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广播理论的创新与实践
覃倩 覃信刚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和充实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赋予了中国特色广播丰富的内涵及时代特色；中国广播人与时俱进，在实践中探索，创造了符合中国国情的“自己走路”的广播理论，创造了中国广播的辉煌。
[关键词]改革开放 中国特色广播 理论创新 丰富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和充实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创造了引领中国特色广播发展的新闻理论，赋予中国特色广播丰富的内涵及时代特色；中国广播人勇立潮头，从实践到理论，提出了一系列符合中国特色广播发展的理念，并在火热的实践中检验完善，创造了广播的辉煌。新时代，广播发展理念、基础设施建设、广播覆盖人口、广播广告创收等方面的创新发展，为世界广播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一、中国特色广播的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始于1978年12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解决了三个重要问题：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重新确立了党的正确的组织路线。“从此，改革开放的浪潮开始在中国大地上涌动，并在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上极大地改变了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内容、社会价值观念、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显著的标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启航。广播也不例外，进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
（一）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和充实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赋予中国特色广播丰富内涵及时代特色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始终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忠实地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新闻思想和毛泽东新闻思想，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新闻思想，包括：1980年1月16日在《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提出的“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党的新闻事业应当坚持并维护四项基本原则，新闻工作应当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宣传上来，新闻工作要坚持改革，新闻工作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等，成为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中国特色广播的思想基础和行动指南。
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的最具代表性的新闻思想是“舆论导向观”，认为新闻工作是“党的生命的一部分”，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所系的工作”，明确强调了“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认为：新闻事业应当坚持为人民服務、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应当成为党、政府、人民的耳目喉舌；应当坚持党性原则，坚持政治家办报，坚持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应当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应当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提倡多样化等。
党的十六大之后，党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胡锦涛新闻思想强调新闻媒体必须坚持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强调新闻工作要体现“以人为本”，坚持“三贴近”原则，要构建定位明确、特色鲜明、功能互补、覆盖广泛的舆论引导新格局；统筹国内国际两个方面，做到立足国内，面向世界，不断提高新闻报道的质量和时效；要从舆论多层次的实际出发，把握媒体分众化、对象化的新趋势等。这一表述具有明显时代性、创新性，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当代中国的生动继承、发展和创新，引领和促进了中国特色广播的创新与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新闻思想强调必须从党的工作全局出发把握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是我们党一切工作包括新闻舆论工作的根本原则，也是出发点和落脚点；强调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强化互联网思维，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一体发展；强调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传媒集团，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并指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使命是：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接中外，沟通世界。这48字，是一种科学的概括提炼。习近平新闻思想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舆论理论宝库，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导新闻战线包括新时代中国特色广播的强大思想武器。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为代表的几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党情、国情以及新闻工作的实际需要出发，紧跟时代，不断创新，丰富和充实了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毛泽东新闻思想，全面指导了中国特色广播的实践。中国特色广播作为主流媒体，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其实践和理论被赋予丰富内涵及时代特色。其中，中国特色广播40年所坚守的“喉舌”功能、党性原则、“党媒姓党”身份，构成了中国特色广播最鲜明的特色。
（二）中国广播人与时俱进，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创造了符合中国国情的“自己走路”的广播理论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从理论上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的思想，在全国引起了极大反响，并由此引发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1978年11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学习》节目中，播出了共13讲的讲座《理论和实践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问题的唯一标准））。这在全国是第一个，说明了广播人在思想解放方面的前瞻眭。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深入开展，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思想的严重束缚，解放了广播人的思想。“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坚决地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决定把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作为全党工作的指导方针，全会还提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使全国广播系统拨乱反正，改革与发展有了明确的方向。
解放思想极大释放了中国广播人的潜能，激发了他们的聪明才智。1980年10月第十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后，广播管理部门、学会、学界、业界以及有关企业研究广播学术理论升温，形成了以高等院校为主的学院队伍，以行政管理部门、学会为主的管理及学会队伍，以业界为主的业界队伍，以企业为主的市场队伍，有专家称之为学院派、管理派、实践派、市场派。1987年，《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创刊；1993年，《中国广播》杂志创刊，这两家刊物专门发表业界、学界将实践上升到理论的广播学术研究文章，通俗易懂，它们的创办，是中国广播学术理论研究的一个里程碑。一些高校、省市广播电视厅也创办了新闻传播类、广播电视类期刊，刊登部分广播学术文章，为广播学术理论研究同样做出了积极贡献。20世纪80年代后，广播电视学界、业界开展了一场关于广播电视性质、功能和任务的讨论，包括中国广播史中的“人民广播开端”“苏区口语广播”的争鸣，提升了广播批评的活跃度。广电行业及系统的管理部门、学会、学界、业界、企业的学术理论涉及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理论研究、决策管理研究、广播史志研究，其内容包括决策、管理、体制建设、法律法规、历史、功能、属性、宣传效果、产业发展、受众研究、队伍发展等，可以说，改革开放40年，中国特色广播学术理论已经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广播论”，是一座庞大的思想宝库，熠熠生辉。这里简要阐述对中国特色广播“自己走路”三个案例新的认知。
1.中国特色广播“自己走路”：“扬独家之优势、汇天下之精华”释放了广播的特性，是中国特色广播也是世界广播的文明成果
1980年10月，为了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和中央有关宣传工作的一系列指示精神，中央广播事业局在北京召开了第十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会议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统一了有关广播性质的认识，提出坚持贯彻执行“自己走路”的方针。
“自己走路，并不是新提出来的口号，新中国成立之初，当时的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就对广播电台提出要求：‘广播要学会自己走路。在1979年5月召开的中央电台记者站负责人会议上，中央电台台长左漠野重新提出‘自己走路的理念，要求全台编辑记者‘一定要学会自己走路。这个宣传业务指导方针，在第十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上得到确认。”⑦时任局长张香山在会议的主题报告及会议结束时的讲话，将“自己走路”的内涵概括成七个方面，作了详细的阐述。1983年3月31日至4月10日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强调“坚持‘自己走路，扬独家之优势，汇天下之精华”的业务方针。“扬独家之优势，汇天下之精华”是时任广播电视部部长吴冷西1982年10月在无锡召开的华东六省一市广播电台第二次新闻节目经验交流会上提出的。@在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上，吴冷西再次作了阐述。
“坚持‘自己走路，扬独家之优势，汇天下之精华”，释放了广播的特性和本能，使中国特色广播不再依附于报纸、通讯社和各种文件，而又汇其精华；也不再照搬国外的经验，尽管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时期，吸取了世界上不少广播的文明成果，包括后来美国广播的“新闻立台”、英国电视的“制播分离”。这使中国广播走出了被禁锢的笼子，同时也解放了我国广播工作者的思想，激发了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使他们树立了道路自信、文化自信，投身于丰富的实践，使中国特色广播在改革开放这40年以来创造了诸多奇迹。实践证明，“坚持‘自己走路，扬独家之优势，汇天下之精华”的思想，指导中国广播人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广播独特的路子，是中国特色广播也是世界广播的文明成果。它在过去、现在以及將来建设新型广播的新时代，仍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2.中国特色广播“珠江模式”：闯出了广播节目的特性，满足了受众的需求，是中国广播改革的里程碑，其研究成果也是中国特色广播研究的里程碑
广东是全国改革开放的前沿。1986年12月，在这个“前沿”热土上，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创办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家经济广播电台——珠江经济台，诞生了以“大板块、热线电话、主持人直播”为主要特征的新的节目播出模式——“珠江模式”，在国内外产生了强烈反响。改版后4个月，珠江经济台在同一地区的收听率上升到了78%，创历史高峰。而经济广播热也从此形成，“珠江模式”的种子撒遍全国，到处开花结果。“珠江模式”的成功，在于它符合办广播的客观规律，释放了广播节目的特性（主持人、直播、板块、互动），“匹配”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受众的需求——热线、互动，革新了30多年的节目结构，符合在我国的国情下办广播的基本要求，因而受到听众的喜爱。
1987年12月，在珠江经济台开播一周年之际，广东省广播电视厅、广东电台联合召开了“珠江经济广播电台理论研讨会”。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全国新闻学会以及北京广播学院的专家、学者出席了研讨会；1996年9月，“中国广播改革回顾与展望研讨会”在广州举行，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和广东省广播电视学会、广东省广播电视厅、广东电台、北京广播学院有关领导、专家以及广播学术期刊的有关同志出席了会议，对“珠江模式”再次进行了研讨，产生了一批学术质量比较高的论文。广东电台汇集成册，出版了《横空出世——广播“珠江模式”的理论与实践》《创意广播——广东电台优秀广播节目（新闻社教）样式选》。“珠江模式”理论研究采用行政管理部门、广播播出机构、广电学会、高等院校+学术期刊的“4+1”学术研究模式，创新了广播研究。可以说，“珠江模式”的学术理论研究，同样可称为中国特色广播研究的里程碑。
“珠江模式”的诞生有一条是至关重要的，就是“匹配”受众的需求。这里的“匹配”相当于配方，“珠江模式”实质上就是一种配方。世界广播诞生110余年以来，与时俱进，一路“匹配”受众。从为播送天气预报开办广播，到开办谈话节目、现场报道、直播，再到系列台、专业化、类型化及传统广播与新兴媒体融合，都是“匹配”受众。未来，新型广播将在更高形式上“匹配”受众，那就是应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革新，自动为用户“匹配”所需的节目。
3.中国特色广播的“事业体制、企业化管理”理念，是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特殊组合模式，是中国广播事业的一种创新理念
1979年3月5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在广播电台中率先恢复了广播广告。同年1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报刊、广播、电视台刊播外国商品广告的通知》，对媒体播出商业广告予以认可。1980年1月，中央电台开办《广告》节目，随后全国省市电台紧紧跟上，广告业务在广播媒体普遍推广。1987年，继“珠江模式”之后，上海市广播电视局提出了“只有发展产业，才能建设事业”的理念，并加快了产业运营的步伐。1989年2月，中共广东省委正式批准广东省广播电视厅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运行体制。1992年，中央电台在财务上实行了财务预算包干管理的办法，全国许多省级电台也相继实行了财务预算包干管理，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广播具有的经济属性、产业功能，引发了专家学者的理论思考。北京广播学院周鸿铎副教授撰写的《探讨广播电视事业的经济属性》一文（《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89年第5期）颇具代表性。广播具有经济属性，就不应回避经营，采取“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坚持了中国特色广播的宏观规则，又实施了市场性分权，赋予市场活力，可避免在经营中带来的负面影响，使广播事业能忠实履行好党的喉舌的特殊使命，这与西方商业广播有本质区别。
“事业体制、企业化管理”发展到今天，中国特色广播已进入强化公益性事业分类、事企分开、采编与经营分离的实践。2016年，中国广播广告收入为145.83亿元，广播是唯一一个广告增长的传统媒体。
二、中国特色广播的丰富实践
中国特色广播理论从实践中来，经过实践反复检验，上升到理论又回到实践，指导实践、支撑实践，使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特色广播风生水起，精彩纷呈。
（一）体制变革
体制是广播事业的架构、机制、管理和运行的实现形式，是广播改革发展的重要课题，也是我国广播工作者改革开放40年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始终如一探求的目标。
进入21世纪，全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基本上都开办了广播，按其所有者性质，有三种体制。一是国营体制，二是公共体制，三是商业体制。我国的广播体制是事业体制，属于国有。
1982年，国务院所属部委开始机构改革，中央广播事业局改为广播电视部。从此开始，经历了下列改革历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影电视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同时，广播电台的体制也开始变革：由局台合一变为局台分设，局垂直领导，成立广播电视集团，两台合并组建广播电视台。不管广播电台单设，或是广播电视集团、广播电视台，广播都是事业体制，不同的是运行理念发生了变化：由财政全额拨款到财政预算包干、分灶吃饭，到“事业体制，企业化管理”；然后是事企分开，采编与经营分离，实行公益事业一类、二类、三类。当下，正在确立的是公益一类、二类、三类分类改革。
广播实行事业体制，由财政全额包干，实践证明容易带来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问题，也未能充分利用其经济属性。但广播又不只经济属性，它还有政治属性、文化属性、技术属性、军事属性等，单纯满足经济属性，会对社会造成危害。笔者曾就广播产业化问题与美国几位资深广播人探讨。就广播公司上市问题，美国俄亥俄州阿克伦市橡胶城广播集团信息媒体公司副总裁、美国广播电视新闻制作人基金会主席爱德华·埃斯波西托（Edward Esposito）说：“广播上市是有害的，因為它主要为股民服务”。就收听率调查，清晰频道传播公司850KOA总监凯西·沃克（Kathy Walker）说：“一切唯收听率，每月接到收听率报告之前，我们都心惊胆颤。过度竞争，对人的身心有害。”这说明，对经济属性的把控，事关全局。
我国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广播不能游离于这个大背景，所以推行财政预算包干，推行“事业体制，企业化管理”，在国有制的体制下引入市场机制，确保了党对广播事业的绝对领导，又能激发广播事业的活力，增加创收，弥补财政投入的不足。但资本运作仍然是道难题，目前还在进行公益事业的分类改革。
（二）节目改版
在“改革开放”“解放思想”“自己走路”的思想指导下，中国特色广播大胆创新，不断改版，可谓波澜壮阔，渗透到了每一个台、每一个节目、每一档栏目，历史上少有。
中国特色广播节目改版在全国形成影响力，并发挥引领作用的有系列台改版、专业化改版、类型化改版以及正在进行中的传统广播与新兴媒体融合。
系列台改版由1986年12月广东珠江经济台开播拉开序幕，广东电台开办了新闻、音乐、交通等八个系列电台之后，1987年3月，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将五个频率改为系列台；1987年5月，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成立三个系列台。不同的是，上海还产生了同城“双频竞争”。其实，系列台就是频率专业化。1992年8月6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第一个专业化频率——北京经济广播正式开播。1993年，北京新闻广播、音乐广播、儿童广播、交通广播先后开播；1994年北京文艺广播、教育广播开播，北京电台共创办了10个专业广播频率。
2002年12月，中央电台推出我国第一个类型化电台：中央电台音乐之声，之后又推出中央电台经济之声。2003年4月16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开播了流行音乐Hit FM（FM88.7），2005年9月28日，环球资讯广播开播。2004年1月，全新闻电台——上海东广新闻台开播；同年，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按照类型化思路，对8套节目全面改版，之后，类型化在中国广播业兴起。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由于地区与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在专业化电台出现后，综合性的电台仍然存在，主要集中在地市级电台；而类型化电台出现后，专业化、综合性的电台也仍然存在。专业化、类型化集中于大城市的居多，综合性的电台主要集中在地市电台，它们各得其所，共同发展。
专业台是相对于综合性电台而言。1949年以来，国内广播在地名后统称人民广播电台，一套节目设有新闻、教育、文艺等栏目。这种节目样式符合当时的中国国情。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社会的稳步发展，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逐渐增多，一套节目包打天下的做法已经不适应时代的发展，因此专业台应运而生。而后来又出现类型化，人们一下子弄不清楚什么是专业化，什么是类型化。“一般而言，专业化在先，类型化在后；专业化粗分，类型化细分；专业化电台强调栏目、主持人的品牌效应；类型化电台强调频率的整体一致性，不突出个别栏目，虽然也讲主持人的个性特征，但不完全强调在节目中突出主持人的个人作用。”这是专业化与类型化的区别，但它们在满足不同受众的不同需求上，又是相同的。
中国特色广播专业化、类型化的兴起，借鉴了世界广播的文明成果，但与西方国家的专业化、类型化有明显区别：一是体制不同，中国是事业体制，西方是商业体制（部分公共体制）。二是中国以社会效益为首位，追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而西方追求的是经济效益第一位。三是从受众需求出发，新闻、交通、音乐、应急广播同步实施，因而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喜爱。这其中，主持人、直播发挥了较大作用。据赛立信媒介研究数据，2016年车载收音系统的使用率达47.3%，我国移动收听进入世界前列；其中58.4%的受众收听的是新闻资讯，说明中国特色广播的新闻传播在全世界也名列前位。
互联网出现后，中国特色广播与时俱进，陆续开办了广播网，实践广播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在经历了2014年的“顶层设计”、2015年“媒体融合元年”和2016年快速发展，涌现出了中国广播创新融合十佳案例，包括中央电台中国广播云平台、上海广播电视台阿基米德FM、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微啵云”等。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特色广播的媒体融合，一定会形成“我就是你，你就是我”，从相加走到相融，新型广播时代必将到来。
（三）技术升级
广播是建立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基础上的电子媒体，每次重大进步，都深深打上了技术升级的烙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广播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壮大，高度重视技术升级，坚持用现代科学技术推动节目的采制、编排、播出、传输、覆盖、收听，谱写了一曲曲中国梦的广播精彩篇章。
改革开放前，中国广播从中央电台到省市电台，办公条件比较简陋，采制、编排、播出工具笨重，传输设备庞大，覆盖面不广，收聽工具单一。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全国省市以上电台开始了广播智能大楼的修建，满足了中国特色广播的多功能需要。广播的覆盖一直是广播人关注的问题，全国先后展开的“西新工程”、“村村通”工程、“户户通”工程、农村“大喇叭”工程、“村村响”工程，在补齐广播“短板”方面发挥了较好作用。2016年，中国广播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达到98.37%。以往，广播短波、中波、调频发射机体积庞大、笨重，实施全球采购后，引进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使体量减小，质量提高，保证了广播的安全播出。这其中还包括广播大型转播车、卫星转播车。
改革开放前，广播的编辑、录制、播出往往在2～3个地方，播音室全封闭。改革开放后，广播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在实践中反复试验，将广播节目的编辑、录音、播出集中在一起，设置新闻滚动编播室，采用数字化、网络化，大大提高了新闻的时效。而近几年出现的将直播室设置在商场、街道、人口稠密的地方，更是办“看得见的广播”的直接体现。这些都离不开技术的升级。现在新闻直播室大多配备先进的无线数字化设备、网络、卫星电视、演播室灯光、高清直播摄像机、非线性编辑系统、虚拟演播室系统，摒弃了传统的支架话筒和有线耳机，配备新型的专业头戴式天线麦克风和界面话筒，设置有效的天线监听系统；外围还有几十轨的多声道立体声录音制作设备作支撑。当下，新型广播已开始使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技术。中国特色广播的技术升级，在世界广播格局中屈指可数。
近年来，随着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步伐的加快，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广播的关联前所未有，新型平台建设正在广泛运用，中国广播人正在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