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年来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变及解决途径
[摘要]人是构成社会生产中最活跃的因素，人们需要的改变导致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外在表现，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必须从社会基本矛盾入手。当前，社会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需要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的解决，需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即解决基本矛盾来实现，主要途径就是协调发展和创新发展。不但要通过创新继续推动生产力进一步发展，还要通过改革调整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关键词]社会主要矛盾;社会基本矛盾;协调发展;创新发展
[中图分类号]D61? ?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19）05—0010—07
[作者简介]彭银春，男，兵团党委党校校刊编辑部副教授，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区域经济管理。
人类社会是一个由许多矛盾构成的复杂矛盾体系，在这些矛盾中，起决定性和领导作用的是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决定社会的演进，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在一定历史阶段的具体反映，是显性的，是可以观察和可以感知的。也就是说，社会基本矛盾可以通过社会主要矛盾直观表现出来。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社会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演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是由基本矛盾决定并通过社会主要矛盾的变迁反映出来。同时，在各历史发展阶段遵循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抓住并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研究初级阶段社会主义中国主要矛盾演变历程及解决路径，对认识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变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变经历了三个时期：社会主义改造的阶级矛盾时期、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社会主要矛盾曲折认识时期、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要矛盾演变时期。
（一）社会主义改造的阶级矛盾时期
该时期分为两个阶段，人民政权成立初期的敌我矛盾阶段和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与资产阶级的矛盾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原社会主要矛盾消失，但由于残余敌对势力的存在，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挫败西方国家的阴谋成为主要任务，正如毛泽东同志在1950年4月所说：“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1]新生的人民政权与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矛盾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为此，我们党采取了对内镇压反革命、稳定物价、进行土地改革等，对外抗美援朝签订中苏友好和平条约等一系列措施，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土地改革完成后，我国彻底消灭了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资产被没收，新生的人民政权得到巩固。因此，毛泽东同志在1952年6月指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階级的矛盾。”[2]也就是说，社会主要矛盾由人民政权与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矛盾转变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于是，我党于1952年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使我国的经济结构、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
（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社会主要矛盾曲折认识时期
通过几年的努力，消除了残余敌对势力，外部环境基本稳定，新生人民政权得以巩固，但多年的战争，使我国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物资匮乏、社会生产严重落后，社会主义建设成为主要任务。因此，1956年八大明确提出了“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的需求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3]。但是，如何发展社会生产，解决这个主要矛盾，我们党的认识出现了曲折。我们党在较长一段时间，主要从社会基本矛盾中的生产关系维度用力，发动“人民公社”“批资斗私”“文化大革命”等运动，非但没有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更激发了这一主要矛盾。
（三）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要矛盾演变时期
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我们党分析了国内国际形势，提出了解放生产力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4]，该表述虽然与八大表述有差异，但本质上是一致的，只是在解决矛盾问题采取的方法有很大的不同，导致结果有很大的差异。前者在处理和解决矛盾时主要着力于社会生产中生产关系的发展，忽略了生产力的提高[5]，后者主要着力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兼顾生产关系的改革。社会主要矛盾的重新确立，不但纠正了我们党之前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理论与实践的偏差，更是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聚焦于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奠定了经济发展的基础，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之路。因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力已经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随之而来的是，社会主义建设以来的社会主要矛盾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人民基本物质文化生活得到了不同程度满足，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日益增强，这种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日渐凸显出来，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标志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①
从70年来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变，可以清晰地反映出一条主线：生存性需求到发展性需求的转变，尤其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来，更是如此。由此可知，社会主要矛盾转变是需求改变的必然结果。
二、需求改变：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必然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以来，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变，实质是人民大众需求的逐渐转变，即人民大众的生存性需求逐渐向发展性需求的转变。生存性需求与发展性需求在需求层次、对象、构成、属性、主体等方面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决定了当今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
（一）需求层次的改变，高层次需要凸显
按照需求层次理论，当人们的基本生存及生理需要得到满足后，更高层级的需要如人们的民主参与、诉求表达、利益维护、价值实现、自我尊重、自我发展等方面的需求越来越突出。而这些需求是构成公民权利意识的主要因素，需通过法治现代化来保障。公民权利意识的提高既是公民高层次需要的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国家的现代化和法治化水平。有研究显示，公民权利意识与其掌握的经济资源有着正相关关系。？譹？訛也就是说，人们物质资料的满足，必然导致人们权利意识的增加，对高层次需求也愈发强烈。事实上，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日渐走进人们的生活，人们的自我意识、权利意识、公民意识越来越强烈，更高层次的需求凸显，这些需求与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日益凸显出来。当代大学生特别是90后成长于我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时期，他们高层次需求基本代表了目前甚至以后一段时期的需求状况。艾阿琛（2013）所在课题组通过对全国18所大学的学生进行抽样调查显示，有90.3%的学生认为权利意识重要，但坚决维权的仅占27.5%，有49.7%因太麻烦或阻力大而放弃维权，说明绝大部分大学生有维权意识，但维权的信心和决心还不够坚定。[6]这也反映出大学生有高层次需要的欲望，但由于发展不充分——维权机制不健全，特别是司法制度不健全导致的司法不公，权力没有关进“笼子”导致的权力腐败，致使当代大学生当权利受到侵犯时寻求“权利救济”方式主要集中于“老师或学校”“老乡、同学或朋友”“父母”三种。事实上，当人们维护自己权利或遇到问题时，第一时间通过正常程序或法律手段来解决的很少，基本上是找关系，求领导、托朋友来解决。
（二）需求对象的改变，非物质需要凸显
在我国较长一段时期，物资供应不足，很多人处于对温饱的渴求之中，人们需求对象比较单一，主要是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吃饱、穿暖的物质。随着财富的丰富和基本物质需要的满足，人们越来越注重精神、心理等非物质需要的满足，对健康丰富的文化产品、公平公正的法制环境、安全稳定的社会秩序、和谐社会道义、安全的社会环境、安心的归属、温馨的爱、“说走就走”的旅行等的需求越来越强烈，这也是导致人们幸福感下降的直接原因。物质条件的丰富，人们幸福感的下降其实质就是发展不充分未能满足人们的非物质化需求。特别是旅游需求，综合包含了以上人们非物质需要的各种因素。因此，旅游业现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综合反映人们非物质需要状况。近几年，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我国国内旅游人次增长迅速，旅游消费呈爆发性增长（见表1）。到2016年，我国旅游三大市场（国内、入境和出境）旅游人数达47亿人次，旅游消费规模5.5万亿元，其中，国内旅游人次达到44.4亿人次，人均3次，旅游消费规模3.9万亿元②。据胡润百富《中国奢华旅游白皮书》数据显示，中国（含港澳台地区）游客的国际旅游购物消费连续5年稳居全球第一，消费总额占全球35%，远远超过排名第二的俄罗斯（13%）。③人们对旅游的需求，集中体现了人们物质需求满足后对精神享受等非物质需求的日益增长。
（三）需求构成的改变，综合性需要凸显
综合性需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针对人们对某种物品的使用价值的综合性需要而言。在物质匮乏时期，人们对某种物品的需求只要能满足其基本功能即可，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人们对同种物品的需要不仅仅停留在其基本功能上，而是追求品质、多功能、心仪的色彩、外形以及知名度等等，体现出一种综合需求，不但要追求最基本的满足需要，而且还要满足高端的精神享受需要。二是针对整个社会的社会需求復杂多变而言。由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同时存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人群之间、个体之间需要发展水平的差异悬殊（见表2），多年的要素成本导向的规模化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不但使效益低下、质量不高，而且还积累了大量的生态环境问题，致使总体社会需求复杂多变，既有收入相对差距导致的需求层级化，也有收入绝对量增加导致的需求动态化;既有欠发达地区人们思想保守导致的需求效用性，也有发达地区人们思想解放导致的需求享用性;既有对丰富城镇生活完善公共服务需要的追求，也有对美丽乡村生活回归自然需要的向往。就整个社会而言，社会需求呈现复杂多变的综合性特点。
（四）需求属性的改变，社会性需要凸显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社会性特征愈来愈突出，个人需要越来越具有社会属性，人的社会性需求凸显。在当前社会，人们关注的不再是个人生活领域，而是超越私人需要关注社会需要，超越家庭需求关注公共需求，特别是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呈现快速增长日渐突出的势头[7]。进入21世纪以来，个人用于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年均支出大约是90年代的3倍左右？譺？訛。公共产品和服务不仅包括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基本医疗、基本社会保障，还涉及住房、出行便利、公共安全、空气质量和环境保护等等。随着社会的发展，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医疗卫生、教育、住房等在人们消费总支出占比越来越大，近几年，仅在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和居住三方面支出占到总消费支出的40%，该指标在2000年不到30%（如表3），16年增长了10余个百分点，反映出人们对政府提供与民生相关的优质公共产品的愿望越来越迫切，这方面的需求越来越大。
（五）需求主体的改变，个性化需要凸显
当前，人们的需要不再是一个群体一种需要的单一主体单一需要，需要主体的分化越来越快、越来越多，仅靠提供单一产品以满足大众需要的时代已经不复存在，个性化、多元化的需要越来越突出。私人定制由特定的服装、旅游行业逐渐向其他行业推广、由时尚逐渐变为常态，致使每一个人代表一种需要。私人定制现象是当前社会个性化需求客观反映，按照个体的要求为其提供个性化、专业化的产品或者服务。
总之，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需要不断变化，新的需要不断产生，物质需要满足了，非物质需要没有很好满足;低层次需要满足了，高层次需要没有很好满足;单一需要满足了，综合性需要没有很好满足;私人需要满足了，社会性需要没有很好满足;群体需要满足了，个性化需要没有很好满足，等等。这些非物质、高层次、综合性、社会性、个性化需要，构成了人们的美好生活需要，而这些美好生活需要是动态的、多元的和复杂综合的，不但涉及社会生产力的创新发展，而且也涉及社会生产关系改革调适，与当前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构成了社会的主要矛盾。
三、新时代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途径
人们需要的满足由社会生产来提供，而社会生产的发展包括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因此，在新时代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必须回到社会的基本矛盾上来。也就是说，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要，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问题，一方面通过协调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另一方面通过创新提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水平。所以，新时代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涉及以下四个方面途径。
（一）采取补短措施，促进生产力要素的协调发展
宏观层面通过国家计划手段干预——修建资源流动通道、制造资源洼地，微观层面通过市场经济手段，引导资源沿通道向洼地聚集，促进欠发达区域生产力要素协调发展，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目前，主要需要采取补短措施，实现生产力要素协调发展。
1.补区域发展差距大的短。区域差距问题仅靠市场经济手段是不可能解决的，只有通过国家“计划”手段，采取特殊、破常规的政策，结合市场经济手段才能有效解决。通过国家的“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建设、西部大开发等及各地的各类经济开发区平台，致力于欠发达地区的基礎设施建设，引进发达地区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当地特色资源的开发程度和效益，提高生产力水平，改善生产生活条件。
2.补人力资本积累差异悬殊的短。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提高欠发达地区的人力资源水平是改善当地生产力状况的根本。因此，国家要实施特殊的财政政策强化欠发达地区的教育条件的改善。9年或12年义务教育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学生法定学习时间，在同样时间内未必获得同样的人力资本积累及人力资源储量，因为欠发达地区本身教育资源不足或质量不高。因此，要在保证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加大教育资源投入以保证同等硬件设施条件，通过特殊措施如挂职、对口援助等方式交流教师资源，彻底改变欠发达地区的落后教育现状，培育当地实用性人才，改善当地人力资源质量。
3.补产业发展的短。欠发达地区经济实力不强的重要原因就是产业发展不充分、结构不协调。一方面，结合发达地区产业升级转移，国家根据当地资源条件及资源承载力统一布局欠发达地区产业发展，实施特殊的产业政策;另一方面，当地政府要遵循资源优势原则发展特色产业，转移第一产业劳动力、改善产业结构、提高财政收入和改善民生。
（二）深化改革，强化监管，促进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
围绕“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经过7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我国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得到极大的改善和满足。1956年到2016年，国内生产总值由1028亿元增长到744127亿元，增长了724倍，年均增长11%;人均GDP由165元/人增长到53980元/人，增长了327倍，年均增长4.5%？譹？訛。从2010年开始，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基础设施建设能力位居世界前列，号称基建狂魔;以高铁、港珠澳跨海大桥、天眼、岛礁建设、北斗导航、量子卫星等为代表的世纪工程，一次次刷新人们的认知，给世界以惊喜;近5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超过30%，220多种工业品生产能力居世界第一……这些代表着我国整体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部分生产力水平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是，一方面生产力还参差不一，落后与领先共存，大部分制造业水平还落后发达国家，经济效益不高，对环境还有一定程度的损害，需要继续发展、充分发展;另一方面，由于物质条件的改善，人们对生活有了更高的要求，社会参与意识、权利意识、自我意识、民主意识、维权意识等有很大的提高，急切希望建立一个公平公正法制环境、自我价值实现平台、个人意见的表达机制、有效的监管体系、公正合理的分配制度等等，这就要求我们要进行生产关系层面、上层建筑的改革，建立健全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因此，要在改革上下功夫，一是要在供给侧改革上着力，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一方面，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让相当数量沉淀在严重过剩产能、高污染产业中的资金、土地、劳动力等要素资源逐步退出，注入到新兴的、绿色的产业中，实现经济转型和效率提高;另一方面，通过供给侧改革，建立严格的监管机制，解决产品和服务“好不好”问题，促使农业向绿色安全健康方向发展、工业向设计精良加工精密方向发展、文化产品向精品方向发展、第三产业向人性化便利化方向发展。总之，要坚持“三去一降一补”，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实现供需动态平衡。二是要在民生保障改革上着力，提高人们的基本保障能力。特别是人们最关心的医疗、卫生、住房、入学等基本公共服务，在保障每人都“有”的同时，还要建立合适机制保障各地区提供相似的公共产品，促使民生保障向“优”方向发展;建立宽松的市场准入制度和完善的再培训就业机制，提供更多的就业创业机会。三是完善基层民主制度，为表达个人意见提供保障。四是建立有效的公众监督平台，促使公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彻底改善民众监督批评形同虚设的问题。五是建立高效运行的司法体系，杜绝执法不严、司法不公、执行难、效率不高、耗不起的突出矛盾，促使有法必依、有规则必执行、有合同必履行的法制环境形成，营造遇事找法官找律师而不是托人找关系的风清气爽的法制环境。通过这些有关人们美好生活需要的上层建筑制度的建设和完善，以满足人们更高需求，促进生产关系的改善以适应日益提高的生产力发展。
（三）强化科技内生性创新，进一步提升生产力水平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8]毛泽东同志说，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就无法提高;[9]邓小平同志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0]江泽民同志认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11]胡锦涛同志提出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12]习近平同志提出要创新驱动发展。[13]可见，科技创新对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具有决定性意义。当前，人们高层次、综合性、个性化需求也只有通过科技创新来满足。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生产力水平低下，一直在走“追赶型”道路。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科技领域实施赶超性创新，通过向技术先进型国家“学习”，引进常规技术进行模仿，实现了生产力的发展，物质文化产品短缺远离我们而去，实现了整体小康。但是，高新技术的获取受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技术国的封锁，通过这种方式获取很不现实，也不可能。因此，要满足人们更高层级的需求，实现强国梦，这种获取科技创新的方式必须转变，即科技创新由追赶性创新向内生性创新转变。早在1964年，毛泽东同志就说过，“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14]毛泽东同志的意思就是要自己内部进行科技创新，进行原发性集成性创新，即内生性创新。只有实现科技创新由追赶性创新向内生性创新转变，促进生产力水平进一步提高，才能实现强国梦，满足人们高层次、综合性和个性化需要。首先，增强科技创新实力。科技创新实力最重要的指标就是基础科研硬件和科研人才，一方面通过科研基地创新加快在重大创新领域建设一批围绕国家战略、跨学科协作的国家级实验室，为技术创新、市场创新等提供重要研究平台，也为世界顶级人才聚集提供平台。同时，加大投入，支持基础研究领域长期攻关，加大知识产权保护，推动原始创新。另一方面，强化教育优先发展的教育战略，使我国人力资源由大向强转变，使人口红利由量向质转变。其次，增强企业创新活力。企业为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企业通过创新发展才有可能满足人们综合性、个性化需求。建设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使企业真正成为研究开发投入的主体、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创新成果转化应用的主体。只有这样，企业才有可能主动进行创新活动，解决市场上供需错位问题，满足市场的各种需要。第三，致力于新兴产业发展。产业是经济实力的基础和保障，新兴产业代表未来的经济实力及国家的发展后劲。因此，在夯實当前信息智能化、互联网+传统产业的基础上，抓住节能环保、高端装备、新一代互联网等重点方向形成创新突破和应用，超前布局21世纪中业新兴产业，在空天海洋、信息网络、生命科学、核技术等领域培育战略性产业。[15]
（四）注重社会价值全面创新，进一步发展生产关系
我们知道，创新产生社会价值。在社会价值中，经济价值只是社会价值中的一种，经济价值创新带来的是物质生产力的提高，满足人们的基本生存需要，而更多的其他社会价值如科学价值、技术价值、文化艺术价值、政治价值、生态价值等，它们的创新带来的是科技、文化、教育、知识和生态等生产力的提高，可以满足人们更高层次的需要。因此，要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要，必须从单纯的经济价值创新转向社会价值的全面创新。要进行社会价值的全面创新，制度创新是唯一途径，即进行全面综合社会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突破口，进行政府管理体制、社会管理体制、教育文化体制、生态环境管理体制及政治体制改革，解放社会生产力，以满足社会性需要。主要是通过体制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一方面促进现代社会治理的进一步完善，满足人们自我管理和参与社会、社区管理的需要;另一方面促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要。现代服务业包括消费、商务、生产和精神服务业，这些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将极大地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消费服务业的发展取决于商贸流通、医疗卫生、信息网络等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保证其提供快捷、人性化和高品质服务;商务服务业的发展涉及金融证券、投资咨询、会计审计法律咨询、园区管理等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和完善，保证其提供安全、便利和专业化服务;生产服务业的发展取决于产学研体制的完善，研究设计、生产制造、市场三者之间的沟通渠道是否畅通，这是生产服务业发展的前提，生产服务对满足消费者对产品综合性、高端需求、个性化需求有重要意义;精神服务业的发展涉及影视、旅游、文化、出版等领域体制机制的改革完善，保证出精品，满足人们的精神享受。可见，以经济价值创新向社会价值全面创新转变，可以促进生产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满足人们非物质性、社会性需要。
四、结语
人们需要的改变，导致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的外在表现，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必须从社会基本矛盾入手。因此，“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矛盾”的解决，就是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来实现的。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同样需要通过解决社会基本矛盾来实现，即通过协调发展和创新发展来实现，不但要通过创新继续推动生产力进一步发展，还要通过改革调整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可见，协调发展、创新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建设的重要途径，也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国化的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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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建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