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乱时期档案实体和精神的保护能到什么程度？
安·吉利兰著 张笑秋
摘 要：二战期间，以希拉里·詹金逊、恩斯特·波斯纳为首的档案工作者对欧洲档案的鉴定和保护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重点关注动乱时期档案工作者如何看待并承担档案实体和精神保护这一责任。本文以种族志研究为基础，首先反思了在南斯拉夫战争期间以及当代的民族、国家政治斗争之中个人和机构的定位，然后借助档案资料，考察了二战期间多方因素影响之下的档案工作者的自我定位。最后，文章探讨了这些历史范例怎样能帮助后来者在冲突中保护档案。
关键词：档案教育;希拉里·詹金逊;恩斯特·波斯纳;专业机构;战争
1947年，詹金逊在伦敦大学学院发表的题为“英国档案工作者：一种新的职业”的任职演讲，标志着英国的第一个档案学专业学位的设立。很长一段时间内，詹金逊都在呼吁教育界承认档案学是一门自成体系的独立学科，这是因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经历促使他意识到开展档案专业教育的迫切性。
1 动乱时期的个人定位
1938年，詹金逊被任命为英国公共档案馆的秘书，负责在战争期间安全转移档案。那时的英国，缺乏对档案的管理。詹金逊认为“大部分文件可能存在于律师的办公室里……（在他们的交易记录旁）有大量重要的档案……地产图册、财产转移、所有权摘要、结婚协议等等”。詹金逊的这个观点引起了我的共鸣。
我的家族世代在北爱尔兰的伦敦德里城做律师，因此暑假时我会在办公室的保险库里做文件归档的工作。同时，我也会打开邮件，将可疑文件挑出来交给安全部门处理。然而，那并不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些档案所拥有的巨大价值。十岁那年，父亲的办公室毁于战火，所幸储存文件的保险库未受太大影响。父亲和我将那些幸存下来的文件收集起来，带回家并保存在地下室中。从那以后，每一次打开地下室的门，这些获救的文件散发出来的气味都会溢满整个通往地下室的楼道。我记得父亲在抢救文件时的那份专注，我问他为什么要把这些又湿又脏的文件带回家，他简单地答道：“因为当一切结束之后，人们会需要他们的档案。”我从这些经历中认识了档案及其潜在价值，并提醒我此类日常档案对于战后个人及群体生活的复原起着关键的作用。
过去几年，我对自前南斯拉夫独立出来的几个国家开展的民族志研究让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我重点关注档案在日常生活和战后恢复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并调查了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档案、档案工作者在战争期间的遭遇以及战争对档案领域的深远影响。在前南斯拉夫独立出来的国家和附近的奥地利、匈牙利境内，我听说了许多档案工作者的事迹。这些故事讲述了他们的奉献、无私、崩溃、危险、压力以及破裂;讲述了合作的喜悦、持续的猜疑和渐进的联合。
我的一位同事跟我讲述过波斯尼亚战争刚爆发时，档案馆里的档案在一夜之间被秘密转移——拥有不同背景的档案工作者觉得自己有义务保护本民族的档案。一些全宗因此被拆散，再难找回，剩下来的则被迫为“民族清洗”类的官僚行为服务。我思考着该用何种方式保护这些档案。我也在思考档案工作者之间的情谊和共同经历能否让他们团结起来。1995年签署了代顿和平协议之后，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国内，不同背景的档案工作者聚在一起，他们要求将前国家档案馆作为新国家的中央档案馆继续开放。这太不寻常了，简直前所未有。这些档案工作者的激情以及合作让我认识到：情感之中隐含的个人能动性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1941年，詹金逊曾说过，尽管档案工作者应当“对自己的纯熟技艺表示谦虚……但对所承担的这份工作的重要性却不应谦虚……如果档案能真实保存下来并被有效利用，那么在各种记录材料之中，档案是最能让我们接近事实真相的。而我们现在就正是在为守卫事实的真相而奋斗”。
虽然这样的敦促提升了职业价值感，促进了实际工作，但是，在政治的影响下，从实体和精神上守护档案的责任无法保证档案工作者的安全，甚至还会使他们陷入糟糕的处境。在中欧和东南欧新成立的民主国家中，档案工作者在紧张的政治压力下工作，缺乏资金的同时还要遭受质疑。种种事件让士气低迷的档案工作者向我倾诉：“国际档案理事会期望我们牺牲自身利益和安全来保护档案。但是有谁支持我们？我们将何去何从？你和其他国外的同行能来这里是很好的，不一样的是你们总会离开，而我们却要在这里一直生存下去。”
2 档案的物质和精神保护
在这个领域开展调查的同时，我也花了数年时间研究詹金逊、恩斯特·波斯纳等人是怎样处理这些问题的。各类草稿、信件和笔记能让我们对历史事实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二战期间，档案和档案工作者都很重要。他们是各方势力的怀疑目标、证据来源和知识储藏室（比如科学、技术和情报）。从二战结束至今，包括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道格拉斯·考克斯、阿斯特丽德·埃克特和埃莉诺·迈特恩在内的一些作者，都以英国、美国、德国的档案工作者的事迹为主题，出版过相关作品。不过，大多数文章更关注档案工作者的公务行为而不是他们的动机、情感和人际关系。如果我们从时间、地域和机制上比较一下詹金逊和波斯纳，就会发现，他们有非常多的共同点：都在本国接受了最好的教育、都有高级职称、都对事业充满责任感、都重视专业教育。他们是典型的学者型档案工作者，并且都是一战的退伍军人。在二战期间，詹金逊和波斯纳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他们各自的处境不同，他们所做的工作，在短时间内获得的认可度也不同。
3 希拉里·詹金逊
詹金逊生于1882年，1904年从剑桥彭布罗克学院毕业，1906年进入英国公共档案馆。他所著的《档案管理手册》强调要从实体和精神层面保护档案。尽管这本手册在英语档案文献中是非常卓越的，但是正如玛格丽特·普洛克特所说，书中很多内容是在重申欧洲已有的基本理论和惯例。盟军民政军事部于1944年成立了档案专家分委会，这个委员会里的专家来自13个不同国家。其中部分人一直工作到战争结束，包括在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业务处工作。作为英国陆军部碑刻美术档案的顾问，詹金逊参与草拟了一份列表，记录下了敌军占领区内的档案及其位置。1944年至1945年期间，詹金逊去了几次意大利、德国和马耳他，在写给SHAEF的备忘录草稿中，他悲叹道，人们更关注的是那些具有明显价值的文化遗产，而不是档案。1944年，战争已蔓延到了西西里岛，那时詹金逊在一篇关于意大利档案保护的论文中写道：“对于档案工作者而言……档案实体和精神层面的完整性面临着双重威胁，他们非常害怕，唯恐战争会毁坏或拆散档案，因为那不仅会给世界文化财富带来巨大损失，还会严重阻碍战后文明的重建。”这种担忧是很有道理的。1945年5月，一份“秘密非正式工作协定”出臺，要求将所有军事档案先送到伦敦接受检查，之后再送去华盛顿接受最终的调查。对放置于华盛顿的文件进行研究的目的有以下几点：
（1）帮助对抗日战争的控告（首要目的）;（2）满足陆军部和战争部在占领时期的情报需求;（3）为战争罪行委员会提供相关证据;（4）促进科学技术发展;（5）为国防提供有价值的研究。这项协定的实施让德国的军事文件可以为战后的历史学研究服务。
这份工作协定还要求在美英占领区免去敌军主要专家人员（也就是档案工作者或其他文件工作者）的职务，以便对军事文件进行更仔细的检查。詹金逊回应“SHAEF关于管理所获取的德国档案和其他文件的协议修订草案”的便函最真实地还原了他对档案的实体和精神保护，以及是什么构成了档案这一问题的看法：
（1）我争取的仅仅是对档案的保护——档案与非档案之间的区别，就在于档案不能被拆散。我之前认为人们已经理解了这一点，但事实上并没有。伯利上校今早还对我说，一个社会的图书馆大概是其档案馆的一部分。
（2）为了全体人的利益着想，必须防止拆散德国档案这一整体。
（3）我已经指出了……大規模的疏散、评估是不切实际的：一旦这样做，就会产生混乱，眼前的利益将首当其冲受到影响。
（4）另一方面，独立机构为了自身利益，一件一件地撤出档案也会给档案馆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经营利益将再次受挫。
（5）必须承认当下的业务需求将导致一些档案的调出，但是出于高层政策的考量，永久地调出某一类下的全部档案必须慎重。
（6）除了这些可控的转移，唯一可能顾全大局的方法就是采用就地审查档案的原则。
（7）实际上，这种方法已经作为工作原则被监察委员会采纳，用于处理有关英国的档案。
4 组织和任务
1940年7月17日，德国陆军高级司令部（OKH）要求建立一个档案小组，专门负责收集、利用法国的档案。基普斐博士作为帝国内政部的档案保护专员负责制定计划确保德国档案工作者的安全。基于以上准备，1940年8月1日，全方位的工作在法国展开了。
这项行动的目标如下：（1）保护法国档案;（2）定位所有下落不明的德国档案材料;（3）了解法国档案的内容以便为德国服务;（4）列出清单让法国归还早年间被他们掠夺的、属于德国的档案。
根据普鲁士国家档案馆馆长的指令，这项行动由M.T.C.R.（国家档案馆馆长）施纳特教授领导。
詹金逊的两位学生——罗杰·埃利斯少校和哈里·贝尔少校曾被调去为SHAEF工作。他们和詹金逊关系密切。贝尔在战地给詹金逊写的信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当时的档案工作者。以1945年3月9日，贝尔在意大利的盟军委员会总部写的信为例，其内容如下：
正如你估计的那样，战争对于年老的档案工作者来说有些不堪重负。但他们中有些人实在了不起。那老人带我去了他放置档案的地方，当我环顾四周被毁的景象时，我恐怕问了个不合时宜的问题：“你是如何坚持下来的呢？”他简短地回答道：“因为我的档案在这里。”——然后指着紧靠门的那个长凳，当炮击最猛烈以至于快要触及这些档案的时候，他就睡在那里。
5 恩斯特·波斯纳
波斯纳生于1892年，是档案界最重要的先驱学者之一。1945年，作为国家第一位全职档案教育者，他建立了美国大学现代档案研究所，并且出任所长到1961年。波斯纳还是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SAA）的董事，并在1955年至1956年间担任协会主席一职。1966年，SAA授予波斯纳协会荣誉成员的称号以表彰他的杰出贡献。
以上这些，都属于波斯纳不平凡的第二段公职生涯。而在1920年至1935年，他为普鲁士国家机密档案馆工作并一度担任副馆长。波斯纳是犹太人，1939年碎玻璃之夜后，被关押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并饱受折磨。所幸他的妻子以他在一战中的英勇表现为由，设法将他从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解救了出来，他们先是移居瑞典，之后便去了美国。
波斯纳一篇题为“军事占领下的公共档案”的论文被学界认为“点亮了我们迟缓的思维，让我们意识到了档案是多么的重要”，这篇论文后来在美国出版。
然而，仅仅几个月之后波斯纳就被美国参议院临时议长、田纳西州参议员麦凯勒起诉，麦凯勒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听说波斯纳在早前的一篇论文中写过德国是用纸板箱而不是金属盒来保存档案。他认为波斯纳这样写是想置国家档案馆里的档案于空袭的危险中。后来为此召开了一系列听证会，与会参议员诘难的不仅仅是档案盒的材料，还有国家档案教育者的政治观念。作为国家档案议员和波斯纳忠实的朋友，巴克的一封陈词手稿，表达了他对人们质疑波斯纳的愤慨：
如果允许的话，我想说宽容是一种美德。有价值的东西就算起源自其他国家，也同样可以为我们所用。即使是德国在国家档案馆中研制出了纸板箱，那东西在美国也同样适用。如果纸板箱最能满足美国国家档案馆的需求，但是工作者却不准其使用，那么他们就是工作失职。
波斯纳作为档案与图书馆分委会的行政秘书，在上任后第8天就被撤了职。十天之后，巴克写信给分委会的主席，图书馆馆长——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
如您所见，恩斯特·波斯纳博士已经辞职，因为有人认为他的一些文章是在颂扬德国。由于我要为这部分文章的出版承担一定责任，我意识到自己也不再适合留在分委会，所以我在此提出辞职申请。
第二天，也就是1944年2月29日，波斯纳写信给美国委员会的主席——罗伯茨法官，表示他觉得自己的人格和职业操守受到了攻击：
考虑到最近在听证会上我受到的各种指控，为了公平起见请对我的各项行动和忠诚度开展调查。如果您能采取任何必要措施来完成这一调查，我将不胜感激。
1973年，美国国家档案馆的菲利普·布鲁克斯做了波斯纳的口述史，那时波斯纳已经过80岁了。他饱含热情地谈起了和巴克、霍姆斯还有其他人的友谊。波斯纳一直觉得他并没有给美国国家档案馆带来多大影响，除了为自己在那儿谋了个职位以外：
在战争时期，有必要把档案机构存有的信息和它们在敌军、沦陷国那里的所有物提供给国家档案馆，以便使用……这些与战争有关的行动本能付诸实践。然而，由于参议员麦凯勒的攻击，那些设想并没能实现……在政府看来，我成了一个棘手的人。
波斯纳失去工作后他和妻子的处境一度相当困窘，只能靠基金会的救助和开讲座的收入勉强维生。尽管如此，在战争期间，他仍然秘密地帮助美国人和SHAEF。1944年11月，波斯纳向美国战略情报局（OSS）和美国国务院提交了他以前的72位德国同事的生平简介。这些传记因其对职务背后的个人性格有着清晰的描述而受人瞩目。
6 战争结束之后
波斯纳给同事做的传记记述了很多故事。如他所写的一位档案工作者，是谦逊且热心的，……最不可能成为一个暴力的纳粹分子。1939年，一位去了维也纳的美国游客见到那位工作者认真甚至是极度小心地向纳粹敬礼，以避免被狂热的纳粹分子骚扰。
波斯纳编纂的这份人物传记也包括了恩斯特·基普斐和乔治·施纳特的事迹，提到施纳特曾在乔治·温特尔手下工作：
他被任命为普鲁士国家档案馆馆长的这一事实，就足够说明他一定是顺应了纳粹政权。1940年，他被派往巴黎掌管法国国家档案馆，并且有可能的话，让法国将1815年之后未归还的那部分锡曼卡斯档案交还给西班牙。
关于基普斐，他写道：
在1933年纳粹掌权之前就已经入党。作为国家档案馆员工中唯一的老党员，他当上了普鲁士国家档案馆的总馆长。这个在1933年以前还并不怎么出名的人，一下子就成了公认的相当能干的管理者，但事实上他没有任何相称的学术资格。
1952年在美国人的强烈要求下，波斯纳被邀请担任联邦德国档案馆馆长。事实上他和妻子并不想返回德国，在口述史中他曾提到：
如果我接受了这个邀请，我就不会在这儿口述我的这些回忆录了。因为在战后，无论是温特尔博士还是布鲁赫曼博士均不堪那一官职的重负，他们去世得都比较早。
波斯纳在给卡尔·布鲁赫曼——普鲁士国家档案馆的卡托维兹州馆长做传记时，写道：
一位能干又活跃的档案工作者，完全是旧时的德国大学生的代表，并且在一开始的时候，对纳粹主义态度冷淡。然而，据推测，由于纳粹党将布鲁赫曼提升为馆长，他便向这一政权屈服了。
战争结束之后，波斯纳以前的许多同事纷纷找他为自己作保（这一过程常常被称作去纳粹化或者“漂白”）。毕竟波斯纳的支持很有影响力。1946年2月30日，布鲁赫曼在拘留所和雷根斯堡劳改所里写信给波斯纳，要他写一段证词为自己洗白，信的大意是：
一直以来，我都对你不错，当纳粹党开始掌权而你还在德国的时候，我们一直保持通信，并且我一直很支持你在普鲁士学报上的学术研究。
关于乔治·温特尔——普鲁士国家档案馆馆长助理，波斯纳写道：
他是一位非常聪明的学者……在1918年进步革命之后，他倒向了纳粹主义。是高效而又野心勃勃的普鲁士官员的典型代表。无疑乔治有资格担任他现在的职务，尽管他那严厉而又学究式的作风常常引起人们的反感。结论：由于普鲁士档案馆馆长无疑不会留任，所以可以暂且让温特尔继续担任现在的职务。然而，有必要密切监视着他。
尽管同盟国在努力去除德国行政机关中的纳粹分子，但事实上，已经没有其他合适的人选能在战后的德国出任档案工作者或是档案学教育家。法律史学家塞西尔·米金斯就曾写道：
除了最可恶的那些人以外，在可能的情况下当用降级的方式来替代解雇。这种给档案工作者去纳粹化的方式，赢得了那些更清白的工作人员的支持。
米金斯，1947年加入英国公共档案馆，并于1973年荣任英帝国勋位军官（OBE）。战后，他致力于在西占区的档案工作者之间建立合作。米金斯组织了几次颇有影响力的会议：
这些会议的出席率逐渐提升：1946年12月11日在本德召开的会议有19人参加，1947年9月7日米金斯在代特莫尔德的开幕讲话有60人出席听讲。这些合作会议最终促成了档案双区委员会的建立以及德国档案工作者联合会的诞生，還有1949年春天，马尔堡一个双区档案学校的成立。
波斯纳和霍姆斯建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档案理事会合作，设立一个档案项目。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波斯纳和巴克可以帮助档案工作者建立和加强合作。事实上，美国国务院在思考是否要支持这一档案项目时有一个疑问：档案对世界和平有何贡献？
1949年，陆军部民政部门指派波斯纳去美占区做档案访问学者。那时，他和詹金逊分别致力于落实美国、英国的正规档案学教育。1947年，詹金逊被任命为英国公共档案馆的代理馆长——机构里级别最高的专业岗位，并且他认为恢复合作能提供民众独一无二的机会去认识档案的价值。波斯纳无疑也认同这一观点，同时，他还考虑到了德国档案教育的发展。在波斯纳的口述史中，他回忆了返回德国参加马尔堡学校开学典礼的情景：
对我而言，在离开10年之后，回到德国，并参与文化活动，是非常奇怪的……我拜访了美占区主要的档案馆，还在两个地方做了关于美国档案事业发展的演讲，一个是在马尔堡，另一个是在斯图加特。因为这项任务是带着善意的，所以我和以前的同事接触起来非常愉快。
马尔堡学校由路德维格·德约掌管，波斯纳1944年给他写过传略：
德约，一位天赋杰出的历史学家，已经在德国《历史杂志》上发表了多篇优秀的文章。有浓厚的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想。1933年，德约热烈拥护纳粹和德国国家主义者建立的联合政府，直到发现四分之一的犹太血统让他在第三帝国只能成为第二阶层的公民。结论：德约也许对盟国的事业怀有一定的同情，但是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想必占据了上风。
在战争结束了60多年，也就是波斯纳去世了30多年后，德国终于认可了他。这对于职业认同、国家和解以及德国档案实体和精神的完整都有着重要意义。在两德统一之后，因战争分散的档案又从26个地方重新汇集，它们被安置在柏林的新恩斯特·波斯纳档案馆里。2008年9月，在开馆典礼上，德国国务部长诺依曼说道：“新档案馆的位置象征着一个统一的德国。”
7 结语
早在1945年，《美国档案工作者》的一篇评论文章就预言了这样的结局并且总结了战争期间档案工作者行为背后的复杂性。不幸的是，二战绝不会是档案工作者最后一次在危险的环境下保护档案。在世界各地，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各类冲突，在这些冲突中自然没有“绅士的协定”来保护档案。实际上，这些档案及其护卫者常常是攻击的目标。而波斯纳的故事和贝尔的信则提醒我们个人在这其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原谅、和解是走出暴力的重要因素。我们若想达成目标就要学会反省、奉献和尊重，当然这也需要时间。
在我实地调查的早期，克罗地亚国家档案馆的一位工作人员曾告诉我，专业的教育能让不同背景的档案工作者超越差异，以同事的身份交流合作。这对于处理战争遗留的问题十分重要。作为教育家，我一直在思考怎样能在意识形态已然入侵档案工作的情况下，让学生超越种族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界限，为超国界、跨种族的事业做好准备。这些历史也应当引发档案界的广泛讨论，给那些正身处在艰苦环境中的档案工作者提供有效的精神支持。
注：本文译自英国《档案与文件》（Archives and Records）杂志优先出版论文：“To what lengths the ‘Physical and Moral Defence of the Record in times of conflict and exigency？”。作者安·吉利兰（Anne J. Gilliland）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信息研究学系教授。
（译者单位：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来稿日期：2018-01-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