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认定的几点思考
关键词 未成年人 刑事责任 年龄
作者简介：葛志坚，广东谨信律师事务所，中级律师，研究方向：刑事辩护、政府法律顾问。
中图分类号：D92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獻标识码：A ? ? ? ? ? ?? ? ? ? ?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20.04.018
刑事审判中，认为被告的年龄并不是处理案件时候的关键问题，不过此案件涉及到的被告为未成年人，所以对于其记性年龄鉴定便显得尤为重要，这将会直接关系到法庭对于被告的宣判结果，同时也关系到是否对被告追究刑事责任等方面内容，所以需要开展对于被告的年龄鉴定。
刑事责任年龄，即法律规定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笔者从代理一宗未成年人犯罪案谈起，该案一审检察院认定被告人陈某已达刑事责任年龄，法院经审理判决陈某构成绑架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笔者代理二审后，提出陈某未达刑事责任年龄，不应追究其刑事责任，二审经审理将案件发回重审，最终法院认定陈某不负刑事责任。一、案情简介
刑事被告人陈某，2014年1月21日伙同他人绑架同村好友，于同月28日被刑事拘留。2015年7月27日，陈某被县区人民法院一审以绑架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上诉后，市中院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2016年5月6日，县区人民法院按一审程序改判不负刑事责任，县区检察院提起抗诉，2016年12月26日，市中院裁定驳回抗诉，维持原判。本案的基本事实，控辩双方均无异议，但检方认定的被告人陈某的年龄，辩护人认为存在明显错误。二、争议焦点
本案中，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是陈某的年龄。在这期间涉及到的法律内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再联系本案件，陈某犯罪时如未满16周岁，不负刑事责任。检方认为陈某出生日期为1997年2月1日，犯罪时已满16周岁，并提出“户籍证明”“出生证明书”和“骨龄鉴定意见书”等证据予以佐证;辩方认为陈某犯罪时未满16周岁，依法不负刑事责任，提出4组关键证据予以佐证，并对检方提供的证据提出质疑，请求法庭不予采信。三、本案评析
（一）未成年刑事案件中，司法机关应注重犯罪嫌疑人的年龄审查问题
本案中，陈某涉嫌的罪名是绑架罪，如果犯罪时未满16周岁，依法不负刑事责任。在被公安机关抓获时，陈某自报出生日期是1997年2月1日，身份证信息也证实此情况，在讯问时，陈某法定代理人在场，也未对此提出异议。据此，公安机关移诉、检察院提起公诉，程序并未违法，但在法庭上，陈某法定代理人及辩护人提出陈某真实的出生日期是1998年2月1日，犯罪时未满16周岁，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意见后，法庭对此问题并没有谨慎审查，依然做出有罪判决。
陈某的年龄认定，关系到“罪与非罪”的问题。对刑法“罪刑法定”的原则，笔者的理解是保护不应被定罪处刑的人不被定罪处刑，与惩罚犯罪同样重要。陈某的年龄如果认定错误，将会被错误“定罪处刑”，这是违反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的。对此问题，2017年3月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指引（试行）》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注重对未成年人年龄证据的审查，重点审查是否已满14、16、18周岁。”
（二）在刑事责任年龄认定中的证据运用
刑事责任年龄的认定，书证、证人证言、鉴定意见均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一般情况下，犯罪嫌疑人的年龄需要依照其户籍证明等材料确定，若是以上材料与其他证据产生冲突，便需公安机关调取相应的出生证明、户口本、身份证、护照、入境证明、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等方面材料，同时还可以由接生医护工作者、街坊、师长等方面人员的证言，随后结合以上方面信息，做出综合判断，证实被告的真实年龄。
本案中，检方提出认定陈某出生日期为1997年2月1日的证据有：
1.户籍证明。
2.“出生证明书”复印件。
3.“骨龄鉴定”鉴定意见书。（“骨龄”鉴定意见作为证据使用的问题，在下文论述）
针对上述1、2证据，笔者提出该两组证据真实性存疑，依法应认定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理由：一是陈某出生时没有出生证、其母没有办理结扎证，在公安机关的户籍登记资料中，却出现这两个证书;二是据省公安厅文件规定，1996年5月1日起，不再使用“出生证明书”，统一使用“出生医学证明”，而公安机关提供的1997年2月1日后出具的“出生证明书”复印件，来源不明，在提取证据的卫生院找不到存根联。故，证据1、2存在伪造的可能，依法应认定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笔者作为辩护人，提出证明陈某犯罪时不满16周岁的证据有：
1.陈某入读小学时，学校“缴书款名单”。该书证明确记录陈某出生年份为1998年。此证据系公安机关在办案过程中提取的，真实可信，卷宗中有这份证据，但一审法庭并未采信。
2.陈某同村同龄人的证人证言，证实陈某于1998年出生。这十多个证人中，包括被害人、村干部，特别是被害人的证言，其做出的有利于陈某的证言，真实性应该确定。
3.陈某接生员证人证言。该证人证实：“陈某于1998年春节之后出生，具体日期不能确定，只记得接生那晚下大雨。”笔者申请法庭调取该地区1997年2月1日和1998年2月1日降水量表，1997年2月1日天气晴好，1998年2月1日天降大雨，印证了接生员的说法，也证实陈某确实是在1998年2月1日出生的。这组证据能互相印证，其证明力很强。
4.村经联社出具的证明书。证实了在办理陈某入户时，填表人将日期错填为“1997年2月1日”，经村调查核实，陈某确是1998年2月1日出生的。这份证明也解释了陈某户籍信息为什么显示出生日期为1997年2月1日的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针对“证据确实、充分”等方面做出详细说明，并且拥有一定的检验措施，也就是说定罪量刑事实具备证据、定案的证据已经通过司法程度鉴定、综合全案证据，针对于所定的实事需要排除相应合理怀疑。
以上三条是比较科学的检验标准，充分体现出了证实主义方法论，涉及到定罪以及量刑等方面需要讲求证据，人证物证据在，才可以下定结论，给被告定罪。与此同时，还需要一种反向的检验方式，即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在方法论上，就是证伪主义。在形成了一般性的假设结论后，观察寻找反向的可能性，通过经验法则来确定能否排除这种可能性，最终证实一般性的假设是否为真，使得检验标准更具科学性和操作性。
笔者正是从“一正一反”两个方向，用证据证明陈某的真实出生日期是1998年2月1日，而不是检方认为的1997年2月1日，从而证明检方起诉认定的日期是错误的，最终该意见得到法庭采信。
（三）“骨龄鉴定”在刑事责任年龄认定中的运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2017年3月2日《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指引（试行）》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二款第二项对于相关方面做出了规定，也就是说，若是在案件当中，被告若是故意隐瞒年龄、姓名等方面的信息，为了提高公安机关破案的准确性，便可以对于被告进行骨龄鉴定，从而判断被告的真实年龄，针对于显示犯罪嫌疑人年龄在法定应负刑事责任年龄上下，但无法查清真实年龄的，应当作出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认定。
针对于人来说，其年龄不但可以通过出生医学证明、户籍证明等方面来表示，骨龄也可以有效检验出一个人的真是年龄，所谓骨龄所指的就是骨骼年龄的意思，在坚定骨龄的过程中，需要给本案被告拍摄手腕处的x光片，随后专业鉴定工作人员便可以读取与分析上面所包含的信息，从而帮助公安机关工作人员坚定本案被告的真是年龄，在整个测定的过程中，需要通过多种科学的分析方式，例如：简单计数法、图谱法以及计算机骨龄评估系统等方面。在评估的过程当中，需要工作人员拥有专业的鉴定知识，并且能够优质完成鉴定工作中的各个环节任务，从而帮助我国公安部门优质完成整个骨龄鉴定过程，随后将骨龄鉴定结果与本案的其他证据之间进行比对，便能得到更加科学且准确的坚定结果。
本案中，检方提供的《“骨龄”鉴定意见书》反映陈某（鉴定时）“骨龄16.6周岁，误差正负1周岁”。据此推算，陈某犯罪时年龄为15岁11个月，不满16周岁。针对控方提出的“骨龄鉴定误差范围无法覆盖到1998年2月1日”的说法，笔者认为控方应该复习一下数学。按照鉴定意见，可以推算误差覆盖的范围（出生日期）是1997年2月22日至1999年2月20日之间， 1998年2月1日是骨龄鉴定确认的最接近真实的日期，恰恰没有覆盖到检方认定的1997年2月1日，“骨龄”鉴定意见作为认定陈某刑事责任年龄的参考，也能作为证据使用。
本案最终认定犯罪嫌疑人人陈某犯罪时未满16周岁，未达刑事责任年龄，不负刑事责任。笔者通过精彩辩护，使不应承担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免受刑事追究。
未成年人保护法是为了给我国的未成年人提供全面的法律保护，确保其能够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下成长，律师作为法律工作者，維护法律的正确实施是责无旁贷的使命，正是有了律师的认真、执着、对法律的忠诚，才能真正践行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原则。
参考文献：
[1]肖姗姗.建国70年未成年人刑事立法回溯与展望[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 36（2）： 83-92.
[2]盛百卉，徐晓聪.略论少年审判的视域拓展与改革设计[J].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9（2）：21-27.
[3]李振林.罪错未成年人的管教与处遇[J].青少年犯罪问题，2019（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