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伐纣日谱的重新构拟
关键词：武王伐纣;路线与日程;《武成》;《世俘》;克商之年
武王克商，殷周易代，中国古代文明进入一个新的發展阶段。然武王伐纣的往返路线与日程，迄今仍有不少问题若明若暗，聚讼未已。诸如武王伐纣是否师渡盟津，牧野决战位于何地，甲子克商在何年何时，武王班师南下是否封禅度邑，返周祀典的过程与内容如何？都是颇多争议有待细考的问题。本文拟对《武成》、《世俘》等文献及利簋、天亡簋等金文资料详加考订和综合分析，重构武王伐纣日谱，以期尽可能揭示历史的本相。一、武王伐纣的进军路线与日程
《周书·武成》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纣。”又云：“粤若来三[二]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刘商王纣。”此言武王伐纣，一月癸巳从镐京发兵，至二月甲子牧野决战，历时32天，世无异辞。其问武王师渡盟津之日，文献记载颇有歧异。《书序》说：“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师渡盟津，作《泰誓》三篇。”《史记·周本纪》说：“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诸侯咸会……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所言武王伐纣均在文王受命十一年，师渡盟津的月份却全然不同。若依《史记》之说，十二月有戊午，则次年二月无甲子，其误显然。东晋徐广以为此为历法建正不同所致，“殷之正月，周之二月”，实不过是调停之说。王国维以为《史记》“十二”两字乃“一”字之误，如此则与《书序》相合。细加分析，《书序》一月戊午说仍有问题，此从《武成》历日即可推知。从“一月壬辰，旁死霸”来看，一月朔日至少应在壬辰前一天，即辛卯之日;从“二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来看，二月朔日至少应在甲子前五天，即庚申之日。以一月为小月，戊午在二十八日，甲子在二月五日，与庚申朔“粤五日甲子”相合;以一月为大月，戊午仍在二十八日，甲子却在二月四日，与庚申朔“粤五日甲子”不合。合与不合是两种可能性，刘歆只选择前者以释月相之义，有失周全。再说一月辛卯朔也只是一种假定，实际上无法排除其他可能性。
刘歆《世经》依据《武成》等历日资料，推定公元前1122年为武王克商之年，认为是年一月辛卯朔，壬辰、癸巳为二、三日，冬至在己未，实际却在乙丑。又推二月庚申朔，甲子为五日。由于刘歆所用三统历先天三日，并不合天，所以他提出以“死霸，朔也;生霸，望也”为内涵的月相定点说，即使调整建正也不能在历法上得到支持。刘歆所引《武成》还有一条历日资料，即“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庙。”依刘说顺推，则四月无“庚戌”，于是刘歆置闰二月以解之。以甲骨金文屡见十三月可知，殷周古历置闰，例在年末，刘说非是。近人王国维敏锐地发现这一点，指出其月相定点说名义不能相符。于是另创月相四分的新说，以为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顺次代表一月四个时段，各为七八天，同时也是各个时段第一天的专名。因而推定是年一月戊辰朔，二十五日壬辰，二十六日癸巳;二月戊戌朔，二十七日甲子;四月丁酉朔，十四日庚戌。王国维的一月四分说提出后，虽有学者反对，但并未提出具有颠覆性的证据。我们曾对包含两个历日月相的三件铜器铭文（作册魃卣、静方鼎、晋侯苏钟），依照各种月相说界定的内涵，进行纯历理分析和验证，结果正如天文学家张培瑜先生所说，“可能四分说更为近真，而定点说存在较大的困难。”依据王国维的月相四分说，既死霸为月末时段，即自二十三日以后至于晦，则与“二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相距七日的戊午当在二月二十一日。即使王国维的推算与实际历表略有出入，戊午师渡盟津也一定在二月，不会提前到一月。因此可以推断，《书序》“一月戊午师渡盟津”之“一月”当为二月之误，《史记》所说“十二月”之“十”为衍文，均不可据。
二月戊午师渡盟津是武王伐纣进军路线的重要节点。武王在这里盟誓诸侯，历数商纣之罪，决计恭行天罚，讨伐独夫纣。宣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朕梦协朕卜，袭于休祥，戎商必克”，以鼓舞士气，进军朝歌。此誓辞即古文尚书《大誓》，惜未流传。前贤对武王伐纣的进军路线与日程，以癸巳师出镐京、戊午毕渡盟津、甲子决战牧野言之，多得其实。今人探赜索隐，尤胜于前。学者引据《荀子》等文献，对周师是否从盟津北渡黄河，渡河后又途经何地，牧野战场位置何在等问题详加考索，认识更趋深入。
《荀子·儒效》云：
武王之诛纣也，行之日以兵忌，东面而迎太岁，至汜而汎，至怀而坏，至共头而山隧。霍叔惧日：“出三日而五灾至，无乃不可乎？”周公日：“刳比干而囚箕子，飞廉、恶来知政，夫又恶有不可焉！”遂选马而进，朝食于戚，暮宿于百泉，旦厌于牧之野。鼓之而纣卒易乡（向），遂乘殷人而诛纣。这里提到武王伐纣途中的多处地名，却未言及师渡盟津一事。遂有学者对武王伐纣师渡盟说表示怀疑，认为武王北渡黄河之地可能是汜水而不是盟津。其主要理由有两条：一是盟津去百泉约三四百里，从戊午渡河到癸亥夜阵共六日，须日行五十里，与古代“师行三十里”不合。二是师渡盟津乃汉儒之说，其可信度不会高于更早的《荀子》。这些看法是否妥当，需要具体分析。
《史记·周本纪》说：“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一个“毕”字表明，周师先头部队渡河应早于戊午日。《汉书·律历志下》引《世经》说：“师初发，以殷十一月戊子。”刘歆以为殷十一月即周正十二月，戊子“后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实则戊子在一月癸巳（旁死霸）前五日，亦应在一月。戊子日先行出征的前锋部队为周之锐师，是最早到达牧野战场打败纣军的主力。《吕氏春秋·古乐》说：“武王即位，以六师伐殷，六师未至，以锐兵克之于牧野。”从戊子师初发到戊午师度盟津，《世经》说“孟津去周九百里，师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度。”但从癸巳日武王率部出征算起，师至盟津实际每日行军已超过三十里。至于师行五十里，特殊的战术条件下亦有可能。如公元前269年，秦伐韩，赵奢往救，从武安（河北今县）到阏与（今山西和顺）180余里，“二日一夜至”，平均日行军速度达70多里。可见“师行三十里”不过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的，不可过泥，此其一。就《荀子·儒效篇》本身而言，既曰“至汜而讥”是为一灾，则意味着汜水（今河南荥阳北）暴涨，舟不可渡，无法到达汜水东岸，通过玉门古渡北渡黄河。此条材料并不构成武王师渡汜水的证据，此其二。至于《史记》与《汉书》有关武王师渡盟津的记载也并非晚出，实际来自汉代尚可见及的今文尚书《大誓》。《大誓》后称《泰誓》，然非今传伪古文尚书《泰誓》。马融曾以文辞浅露疑汉《大誓》为伪作，后世经学家仔细研究确定为真本。《尚书大传》所引“唯四月太子发上祭于毕”，《史记·周本纪》亦曾言及，此外又引“孳孳无怠”“今殷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诸语，即是未见伪古文袭用的汉《太誓》之文。《世经》引《书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纣，作《大誓》。”此序不曾言及“师毕渡盟津”，则《史记》此语当源自于汉《大誓》。汉《大誓》为先秦故籍，无疑比《荀子》成书更早。近出上博简《容成氏》亦云：“（武王）戊午之日，涉于孟津。”《容成氏》的写成时间在燕王哙禅让君位之前，甚或可能早到春秋时代。这说明《史记》和《汉书》所载武王师渡盟津之说有更早的材料来源，并非仅为汉儒之说可以轻加否定，此其三。由于武王“至汜而汎”，不能由此北渡，只有改变计划，“再返回孟津而渡黄河”。盟津在今河南孟津县境，即“孟津旧县，在县东二十里，周武王伐纣，师渡孟津是也。”
关于“至怀而坏”，杨惊注“怀”为地名，以为是《尚书·禹贡》“覃怀底绩”之怀。《汉书·地理志上》“河内郡”属县有怀，在今河南武陟县西十一里。然《韩诗外传》卷三说：“武王伐纣，到于邢丘……乃修武勒兵于宁，更名邢丘日怀，宁日修武。”此言武王勒兵于宁（今河南修武县）是可能的，但视怀与邢丘为一地则有误。《左传》宣公六年：“赤狄伐晋，围怀及邢丘。”坫《史记·秦本纪》：“（昭襄王）四十一年夏，攻魏，取邢丘、怀。”说明怀与邢丘本是两地。两汉置平皋县于邢丘，地在今河南温县东南二十里。周师从盟津渡河，西至邢丘（平皋），再至怀（武陟），次于宁（修武），正便其道。
由于怀近沁水，水溢成灾，道路泥泞，只能绕行，北至共头。共头即共头山，或称共北山、共山。《汉书·地理志上》“河内郡”属县有共，班固自注：“故国，北山，淇水所出，东至黎阳入河。”《水经注》卷九《清水》：“共县故城……即共和之故国也。共伯既归帝政，逍遥于共山之上。山在国北，所谓共北山也。”《大清一统志》：“共山在辉县北九里……县志亦谓之九峰山，苏门之别阜也。”周师行至共头，山石崩摧，道路中断，又改道于戚与百泉。细绎“朝食于戚，暮宿于百泉，旦厌于牧之野”文义，戚与百泉仅一天路程，朝发夕至，百泉与牧野也相距不远，故可暮宿而旦至。《左传》定公十四年：“（晋人）又败郑师及范氏之师于百泉。”清人高士奇以为百泉“在今辉县西北七里苏门山，一名百门山;有百门泉，泉通百道。”“百泉”在苏门山，距今河南辉县西北七里;共山为苏门山支脉，距今辉县北九里，二者直线距离并不太远。或因山势阻隔，由正北共山往西北百泉，有可能在苏门山麓绕圈子，途经戚地，耗去整整一天时间。戚地杨惊以为在顿丘（今山东濮阳县北），所言方位有误，因为周师无由东渡黄河再折返百泉。有学者考订戚地当在今河南省嘉获县西北二十里左右的茅邑以西，亦与共山相远。戚之地望文献无征，不妨存疑待考。
由百泉至牧野并不太远，故可一早出师布阵。《国语·周语下》说：“王以二月癸亥夜陈（阵），未毕而雨”，黎明即在牧野展开决战。然牧野的地理位置何在？古有朝歌南、汲县、新乡牧村三说，当以何者为是，今人争论甚烈。朝歌南说最早见于许慎《说文》：“姆，朝歌南七十里地，《周书》日：武王与纣战于坶野。”稍后郑玄云：“牧野，纣南郊地名也”，又谓“纣近郊三十里名牧”。“纣”在此指纣都朝歌，牧野古作“坶野”，为朝歌（今河南淇县）南郊地名，又称洙或洙之乡，金文见于洙司徒疑簋。“晋孔晁注《逸周书·克殷》云：“牧野，商郊，纣出朝歌二十里而迎战也。”南朝梁刘昭注《后汉书·郡国志》谓牧野“去（朝歌）县十七里”。”牧野与朝歌的距离越说越短，然其确切地望仍不能定。迄至唐代又有更明确说法。《括地志》云：“今卫州城即殷牧野之地，周武王伐纣筑也。”又云“纣都朝歌在卫州东北七十三里”。唐代卫州治汲县（今河南卫辉市），但“汲故城在卫州所理汲县西南二十五里”，坫与唐代卫州治并非一地。其后，明修正德《新乡县志》复生异说：“牧村在（新乡）县东北三里，武王伐纣之处也。今太公庙尚在。”牧村在今河南新乡市牧野乡，此去朝歌九十余里。《水经注》卷九《清水》云：“自朝歌以南，南暨（至）清水，土地平衍，据皋跨泽，悉坶野矣。”清水即今卫河，隋置新乡县，“清水在县北一里”。牧野本为地名，即使郦道元视为区域之名，亦未南过清水远至牧村一带。总之，有关牧野地望三说，言朝歌南者不能确指，新乡牧村说与早期文献不合，看来当以汲县说近是。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册》将牧野的位置标在汲县之北，是较为合理的选择。
牧野大战后，纣王逃归朝歌。《史记·周本纪》说，“纣走，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殊玉，自燔于火而死。”鹿台在朝歌城中，是商王室囤聚钱粮之处。《大清一统志》谓鹿台在淇县治，朝歌在今淇县城内。但是，此一传统说法似乎受到考古学的挑战。1998年，考古工作者对淇县和鹤壁市境内一批晚商遗址进行调查，以期找到朝歌遗址的线索。调查结果表明，淇縣城内的摘星台、二道城均非商代遗址，推测纣都朝歌可能不在淇县城内，而在淇县东北部淇河沿岸地区的可能性较大。如是朝歌的地望似需重新考虑。但在考古发掘未予确证之前，仍不妨定位于淇县。二、武王伐纣的还师路线与日程
武王占领商都朝歌后，停留时间不长，乃罢兵西归。其还师路线与日程，除《逸周书·世俘》《度邑》外，其他文献很少记载。金文资料亦只利簋、天亡簋、何尊略有言及。两相参证，或可得其大略。
1.《世俘》正讹
《世俘》原名《武成》，本是古文《尚书》中的一篇。孟子读到篇中武王伐纣“血流漂杵”，颇不以为然，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自是学者多不信它，西汉亦未立于学官。待孔壁逸《书》出，十六篇之中有《武成》，后因无人传习，终亡于建武之际。西汉刘歆读过逸《书》十六篇，所著《世经》引录《武成》82字，存其片断。不过《武成》并未完全亡佚，只是被改头换面，易名《世俘》，幸存于《逸周书》中。经顾颉刚先生综合整理，认为史料价值极高，渐受学界重视。但篇中改窜错讹之处甚多，只有悉心考订，始可为用。经学者反复探究，《世俘》篇的错讹情况日渐清晰，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干支讹误。《世俘》篇日：“惟一月丙辰旁生魄，若翼日丁巳，王乃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纣。”武王伐纣，甲子克商，“丙辰”“丁巳”与甲子相距七八日，周师从镐京长驱牧野岂能如此神速？学者据《周书·武成》篇，改“丙辰”为壬辰，“丁巳”为癸巳，“旁生魄”为旁死霸，是可信据。又如篇中“癸酉，荐殷俘王士百人”，“癸酉”不可能置于壬子之后，显为“癸丑”之误。然篇首“维四月乙未日，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国”之语，干支似亦有误，学者未察，以为当置四月庚戌之前。但此时武王尚在还师途中，各种礼典亦未举行，谓之“成辟四方”，似亦未洽。颇疑此句本在文末，“乙未”原为己未，被人移至篇前作总冒之语，以代书序。后在传写过程中，己未误作乙未，致成今貌。
二是文本错简。《世俘》篇云：“若翼日辛亥，祀于位，用筲于天位。越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国祀馘于周庙。”《周书·武成》记此在四月，即武王还师镐京之后。然《世俘》上文言克商之后亦有“辛亥荐俘殷王鼎”诸事。甲子克商之后到四月辛亥仅48天，未及两月何来两个辛亥？顾颉刚先生以为这是前人未曾打开的难关。赵光贤先生正确指出，古人行献馘俘大礼乃献于祖宗，故必于祖庙行之，朝歌无祖庙，因而断定第一个辛亥段落必为错简。其说甚有理致，今已得到普遍认同。《世俘》又说辛亥越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国祀馘于周庙”，但上文亦有“乙卯篱人奏《崇禹生开》”诸语。章太炎认为，“辛亥、乙卯前此已见，此复见，盖此篇集庶官所录，未及编次也。”固然不排除这方面的原因，更主要的当是《武成》被改窜导致错简。因此，辛亥到乙卯一段均须后置，并入武王返周举行祭礼的日程之中。
三是叙事夸诞。《武成》因受孟子批评，改窜者遂将其易名为《世俘》，并在敦服之国、馘俘之人、狩猎之物上大做文章，故多虚夸不实之辞。如《世俘》谓武王伐纣的同时，“遂征四方，凡憝（敦）国九十有九国……凡服国六百五十有二”。其敦国、服国总数多达753国，言过其实。又谓“馘磨亿有十（当作七）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亿有万二百三十”。古以十万为亿，则斩首馘耳者17万多人，俘虏30多万人，两者相加达到47万多人，即使不以牧野之战为限，整个战争规模在当时也不可能如此巨大。又如狩猎所获有虎、猫、熊、罴等13种动物，总数达到120235只，短时间内有如此巨大的猎获，亦不能令人无疑。
上述分析表明，《世俘》固然是真周书，但毕竟太过断烂。对这些情况如果不加鉴别，照单全收，不仅无法充分利用其史料价值，弄不好反而容易淹没或误解历史真相。
2.金文补史
1976年，陕西临潼县发现一处青铜器窖藏，所出利簋铭云：“斌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离（管）师，锡右史利金，用作旌公宝尊彝。”（《集成》4131）此言武王征商，甲子日一戰而克，印证了文献记载的可靠性。辛未为甲子日后第八天，武王已驻师裔地。于省吾先生读离为管蔡之管（今河南郑州），学者多所从之。从朝歌至管地，应非绕道盟津，沿原路返回。而是按照出师时计划的进军路线班师，即从汜水南渡黄河，取其近道到达管地。
《史记·周本纪》说甲子日牧野战后，武王至王所，击斩自焚而死的商纣，乃出城返回军营。第二天，清除道路，修治社坛及商宫。《逸周书·克殷》说：“及期，百夫荷素质之旗于王前，叔振奏拜假，又陈常车。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王。泰颠、闳夭皆执轻吕以奏王，王人，即位于社。”武王在社坛举行即位大典，昭告商纣罪恶，宣布革除殷命，受天明命，君临天下。表明周人对商代社神祭祀权的接替，也为周人代殷而为天下共主提供了合法性。祭礼毕，武王乃出，封武庚为周诸侯，命管蔡监殷，安抚殷遗。然《克殷》所言“及期”当为何日？《礼记·大传》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于社，设奠于牧室……追王大王直父、王季历、文王昌。”这里说追尊先王名号当是返回镐周以后的事情，实际只是武王祭祀载行的文王木主。至于在牧室燎祭上帝、祭祀社神，则与《世俘》相印证：“戊辰，王遂御，循自祀文王，时日王立政。”“御”为柴之误，“自”为追之讹，“循”即因也，“立政”为即天子位。表明戊辰这一天，武王柴祭上帝，祭奠文王，即天子之位，理天下之政。可见“及期”社祭的时间当在戊辰日。社祭礼毕，武王随即罢兵西归，有如后面将要提到的天亡簋铭记武王在太室山举行社祭后，立即下山返周一样。从朝歌南下，经过三四天时间，行程二百余里，武王在汜水南渡黄河，至辛未日直达管地。
武王在朝歌停留未久，即匆匆南下，应与武王接下来要做的三件大事有关。
其一，经略南国。《礼记·乐记》云：“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大武》是演奏伐纣功成以崇天子的乐章，分为六成（节），其中第三成“象武王克纣而南还也”，第四成“象武王伐纣之后，南方之国于是疆理也”。此次经略南国的战争，他书未言，唯《世俘》有载。《世俘》篇说“太公望命御方来”，此“方来”孔晁注为纣党，或即助纣为虐的恶来，太公受命御敌，以阻击恶来对商都的反扑。而真正受命讨伐南国诸侯的将领是吕他、新荒、侯来、百弁、陈本、百韦等六人，他们或为周师将领，或为臣属诸侯，身份不很明确。所伐方国诸侯主要集中在殷畿以南及以东地区，此即越戏方、陈、卫、磨、宣方、蜀、厉等七国。越戏方位于《山海经·中山经》所说浮戏山下，在今河南巩县东南。陈，在今河南淮阳，武王后封胡公于此。磨为磨之讹，或为《国语·郑语》所言郑地十邑之历，在今河南禹州市。卫，恐非朝歌旧地，或为室韦之韦，在今河南滑县东南。宣方，或即甲骨文中的亘方，在今河南长垣东北。蜀，或为汶上之蜀，地在今山东汶上县。厉，在湖北随县北。早在文王末年，周人即对成周东南一带有所经略。武王克商后重点用兵南国，应与营建洛邑、力控东土密切相关。
其二，天室祭天。武王驻师于管，除了布署讨伐南国的战役外，要做的另一件大事是天室祭天。“天室”一词，金文见于天亡簋，文献亦只见于《逸周书·度邑》。天亡簋铭文说：“乙亥，王有大礼，王凡（泛）三方，王祀于天室，降。天亡右王，衣（殷）祀于王丕显考文王，事糟上帝，文王德在上，丕显王作省，丕肆王作庚，丕克迄衣（殷）王祀。丁丑，王餐大宜，王降。”（《集成》4261）乙亥为武王辛未到管地后第五日，即在天室举行祭祀。最初学者对天室多以明堂大室解之，然明堂祭天礼毕，武王何故从高处下来，一降再降，理不可通。后经学者严密考订，认为天室即天（太）室山（今中岳嵩山），是古帝王的封禅之地。武王在牧野战后，曾经“设奠于牧室”，“柴于上帝，祈于社”，都只是临时性的。真正的祭天大礼，则需到太室山举行。簋铭称“衣（殷）祀于王丕显考文王，事糟上帝”，即是封禅祭天，以文王配享的郊祀大礼。封禅正是以高山为天然的祭坛举行祭天仪式，后来郊祭天帝，则在京郊筑圜丘作为高山的象征物。簋铭还说到“王餐大宜，王降”。《尔雅·释天》云：“起大事、动大众，必先有事乎社而后出，谓之宜。”《周礼·大祝》：“宜乎社，造乎祖。”则“王飨大宜”，应该是祭天之后又举行社祭。隆重祭祀天地之神灵，意在向诸侯方国宣示：“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周人已是代殷而有天下的新的共主了。此次活动是“天王右王”，即以战功卓著、威望崇高的太公望（天亡）为助祭者，反映了祭祀的重要程度。通过太室山祭祀大典，为天命归周披上了神圣的外衣。
其三，规拟洛邑。天亡簋除了涉及祭祀天地的大礼外，还提到了武王对建都洛邑的选址问题。只是用词至简，易被忽略。这就是“王凡三方”。凡（后世误作舟）为般的初文，此处读作，《说文·目部》：“转目视也。”所谓“王凡三方”，是指武王站在太室山巅向南、北、西三方瞻望，做出营建东都的战略决策。《逸周书·度邑》亦记武王日：“我图夷兹殷，其惟依天室，其有宪命。求兹无远。天有求绎，相我不难，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我北望过于岳鄙，顾瞻过于有河，宛瞻延于伊洛，无远天室。”武王在太室山巅祭天祀祖的同时，高瞻远望，旋视三方，以“伊汭延于洛汭”一带作为新建东都之地，希冀由此治理天下。正如何尊铭文所云：“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日：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义民。”（《集成》6014）这一重大决策意在“定天保，依天室”，即以河山拱戴的太室山为依凭，达到保守天命，安邦定民的目的。武王下山以后，途经洛地，可能对营建新都有过实地考察和初步规划，故《史记·周本纪》称武王“营周居于洛邑而后去”。这个“营周居（都）”的工作，只是规拟选址，还谈不上筑城建邑。故武王返回镐京后，不免忧心萦怀，夜不能寐。其遗命最后由周公、召公在平定三监之乱后协力完成。
《世经》云：“癸巳武王始发，丙午还师。”所谓“丙午还师”，与“癸巳始发”相对举，应是指武王还师镐京的时间。此不见于《世俘》，可能来自刘歆披览过的古文尚书《武成》，只是不曾标明。从一月癸巳到四月丙午，武王伐纣的主力部队整个日程为74天。其往返路线大体如下图所示。
3.镐京祀典
武王丙午还师于镐，稍事休整，四天后开始举行各种祀典，伐纣之役始告结束。祭祀活动从庚戌日开始，连续六日未尝间断。其中仪注及其内涵，亦须探讨。
第一天庚戌日，举行献俘礼，凯旋告祖。《武成》篇云：“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庙。”《世俘》篇所记更为详备：
惟四月既旁生霸，越六日庚戊，武王燎于周庙。武王降自车，乃俾史佚繇书于天号。武王乃废于纣矢恶臣百人，伐右厥甲小子鼎大师，伐厥四十夫家君鼎师。司徒、司马初厥于郊号，乃夹于南门用俘，皆施佩衣，先馘入。武王在祀，太师负商王纣县首白旃、妻二首赤旃，乃以先馘入，燎于周庙。《世俘》此段文字虽经前人校订，仍不易解。大体是在周庙举行祭典，以俘馘祭先祖。《吕氏春秋·古乐》云：“（武王）归，乃荐俘馘于京太室。”。京太室即周庙祭祖的大室。庚戌这天，武王乘车到达周庙，仪式开始后命史佚向上帝朗读书文，杀伐商纣恶臣百人、小子、四十夫家君以作人牲。随后司徒、司马在外朝南门（皋门）剥掉俘虏的衣服，夹道示众，再驱于内朝杀之献祭。之后由太师吕尚用白、赤两种颜色的旗杆挑着商纣及其二妻的首级进入，继献馘耳作为牺牲，燎祭在上帝左右的先祖，以告伐纣功成。看来燎祭在周初并不限于燔柴祭天，亦可于庙中献俘祭祖，以寄报本反始之义。故《礼记·祭义》云：“建设朝事，燔燎擅芗，见以萧光，以报气也，以教众反始也。”
第二天辛亥日，举行郊祭礼，祀天配祖。其事被《世俘》错出两处，一则日：“若翌日辛亥祀于位，用筲于天位。”与《武成》所言略同。二则日：“辛亥，荐俘殷王鼎，武王乃翼矢圭矢宪，告天宗上帝。王不革服，格于庙，秉黄钺语治庶国，筲人九终。王烈祖自大王、大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维告殷罪。筲人造，王秉黄钺正国伯。”所谓“天位”，朱右曾以“南郊圜丘”释之，与孔晁注此为郊天之礼同义。或谓郊天已在前一天举行，恐非是。此言郊天进献俘获的殷王之鼎，应即象征王权的九鼎。说明郊天是从法理上说明周革殷命的正当性，意义十分重大。武王恭陈的祭物不仅有九鼎，还有玉珪，甚到国家宪令一类的东西，以告天宗上帝，天命归周。接下来典礼转至周庙进行。武王未及更衣，即在周庙手持黄钺“语治庶国”。“庶国”就是归服于周的众诸侯国，“语治”就是对他们发布文告，并册命“国伯”即诸侯之长，形成王权之下的二级权力机制。又追尊先父为文王，太王、王季亦以王称，并将大伯、虞仲、伯邑考列入附祭，颇具殷礼色彩。
第三天壬子日，册封诸侯，建立地方政权。《世俘》篇云：“壬子，王服衮衣，矢琰，格庙。篱人造，王秉黄钺正邦君。”此言武王着天子之服，来到周庙，举行册封仪式。所谓“正邦君”即是确定诸侯的名份，对旧爵重新认定，对新君正式册封。由于册封诸侯较多，程序繁复，所以当天未安排其他祭典。
武王伐纣往返路线示意图
第四天癸丑日，册命殷士，充实文化机构。《世俘》篇云：“癸丑，荐俘殷王士百人。篱人造，王矢琰，秉黄钺，执戈。王入，奏庸，大享一终。王拜手稽首。王定，奏庸，大享三终。”这里的“荐俘殷王士百人”，郭沫若、顾颉刚先生认为是“用为人牲”，大享以祭。李学勤先生认为，“俘殷王士”就是上文所言纣恶臣百人，这里又一次出现，说明“用俘”并非杀死。前两天典礼均有“篱人造”，或“正国伯”，或“正邦君”，都属于政权建设方面的事情。这里“荐俘殷士”，亦有乐人到场击钟演奏，一终三终，亦与册命有关。清陈逢衡云：“王士百人，皆殷之良，故谓之士，以别乎恶臣也。”周人招贤纳士，以加强政权建设，促进文化发展。殷士百人虽以俘虏身份到了周庙，但他们不是用作牺牲，而是到周庙表示效忠周天子的。武王对他们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恶臣杀之，良臣用之，正好适应了周人政权建权对知识人才的需要。金文中的微史家族被周人重用，授予爵位与封地，可能属于此类情况。
第五天甲寅日，告功祖庙，礼成《大武》。《世俘》篇云：“甲寅，谒戎殷于牧野。王佩赤白旃，筲人奏《武》。王入，进《万》，献《明明》三终。”孔晁注：“谒，告也。”是以牧野克商之功告祭先祖，乐人演奏《大武》、《万》、《明明》等乐章。郑玄注《易》云：“王者功成作乐，以文得之者作筲舞，以武得之者作《万》舞。”《大武》和《万舞》都是歌颂武王伐纣之功的乐章，用于庆赏报功之礼。
第六天乙卯日，以庶邦之君助祭天稷，诫誓于社。其事《世俘》亦分置两处。一则日：“乙卯，筲人奏《崇禹生开》三终，王定。”二则日：
（辛亥）越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国祀馘于周庙：翼予冲子。断牛六，断羊二。庶国乃竞。告于周庙日：古朕文考倚商人典，以斩纣身，告于天于稷。用小牲羊、犬、豕于百神水土，誓于社。日：维予冲子绥文考，至于冲子。用牛于天于稷五百有四。用小牲羊、豕于百神、水土、社，二千七百有一。。所谓庶国与祀，是指众国之君在周庙助祭，祭品有征伐方国的俘馘，以大牢牛、羊祭祀。武王告于周庙，称“古朕闻文考修商人典”，意即听从文考遗训，修商家伐夏救民之典，以斩纣身，因告祭天神、后稷。同时又举行社祭，用少牢羊、豕祭祀百神、山川，诫誓庶国于社。此次祭祀活动用牲多达2701只，数目过大，似多夸饰。
六天来的祀典大体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举行献俘礼以示伐纣功成，继则郊天，表明天命归周，为武王代殷而为天下共主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二是以天子身份任命诸侯之长，分封众多诸侯，册命殷士百人，以加强政权建权。三是制礼作乐，特别以《大武》为国乐，强化周人一统天下的政治意识。诸侯助祭，告天与稷，也是为了昭示武王作为周天子在政治上的新形象。四天之后，时维己未，武王成天下四方之君，颁克殷之命于列邦，周之天下得以确立。三、武王伐纣日谱的推排
关于武王伐纣日谱的推排，古今学者做过大量工作，但其出发点和理论依据各有不同，结果大相异趣。刘歆利用《武成》历日考订武王伐纣日期，首倡月相定点说，据三统历推定武王克商之年，开西周年代学研究之端绪。尽管刘歆所用历谱不精，对月相词语的界说亦多误解，但他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拟达成的学术目标，都具有极大的启迪意义，为后世学者所承继。
近人研究武王伐纣日谱，依其所持月相理论的不同，大体可以分为三大派别：一派以董作宾、蔡运章、江晓原等学者为代表，坚持以月相定点说排谱;一派以赵光贤、罗琨、杨宽等学者为代表，坚持以月相四分说排谱;一派以刘次沅等为代表，以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新月相说排谱。其中蔡运章、罗琨、杨宽等人的伐纣日谱，未能借助公元纪年的尺度，推求武王克商的绝对年代，反而不如刘歆立意高远，是所不论。其他几家情况各异，互有短长。
董作宾先生是研究武王伐日谱较早的学者。他采用儒略历分析《武成》等多种天象资料，推考武王克商之年，方法是科学的。但他遵信刘歆的月相定点说，力证公元前1111年为克商之年，与唐朝天文学家僧一行所得结果相同，实际上并无新的进展与突破。江晓原先生主要推算《国语》伶州鸠所言天象并结合《武成》与《世俘》历日进行排谱，拟定公元前1044年为武王伐纣之年。江氏对《国语》天象研究有独到见解，但他也相信刘歆的月相定点说，以既死霸为月初几日，既生霸为望后几日，与月相名词古义翩然相反，其结果同样难于凭信。赵光贤先生长期留心西周年代学研究，年逾古稀，仍以超卓的科学意识和创新精神，以月相四分说为先导，以新出科学历表为依据，利用《武成》历日推排武王伐纣日程表，推得公元前1045年为伐纣之年，并通过《召诰》、《洛诰》历日得以验证，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研究成果。
新拟武王伐纣日譜
刘次沅先生对武王伐纣天象进行综合研究，颇有所得，推定克商之年在公元前1046年，其结果被夏商周断代工程选用。由于夏商周断代工程是国家批准的重大科技项目，完成时间是有计划的，仓促之间选定一种结论，自然谈不上尽如人意。主要问题在于：（1）月相二系说的误释。月相二系说是断代工程提出的新说，以初吉为一系，以既生霸、既望、既死霸为另一系，致使一器之中并存两种不同的记时系统;又以既生霸从新月初见到满月，既望为满月后月面尚未显者亏缺，既死霸从月面亏缺到消失，致使不同月相名词在记时上出现重叠交叉。如《武成》“二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断代工程《西周金文历谱》采刘次沅说，定为二月二十二日，而《召诰》“惟二月既望，粤六日乙未”，《历谱》亦为二月二十二日。这就意味着既死霸与既望只相隔一天，后面的同一日序，既可用既望粤几日来表达，亦可用既死霸粤几日来表达，既望与既死霸本质上已无区别，这显然是不妥当的。由此推定的武王克商之年，不免令人欲信还疑。（2）武王开国在位年数的误判。武王克商后的在位年代，历来都以三年说为主流，即使近出清华简《金滕》亦不能动摇此说。但是断代工程为了选用公元前1046年为克商之年，只有将武王克商后的在位年数定为四年，才能与《召诰》、《洛诰》的历日相衔接。而武王开国在位四年，证据薄弱，面临很多不易克服的困难。（3）《国语》天象的不确定性。《国语·周语下》伶州鸠说：“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这几种天象是不可能同时发生的，其中“岁在鹑火”可能与利簋铭文所言“岁鼎”有关，但也未必是一回事。“岁鼎”或谓岁星正当其位，或谓木星上中天，学者看法不一。至于“岁在鹑火”之类天象在《左传》、《国语》中多有记述，经验算发现，竞无一相合，反映了“岁在鹑火”所具有的不确定性。刘次沅先生也承认这一点，但他还是把“岁在鹑火”作为判定武王克商之年的主要依据，前后不能自洽。凡此说明，刘氏对伐纣日谱的构拟和断代工程对其所推克商之年的选用，实际上是大有研究余地的。
比较以上诸家说法之后，感觉以公元前1045年为武王克商之年来构拟伐纣日谱，从目前的相关研究结果来看，可能是一种更好的选择。这也符合考古成果确定克商年的时间范围在BC1050～1020年。对于此年建正问题，自不必固守周正建子之说，因为是年一月丁酉朔，此月无壬辰、癸巳。只有考虑建亥或建丑，方可排谱。按照《国语》伶州鸠“日在析木”的说法，武王伐纣出发于冬至前一月，故可取本年建亥。早期历法只是追求将年首定在某个天象、气象、物候点，由于年长、冬至的测定不准确，建正不可能保持稳定。如果认为西周建子，那么出现建亥与建丑就是正常不过的事情。若取本年建亥，则《武成》所谓一月癸巳日武王出师伐纣，实际在公元前1046年11月，与当时“岁在鹑火”即BC1047.7～1046.8的日期非常接近，仍可作为一种辅助性参考。《武成》说“二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当在公无前1045年1月15日。再以“岁鼎”即岁星上中天来看，BC1048～1046的一月份后半夜岁星见于东方，与利簋言甲子朝岁星上中天相吻合，与《荀子·儒效》说“武王之诛纣也，行之日以兵忌，东面而迎太岁”，《淮南子·兵略训》说“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岁”也大体相应。尽管《国语》、利簋的天象资料可供参考，但考求武王伐纣之年的基础性和决定性资料还是《武成》、《世俘》的历日，这是必须明确而不能走偏的。
根据上文分析，今利用《武成》、《世俘》、《利簋》、《天亡簋》等历日资料，以建亥之月为公元前1045年岁首，以《中国先秦史历表》所推朔日为月首，重新构拟“武王伐纣日谱”（见上页），以期形成正确的历史认知。
[作者杜勇（1956年-），天津师范大学大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天津，300387]
[收稿日期：2019年9月10日]
（责任编辑：谢乃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