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读书界”：文化政治视阈下的民国“读书运动”再考察
申爽
【摘要】1935—1936年，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发起“读书运动”，通过读书竞赛、学术讲座、廉价购书等活动，宣扬“读书救国”，民众读书话题引起知识界讨论。大量关于读书意义、内容与方法的文章试图向广大读者（reading public）灌输正确的阅读知识。左翼知识分子通过指导城市劳工的读书与生活实践，将阅读作为革命教育的重要手段。围绕“读书”，国民党政权、知识精英和出版业共同塑造着“读书界”这一知识与文化、政治与权力交织的场域。
【关键词】读书界;读书运动;文化政治
20世纪30年代的文化领域，代表读者市场的“读书界”一词频繁出现，普通民众如何读书的话题突然重要起来。1935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开展了“全国读书运动大会”。在中国文化建设协会（以下简称文建协会）的主持下，“读书运动”开展了读书竞赛、学者讲座及廉价购书等活动，提倡全国民众以读书提高知识文化水平，“奠定民族复兴运动深厚而坚固的基础”。[1]尽管“读书运动”最终惨淡收场，但知识界围绕读者大众及其阅读实践展开了探讨与改造的尝试。
《中国阅读通史·民国卷》将1935年的“读书运动”定性为国民党“新生活运动”的重要内容，其本质是为了推销政府理念，在思想上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2]然而，“读书运动”并非国民政府在文教领域的首创。“五四”运动以来，“读书运动”以各种形式出现在历史舞台，最初，它与倡导民众阅读的文化活动并无直接关联。那么，国民党何以在1935年选择“阅读”来推行其政治主张，这与“读书运动”历史变迁之间有何种关联？
本文将在重审1935年国民政府“读书运动”的基础上梳理近代“读书运动”的起源与发展，并将其作为观察民国大众阅读变迁的主线。正如罗杰·夏蒂埃指出，大众阅读并不总是局限在孤立、独特的象征世界里发展，它往往受制并依附于主流模型和统治规范。[3]考察政府、市场和知识权威在文化生产领域对民众阅读实践的建构是不可缺少的维度。“读书运动”和读书讨论怎样塑造了大众的阅读、对“读书界”造成了何种影响？这些问题的解答对我们今天进一步理解20世纪30年代大众文化构成的复杂性有重要意义。
一、从“运动”到“读书”：1920—1930年代初“读书运动”的历史变迁
民国初期报纸杂志中的“读书”除指“阅读典籍”之外，多有入学接受教育之意。趋新改良派人士常以发起“运动”的形式将近代社会风俗、观念和制度灌输于普通中国人的生活肌理。经过“五四”洗礼，“运动”的改良色彩转向具有现代革命意义的抗争政治。最初出现于民国舆论界的“读书运动”正是“五四”新青年学生声援罢课教员索薪、向北洋政府争取教育独立而酝酿的一系列社会运动。
民国初期，各地军阀割据导致中央财政权旁落，赤字严重，就京师一地而言，北京政府的大宗财政开支都用于军费和债务，以至“二十五万之教育费亦筹不出”，教师欠薪严重。[4]1921年4月13日，北大、北高师等八所国立大学学生为教育基金问题拖延不解决而发起“读书运动”，千余名学生在女高师门口集合，手执“读书运动”四字大旗行进至新华门前向总理请愿，要求政府在最短时间内恢复教师薪资，以“有课可上，有书可读”。为了强调要求读书的正当性，参与罢课的高师学生专门设计了“各带书包赴府院请愿上课”。[5]随着事态发展，学潮的初衷由“讨薪”扩大至拒缴讲义费或要求学生自治等种种管理制度矛盾，且遍布全国各地校园。这一时期，学生“读书运动”经常与罢课学潮同时出现在报章媒体，以至时有新闻不无讽刺地指出“‘读书运动今又作‘不读书运动矣”。[6]
1920年代中后期，真正以阅读活动为主体的“读书运动”开始出现，读书的社会功能也逐渐向底层大众延伸。1924年，晏阳初归国，创办中华平民教育总會，在中下层民众中普及读书识字，这种“平民读书运动”颇引起社会注意。“读书界”频现于各书报广告亦由此始。1928年5月，世界书局在各大报纸登出整版广告，将联合中原、江东、时远、启新等十家沪上书局在世界书局门店开办“读书运动”一个月。广告称，此举是为了践行内政部长薛笃弼提出的“十二要项”中“要人人读书”一项，使文化发扬光大、“民众之生存竞争亦得一大助力”。除“万种图书大削价”外，另发行兑奖券，购书满六角即赠一张，“张张都有彩物”。[7]和一般书店赠送购书券相比，此举堪称世界书局独创。
略查当时各大报可知，《全国人民应注意十二要项》提出后并未有太多官方媒体宣传。世界书局对此政令的响应更多是为“读书运动”的商业促销冠上响应政府文化政策导向的正当性。借“读书运动”的名义，世界书局连登八天整、半版广告，参与者也发展至十四家。而将“摸彩”与读书联系在一起，无疑抓住了更多普通市民的心，为“读书界”扩张了版图，使之不再局限于新青年学生和知识群体。读者只需购书就可以参与“发扬文化”，并和发起者共享“宣扬文化使命”“以内辅助政府”之责。[8]
到了1932年，上海基督教青年会联合光华、北新等几家新书店举办青年“读书运动”，除各书店打折促销外，还邀请胡适、王云五等知名学者演讲，当时《申报》称之为“上海社会创见一新颖事业”。[9]青年会的“读书运动”旨在传播知识精英的读书经验、解决具体的阅读技巧问题，以期达到“增进智识、刷新人生”的目的。上海青年会为此专门成立“青年读书会”，号称欧美各国已甚发达，在我国尤属倡举。
总体看来，1920年代初的“读书运动”从社会层面推动了教育体制现代化，这为实现阅读的社会教育意义争取了结构性的现实前提。1920年代中后期，大众阅读的公共性向消费性过渡，出版业的加入促成了普通读者在文化市场的正式“登场”。而“读书运动”从一种激进社会运动向文化活动的演变更反映出政党政治与社会激进力量之间的离合。1928年，“读书运动”的矛头被指向所谓“赤化”“煽动青年反对学校”，成为“反共”的舆论借口。实现了政治权力重组后，国民政府教育部集中了统一支配教育资源的行政权，利用学校改组和军事化的“公民训练”试图把学生从“街头”赶回“课桌”。[10]1935年，文建协会“读书运动”提出“读书救国”与“革命建设”的口号，即是用“读书”遏制“运动”的结果。
二、1930年代“读书运动”中的国民政府、知识界与出版业
1935年4月，“读书运动”在国民党官方介入下被推向高潮。1934年10月，由陈立夫主持、以建设“中国本位文化”推动“民族复兴”的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成立，成员既有何炳松、樊仲云、陈高佣、孙寒冰等知名学者，也有周佛海、陈布雷、潘公展等国民党要员。“全国读书运动大会”即是文建协会成立一周年时举办的重要活动之一。
国民政府“读书运动”的初衷还基于当时社会识字率普遍低下的现实状况。根据当时的官方统计，全国文盲数量约占总人口的70%以上，因此，自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起，教育民众识字读书就是“训政”时期培植健全国民的首要工作之一。
1935年4月8日，经一个多月筹备，文建协会主办的“全国读书运动大会”正式开幕，文建协会主席陈立夫、“读书竞进会”筹备主席吴醒亚通过电台向全国民众播音演讲《全国读书运动大会之开幕词》与《读书问题与中国革命》。同时，教育部训令全国各级学校分别举行“读书运动周”和学生读书演讲竞赛，以助宣传。根据此前文建协会的筹备章程，“读书运动大会”主要包括两项举措：一是联合全国各大出版机构半价发售本版图书;二是延请学术领域的知名人士播送指导读书演讲。同时另有为期两周的“读书竞进会”作为“读书运动”的主要活动。
单就宣传和活动形式而言，文建协会的筹备是在1930年代初出版市场开展“读书运动”的基础上，通过国民党各级党部和教育系统进一步制度化的。以组织形式为例，文建协会除总会外，另专设出版事业委员会，吸收上海各主要出版机构负责人参与配合，通过政治背景将社会的文化生产力量统合在一起，再由文建协会分会落实在全国各地方。1935年3月20日，国民政府“读书运动”尚在筹备期，文建协会在新闻界和出版界提前造势，要求各报积极捐广告、撰评论代为鼓吹，而出版界则需各捐出版书之全部及广告费，并于4月8日至21日之两星期中对折发售各书。对于此事，舒新城在当日日记中记载：“因其有政治背景，主人提出后，无不唯命是从。”[11]针对“对折发售各书”，书业虽不得不遵，实则各有应对，“读书运动”开幕时，中华书局除教科书、杂志及预约书外本版书五折，世界书局精选本版书一千种五折发售，而开明书局更规定除教科书、活页文选、预约书、特价书、杂志外的本版书五折，《中学生杂志》《词学季刊》八折。
究其策略，教科书和预约发售的新书是中华、世界等大书局利润的重要来源，而杂志本身已求“薄利多销”，无可再折。相对应的，“小资本”书商则视“读书运动”为生意起死回生之机：它们平时少有减价促销，资金颇难周转，这次“对折发售”是现金回流的绝佳机会，许多书局便将规定的两星期廉价时间延长至一月甚至更久。有书业从业者认为，这些举措无非是为救济现款枯竭而实行的急于吸收现金的薄利多销。在杂志界，“读书运动”可以是新的生意，也可以是传播教义的法门。“运动”开幕后，公教会刊物《新北辰》立即刊登长文响应，实际则是为了推广《圣经》，将普及教义当作“读书救国”与“革命建设”必不可少的内容。
尽管政治力量为“读书运动”取得了地方党部、学校及出版业的三方配合，真正参与的读者却寥寥无几。1936年5月《申报》盘点“读书运动”成果时发现，全国报名的大中学组会员仅5000余人，而参加应试的会员竟只有120人，其结果之惨淡令舆论大为吃惊。对此结果，舒新城在日记中感叹“出版业之前途可悲，教育之前途更可悲也”。据舒氏判断“此事由党主持，一般人恐其别有作用而不敢或不愿参加，遂致结果如此之坏”。[12]“新生活运动”开始后，因蒋介石提倡“礼义廉耻”，以传统道德训导民众日常生活，山东、广东等地相继发起“尊孔”的“读经运动”。经过“五四”新文化洗礼的知识界大部分对此“尊经复古”风潮极力反对，许多进步的新文化知识分子对“读书”与当时的“复古读经”逆流似有里应外合之势均投以激烈批评。更有人指出国难迫近时期政府不提救亡而催人埋头书斋的矛盾。[13]然而普通民众对于国家观念的淡漠促使知识精英意识到，唤醒民众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的尝试又必须从知识的灌输做起。具体到阅读，则体现出“读什么”的重要性：在民族救亡迫近的现实语境中，任何将读书与民族国家存续联系在一起的主张，都必须回答“什么才是能够救国的知识”以及“怎样读书才能够达到救国目的”的问题。
三、阅读指导与“读书界”的知识构建
（一）读书致用：围绕大众阅读目的与内容的讨论
1935年1月底，文建协会出版委员会在筹备会议上决定在《申报》和《新闻报》每周设立“读书运动”专版一次，主要撰稿人不乏文建协会与中国文化协会成员中的知名学者及党政要员。以此为中心，许多读书出版类期刊和阅读指导文章都参与到对民众阅读教育的讨论中来，他们最关注的是大众应当“读什么”“怎么读”和“为什么而读”的问题。
读书的内容、方法实质是由读书的目的决定。《新闻报·读书界》有文章开宗明义指出“读书就是用书”。“读书致用”是当时知识界的共同态度。当“实验主义哲学家”叶青在《申报》“读书运动专刊”上指导青年读者研究哲学之后，立刻有文章批评叶的哲学“离开社会实践就会成为玄学，沦为神学鬼的俘虏”。[14]这些观点认为，有用之书不仅为读者提供专业技术知识，它必须能够使读者大众对自身与所处社会阶段产生科学的认识并从中与时代需要产生深层联系。具体而言，也就是有关社会与主义的理论知识，才能真正通过读书来回应国家与民族、阶级与革命的现实命题。
有理论家进一步指出，真正的读书运动，是应该和社会性的实践达成一致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理论担当起了1930年代左翼知识人试图向读者大众提供的读书标准。人是社会的人，必然与社会发生联系，即使是自然科学也属于客观社会条件的产物。从对社会性质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视角去分析读书，一切封建时代的奴隶教条和唯心主义产物都不是用科学的眼光来写的书，只有指导社会实践、认识人与人间关系的社会科学才是“读什么书”“怎样读书”和学术界“写什么书”等问题的答案。[15]至于“為读书而读书”“为文学而文学”的主张、“性灵论”小品文、幽默文学作品，则代表了另一种自我麻痹的读书观，在1930年代中期同时受到左右两路的批评。
（二）读书与生活：左翼知识分子的社会科学阅读指导
那么，有用之书应该如何去读？在最基础的层面上，对于读书方法的讨论包括如何切实有效地阅读某一类书、阅读过程中的笔记制作与工具书使用等内容。而为了避免读者“死读书”而偏离“读书致用”的目的，左翼知识人最终将“怎么读”的问题转换为应当如何把握读书与社会生活实践的辩证关系上。1934年1月1日起，《申报》配合申报流通图书馆特开辟出一个《读书问答》专栏，通过笔谈的方式为广大自修读者进行问题解答与读书指导。当时李公朴是申报流通图书馆的馆长，负责该栏目的正是之后《读书生活》的主编艾思奇、柳湜和夏征农。当时有读者写信指出，大众真正需要的读书指导，不是给人开书单、教人读书本，而是应当注意目前读者的生活实践，对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困难切实地加以指示、援助与解决，将指导读书变为指导生活和人生前途的手段。
根据指导部的调查，这些来信的读者大部分是青年店员、机关办事员、学徒及其他各种企业的从业人员，知识程度大约在高小或初中之间。对于这些城市中下层劳工读者而言，是否有必要在有限的时间、微薄的收入、工头和资本家的欺压中买书来读？从读书指导部的回信来看，指导读书还是指导生活实践的问题已为许多读者关心着，这同时也是柳湜、艾思奇等人希望通过“读书问答”使读者大众理解的读书目的：“我们为的是实用，是认识实际生活，和如何去奋斗以展开自己的或大众的生活。”[16]同样将社会科学作为阅读指导的理论资源，《读书问答》向大众展开理论的方式并不流于摆弄抽象的套语，而是始终与读者的生活经验结合在一起，教育读者大众学会运用社会科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去认识、理解自己的生活，将自己所处的生活状态与劳动经历和当前中国社会性质、生产关系产生联系。正如王汎森指出的，1920—1930年代以“主义”为面貌流行的理论仅被少数人真正深入理解，大部分人都是通过小册子及“读书问答”得到对社会科学理论的粗浅认识。阅读指导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过程中极其重要的大众化途径之一。也就是说，只有从自身的生活经历（事实）中发掘理论知识（观念）的投射，才能在众说纷纭的学派中得到对理论的正确把握。打通生活实践与理论知识的读书，不仅把读者大众的生活理论化，也把理论变得生活化了。这样一来，作为读者的劳工大众对生活的认识就不仅仅停留在情感层面的“诉苦”，而是能够在被压迫的现状中思考生活与劳动的境遇，通过读书得到革命的教育。正如《读书生活》半月刊在创刊词中提出的，读书是读活书，是一面为生活挣扎，一面在万分嘈杂中利用一分一分的时间去读书，是把读书融化在生活中。
冯淼指出，通过以《读书生活》杂志为阵地、马克思主义为理论资源对城市底层劳工生活的关注与指导，艾思奇、柳湜与夏征农等人发展出了一种根植于大众日常生活的革命教育。[17]如何正确理解读书、生活与实践——尤其是底层大众被压迫的生活现实之间的关系，如何通过在读书与生活实践中建立起有机的联系，从而引导大众认识所在世界的秩序，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大众化过程中具体展开的细腻革命，它在真正意义上组织、发动了读者大众，赋予阅读以革命力量。通过“把读书融入生活”而聚集起来的读者，不仅在学术界、文艺界之外打开了一个属于底层识字大众的“读书界”，更超越了清末民初以来知识精英眼中亟待被知识唤醒的民众的范畴，与国民政府“读书运动”形成了鲜明而有力的文化抗争。
四、结语：民国“读书运动”与阅读的文化政治
历史地看，1930年代中期的“读书运动”不仅吸收了1930年代初民间知识分子与文化消费市场对大众阅读的生产性力量，同时也是1920年代“读书运动”学潮背后政治文化演进的结果。在此过程中，读者大众及其阅读实践作为对象与问题逐渐走进文化视野中心。经过“读书运动”围绕大众阅读话题的讨论，国家政府与知识精英为“读书界”制定了规则，而对于普通读者大众而言，通过读书获取知识的过程逐渐成为政治文化的投射。这一时期，国民党文化势力和民间知识分子在大众阅读问题上的“交汇”，本质是通过读书教育来生产有关阅读的知识，并试图构建理想的读者大众——不仅作为被启蒙和动员的对象，而且承载了不同政治力量对“读书”意义的争夺。
“读书运动”为民众规定读书标准的背后，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理论在大众阅读领域权威地位的确立。社会科学理论提供解决人生出路的真理，本质在于通过阅读指导将底层大众生活“苦闷”的根由引向阶级与社会的内在矛盾。1930年代中期，许多读书指导文章中可以看到关于读书、个人的出路与社会的论述：个人出路问题的解决是由整个社会能否找到革命的出路所决定的，而只有阅读社会科学被确立为解放一切“苦闷”的真理之路，关键在于它能够为大众过上“革命化的生活”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正是在这样的指导与训练中，一种阅读的文化政治诞生了。
参考文献：
[1]陈立夫.民族复兴与读书运动：全国读书大会开幕词[J].文化建设，1935，1（8）：191-194.
[2]王余光，许欢.中国阅读通史·民国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7：272.
[3]罗杰·夏蒂埃.书籍的秩序：14至18世纪的书写文化与社会[M].吴泓缈，张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153-155.
[4]朴.北京通信[N].申报，1921-04-15（006）.
[5]专电一[N].申报，1921-04-13（003）.
[6]北京大学之轩然大波[N].申报，1922-10-23（006）.
[7]上海十大书局协办读书运动一个月[N].申报，1928-05-14（001）.
[8]十大书局读书运动[N].时报，1928-05-06（003）.
[9]妍千.胡先生与读书运动[N].申报，1930-11-10（013）.
[10]邵元冲.读书运动与文化建设[J].建设，1928（18）：13-15.
[11]舒新城.舒新城日记：第六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75.
[12]舒新城.舒新城日记：第八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71.
[13]沍.洗除文化界的污点[J].读书与出版，1935（3）：1.
[14]“读书运动”[J].职业月刊，1935（2）：5-6.
[15]徐日洪.社会科学在中国[N].新闻报，1935-07-06（020）.
[16]关于选择学习科目的几个问题[N].申报，1934-01-13（013）.
[17]冯淼.《读书生活》与30年代上海城市革命文化的發展[J].文学评论，2019（4）：106-114.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博士生）
编校：郑 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