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2.0时代硅谷如何驯化美国新闻业
李彪 喻国明
摘要：论文在考察美国新闻业新变化的基础上，认为其已由专业主义主导的时代转向技术主义主导的2.0时代，信息分发、信息生产、广告资源控制、数据资源和用户控制乃至整个新闻业的异化等方面，都可以发现新技术公司对美国新闻的主导与改造。
关键词：平台资本主义；新闻专业主义；技术主义；数据控制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8）03-0166-005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2017年调查结果显示，67%的美国成年人会通过社交媒体获取新闻，18%会频繁这样做。超过三分之二的用户通过Facebook社交网络来阅读新闻或新闻标题，而这一数据在2013年底只有47%。[1]新技术平台公司掌握了新闻的分发渠道，并间接控制了新闻消费环节，成为美国民众获取新闻信息的“最后一公里”。这一改变对美国传统新闻业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技术正超过专业主义成为主导美国新闻业的基本逻辑。
一、社交媒体时代的美国新闻业：
从专业主义到技术主义
纵观美国新闻业的发展脉络，其背后的参与主体、新闻业生产链与业态话语体系的演变可以大致划分为新闻1.0时代和新闻2.0时代。
（一）专业主义主导下的美国新闻业1.0时代
新闻专业主义并不是新闻业与生俱来的，也不是新闻业永恒的规则与操守。新闻专业主义的起源和演化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新闻作为一种行业甫一出现，更多是政治的附庸，这一时期又被稱为“政党报纸”时期。1833年本杰明·戴创办纽约《太阳报》开创了现代报业的运营模式——用发行来补贴新闻生产。经济收入的提升，报纸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依附政治而生存的境况，一些报纸开始提出独立、客观、公正等新闻报道的原则。19世纪下半叶，随着美国商品经济的高速发展，新闻业的经济收益得到了有效保障。同时，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美国社会各种弊端不断呈现，1900年前后出现了近代美国史上著名的“扒粪运动”（又称“揭丑运动”），这种黑幕揭露报道后来演变为调查性报道，新闻专业主义逐步兴起。20世纪中期，由美国民主政体、实证科学原则和公民意愿的强烈催生，专业主义成为诠释和评判新闻事业的主导话语。[2]因此，20世纪上半叶新闻界有了“看门狗”、“无冕之王”和“第四权力”等称谓。
（二）技术主义主导下的美国新闻业2.0时代
新技术平台公司通过控制分发环节向上逆序影响新闻生产系统，向下影响新闻消费，整个新闻业越来按照技术逻辑（工业主义逻辑）进行生产、分发与消费。尤其在新闻分发环节，从以往主要由新闻机构的编辑“把关”和人工筛选推送的方式转变为算法主导、人工编辑与热门推荐为辅的多元新闻分发模式。目前全球最有影响力、最具争议的算法推送就是Facebook的动态消息（news feed），每当打开 Facebook，其设定的算法就会自动扫描并收集过去一周用户每一位朋友、用户关注过的每一个人、用户所属的每一个社群发表过的东西，还有用户点赞过的每一个 Facebook页面。这种算法的病毒式传播能力颠覆了整个新闻媒体业，既在短时间内塑造了像BuzzFeed和Vox这些技术新贵，又让许多新闻百年老店慢慢凋零下去。Facebook 的动态消息算法塑造的不仅是能看到什么和如何保持接触，还包括如何讲故事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Facebook的动态消息算法调整一下就能让人们快乐或忧伤，它既能向人们展示新的有挑战性的想法，也能把人们禁锢在泡沫化的意识形态之中。
（三）美国新闻业演变背后的基本规律
1. 经济独立是新闻专业主义的前提和基础
没有经济的独立，新闻专业主义是镜中花水中月。西方新闻业近年来虚假报道与原生广告泛滥的根本原因就是经济独立地位的丧失，鲁迅曾在《娜拉走后怎样》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即娜拉作为一个女性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无法养活自己，娜拉出走后的命运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同样，缺乏有效的盈利模式和捉襟见肘的经济回报，使得美国新闻媒体坚守一百多年的新闻专业主义越来被现实冲击得支离破碎，持续的新闻业股价低迷，也使得新闻业逐步成为华尔街的“鸡肋”。
2.算法推送本质上是一种技术遮蔽
算法虽然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新闻数量与信息选择，但在技术决定论的角度，算法也存在天然的缺陷，是对人们准确客观认识真实世界的遮蔽。因此，Facebook动态消息过于强大的影响力已经招致了一连串的质疑，很多批评家认为它给人强加了自己的意志，就好像某种神秘形式的智慧，在全世界范围扩散，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Facebook等硅谷巨头不断通过机器学习算法引导（诱导）人们做出决策，这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就连霍金都发出警告说人工智能会对人类的社会认知构成威胁。在一般人看来，算法已成为神秘而强大的实体，象征着技术和现代性所满足我们的每一种渴望以及威胁我们所珍视价值的手段。
二、遮蔽与控制：美国新闻业主导权的争夺
从美国新闻业近年来的商业实践看，新闻机构的数字化转型与媒体融合的成效并不理想，印刷发行收入继续不断下滑，新技术将新闻业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广告资源不断“转移”到以Google、Facebook为代表的新技术平台公司。以往新闻业专业门槛高、生产成本高的闭合传播系统被彻底打破，一对多的立体化垂直传播模式被新技术平台的定制化个性推送冲击得七零八落。Facebook等技术新贵开始“接管”整个美国新闻业并确保新闻生产—分发是在它们的意志下进行，传统新闻业态和话语表达体系被彻底颠覆。这些新技术公司通过控制信息分发渠道和受众资源，让传统新闻业 “心甘情愿”地为其生产新闻，成为其注意力资源变现过程中的一个环节。
（一）新闻分发权：超级“把关人”
新技术公司通过算法推送成为了新闻“把关人”的“把关人”，决定着受众“看什么”、“看多少”。新技术平台成为了实实在在的“新闻编辑”，而传统新闻媒体则成为了“记者”，仅是众多提供新闻原材料的“爆料人”之一。当前全球有 40 多个影响力较大的社交媒体主导着新闻机构为他们生产新闻，并由他们分发到用户手中，世界新闻史上从来没有哪个新闻发行机构拥有过如此大的新闻消费影响力。
但这种依附式的新闻生产方式并没有给新闻机构带来任何实际收益，反而对其品牌价值有所消解，这种看似“自取灭亡”的新闻供给方式像“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一样困扰着新闻机构。新闻机构的品牌价值在技术平台上被最大限度地消解，信息受众关注的只是在哪个平台获得了新闻，而不关注新闻源来自哪里。在技术标签的设置上，新技术平台公司对新闻机构并没有通过有效的身份标签做区分，美国新闻研究所的“媒体洞察项目”（Media Insight Project，2017）发现在Facebook上，每 10 人中只有 2 人可以回忆起信息来源，分享者反而比传播者获得了更多信任。[3]
另外，新技术平台决定了传统新闻机构的业务流程和把关标准，甚至是整个行业的话语表达体系与游戏规则，新闻机构不得不按照新技术平台的要求进行内容生产，如人们会把脸书上的视频静音，新技术平台就会要求新闻机构在上传的视频上制作屏幕字幕（text-on-screen）。微观层面，新技术平台为了使得内容吸引更多的流量，要求媒体机构按照用户喜爱的方式对讲述的故事进行调整，这不可避免地会改变新闻本身的呈现方式和语调。在这种传导机制下，新闻机构的核心价值也会被新技术平台改变，甚至可能影响新闻机构更前端的信息选择与信息生产。如NewsWhip研究发现，多数热门内容的篇幅较短，集中在250～750字之间，2000字左右的长篇内容表现一般，因此媒体机构就改变以往调查性报道动辄上万字风格，短小的新闻报道大行其道。在此影响下，《纽约时报》新聞报道平均单幅的字数下降了24.3%。[4]甚至标题的写作和要素也受到新技术平台推送偏好的影响，传统新闻报道中的主副标题形式已经消失殆尽。这都是新技术平台公司对新闻业改造的表征。
（二）新闻消费权：“茧房化”与后真相
随着微信等社交平台越来越多占据用户时间，“圈子化”社交关系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圈层关系越来越固化现象，最终形成朋友圈是与自己取向一致的情况，这就是“茧房化”。“茧房化”的推送方式很容易造成民众获取信息的结构性缺陷，社交媒体所具有的回声室（Echo Chamber）效应和过滤气泡（Filter Bubble）效应会使得信息茧房化成为实体性的“社交茧房”。茧房内的同质性与茧房之间的异质性都被增强了，信息传播过程中真相有时变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情感和观点，后真相时代来临。新闻价值在后真相时代被解构，在新技术平台，流量为王，后真相时代的民众更注重感性刺激，而不注重事实真相本身。社交货币、情感宣泄成为追求的终极目标，因此，新闻价值在后真相时代被“祛魅”成夸大其词的标题、耸人听闻的故事情节、让人“解气”的情绪化观点，而不是新闻媒体所奉为圭臬的新闻专业主义。那些新闻业约定俗成的职业操守早就被新技术平台的算法所抛弃，成为传统新闻机构“敝帚自珍”的存在。
从技术底层架构来看，智能手机属于私有移动网络和私密媒体，传统PC端开放的自由网络越来越封闭化，传统开放式的新闻生产模式也越来越被整合到私人信息消费的空间中。在信息消费环节，Facebook 已经做了一系列实验，其中包括通过控制信息流展现的内容来控制用户的情绪和想法，以及预测用户未来可能做出的决定，比如预测分手、建立新恋情等。
（三）广告资源控制权：平台宰制与技术屏蔽
新闻2.0时代，广告主不再需要销售员来谈判和购买广告，他们通过了解消费者人口统计特征，更有针对性地投放广告。脸书还拥有19亿用户的生活和行为数据，用户的脸书账号比浏览器缓存能更有效地跟踪用户行为。利用这些数据，广告主可以针对特定用户群，将广告直接插入“动态消息”中。2014年，脸书已经占据了移动广告最大市场份额。
信息分发权的丢失使传统新闻业的资金状况雪上加霜，他们丧失了包括广告资源、话语权和独立立场等大多数权力。虽然传统媒体机构可以自由地在技术平台上发布新闻，但究竟哪些内容会被推送、推送给什么样的受众，都由新技术平台的算法决定。《纽约时报》社交媒体编辑辛西娅·柯林斯（Cynthia Collins）认为“为了能被受众读到，我们实在让渡了太多控制权”[5]。以往的媒体机构有明确的盈利模式，通过广告收入补贴昂贵的新闻生产环节，但依附于新技术平台的新闻生产明显比以前的货币回报率低，更不可预期。新技术将掌握在新闻媒体的广告权力彻底归还了广告主。
新技术平台公司不仅进行平台宰制，还对可能流向新闻机构的广告资源进行技术屏蔽。如谷歌Chrome浏览器自动加入广告屏蔽工具，可以避免用户使用第三方拦截广告工具时，屏蔽掉自己的广告和追踪技术。广告拦截技术彻底断了新闻媒体进行商业化转型的最后尝试，沦为整个分工明确的工业化信息生产的内容提供者，这使得“原生广告”成为算法推送环境中对大多数新闻媒体唯一适用的广告样式。一家杂志的出版商表示：“平台公司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变现过程，允许我们在平台上做品牌和本地内容符合他们的利益……他们真的可以一夜之间改变整个行业。”[6]
（四）数据控制权：数据遮蔽与数据占有
新技术平台不透明的算法推送正在逐渐取代人类自己，决定着人们阅读的文章、观点和意见，以及获得的反馈。这相当于在传统新闻获取的基础上加了一层技术遮蔽，这个遮蔽体现在新技术平台就是对数据资源的控制。
大数据时代数据成为一种资源、媒介与关系，掌握数据的新技术平台公司成为整个社会的“数据中枢”。新技术平台公司对数据的控制使得媒体机构失去了了解受众真实想法与需求的能力。正如一位焦虑的发行执行官所言：“他们比我们更了解我们的读者，而且能以我们无法做到的方式将其卖给广告客户。”[7]数十亿的活跃用户在新技术平台上留下了数字痕迹，如使用Facebook的用户，无论登陆自己的账号与否，其在网站上的一切行为都被记录下来，Facebook会利用这些数据进行兴趣图谱和社会兴趣偏好的数据挖掘和精准定位，然后与广告商进行自动配对处理，一个个精准的广告便会轻松地推送到潜在需求用户的视域内。
由于自动化技术不透明性，数据只掌握在新技术平台手中，因此，新闻机构没有获取、二次开发的权限。新闻机构是算法的重要生产者，却不掌握着这些数据，完全沦为整个工业化信息生产的“失权者”。媒体逐渐意识到数据对于他们未来成败的重要性，根据路透新闻研究所的调查，62%的媒体人表示，提升自身数据容量是他们新一年最重要的目标；58%的媒体人表示，注册用户的数据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7]2018年初，Facebook被爆料5000万用户的信息数据遭剑桥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获取和利用，并涉嫌影响美国等多国的选举，以及英国脱欧公投、2017年肯尼亚的选举等，多个国家已经对此事进行调查，社交媒体上也发起了“删除脸书”运动。但是，在强大的算法面前，这些都显得力不从心，以Facebook为例，脸书已为20 亿人构建了细粒度的心理学档案，并进行了大规模的行为控制实验，力图把个人的数字信息用作心理控制的手段。
（五）社会改造权：数字驯化与社会异化
在“流量就是王道”的信息推送氛围下，流量的原始动力和广告变现动机，促使新闻机构放弃以往客观中立的原则，“屈身”去制作病毒式和点击诱饵式内容。BuzzFeed 生产了出色的新闻作品，但真正驱动其收入增长的是那些病毒式内容，许多新闻机构已经开始模仿BuzzFeed 的一些做法。新技术平台公司在完成对新闻业的改造后主要对网民进行数字驯化。正如美国传播学者博奇科夫斯基（Pablo Boczkowski）2017年指出的，由于新技术平台强大的中介作用，以90后为代表的年轻一代和“新闻”的关系已经发生质变：不再保持与中老年世代相似的新闻阅读习惯，而是转变成一种与“新闻”不期而遇的关系，碰上了就知道一些，没碰上就算了，“新闻”至多只是他们闲暇时间浸淫在社交网络当中的附属活动。科夫斯基将这种现象称为“不期而遇的新闻”（incidental news）[8]。对于被社交平台“数字驯化”的年轻一代来说，碎片化的信息剥夺了他们对客观世界的整体认识和深刻理解的机会，这种现象容易使年轻一代欠缺对当下与历史的关照，甚至失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兴趣。“不期而遇的新闻”不仅改变了年轻一代的新闻阅读方式，还决定了他们看到的政治观点和社会意见，长此以往，也会对用户的政治理念和世界观有相当大的影响。
新技术平台公司掌握网民观察和认识客观世界的“出口”，相较于新闻业1.0时代，这个“望远镜”的口径和倍率有所改变，但依然是观察外部世界的技术遮蔽，势必带有技术和平台的烙印。根据李普曼“拟态环境”的概念，新技术平台为我们重新构建了一个新的“拟态环境”或“媒介假环境”，民众的决策不是架构在客观世界基础之上的，而是建构在新技术平台塑造的拟态环境投射到人类大脑中又形成的“主观世界”之上的。如果说新闻业作为一门生意，以往是由华尔街的股市所主导，那么在新媒体时代，美国新闻业已被硅谷的“技术新贵”们所“收编”与“改造”，成为“流量生意”上的一个附庸产业。
三、解蔽与再遮蔽：隐匿技术主义背后的
平台资本主义
技术带来的赋权并没有给整个社会带来均衡赋权。谷歌、脸书和亚马逊等技术平台公司已经具有不可撼动的经济地位，并掌控着大数据时代最重要的资源——数据资源。这些公司都是上市公司，追求商业利益最大化是其存在的核心目标，技术逻辑背后是资本的动力，技术与资本“合谋”生成了一种全新的资本主义形态，即平台资本主义（Platform Capitalism）。这是一种新的数字经济流通形式，包括社交媒体、网络市场、众筹和“共享经济”等表现形式。[9]平台资本主义是資本裹挟信息技术社会的结果，而技术是平台资本主义获得支配社会权力的基础。[10]另外，平台必须由足够多的用户才能形成规模效应，实现范围经济。因此平台资本主义的本质属性就是依赖网络效应控制足够多的用户及用户数据，用户越多，它们就越能渗透进用户的生活。平台的用户思维从这个意义上说就是一种典型的垄断逻辑，最终的诉求是希望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赢家通吃的市场。扩张性与垄断性是平台资本主义的两个基本属性。这些与互联网的开放、去中心化的初衷都是背道而驰的。
平台资本主义的形成是平台公司对数据与社交关系的逐步私有化与商业化的过程。新技术平台公司的“信息”、“数据”、“关系”资源在互联网资源的社会化配置中越来越集中化，构建了传播的新景观，[11]长期下去，这种传播结构必然造就新的权力结构，导致以平台垄断为特征的新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12]纽曼尔·卡斯特认为未来的世界不再以“南北”为分割标准，而是形成了一个以“第一世界”（或“第四世界”）为控制全球体系主导逻辑的网络社会，在网络社会之外的大多数将沉落在财富与权力渠道被关闭的“黑洞”中。[13]新技术平台重构了网络社会，与支配利益无关的人与物，都将被纳入平台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但与此同时，平台权力的垄断与排他性质却并没有改变。[12]正如谷歌大脑研究员 Fran？觭ois Chollet所说：“我们共同养大的这个怪兽，最终会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吃掉。”[14]
四、结 语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资本主义规制下的美国新闻业是多种复合力量的“政治背推图”，表征是技术主义主导，其主旋律依然是体现资本意志。从表面来看，是硅谷的技术新贵们按照自己的意志重构了美国新闻业，实质上，硅谷背后依然是华尔街的资本驱动，只是华尔街更换了“代理人” 而已。一直以来关注的算法背后是不可忽略的资本逻辑，并且随着平台资本主义越来越成为重要的全球经济形态，了解它们的运作变得更加重要。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挑战是应对以数据为中心的发展趋势，低估或忽视新技术平台对新闻业主导的后果只会“落入”它们以技术之名设定的立场。
参考文献：
[1]网易新闻学院.全球传媒学者在关注哪些前沿课题？看这十篇论文就够[EB/OL].2018-01-12/.
[2]吴果中.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历史衍变及其现实悖论[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6）：76.
[3]The Media Insight Project. “Who shared it？”： How Americans decide what news to trust on social media[EB/OL].http：//www.mediainsight.org/PDFs/Trust%20Social%20Media%20Experiments%202017/MediaInsight_Social%20Media%20Final.
[4]网易新闻学院.手机看新闻，多长篇幅的内容人们更喜欢？[EB/OL]. 2018-01-12.
[5]骆世查，译.硅谷如何重塑新闻业——哥大新闻学院Tow数字新闻中心“平台新闻业”报告[J].新闻记者，2017，（7）：34-44.
[6]IT之家.多国要求调查Facebook， 德媒：退出欧洲 or 接受监管[EB/OL].2018-03-02.
[7]网易新闻学院.2018年传媒业风向如何？全球194位资深媒体人这样看[EB/OL].2018-01-22.
[8]罗世宏.你所知道的脸书之恶，还不够多[EB/OL].http：//dajia.qq.com/original/category/lshh180326.html，2018-03-17.
[9]梁超，保罗·蘭利.平台资本主义：数字经济流通的中介化和资本化[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11）：130-132.
[10]霍克海默. 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08.
[11]蒋晓丽，杨珊.大数据时代媒介技术的伦理问责[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6，37（07）：146.
[12]蔡润芳.平台资本主义的垄断与剥削逻辑——论游戏产业的“平台化”与玩工的“劳动化”[J].新闻界，2018，（2）：73-81.
[13]曼纽尔·卡斯特.千年终结[M].夏铸九，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434.
[14]Fran？觭ois Chollet.Facebook事件背后：AI 已经控制着我们，但它本应成为我们的助力[EB/OL]. 2018-03-11.
（责任编辑 焦德武）技术文
摘要：论文在考察美国新闻业新变化的基础上，认为其已由专业主义主导的时代转向技术主义主导的2.0时代，信息分发、信息生产、广告资源控制、数据资源和用户控制乃至整个新闻业的异化等方面，都可以发现新技术公司对美国新闻的主导与改造。
关键词：平台资本主义；新闻专业主义；技术主义；数据控制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8）03-0166-005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2017年调查结果显示，67%的美国成年人会通过社交媒体获取新闻，18%会频繁这样做。超过三分之二的用户通过Facebook社交网络来阅读新闻或新闻标题，而这一数据在2013年底只有47%。[1]新技术平台公司掌握了新闻的分发渠道，并间接控制了新闻消费环节，成为美国民众获取新闻信息的“最后一公里”。这一改变对美国传统新闻业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技术正超过专业主义成为主导美国新闻业的基本逻辑。
一、社交媒体时代的美国新闻业：
从专业主义到技术主义
纵观美国新闻业的发展脉络，其背后的参与主体、新闻业生产链与业态话语体系的演变可以大致划分为新闻1.0时代和新闻2.0时代。
（一）专业主义主导下的美国新闻业1.0时代
新闻专业主义并不是新闻业与生俱来的，也不是新闻业永恒的规则与操守。新闻专业主义的起源和演化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新闻作为一种行业甫一出现，更多是政治的附庸，这一时期又被稱为“政党报纸”时期。1833年本杰明·戴创办纽约《太阳报》开创了现代报业的运营模式——用发行来补贴新闻生产。经济收入的提升，报纸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依附政治而生存的境况，一些报纸开始提出独立、客观、公正等新闻报道的原则。19世纪下半叶，随着美国商品经济的高速发展，新闻业的经济收益得到了有效保障。同时，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美国社会各种弊端不断呈现，1900年前后出现了近代美国史上著名的“扒粪运动”（又称“揭丑运动”），这种黑幕揭露报道后来演变为调查性报道，新闻专业主义逐步兴起。20世纪中期，由美国民主政体、实证科学原则和公民意愿的强烈催生，专业主义成为诠释和评判新闻事业的主导话语。[2]因此，20世纪上半叶新闻界有了“看门狗”、“无冕之王”和“第四权力”等称谓。
（二）技术主义主导下的美国新闻业2.0时代
新技术平台公司通过控制分发环节向上逆序影响新闻生产系统，向下影响新闻消费，整个新闻业越来按照技术逻辑（工业主义逻辑）进行生产、分发与消费。尤其在新闻分发环节，从以往主要由新闻机构的编辑“把关”和人工筛选推送的方式转变为算法主导、人工编辑与热门推荐为辅的多元新闻分发模式。目前全球最有影响力、最具争议的算法推送就是Facebook的动态消息（news feed），每当打开 Facebook，其设定的算法就会自动扫描并收集过去一周用户每一位朋友、用户关注过的每一个人、用户所属的每一个社群发表过的东西，还有用户点赞过的每一个 Facebook页面。这种算法的病毒式传播能力颠覆了整个新闻媒体业，既在短时间内塑造了像BuzzFeed和Vox这些技术新贵，又让许多新闻百年老店慢慢凋零下去。Facebook 的动态消息算法塑造的不仅是能看到什么和如何保持接触，还包括如何讲故事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Facebook的动态消息算法调整一下就能让人们快乐或忧伤，它既能向人们展示新的有挑战性的想法，也能把人们禁锢在泡沫化的意识形态之中。
（三）美国新闻业演变背后的基本规律
1. 经济独立是新闻专业主义的前提和基础
没有经济的独立，新闻专业主义是镜中花水中月。西方新闻业近年来虚假报道与原生广告泛滥的根本原因就是经济独立地位的丧失，鲁迅曾在《娜拉走后怎样》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即娜拉作为一个女性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无法养活自己，娜拉出走后的命运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同样，缺乏有效的盈利模式和捉襟见肘的经济回报，使得美国新闻媒体坚守一百多年的新闻专业主义越来被现实冲击得支离破碎，持续的新闻业股价低迷，也使得新闻业逐步成为华尔街的“鸡肋”。
2.算法推送本质上是一种技术遮蔽
算法虽然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新闻数量与信息选择，但在技术决定论的角度，算法也存在天然的缺陷，是对人们准确客观认识真实世界的遮蔽。因此，Facebook动态消息过于强大的影响力已经招致了一连串的质疑，很多批评家认为它给人强加了自己的意志，就好像某种神秘形式的智慧，在全世界范围扩散，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Facebook等硅谷巨头不断通过机器学习算法引导（诱导）人们做出决策，这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就连霍金都发出警告说人工智能会对人类的社会认知构成威胁。在一般人看来，算法已成为神秘而强大的实体，象征着技术和现代性所满足我们的每一种渴望以及威胁我们所珍视价值的手段。
二、遮蔽与控制：美国新闻业主导权的争夺
从美国新闻业近年来的商业实践看，新闻机构的数字化转型与媒体融合的成效并不理想，印刷发行收入继续不断下滑，新技术将新闻业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广告资源不断“转移”到以Google、Facebook为代表的新技术平台公司。以往新闻业专业门槛高、生产成本高的闭合传播系统被彻底打破，一对多的立体化垂直传播模式被新技术平台的定制化个性推送冲击得七零八落。Facebook等技术新贵开始“接管”整个美国新闻业并确保新闻生产—分发是在它们的意志下进行，传统新闻业态和话语表达体系被彻底颠覆。这些新技术公司通过控制信息分发渠道和受众资源，让传统新闻业 “心甘情愿”地为其生产新闻，成为其注意力资源变现过程中的一个环节。
（一）新闻分发权：超级“把关人”
新技术公司通过算法推送成为了新闻“把关人”的“把关人”，决定着受众“看什么”、“看多少”。新技术平台成为了实实在在的“新闻编辑”，而传统新闻媒体则成为了“记者”，仅是众多提供新闻原材料的“爆料人”之一。当前全球有 40 多个影响力较大的社交媒体主导着新闻机构为他们生产新闻，并由他们分发到用户手中，世界新闻史上从来没有哪个新闻发行机构拥有过如此大的新闻消费影响力。
但这种依附式的新闻生产方式并没有给新闻机构带来任何实际收益，反而对其品牌价值有所消解，这种看似“自取灭亡”的新闻供给方式像“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一样困扰着新闻机构。新闻机构的品牌价值在技术平台上被最大限度地消解，信息受众关注的只是在哪个平台获得了新闻，而不关注新闻源来自哪里。在技术标签的设置上，新技术平台公司对新闻机构并没有通过有效的身份标签做区分，美国新闻研究所的“媒体洞察项目”（Media Insight Project，2017）发现在Facebook上，每 10 人中只有 2 人可以回忆起信息来源，分享者反而比传播者获得了更多信任。[3]
另外，新技术平台决定了传统新闻机构的业务流程和把关标准，甚至是整个行业的话语表达体系与游戏规则，新闻机构不得不按照新技术平台的要求进行内容生产，如人们会把脸书上的视频静音，新技术平台就会要求新闻机构在上传的视频上制作屏幕字幕（text-on-screen）。微观层面，新技术平台为了使得内容吸引更多的流量，要求媒体机构按照用户喜爱的方式对讲述的故事进行调整，这不可避免地会改变新闻本身的呈现方式和语调。在这种传导机制下，新闻机构的核心价值也会被新技术平台改变，甚至可能影响新闻机构更前端的信息选择与信息生产。如NewsWhip研究发现，多数热门内容的篇幅较短，集中在250～750字之间，2000字左右的长篇内容表现一般，因此媒体机构就改变以往调查性报道动辄上万字风格，短小的新闻报道大行其道。在此影响下，《纽约时报》新聞报道平均单幅的字数下降了24.3%。[4]甚至标题的写作和要素也受到新技术平台推送偏好的影响，传统新闻报道中的主副标题形式已经消失殆尽。这都是新技术平台公司对新闻业改造的表征。
（二）新闻消费权：“茧房化”与后真相
随着微信等社交平台越来越多占据用户时间，“圈子化”社交关系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圈层关系越来越固化现象，最终形成朋友圈是与自己取向一致的情况，这就是“茧房化”。“茧房化”的推送方式很容易造成民众获取信息的结构性缺陷，社交媒体所具有的回声室（Echo Chamber）效应和过滤气泡（Filter Bubble）效应会使得信息茧房化成为实体性的“社交茧房”。茧房内的同质性与茧房之间的异质性都被增强了，信息传播过程中真相有时变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情感和观点，后真相时代来临。新闻价值在后真相时代被解构，在新技术平台，流量为王，后真相时代的民众更注重感性刺激，而不注重事实真相本身。社交货币、情感宣泄成为追求的终极目标，因此，新闻价值在后真相时代被“祛魅”成夸大其词的标题、耸人听闻的故事情节、让人“解气”的情绪化观点，而不是新闻媒体所奉为圭臬的新闻专业主义。那些新闻业约定俗成的职业操守早就被新技术平台的算法所抛弃，成为传统新闻机构“敝帚自珍”的存在。
从技术底层架构来看，智能手机属于私有移动网络和私密媒体，传统PC端开放的自由网络越来越封闭化，传统开放式的新闻生产模式也越来越被整合到私人信息消费的空间中。在信息消费环节，Facebook 已经做了一系列实验，其中包括通过控制信息流展现的内容来控制用户的情绪和想法，以及预测用户未来可能做出的决定，比如预测分手、建立新恋情等。
（三）广告资源控制权：平台宰制与技术屏蔽
新闻2.0时代，广告主不再需要销售员来谈判和购买广告，他们通过了解消费者人口统计特征，更有针对性地投放广告。脸书还拥有19亿用户的生活和行为数据，用户的脸书账号比浏览器缓存能更有效地跟踪用户行为。利用这些数据，广告主可以针对特定用户群，将广告直接插入“动态消息”中。2014年，脸书已经占据了移动广告最大市场份额。
信息分发权的丢失使传统新闻业的资金状况雪上加霜，他们丧失了包括广告资源、话语权和独立立场等大多数权力。虽然传统媒体机构可以自由地在技术平台上发布新闻，但究竟哪些内容会被推送、推送给什么样的受众，都由新技术平台的算法决定。《纽约时报》社交媒体编辑辛西娅·柯林斯（Cynthia Collins）认为“为了能被受众读到，我们实在让渡了太多控制权”[5]。以往的媒体机构有明确的盈利模式，通过广告收入补贴昂贵的新闻生产环节，但依附于新技术平台的新闻生产明显比以前的货币回报率低，更不可预期。新技术将掌握在新闻媒体的广告权力彻底归还了广告主。
新技术平台公司不仅进行平台宰制，还对可能流向新闻机构的广告资源进行技术屏蔽。如谷歌Chrome浏览器自动加入广告屏蔽工具，可以避免用户使用第三方拦截广告工具时，屏蔽掉自己的广告和追踪技术。广告拦截技术彻底断了新闻媒体进行商业化转型的最后尝试，沦为整个分工明确的工业化信息生产的内容提供者，这使得“原生广告”成为算法推送环境中对大多数新闻媒体唯一适用的广告样式。一家杂志的出版商表示：“平台公司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变现过程，允许我们在平台上做品牌和本地内容符合他们的利益……他们真的可以一夜之间改变整个行业。”[6]
（四）数据控制权：数据遮蔽与数据占有
新技术平台不透明的算法推送正在逐渐取代人类自己，决定着人们阅读的文章、观点和意见，以及获得的反馈。这相当于在传统新闻获取的基础上加了一层技术遮蔽，这个遮蔽体现在新技术平台就是对数据资源的控制。
大数据时代数据成为一种资源、媒介与关系，掌握数据的新技术平台公司成为整个社会的“数据中枢”。新技术平台公司对数据的控制使得媒体机构失去了了解受众真实想法与需求的能力。正如一位焦虑的发行执行官所言：“他们比我们更了解我们的读者，而且能以我们无法做到的方式将其卖给广告客户。”[7]数十亿的活跃用户在新技术平台上留下了数字痕迹，如使用Facebook的用户，无论登陆自己的账号与否，其在网站上的一切行为都被记录下来，Facebook会利用这些数据进行兴趣图谱和社会兴趣偏好的数据挖掘和精准定位，然后与广告商进行自动配对处理，一个个精准的广告便会轻松地推送到潜在需求用户的视域内。
由于自动化技术不透明性，数据只掌握在新技术平台手中，因此，新闻机构没有获取、二次开发的权限。新闻机构是算法的重要生产者，却不掌握着这些数据，完全沦为整个工业化信息生产的“失权者”。媒体逐渐意识到数据对于他们未来成败的重要性，根据路透新闻研究所的调查，62%的媒体人表示，提升自身数据容量是他们新一年最重要的目标；58%的媒体人表示，注册用户的数据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7]2018年初，Facebook被爆料5000万用户的信息数据遭剑桥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获取和利用，并涉嫌影响美国等多国的选举，以及英国脱欧公投、2017年肯尼亚的选举等，多个国家已经对此事进行调查，社交媒体上也发起了“删除脸书”运动。但是，在强大的算法面前，这些都显得力不从心，以Facebook为例，脸书已为20 亿人构建了细粒度的心理学档案，并进行了大规模的行为控制实验，力图把个人的数字信息用作心理控制的手段。
（五）社会改造权：数字驯化与社会异化
在“流量就是王道”的信息推送氛围下，流量的原始动力和广告变现动机，促使新闻机构放弃以往客观中立的原则，“屈身”去制作病毒式和点击诱饵式内容。BuzzFeed 生产了出色的新闻作品，但真正驱动其收入增长的是那些病毒式内容，许多新闻机构已经开始模仿BuzzFeed 的一些做法。新技术平台公司在完成对新闻业的改造后主要对网民进行数字驯化。正如美国传播学者博奇科夫斯基（Pablo Boczkowski）2017年指出的，由于新技术平台强大的中介作用，以90后为代表的年轻一代和“新闻”的关系已经发生质变：不再保持与中老年世代相似的新闻阅读习惯，而是转变成一种与“新闻”不期而遇的关系，碰上了就知道一些，没碰上就算了，“新闻”至多只是他们闲暇时间浸淫在社交网络当中的附属活动。科夫斯基将这种现象称为“不期而遇的新闻”（incidental news）[8]。对于被社交平台“数字驯化”的年轻一代来说，碎片化的信息剥夺了他们对客观世界的整体认识和深刻理解的机会，这种现象容易使年轻一代欠缺对当下与历史的关照，甚至失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兴趣。“不期而遇的新闻”不仅改变了年轻一代的新闻阅读方式，还决定了他们看到的政治观点和社会意见，长此以往，也会对用户的政治理念和世界观有相当大的影响。
新技术平台公司掌握网民观察和认识客观世界的“出口”，相较于新闻业1.0时代，这个“望远镜”的口径和倍率有所改变，但依然是观察外部世界的技术遮蔽，势必带有技术和平台的烙印。根据李普曼“拟态环境”的概念，新技术平台为我们重新构建了一个新的“拟态环境”或“媒介假环境”，民众的决策不是架构在客观世界基础之上的，而是建构在新技术平台塑造的拟态环境投射到人类大脑中又形成的“主观世界”之上的。如果说新闻业作为一门生意，以往是由华尔街的股市所主导，那么在新媒体时代，美国新闻业已被硅谷的“技术新贵”们所“收编”与“改造”，成为“流量生意”上的一个附庸产业。
三、解蔽与再遮蔽：隐匿技术主义背后的
平台资本主义
技术带来的赋权并没有给整个社会带来均衡赋权。谷歌、脸书和亚马逊等技术平台公司已经具有不可撼动的经济地位，并掌控着大数据时代最重要的资源——数据资源。这些公司都是上市公司，追求商业利益最大化是其存在的核心目标，技术逻辑背后是资本的动力，技术与资本“合谋”生成了一种全新的资本主义形态，即平台资本主义（Platform Capitalism）。这是一种新的数字经济流通形式，包括社交媒体、网络市场、众筹和“共享经济”等表现形式。[9]平台资本主义是資本裹挟信息技术社会的结果，而技术是平台资本主义获得支配社会权力的基础。[10]另外，平台必须由足够多的用户才能形成规模效应，实现范围经济。因此平台资本主义的本质属性就是依赖网络效应控制足够多的用户及用户数据，用户越多，它们就越能渗透进用户的生活。平台的用户思维从这个意义上说就是一种典型的垄断逻辑，最终的诉求是希望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赢家通吃的市场。扩张性与垄断性是平台资本主义的两个基本属性。这些与互联网的开放、去中心化的初衷都是背道而驰的。
平台资本主义的形成是平台公司对数据与社交关系的逐步私有化与商业化的过程。新技术平台公司的“信息”、“数据”、“关系”资源在互联网资源的社会化配置中越来越集中化，构建了传播的新景观，[11]长期下去，这种传播结构必然造就新的权力结构，导致以平台垄断为特征的新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12]纽曼尔·卡斯特认为未来的世界不再以“南北”为分割标准，而是形成了一个以“第一世界”（或“第四世界”）为控制全球体系主导逻辑的网络社会，在网络社会之外的大多数将沉落在财富与权力渠道被关闭的“黑洞”中。[13]新技术平台重构了网络社会，与支配利益无关的人与物，都将被纳入平台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但与此同时，平台权力的垄断与排他性质却并没有改变。[12]正如谷歌大脑研究员 Fran？觭ois Chollet所说：“我们共同养大的这个怪兽，最终会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吃掉。”[14]
四、结 语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资本主义规制下的美国新闻业是多种复合力量的“政治背推图”，表征是技术主义主导，其主旋律依然是体现资本意志。从表面来看，是硅谷的技术新贵们按照自己的意志重构了美国新闻业，实质上，硅谷背后依然是华尔街的资本驱动，只是华尔街更换了“代理人” 而已。一直以来关注的算法背后是不可忽略的资本逻辑，并且随着平台资本主义越来越成为重要的全球经济形态，了解它们的运作变得更加重要。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挑战是应对以数据为中心的发展趋势，低估或忽视新技术平台对新闻业主导的后果只会“落入”它们以技术之名设定的立场。
参考文献：
[1]网易新闻学院.全球传媒学者在关注哪些前沿课题？看这十篇论文就够[EB/OL].2018-01-12/.
[2]吴果中.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历史衍变及其现实悖论[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6）：76.
[3]The Media Insight Project. “Who shared it？”： How Americans decide what news to trust on social media[EB/OL].http：//www.mediainsight.org/PDFs/Trust%20Social%20Media%20Experiments%202017/MediaInsight_Social%20Media%20Final.
[4]网易新闻学院.手机看新闻，多长篇幅的内容人们更喜欢？[EB/OL]. 2018-01-12.
[5]骆世查，译.硅谷如何重塑新闻业——哥大新闻学院Tow数字新闻中心“平台新闻业”报告[J].新闻记者，2017，（7）：34-44.
[6]IT之家.多国要求调查Facebook， 德媒：退出欧洲 or 接受监管[EB/OL].2018-03-02.
[7]网易新闻学院.2018年传媒业风向如何？全球194位资深媒体人这样看[EB/OL].2018-01-22.
[8]罗世宏.你所知道的脸书之恶，还不够多[EB/OL].http：//dajia.qq.com/original/category/lshh180326.html，2018-03-17.
[9]梁超，保罗·蘭利.平台资本主义：数字经济流通的中介化和资本化[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11）：130-132.
[10]霍克海默. 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08.
[11]蒋晓丽，杨珊.大数据时代媒介技术的伦理问责[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6，37（07）：146.
[12]蔡润芳.平台资本主义的垄断与剥削逻辑——论游戏产业的“平台化”与玩工的“劳动化”[J].新闻界，2018，（2）：73-81.
[13]曼纽尔·卡斯特.千年终结[M].夏铸九，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434.
[14]Fran？觭ois Chollet.Facebook事件背后：AI 已经控制着我们，但它本应成为我们的助力[EB/OL]. 2018-03-11.
（责任编辑 焦德武）技术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