划”,培育发展社区体育组织,号召社区居民积极加入社区体育组织,借此一方面可以锻炼身体,增进身心健康,丰富业余生活;另一方面可以培养社区居民主动参与意识,创新社区治理机制,培育提升我们自身及整个社会的社会资本,践行诚信、民主、平等、和谐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和谐社区建设。
参考文献:
[1] P阿贝尔. 社会学理论与理性选择理论[G]//社会理论指南. 2版.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276.
[2] 迈克尔·武考克. 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一种理论综合与政策构架[G]//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297.
[3] 周结友,裴立新. 社会资本:全民健身运动功能的一个研究视角[J]. 体育科学,2008,28(5):18-23.
[4] 戴维·波谱诺. 社会学[M]. 10版. 李强,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31-138.
[5] 保罗·F·怀特利. 社会资本的起源[G]//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45-51.
[6] 保罗·科利尔.社会资本与贫困:一个微观经济学的视角[G]//社会资本在发展中的作用. 黄载曦,杜卓君,黄治康,译. 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31-33.
[7] 王名,刘培峰. 民间组织通论[M]. 北京:时事出版社,2004:57.
[8] 托克维尔. 论美国的民主[M]. 董果良,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36-39.
[9] 郑杭生. 社会学概论新修[M]. 3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51.
[10] 埃略特·阿伦森,提摩太·D·威尔逊,罗宾·M·埃克特. 社会心理学[M]. 7版. 侯玉波,译.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2:343-345.
[11] 邓正来. 国家与市民社会:中国视角[M]. 上海:格致出版社,2011:75.
[12] 戴维·斯基德莫尔. 公民社会、社会资本和经济发展[G]//何增科,包雅钧. 公民社会与治理.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251.
[13] 肯尼思·牛顿. 政治支持:社会资本、公民社会和政治经济绩效[G]// 何增科,包雅钧. 公民社会与治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297.
[14] 布莱特·波顿.公民社会、国家以及全球公民社会的局限[G]//何增科,包雅钧. 公民社会与治理.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01.
[15] 夏建中. 社会为中心的社会资本理论及其测量[J]. 教学与研究,2007(9):36-42.
[16] 俞国良. 社会心理学[M]. 2版.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306-420.
[17] 林南. 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M]. 张磊,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24-234.
[18] 乔纳森·H·特纳. 社会学理论的结构[M]. 7版.邱泽奇,张茂元,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144.
[19] 弗朗西斯·福山. 公民社会与发展[G]//曹荣湘. 走出囚徒困境——社会资本与制度分析.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82.
[20] 帕萨·达斯古普特. 经济发展与社会资本观[G]//帕萨·达斯古普特,伊斯梅尔·撒拉格尔丁. 社会资本——一个多角度的观点. 张慧东,姚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420.
[21] 韦恩·贝克. 新型社会资本及其投资[G]//曹荣湘.走出囚徒困境——社会资本与制度分析.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20.
[22] 曼瑟尔·奥尔森. 集体行动的逻辑[M]. 陈郁,郭宇峰,李崇新,译. 上海:格致出版社,2012:2-71.
[23] Alejandro Portes. Economic sociology and the sociology of immigration:A conceptual overview[G]//Alejandro Portes. The economic sociology of immigration:essays on networks,ethnicity,and entrepreneurship. 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1995:12-14.
[24] Coleman J S.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8,94(1):95-120.
[25] 侯钧生. 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M]. 3版.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1:45-233.
[26] Tocqueville,Alexis de. Democracy in american[M]. New York:Vintage Books,.London:Fontana,1968:355-359.
[27] 贾春增. 外国社会学史(修订本)[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40-141
[28] Vincent Busken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trust[J]. Social Networks,1998,20(3):265-289.
[29] 柯武刚,史漫飞. 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M]. 韩朝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3-119.
[30] Boulding K E. Economics as a moral science[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9,59(1):1-12.
[31] Alvin·W Gouldner. The norms of reciprocity[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60,25(1):161-178.
[32] 谢立中. 西方社会学名著提要[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277-278.
[33] 布劳. 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G]//谢立中. 西方社会学名著提要.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277.
[34] 阿尔文·古尔德纳. 互惠规范:一个初步的陈述[G]//冯钢. 社会学基础文献选读.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359-364.
[35] Martin A Nowak. Five rules for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Science,2006,314(24):1560-1563.
[36] Lynne G Zucker. Production of trust:institutional sources of economic structure,1840-1920[J]. Research in Organisational Behaviour,1986,8(1):53-111.
[37] 道格拉斯·里德,雷蒙得·E·米尔斯. 组织中的信任[G]//罗德里克·M·克雷默,汤姆·R·泰勒. 组织中的信任. 管兵,刘穗琴,译. 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23.
[38] Norman Uphoff.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and NGOs in rural development:opportunities with diminishing states and expanding markets[J]. World Development,1993,21(4):607-622.
[39] 杰弗里·亚历山大. 社会学二十讲:二战以来的理论发展[M]. 贾春增,董天民,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154.
[40] North D C. 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12-16.
[41] 弗兰西斯·福山. 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M]. 李宛蓉,译.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8:25.
[42] 阿兰·佩雷菲特. 信任社会[M]. 邱海婴,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660.
[43] 时蓉华. 社会心理学概论[M]. 上海:东方出版社,2002:3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