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方志档案医药文献探析举隅
王明
在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中，档案和图书是其重要的成员。图书最为本质的社会功能是知识的传递和交流；档案最为本质的社会功能是记录历史和再现历史。方志文献分区域逐代记载，内容涉及历史、文学、民族、社会、经济、物产、自然科学等，资料都取于当地的档案、访册、谱牒、传志、碑金碣石、测绘、笔记、信札、诗文集等方面；一言以蔽之，方志既是图书，也是档案。它承担着传承文明、弘扬文化、借史鉴今、启迪后人的使命；它承担着记录历史、发掘历史的重要载体。
1 方志医药文献的文化性
1.1 少叙医技，重记医德。志书对医药人物的记载虽然着墨最多，但是重记医德，少叙医技。不单单是“数剂而差”的医疗技艺，着墨更多的是医家的人格光辉。是医家们对大到国家、小至乡里的“忠”，对生身父母、义父庶母的“孝”，对兄弟姐妹的“悌”，对乡里亲朋的“义”，是其一生践行的“信”。人无信则不立，业无信则不兴，小至个人、一个行业，大至一方乡里、一个国家，“信”不单单是诚信，更是对忠、孝、悌、义的信仰。而志书中的寥寥数语，就包含了对忠、孝、悌、义的宣扬及背后深深的众望，这就是志书能育人的道理所在。
1.2 扬善掩恶，启发后人。志书在记人记事方面记好、记善而不述过。不像史书有褒有贬，褒贬互用，而志书则是有褒无贬，做善必录。在中医人物和医事的记载上，同样是只记述医德高尚的事迹，无论病人贫贱富贵，无论天气恶劣、路途遥远，都一视同仁，一心一意服务病人，甚至是穷人不但能看病而且还能得到医生的资助。反之，那些纵使技艺高超，但为人不正的医家，是不会出现在志书上的。
1.3 有实有略，重在教化。志书在记载一些重复出现的类别时，并非全部赘述，而是有实有略。如灾害、疫病的记载多是有数无量或有量无数，只记述有此事，无具体是多少，多用“方圆百里”“伤人无数”，“十里之内”“村无遗户”来描述。因为灾难来临，当政者需理性面对，重要的救人善后，积极从事生产劳动，教化民众，因此从略。但在施药救济、购置义冢、善捐的记述上却是清清楚楚，不论官民，都在志书上予以记载，甚者还碑刻铭记，立于路旁、楼前、庙门，永示后人。
2 方志医药文献分布概述
古代方志中虽然没有单列医药专篇记载，但是通览全书章节，中医药文献可谓是辑录之详，范围之广，内容之丰，精华颇多。涉医内容主要有医疗机构、医事、道地药材、医家、著作、疫病、名胜古迹等方面。
2.1 医事机构。就“医事机构”而言，包括了医疗机构（医院、药店）以及涉及医疗卫生方面的慈善救济场所。主要在建置、公署、职官章节中。所辑有历代医药机构的设置、处所，医官的设置，人数，医事制度，医学分科，慈善恤抚，政令家训，诏封赏赐，等等。
医院。现存的明清方志中各府、州、县治所区域内均设置有“医学”这一官办机构，其中设“医学正（训）科”职位，编制一人。多兴建于明洪武年间，清朝也有延续。如安阳，明嘉靖元年（1522年）《彰德府志·卷三·建置志》：“大明洪武三年，阴阳学、医学，俱在府治北。”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医学，在县治西，雍正十年增设。”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医学，正科一员。”但是很多州县到清朝时已经废弃。如，清乾隆九年（1744年）《汜水县志·卷四·建置》：“阴阳学，在邑治东，训术一人；医学，在邑治西，训科一人。二学俱明初置，各厅三间，厢房六间。正德十四年湮没，至今未及修。”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巩县志·卷六·民政·建置》：“医学、阴阳学，俱明洪武年建，久废。”
药店。各府、州、县治所区域内还设置有“惠民药局”这一官办机构。如，涉县的“惠民药局”从明到清一直维持，明嘉靖元年（1522年）《彰德府志·卷三·建置志》“惠民药局，在县东。”清顺治年间（1644年-1661年）《彰德府续志·卷三·建置志》：“惠民药局，俱在县东。正德十一年，知县刘抟建。” [8]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彰德府·卷三·建置志》：“惠民药局，在大街西北，顺治五年，知县任佐修。”不过大部分地区的惠民药局在清代都已经倾圮。如汜水县，清乾隆九年（1744年）《汜水县志·卷四·建置》：“惠民药局，在邑西，明初奉旨建大门一座，正厅三间，药厨、药材，岁久圮废，今寓城隍庙，每年公备药饵，选医士数人，以活穷民，旧志。”民国十七年《汜水县志·卷二·建置》：“惠民药局，在城隍庙。今废。”永城县，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永城县志·卷五·建置公署》“惠民药局，在县东南。洪武初年，知县陈光道建，今废。”
民政机构。明清時期设置了“育婴、养老、丧葬”等机构，如“育婴堂”“养济院”“养老院”“恤茕所”“普济堂”“资生堂”“漏泽园”，均为官方设置，配备有房屋、人员及经费，这些机构事务中均有医疗行为的介入，是我国古代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2.2 医学人物。医学人物多在志书的方技、人物、传记、艺文、金石篇中。这些医家有的在朝中做官，为正史记载，并留下传世经典，如汉代张仲景（长沙太守）《伤寒论》、唐代孟诜（同州刺史）《食疗本草》、清代吴其浚（官至湖南、湖北、云南、贵州、福建、山西等省总督或巡抚）《植物名实图考》等；但是还有绝大部分人物医史上没有记载，方志中记载的医学人物是现有医学典籍中记录最多的，它辑录更多的是真正活动在民间直接为人民解除病痛的医家。特别是对其医人德行、行医品风的记述尤多，这对行善济世、医乃仁术的诠释及医德医风教育提供了很好的历史范例。
以固始县为例，如现存元、明、清方志中记载医药人物共38人。元代医家（医学教谕）田国瑞、刘渊2人，明代医家（医学训科）徐仁富、王瓘、吴琰、吴宇、汪玄、李映、刘元科、高选、薛继文9人，清代医家（医学训科）洪宣彛、王召选、刘良久、祁玉衡、汪君章、刘孔章、沈毓灵、任修德8人，以上均为官方医家（19人），其中徐仁富、王瓘在“仙技”章节中有个人传记。明代民间医家有张珍、高选、汪简3人，清代民间医家有徐泮、万青选、王云锦、王文孝、王应乾、王应恒、王燕昌、穆元济、穆望、穆秉恒、张有临、林继宗、林永泰、梅云、黄恂15人。这些医家技艺高明，“识人不能识之证，能起人危疾”，并且“尤好积善”“绝口不言利，一方赖以拯求者众” 他们以医技造福乡里，以医德修身立命，内外兼修，惠及生民健康。
2.3 道地药材。古代地方志文献中关于中药资源的记载，主要分布在土产志、物产志、户口志等卷，水志、赋役志、货殖传等卷也有少量记载。
以“四大怀药”著称的河南古怀庆府（据清代行政区域）为例，据当地清代方志文献记载“药属”药材有123种。以地黄、车前子记载频次最高，达7次，其次为山药，达6次，记载5次的有牛膝、桑白皮、香附、远志。文献中对道地药材的别名、种类、鉴定等内容介绍非常详细。如《怀庆府志》有关山药记载“薯蓣，一名薯蓣人呼为山药，以避代宗讳故也。各府州虽皆有之，入药者河内为良”。此外，武陟区域还有关于牛膝、地黄、菊花的性状、产地记载。《武陟县志》“牛膝（一名百倍，一名山，江淮闽浙皆有，以怀庆为佳。有两种，茎节紫而大者为雄，青而小者为雌”“地黄，本草曰一名地髓，河南怀庆者佳，以水浸之，沉者为地黄，半沉者为人黄，浮者为天黄，药以沉者为佳。县之西南乡多种植之”。菊花“本草引注苏颂曰：白菊河内名地薇蒿，其性入金水阳分，黄者入金水阴分，红者行妇人血分，皆可入药，今县西间有种此者”。到清末民初时，四大怀药的名号已经享誉全国，“行销汉口每年不下数万元，曰地黄、牛膝、山药、菊花。地黄、山药惟怀庆为最良，菊花尤武陟所独优，傥能由怀商组一极大之怀货公司，货力雄厚，事权专一，自能流转五洲而操纵如意”。
2.4 医药祭祀。在艺文志、金石志等篇中收录了大量的诗、赋、碑记，文中记有庙宇碑记等内容。庙宇碑记则同样具有文化意义和历史意义，当今，由于历史因素，很多庙宇都已经荡然无存，与医相关的庙宇甚为寥寥，更多的只作为地名彰显着昔日的辉煌。
如郑州的“裴昌庙”及“裴昌宫庙会”。庙中供奉着“裴昌公”，他“佐黄帝采药，术同岐伯，善治疮癞”，曾给汉武帝梦中疗腿疮，汉武帝愈后昭告天下，立庙祭祀。后人称裴昌为“疙瘩爷”。现郑州管城区有裴昌庙街和裴昌庙社区。有关的医药祭祀还有神应王扁鹊庙（卢医神应王庙）、圣母痘疹神庙（痘神娘娘庙）、伊尹庙、药师寺、葛仙观、三皇圣祖拜殿暨历代仙医祠、二圣庙、黄帝庙、药王庙、药王洞（孙思邈）、张仲景祠（医圣祠）、医祖华公庙、瘟神庙；有些地方还有给古树拜祀问疾的记载。
此外，在艺文志所辑有大量的医籍书目，有很多是历来刊行书目中未曾收录，极大地丰富了医学目录。在风俗志中还有一些与健康相关的谚语、俗语、方言，内容丰富多彩。
现存的古代方志档案多成书于明清时期，其中以清朝最多。志书作为历史活动的记录，能较直接地反映历史活动过程。志书的完成离不开档案资料的收集，会融入档案形成者或统治阶级的立场、观点，并受其认识问题的能力和对历史事实所持态度的影响，志书本身反映了档案形成者的思想活动的真迹。从官办尚药局到民间老字号；从邻里间医技高超、医德高尚的医家省疾问病，到庙堂里救苦救难、拯救苍生的神灵庇佑；其丰富的内容反映了古代人民追求健康的历史活动。可以说，方志档案中的医药资料是人类医学活动的结果，它的产生虽然客观上具有历史必然性，但是也有着深刻的时代性，是我们探讨医学历史活动的第一手最可靠资料；是当今研究中医药文化和社会医学取向与社会人文精神的基础，对地方中医药史研究、中医药文化研究都具有实用价值。
*本文系基金項目“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中医药古籍与方志的文献整理”（项目编号：2009FY120300）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河南省中医药研究院 来稿日期：2018-0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