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技运动中的身体变迁
陈勇
摘 要：回顾竞技运动发展演化历史，梳理身体作为竞技运动载体的变迁过程，发现中西方身体哲学研究始终处于被动状态。竞技运动中对身体的漠视、对身体的政治干预、权利和支配关系的制约，以及按照复杂交互关系对肉体的“经济性”使用，造成竞技主体的精神化、竞技身体的工具化。进一步表现为，人类依靠力量与精神创造的竞技运动脱离人本身，并在客体化的过程中与主体分离、对立，反过来控制主体。为此，应当从身体的开拓性建构出发创建竞技法则和秩序的合理性。
关 键 词：体育哲学；竞技运动；身体变迁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5）06-0019-04
Abstract： The author reviewed the history of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competitive sports， sorted out the process of transition of the body as the carrier of competitive sports， and found that the study of body philosophy in oriental and western countries had always been in a passive state. The indifference to the body in competitive sports， the political intervention toward the body， the restriction of right and governance relationship， and the “economical” use of the body in accordance with complex interaction relationship， have caused the spiritualization of the competitive subject and the instrumentalization of the competitive body. It is further shown that competitive sports created by human beings based on power and spirit break away from human beings themselves， separate from and go against the subject in the process of objectification， and control the subject reversely. Therefore， the rationality of competition rules and orders should be established， starting with the pioneering building of the body.
Key words： sports philosophy；competitive sports；body transition
“身体”作为古今哲学独特的研究对象，自中世纪以来，无论在中西方，向来处于或者被压制或者被遗忘的阴影中。庞蒂指出：世界的问题，从身体开始，身体可以提供美的表象，还是审美体验的主体[1]。包括社会学、医学、美学、历史学等研究领域，从各个角度对世界做出解释、估价和透视，“身体”被看作当代学术研究的重要切入点，因此身体哲学便应运而生。
纵观古代身体哲学研究往往是抑制身体，而近现代身体哲学的研究受梅洛庞蒂和施密茨的影响，使得身体外在活动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2]。奥林匹克代表着西方的竞技体育，其哲学思想是从增强体质开始的，这种哲学的传承首先是作为人的生物身体。身体作为话语符号，从被贬损、驾驭的对象，翻转成为存在的基础和准绳，这种身体的解放，给予身体展演与身体体现竞技运动强有力的指引和广阔发展空间，也引发现代奥林匹克竞技的快速发展。本研究将在身体哲学视域下，深入竞技运动的身体本原，对作为现代竞技运动支柱的唯科学主义、唯发展主义、唯目标主义等价值理念进行深入反思并提出质疑。
1 作为竞技运动载体的身体变迁
竞技运动是以人的身体为载体，以身体活动为媒介，实现和创造特定价值的开拓性体系。它是一种人类主体的创造性活动。但回顾其历史演进过程可以发现，竞技体育作为一种社会存在，人们有时将身体的理解放在神圣宗教领域，有时放在世俗当中，很少关注动物性的身体动作。身体只是在竞技运动的比拼之余，偶尔隐约地浮现。
1）由“娱神”到“软弱”的身体。
提到西方近现代体育必须探源古希腊，因为其创造的灿烂文明，被古罗马延续下去，成为西方历史的精神源泉，同样，那里也诞生古代的奥林匹克运动。
古希腊是泛神论的国家，有着以宙斯为中心的神话体系，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像人一样，有情欲、有善恶、有计谋，甚至有血缘关系。“人们把宙斯及诸神当作神明，顶礼膜拜，坚信对他们的祈祷、礼拜与祭献，可以免除灾难，得到庇护和幸福”[3]。宗教中的神是“强力”代表，是非凡力量的象征，竞技运动的本质是对“力”的展示与较量、迷恋和追求，通过“力”的展示与较量来祭祀神祇、取悦神灵并与神沟通，自然也就成为恰当的手段和方式。奥林匹亚竞技赛会就是祭祀礼仪的一种，古希腊同时并存的4大竞技运动会，且无一例外都是为祭祀神祇而设，4大竞技盛会之外，还有专为祭祀女神赫拉而设的赫拉运动会（仅女人参加）。从希腊人的价值观念上考虑，“竞赛是一种激发和展示人类‘阿瑞忒精神的手段，同时这也是一种对神的有价值的奉献”[4]。参加奥林匹亚公祭竞技的运动员，往往宣誓以宙斯神的名义进行比赛。对神的顶礼膜拜，城邦公民为此展现“或舍生命、或得桂冠”的竞技精神。
可见，古希腊竞技中的身体始终为灵魂主导，凌驾于桂冠之上的是神，是对神的膜拜，桂冠下的身体只能以悖论的形式出场，如柏拉图猛烈的抨击：“竞技者沉湎在人为的生活中一步也不能超越，为增加体重猛吃猛喝，为夺标而长期忙于训练，结果变得无教养、无头脑。”[5]当时的哲学家色诺芬[6]也公开指出：“给予奥林匹克优胜者很高的荣誉是一种毫无根据的习俗，智慧要比人和马的体力更优良。”在古希腊，竞技是唯灵主义的，低级的神祗创造人类灵魂的无理性部分，对神的尊崇是竞技法则和秩序的基质，精神是真正的实在，身体属于第2位，即呆滞、无理性、不驯服的奴隶，它只是偶尔打上精神的印记。
经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哲学和科学逐渐压倒神学，理性压倒信仰。尼采从身体角度重新审视一切，他认为身体和生命没有根本差异，二者都有着积极、自我升腾的力量。在《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中，他借智者的话说要让生命健康，上帝只能死去。身体取代主体，中世纪全面凋零的竞技运动开始复苏[7]。竞技中的身体逐渐走出神学的禁锢，并获得短暂的赞美。但此时身体并没有找到恰如其分的位置，也没有获得长久的关注。哈维血液循环系统的发现，推动身体理解的科学革命和现代竞技体系的形成。培根将知识看成是力量，这种力量敢于超越自然，也在蔑视社会，并动摇了竞技体育本应有的身体本体论位置。科学、技术促进运动水平的快速提高，甚至统领了竞技运动的发展走势。提高人体的基因改造技术、有别于传统训练的理念及其器材和装备、提高人体运动能力的生化制剂等新技术的不断运用，决定竞赛的名次，决定多高、多快、多强。在一次次科技革命的推波助澜下，各种高新技术成果在体育领域中的广泛应用，并以其势不可挡的渗透力和影响力成为运动员争金夺银的“法宝”。运动成绩是生物工程的产物，身体成为比赛的机器。
在充分肯定科技对运动水平提高的伟大功绩时，人们也开始注意到不加约束和控制的科技应用所带来的这种“喧宾夺主”，将动摇运动员作为竞技运动的主体性[8]。兴奋剂等违禁药物的使用、基因技术的运用、高强度的训练等，致使运动员身体损伤、致残，运动员猝死事件频发，身体、生命、健康受到严峻挑战。因此，现代竞技中身体摆脱宗教的压制，但并没有获得激情洋溢的自我解放和身体自主话语权，而是不断受到知识的诘难，受到科技摆布。人的身体成为加工材料，可以被任意改造，并且这种状况随着现代高科技发展而愈演愈烈。
2）由“英雄主义”到“集体主义”的身体。
古希腊人以体魄健美为荣，很早就有裸体竞技习俗，运动员裸体参加训练和比赛，为的是一览无余地展示充满生命活动的健、力、美，展示个人的英姿[9]。最初的泛希腊竞技会对优胜者不给予物质奖励，褒奖只是用树枝编成代表荣誉的桂冠。奥林匹亚竞技会是橄榄枝冠，尼米亚运动会和地峡运动会是芹松枝冠，德尔菲运动会是月桂枝冠。虽然胜利者仅赢得一顶用树枝编成的帽子，但他们却被视为英雄而塑像纪念，是一种对英雄主义的彰显。
但随着各城邦之间战事频繁，泛希腊竞技会变成城邦实力的象征。奥林匹亚竞技会是赐公民为母邦争得荣誉和地位的重要表现机会，故此，希腊诸城邦，尤其是声名显赫的城邦，特别热衷选派运动员参加奥林匹亚竞技会，并借助其个人的竞赛佳绩彰显城邦的强大[10]。竞技比赛成为城邦时代的传统政治话语，身体成为背负国家利益的机器。抽象的国家权力通过对身体支配与控制获得具体利益，使“我的身体”转化为“国家的身体”，从而解构身体的主体性。竞技的身体背负国家利益、政治诱因，成为承载神圣政治使命的机器。
3）由“隐匿”到“外化”的身体。
身体是在历史、社会、文化中建构起来的，对于人化的世界而言，往往社会身体制约着人们感受物质身体的方式，即身体价值往往由外在性决定，人所要展示出来的意义，通常被铭刻在身体的外部。健康、理性、仁爱等因素在身体不可见的内部，权与利、功与名等世俗的评判标准，显现在身体可见性的外部。
竞技获胜者能够受到英雄般崇拜，也得到金钱、名誉、地位的补偿，对身体外在价值强烈追求成为竞技者的目标。为获取名利就要获得胜利。为利益和成绩，不惜采取损害运动员权益的训练方式和行为，例如部分教练为运动员出成绩，让其服用兴奋剂；为挑战极限潜能而采取超负荷，甚至是非人道的训练手段。不久的将来也许会出现是要金牌还是要命的情况[11]。身体的劳作带来的不是心灵的救赎和健康的状况，只是炫耀身体的外在表现。违禁药物的使用、超负荷的训练、密集的比赛等都无情摧残着人的肉体生命。身体是通往生活中一切美好事物的通行证。健康、身心和谐是维护身体，保持人生幸福的前提。忽视身体的直接后果就是降低自己作为个体的可接受性，也是个体不够自重，甚至道德失败的标志。
2 作为竞技运动异化载体的身体
异化作为哲学和社会学概念，它所反映的实质内容，不同历史时期的学者有不同的解释。尼采从唯意志论出发，把人的异化归结为放弃生存的意志。存在主义者从唯我主义出发，把异化及其克服归结为人的自我选择。新弗洛伊德主义者E·弗罗姆，从感觉论的主观唯主义出发，把异化说成是人的一种体验方式[12]。
在体育领域，竞技运动的异化与身体变迁相伴相生。身体作为话语符号，在自然、社会、文化中建构。对竞技活动而言，竞技受身体的权利意志锻造和不断锤炼，竞技离不开身体。但现代社会却只在价值和信念的层面关注竞技的意义，竞技的身体与一系列物质价值错综复杂的融合，在其压抑的阴影下虚拟存在。竞技运动异化下的身体，或受功利诱惑，或受权利干预，身体的主体性地位开始动摇，因而身体在竞技运动异化过程中开始被客体对象所控制[13]。作为代表奥林匹克精神相互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精神的竞技运动，时常会有为争夺奖牌而出现的兴奋剂丑闻，而且由于训练不科学等原因造成运动员身体伤害的事例更是稀松平常。
竞技运动是以身体竞争方式进行的对抗性活动，是人类最直接、最本质、最强烈的生命表现形式。身体的力量和精神创造了竞技，在身体激发下，竞技得到长足发展。但是在竞技运动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却一直与对身体的漠视、政治干预和经济使用紧密相联。尤其是近代以来，随着人们对于竞技运动政治目的需求的狂热，竞技者的身体开始由具象“个体”转变为抽象“集体”，竞技运动的身体不仅向权力屈服，还向资本、媒体等献媚。于是，赛场成了国家利益、民族精神、功利主义的竞技场，竞技的身体成为了普遍性、功利性精神所“借用”的躯壳，成为精神性而非肉身的主体。
1960年东京奥运会马拉松比赛的金牌得主丹谷幸吉，由于难以实现国民的期望，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在“无视人性的期待”中，写下“我再也跑不动了”的遗书后，便永远地告别了人间。这种竞技异化带来的身体由“个人英雄主义”向“集体主义”的变迁，几乎泯灭个体的人性，在一次次全民运动和狂欢中，嘶哑着呼喊竞技运动身体的回归显然已经无济于事。如福柯[14]所言，政治大规模的包围着身体，身体进入“知识控制与权利干预的领域”。“权力关系总是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而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身不由己”被权力、资本和媒体“绑架”的奥运冠军刘翔的“铩羽而归”更是宣告了竞技运动身体“自由意志”的破产。竞技中的身体已经被人化的东西污染，所以造成了竞技运动精神化，竞技身体工具化的现状，亟需我们重新构建现代竞技运动的身体。
3 作为现代竞技运动重构的身体
在竞技运动身体的不断变迁过程中，人类所拥有的具象身体，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发生着变化，人们对于我们的身体也有着不同层面的认识。从古希腊身体运动的狂热，到中世纪神学的禁欲修行，身体是表象、物质性的，对神的尊崇是竞技法则和秩序的基质，身体则是居于次位。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后，随着哲学和科学逐渐压倒神学，理性压倒信仰，文化的身体或者说身体的人文关怀开始凸显，竞技运动也开始由“娱神”向“娱己”转变，现代竞技运动项目在世界各地贵族和平民生活中孕育发展，并形成了现代运动项目的雏形。
后来随着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复兴，以相互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精神的现代奥林匹克主义引爆了竞技运动观赏的盛宴，竞技运动开始普及并快速发展，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权力、资本等在竞技运动中开始介入，以至于奥运会成为国家意志和民族情绪表达的场所，奥运金牌成为了国家的荣誉与尊严[15]。与此同时，铺天盖地的商业广告为竞技运动开展铺平道路，也使得竞技运动开始由生活化向功利化发展，身体也开始由生活娱乐的载体，变迁为资本竞争的工具。但实际上，个体只需要竞技运动给身体带来健康、快乐和幸福感，而群体力量才需要竞技的身体，所裹挟的权力意志和资本炒作。
当谈论“身体”的时候，它首先是“人的身体”，是生理性、器质性的，具有血肉属性的实体，同时也是欲望化的包含快感和痛感的个体。也就是说，我们现代社会所需要的身体，应当包括物质的身体和文化的身体两个部分。社会身体首先是物质身体。竞技是人体的运动，一切都应当以生物学与生理学为前提。竞技技术在于使身体适应它的使用，同时施加于肉体的权力不应该是一种所有权，而应被视为一种战略，其支配效应不应归因于主导，而应该归因于调度、策略、技术、运作。应当具有科学性的技术和话语，以及人道主义的道德主张。身体与竞技，在互为体现、互为塑造的关系中成长。
梅洛·庞蒂[16]曾论说关于“技术是身体延伸”的观点。以拐杖为例，盲人或病人的身体通过拐杖而获得延伸，成为身体的一部分。对于盲人或病人而言，这二者已经合而为一。身体是一种物质性和象征性产物，既是自然产物又是文化产物。莫斯指出：“身体是作为知识或话语的对象而被建构”，而且因为在其具体实践和行为中它总受到文化的熏陶[17]。古奥运会优胜者的奖品都是由神的化身、奥运会的主教祭司所颁发，作为奖品的橄榄枝编成的花冠，则是从宙斯神殿后的“神圣橄榄林”采摘。橄榄枝承载古希腊奥运冠军全部荣誉。现代竞技运动的升旗仪式同样具有文化教导功能，文化赋予身体无限的力量，也深刻体现现代竞技提倡的教育功能。文化把社会身体和物质身体联系在一起，并在文化给事件和过程赋予意义的领域中贯穿起来。使竞技的身体体现为身体[盲]——文化[拐杖]——世界[道路]的理想路径。身体的力量和意志创造了竞技，在身体的激发下，竞技运动成为文化产品，在文化产品的熏陶中，身体成为快乐的载体。但必须强调的是，身体不是文化形式的客体，实际上是文化的主体，是其存在的理由。
因而研究和了解竞技运动中的人性，对掌控竞技运动异化有着积极的方法论意义。通过全方位人性教育、倡导积极进取的人性、淡化人的功利性、遏制人的贪婪性、充分利用社会性等举措，能够有利于参与竞技运动者形成积极向上的人性，进而减弱竞技运动的异化，最终实现竞技运动和人的全面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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