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技术与记忆构建：西方社群档案建设述评
20世纪70年代以来，“档案的价值已经从服务于国家和学术精英（尤其是历史学者）延至更广泛的社会文化诉求，包括公共政策的责任性、信息的自由度以及更广泛的公众参与（如利用档案保护个人权利、开展各层次的文化遗产教育、分享个人及社群与过去的历史联系等）”[1]，再加上普通民众文化信息权利意识的增长，从而使得社群档案（community archives）概念日渐成为国际档案学界热门的研究话题，它要求档案馆为不同地域、身份、性别、经济地位、文化习俗等特征而形成的社群开展查档、建档服务，为其重建、恢复记忆，使特殊群体或少数族群在国家记忆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进而扩大档案馆的社会影响力和服务辐射面。本文从权力、技术与记忆构建三个维度入手，试图为西方社群档案思想的源起、发展及未来图景等问题提供一个分析框架，进而更好解读社群档案建设的意义及其局限性。
1 后现代主义：“权力的档案馆”与“档案馆的权力”
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后半叶流行于西方世界的一种思潮，他们致力于从微观层次上解构现代社会的霸权，通过揭示话语与知识中所包含的意识形态和权力构成机制，消解长期以来“知识”“真理”“客观性”所包容的主观预设和人文建构因素，进而解构使权力话语合法化的意识形态[2]。后现代主义学者排斥所谓的世界观、元叙事、宏大叙事和整体性，更强调非决定论、多样性、差异性、复杂性等，他们将注意力转向社会的边缘地带[3]，从而逐步引起了开始主张利用档案积极构建社会记忆的档案学者们的共鸣。
后现代主义引入档案界首先可能源自信息技术对档案学理论带来的压力。数字信息技术使得传统的文件、档案、证据等概念的内核发生了重大变化，档案学者对此产生了诸多困惑。1994年，特里·库克在澳大利亚《档案与手稿》杂志发表文章首次专门谈到了后现代主义在电子文件时代的影响[4]。他强调，后现代主义认为“文件不是客观的事物”，但文件、档案背后的来源，反映了过去（或现在）的社会权力关系，档案工作者推行电子文件管理的后保管模式体现了后现代主义倾向。1998年，美国学者电子文件管理研究专家玛格丽特·赫德斯特特伦（Margaret Hedstrom）专门指出：“档案工作者同时需要努力将电子档案利用者培养成为具有鉴别能力和怀疑精神的数字信息消费者。档案工作者需要教育下一代学者和公众要学会用质疑思维去处理数字证据……在大多数社会成员能够像对待传统形式的文件一样接纳电子证据之前，档案工作者有责任帮助利用者来评估、理解和阐释新的文件形式。”[5]
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和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对档案的阐释引起了西方档案学者对传统档案管理思想与模式的深刻反思。1968年，福柯在《关于科学的考古学——对认识论小组的答复》中指出：“我所谓档案，并非指一种文明中所保存下来的所有文献的总体，也不是指人们从灾难中抢救出来的所有记录，我是指一种文化中决定陈述产生和消失的规律游戏，其残留和抹去，还有其作为事件和事物的诡异存在。在档案的整体材料中分析话语事实，这就不是把它们视为包含某种隐蔽意义或某种结构规律的文件，而是视之为建筑物。”[6]1969年，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一书中进一步谈到了他对档案的理解：“档案首先是那些可能被说出的东西的规律，是支配作为特殊事件的陈述出现的系统。……我们不能透彻地描述某一个社会、某一种文化或者某一种文明的档案；无疑也不能描述整个时代的档案。档案的这种从未完结的，从未被完整地获得的发现形成了属于话语的形成的描述。”[7]福柯从知识考古学的视角出发，对整体性、连续性、规律性、同一性等传统概念进行质疑，侧重话语分析以及话语事件本身的规律，强调陈述的非连续性、断裂性、扩散性和转换性等，破除了以官方档案和主流叙事方式构建连续性、同一性和总体性的传统历史书写风格，凸显了由语言维度清算“主体形而上学”的“档案”，因此福柯被法国学者吉尔·德勒兹评为“新一代档案保管员”[8]。1996年雅克·德里达的《档案馆热》（Archive Fever）英文版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后现代主义思潮更深入地影响着档案学界对档案管理理论与实践的认知与思考。德里达认为，“档案馆不是一个单纯的静态资源保存库，而是塑造社会记忆的中介”，他坚信，一个社会如何构建记忆或档案并提供利用，是该社会民主制度健康状况的晴雨表，“有效的民主化通常可以通过这一基本准则来衡量：民主的参与度和档案的可获取性、宪法及其代表性”[9]。不难看出，后现代的文化理论家们将档案看作知识和权力的来源，档案对社会和个人的身份认同非常重要。档案工作者必须回应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并在“过去”“记忆”“知识”等社会观念的连续性和变迁中寻找最终的问题症结，那就是档案馆与社会的关联性、档案记录的权力以及档案职业的现存价值和未来生命力[10]。因此，特里·库克认为，“流程而非产品、形成而非存在、动态而非静态、背景而非文本”等后现代主义理念改变了档案、档案馆的特性，为新的档案职业概念范式奠定了基础，“尽管维护政府问责制和行政连续性、保障个人权利依然是档案馆的重要任务，但正如世界各国档案立法所体现的那样，对于大部分用户和纳税人来说，档案馆存在的主要理由取决于档案馆能否给公民提供认同感、地方感、历史感以及个人和集体记忆”，档案馆在21世纪初逐步成为“民有、民享甚至民治”的公共档案馆[11]。
后现代主义思潮带来了人们对身份认同、社群认同的关注，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妇女运动、黑人權力、同性恋解放等新政治运动都以关注某种形式的认同而发起。1980-2000年间，法国有2241个协会注册成立，保护“小众遗产”（minor heritage）是这些协会主要宣扬的目标，这些协会或社群的认同所倡导的局部的（partial）、宗派的（sectorial）或特定（particular）记忆与国家历史记忆（national history-memory）形成了竞争[12]。西方出现的社群记忆对国家记忆的抗争现象，体现出民众对“差异法则（code of difference）”的需求大于对民族国家认同的需求[13]。黑人文化档案馆、同性恋档案馆、移民或原住民档案馆、地方历史纪念馆等不被公共档案机构重视的特色档案机构不断出现，这些机构被叙述自身历史的渴望所驱动，致力于保存、分享与推动公众了解他们的历史从而寻求身份认同、赢得权利。受此影响，“社群档案”作为一个学术概念逐步进入了主流档案学界的研究范畴。
2 参与式建档：数字技术与档案工作新模式
大数据、社交媒体、移动互联等信息技术的普及应用，极大地改变了信息的产生与传播方式，人人都能成为自己的出版商、作家、摄影师、电影制片人、音乐录制艺术家和档案工作者。难以计数的非政府组织、游说集团（lobbying groups）、社群激进分子和普通公民聚集在互联网上，分享自身的经历、信仰、愿景等，并产生大量档案记录以维系他们的社群、促进群体认同及运营他们的事务。每个人都在建立自己的在线档案库，造成数字空间中海量的档案记录及其碎片化的分布状态，证据、记忆、认同的多样性，以及档案馆有限的收藏能力，都使得档案馆保存社会整体记忆的梦想变为泡影。因此，以英国学者安德鲁·弗林、美国学者珍妮特·A.巴斯蒂安（Jeannette A. Bastian）、南非学者凡尔纳·哈里斯、荷兰学者克拉特为代表的著名学者们建议，档案工作者应当放弃专家、控制、权力等来之不易的“咒语”，而是与社会/社区（既有城市、乡村中的真实社会/社区，又有通过网络空间的社交媒体连接起来的虚拟社会/社区）共享建档。面对新的数字化、政治化和多元化的世界，职业档案工作者应该从隐藏在“制度墙” （institutional walls）后的精英专家转变为深度参与社区工作的导师、协调者、教练员，鼓励将建档作为一种参与式流程与更多的社会大众共享，档案馆2.0（Archives 2.0）、公民档案工作者（citizen archivists）、参与式档案馆（participatory archives）等强调互动、参与等理念的出现，预示着公共档案馆、档案工作者和档案职业正发生着关键性的变化。
2.1 档案馆2.0（Archive 2.0）。档案馆2.0的概念是档案学领域对Web2.0时代的一种回应。Web2.0是对Web1.0（2003年之前互联网模式的统称）的一次从外部应用到核心内容的革命：模式上由单纯的“读”向“写”“共同创作”发展，由被动地接收互联网信息转向主动地创造互联网信息；交互方式从单一的网站对用户，转向个人对个人以及群体协同的互动传播；内容构成单元由静态网页向动态发表或记录的信息发展[14]。Web2.0所倡导的去中心化、开放与共享、共同参与创作等理念对档案馆的资源组织、用户服务、网站建设等方面带来了诸多参考。欧美档案学者很快注意到这一趋势对档案馆理念的意义。
密歇根大学信息学院的伊丽莎白·雅克（Elizabeth Yakel）认为Web2.0在技术和理念的创新虽然对档案工作者很陌生，但当前第二代互联网普遍应用的社会化导航和大众分类（folksonomy）方法对提升档案网站信息检索系统具有意义，她建议将虚拟参考服务、信息推荐或评级系统等引入档案网站，让档案利用者参与档案资源的分类、著录标引等工作，从而使档案馆和利用者之间的互动更为顺畅、有效[15]。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Web2.0不仅是技术理念的革新，更是档案馆整体发展与服务理念的升级换代。2008年初，埃里克·卡特拉在《档案与手稿》杂志发表论文指出，Web2.0的应用使档案馆进入档案馆2.0，它推动人们将他们的故事、文献上传到档案馆的服务器上，不仅改变了公共文件和私人文件的关系，而且能创建社区自身的档案记录，从而丰富了档案馆的馆藏结构[16]。2008年10月21日，曾任美国国家档案馆政策专家、现为自由撰稿人的凯特·海默（Kate Theimer）在她名为“下一代档案馆（ArchivesNext）”的个人博客上发表了《档案馆2.0？》一文，对档案馆2.0的内涵进行了总结，并认为“以用户为中心”和“开放”是档案馆2.0的两大特征[17]。此后，档案馆2.0的概念成为欧美档案界讨论的重要议题，2008年和2009年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均涉及了这一主题。2009年3月，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社会文化变迁研究中心（Centre for Research on Socio-Cultural Change， CRESC）”召开了关于数字存档和档案数据再利用的小型学术研讨会，“档案馆2.0：变化中的用户与档案工作者间的对话”是此次会议的最后一个小主题。伦敦大学学院的安德鲁·弗林和曼彻斯特大学历史档案研究平台（Archives Hub和Copac）图书馆与档案服务的高级主管乔伊·帕玛（Joy Palmer）出席了此次会议，并就此发表演讲。弗林指出，Web2.0和档案馆2.0都是档案实践民主化的呼声，而档案民主化的呼声从本质上看源自这一认知：公共档案馆或国家档案馆及其档案实践都是为维护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的[18]。帕玛认为，档案馆2.0不是检索工具2.0（Finding Aid 2.0），它的出现不仅是一种技术变迁，而且是一种更大范围内的认识论层面的变迁，在档案馆2.0时代，档案馆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更像一个档案在线交互平台，档案利用者不仅是档案馆的信息消费者，而且是信息生产者，他们对档案馆的贡献和深度参与赋予数字时代档案馆更广泛的内涵。作为长期研究网站互动服务的专家，帕玛对档案馆能够支持的深度参与（deep involvement）类型及其意义持一定的保留态度，认为档案馆的“众包”有其局限性。[19]2011年，凯特·海默（Kate Theimer）进一步对档案馆2.0的内涵、特征及其意义进行阐述，她指出，与档案馆1.0相比，档案馆2.0呈现出开放、透明、用户中心导向，档案馆以标准化、可计量的、可交互的信息服务和产品来吸引用户，不拘泥于传统，注重价值创新和灵活性。此外，她特别强调，技术变迁只是档案馆2.0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技术仅仅提供了档案工作者期待的各种信息交互的平台和模式，而网络信息爆炸以及人们查找、检索和利用信息方式的变化，则从根本上改变了档案馆的利用者，从而造成档案馆建设模式与服务方式的根本变革[20]。
2.2 公民档案工作者。公民档案工作者的理念是美国公民文化的产物，源自档案馆对个人数字遗产保存和档案文化遗产数字化众包的现实需求，也是对传统档案馆志愿服务观念的深化。一般认为，社会各界有机会接触档案、参与档案工作的非档案专业人士均可称为“公民档案工作者”。美国匹兹堡大学的著名档案学者理查德·J. 考克斯在2008年和2009年先后发表论著对这一问题进行阐述。他认为，个人数字文件保管系统的快速发展使得现在的档案馆越来越难以获取个人或家庭档案，而个人则可以通过捐赠的方式将这些档案存放在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或其他文献收藏机构。他认为专业的档案工作者可以培育公民的档案保管与管理能力，提升他们对数字时代档案使命的本质和重要性的认知，从而将他们武装成具有深度参与数字保存工作的公民档案工作者，因此，档案工作者应当与公众建立新型合作关系，而公众也需要向专业的档案工作者学习如何提升文献遗产保护的综合素养。[21]2010年4月，现任美国国家档案馆馆长戴维·S.费列罗（David S. Ferriero）在官方微博上發文，希望在“开放政府计划”背景下，将美国国家档案馆的馆藏以数字化的方式推向公众，从而培育有助于更好实现美国国家档案馆使命的“公民档案工作者” （Citizen Archivists）[22]。2010年7月，美国国家档案馆创建了一个旨在推动档案工作者、档案利用者与研究者之间沟通的平台——档案维基（Our Archives Wiki），2011年9月，美国国家档案馆在其官方网站上专门开辟了“公民档案工作者”板块，这一倡议获得2012年度美国沃尔特·盖尔霍恩创新奖[23]。2016年理查德·J.考克斯分析了公民档案工作者给档案职业带来的伦理问题，他认为，随着数字社会的兴起，学科融合进一步加深，文化敏感性和自我意识的不断增强，社群档案和原住民档案日渐增多，网络化社交媒体的迅速普及，档案工作者的重点首先是应该与他人分享自己的专业知识，甚至使他们能够成为称职的档案工作者，其次档案工作者必须承认普通人都拥有对自身遗产和权利的卓越管理权，最后档案工作者不应再强调制定严格的、规范化的基本原则，如档案与文件、证据与信息，以接受不同形式的文化和原住民群体所认同的基于宗教、文化、象征和证据等因素而形成的价值观[24]。
3 社群记忆与公共记忆：社群档案建设的机遇及挑战
西方社会文化思潮和公众权利意识的觉醒、地方历史意识和地方史研究的兴起、信息技术的普及和应用、档案高等教育和研究项目的扩展等，为西方社群档案建设思想提供了坚实的基础[25]。英国学者安德鲁·弗林（Andrew Flinn）是较早研究社群档案的档案学者，他认为社群档案（Community Archives）是指具有共同身份特征（如地域、种族、性别、性取向、兴趣爱好等）的特定社群成员所形成的、记录社群历史的文件集合[26]。最初社群档案馆主要由边缘群体、个人或公益组织自发建设和管理，属于公共档案资源体系之外的民间档案资源管理范畴，随着社群档案的价值持续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重视，不少西方国家纷纷开展社群档案资源建设项目，一些主流档案馆或博物馆对社群档案建设情况和社群档案现状展开调研，呼吁公众提高对社群档案的重视，关注边缘群体和社群档案保护，甚至主动收集社群档案资源并将其纳入公共档案资源体系之内。
从宏观层面看，社群档案资源是社会档案资源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特别是那些由于战争、历史政策、公共法律等因素造成的特殊身份群体，其所形成和留存的档案记录，无疑具有重要的公共历史价值。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对“强制收养群体”[27]和“被遗忘的澳大利亚（Forgotten Australians）”[28]建立网站以重建历史记忆， 西班牙拉里奥哈地区档案馆与西班牙复原历史协会为西班牙内战（1936-1939年）及弗朗哥独裁统治时期（1939-1975年）的受害者恢复记忆[29]，均体现出国家权力通过公共档案馆将社群记忆纳入社会公共记忆的尝试与努力。从微观层面看，社群档案包含众多与主流叙事并行的故事以及多元化的声音，创建社群档案馆，特别是大量在线社群档案馆的建立可以将大众的故事和公共档案馆联系起来。著名的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South African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处理的案例数以万计，这些普通民众的故事都被记录下来收藏在委员会的档案馆之中，原则上是能够被公共获取的[30]。南非纳塔尔大学的艾伦佩顿中心、第六区博物馆、同性恋档案馆、重建的南非历史档案馆、罗本岛博物馆等机构大量收集了逃亡至他国的黑人的经历、非国大和泛非大的文件记录以及“国际辩护和援助基金会”（International Defence and Aid Fund）的记录，将那些被掩藏的、边缘化群体的、被流放群体的“其他”档案引入社会记忆的“主流”，为南非公共档案馆的转型注入了强大的推力[31]。南非著名学者凡尔纳·哈里斯认为，档案记录只是人们了解事实的一个小窗口，它不能完全反映社会现实，和所有其他的记忆存储工具一样，档案记录是记住、遗忘和想象的产物，也是权力的表现形式和工具，只有意识到档案与权力的关系，才能充分地利用它来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32]。
近年来，西方学者也开始关注社群档案建设的局限性，认为对身份认同问题的过分强调会分散社群档案机构对其自身可持续性发展实践的注意力，无意中反而让档案工作者陷入边缘化的泥潭[33]。凡尔纳·哈里斯就认为，重要的并非是使边缘人群传奇化，或是把他们从历史遗忘中解救出来，他们有时并不想被主流档案馆所解救，甚至他们被档案工作者冠以“边缘化”的名义实际上反而更加重了他们的边缘化[34]。由于特殊社群对公共记忆机构固有的排斥性，特别是担心一旦社群档案纳入公共档案保管体系之后反而不利于自身的利用，加上各社群档案机构的档案工作者之间缺乏交流和接受专业培训的机会，社群档案工作者对社群档案的内涵和边界、社群档案馆的价值，以及如何多元治理主体在社群档案建设中的意义等一时难以达成共识，这些无疑会影响社群档案的长远发展[35]。当合作、数字归档、社群参与等越来越成为影响社群档案建设的关键要素的时候，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理念和范式来解读这种趋势，从而让社群档案馆与公共档案馆建立和谐共赢的新局面。
本文系山东大学青年学者未来计划资助项目的研究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Terry Cook. The Archive（s） Is a Foreign Country： Historians， Archivists， and the Changing Archival Landscape[J]. The Canadian Historical Review， 2009， 90（3）： 532.
[2]陈建宪.文化学教程[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87-290.
[3]乔治·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M].谢立中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12-15.
[4]特里·库克.电子文件与纸质文件观念：后保管及后现代主义社会里信息与档案管理中面临的一场革命[J].刘越男，译.山西档案，1997（2）：7-13.
[5]Margaret Hedstrom. How Do Archivists Make Electronic Archives Usable and Accessible？[J]. Archives and Manuscripts， 1998， 26（1）：15.
[6]朱迪特·勒薇爾.福柯思想辞典[M].潘培庆，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10.
[7]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M].谢强、马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143-147.
[8]吉尔·德勒兹.福柯 褶子[M].于奇智、杨洁，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1：7-8.
[9]Jacques Derrida. Archive Fever： A Freudian Impression[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4.
[10]Joan M. Schwartz， Terry Cook. Archives， Records， and Power： The Making of Modern Memory[J]. Archival Science， 2002， 2（1-2）： 13.
[11]Terry Cook. Archival science and postmodernism： new formulations for old concepts[J]. Archival Science， 2001， 1（1）： 3-24.
[12]Fran?ois Hartog. Time and Heritage[J]. Museum International， 2005， 57（3）： 13-14.
[13]克里斯·洛伦茨.跨界：历史与哲学之间[M].高思源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65.
[14]马费成、宋恩梅.信息管理学基础（第二版）[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68-70.
[15]Elizabeth Yakel. Inviting the User into the Virtual Archives[J]. OCLC Systems & Services： International Digital Library Perspectives， 2006， 22（3）： 159-163.
[16]Eric Ketaalar. Archives as Spaces of Memory[J].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vists， 2008， 29（1）： 9-27.
[17]Kate Theimer. Archives 2.0？[EB/OL]. [2018-9-19]. http：//archivesnext.com/？p=203.
[18]Andrew Flinn. An Attack on Professionalism and Scholarship？： Democratising Archives and the Production of Knowledge[J/OL]. Aridane： Web Magazine for Information Professionals. [2018-1-23]. http：//www.ariadne.ac.uk/issue62/flinn#author1.
[19]Joy Palmer. Archives 2.0： If We Build it， Will They Come？[J/OL]. Aridane： Web Magazine for Information Professionals. [2018-9-19].http：//www.ariadne.ac.uk/issue60/palmer#2.
[20]Kate Theimer. What is the Meaning of Archives 2.0？[J]. The American Archivist， 2011， 74（1）： 58-68.
[21]Richard J. Cox. Personal Archives and a New Archival Calling： Reading， Reflections and Ruminations[M]. Duluth： Litwin Books， LLC， 2008.
[22]David S. Ferriero. Cultivating Citizen Archivists[EB/OL]. [2018-9-19]. https：//aotus.blogs.archives.gov/2010/04/12/cultivating-citizen-archivists/[23]楊太阳.美国国家档案馆的“公民档案工作者倡议”荣获2012年度政府最佳创新实践奖[N].中国档案报，2013-1-11（3）.
[24]Richard J. Cox. Is Professionalism Still an Acceptable Goal for Archivists in the Global Digital Society[C/OL]. Archives， and Public Life： Around the World-Wide Streamed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Alberta Libraries， May 2016. [2018-9-19]. http：//d-scholarship.pitt.edu/28002/.
[25]谭雪，孙海敏.国外社群档案概念的兴起背景、研究进展与评析[J].浙江档案，2015（11）：13-16.
[26]Andrew Flinn. Community Histories， Community Archives： Som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J].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vists， 2007， 28（2）： 76-151.
[27]谭必勇，陈珍.社群档案视域下公共档案资源体系的多元化建设路径——以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强制收养历史项目”为例[J].档案学研究，2017（6）：117-124.
[28]Gavan J McCarthy， Joanne Evans. Principles for Archival Information Services in the Public Domain[J]. Archives and Manuscripts， 2012， 40（1）： 54-67.
[29]Meirian Jump. The Role of Archives in the Movement for the Recovery of Historical Memory in Spain. La Riojia： A Regional Case Study[J].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vists， 2012， 33（2）： 149-166.
[30] Eric Ketaalar. Archives as Spaces of Memory[J].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vists， 2008， 29（1）： 9-27.
[31][32]Verne Harris. The Archival Sliver： Power， Memory， and Archives in South Africa[J]. Archival Science， 2002， 1（1-2）： 76， 85-86.
[33]Christine N. Paschild. Community Archives and the Limitations of Identity： Considering Discursive Impact on Material Needs[J]. The American Archivist， 2012， 75（1）： 125-142.
[34]Verne Harris. Seeing（In） Blindness： South Africa， Archives and Passion for Justice[J/OL]. Archifacts， 2001： 1-13. [2018-9-19]. http：//www.kznhasshistory.net/files/seminars/Harris2002.pdf.
[35]Sarah Welland. “Us and Them”： Expert and Practitioner Viewpoints on Small New Zealand Community Archives[J/OL]. Information Research： An International Electronic Journal， 2017， 22（4）. [2018-9-19]. http：//www.informationr.net/ir/22-4/rails/rails1609.html.
（作者單位：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来稿日期：2018-1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