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皋陶“扎紧制度笼子”思想的当代透视
陈讲飞 王平
[摘要]皋陶是安徽省六安市著名历史人物，是中国司法鼻祖，其理论体系中蕴涵大量“扎紧制度笼子”的思想资源。从认同度、强度、精准度和灵敏度四个维度对其“扎紧制度笼子”思想予以深度挖掘，希冀为当代反腐倡廉提供相关借鉴。
[关键词]皋陶;“扎紧制度笼子”;反腐倡廉
[中图分类号]D09.2;D262.6? [文献标识码]A? ? [文章编号]1009—0274（2019）06—0056—04
[作者简介]陈讲飞，男，安徽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反腐倡廉;王平，男，安徽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政治学博士，研究方向：法治政府。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同志指出“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笼子越扎越牢，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1]。在反腐败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反腐倡廉，“扎紧制度笼子”就显得越来越重要。在安徽省六安市，有一位历史人物皋陶，在“扎紧制度笼子”上具有丰富的思想资源。围绕皋陶相关论述，分别对其“扎紧制度笼子”思想的四个维度展开分析。
一、“扎紧制度笼子”的认同度
认同度是指在“扎紧制度笼子”过程中，强化公职人员对“制度笼子”和反腐机制的自我认同。之所以要公职人员消除对“制度笼子”的抵触心理，就在于不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就必然导致“人就关进笼子”的质变。舜赞赏皋陶在履行“士”的职务中“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无刑，民协于中，时乃功，懋哉”[2]。通过这一表述，我们发现皋陶在“扎紧制度笼子”认同度上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对于认同度，主要是从以下两方面论述。
其一，监督是对公职人员的爱护。皋陶“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是指通过五刑来辅助五教，实现政通人和的善治。“五教”分别是指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在皋陶看来，“明于五刑”就是约法三章，把制度变成开封府的“三把铡刀”，让公职人员对贪腐有所畏惧。“以弼五教”是指言之以情、动之以理，借助道德教育，感化公职人员从政自律。严厉的惩戒手段，只能起到一时反腐震慑，培养公职人员对监督的自我认同，才更行之有效。
结合当下，就是综合运用重读入党誓词、重温入党申请书、观看警示片、弘扬优秀家风等方式，让公职人员从内心深处明白严管就是厚爱，是维护其长远利益的最佳选择。如果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任何人都会腐败。形式上看，监督是对公职人员的束缚，致使其在行使权力过程中感到“不舒服”。但从实质上讲，只有监督才能让公职人员严以用权，才能让老百姓在接受公职人员提供公共服务时感到“舒服”。苏联亡党亡国不过20多年，殷鉴不远。打破历史周期律，唯有让老百姓对公权力的运行感到“舒服”，用公职人员的“不舒服”来换取老百姓的“舒服”。就本质而言，监督是为了巩固我们党的执政根基，也是为了维护公职人员的长远利益。一些腐败分子身陷囹圄，究其原因，就在于平时放松了对他们的及时提醒和有效监督。
其二，监督是对公职人员人格力量的提升和帮助。皋陶“刑期于无刑”思想，是指刑罚的目的在于消灭刑罚，即刑罚和“无刑”是表里的关系。古往今来，刑罚都只是一种手段，其直接目的在于确保公职人员廉洁从政，提升公职人员的人格力量。在皋陶看来，“无刑”是治理国家的最高境界，也是公职人员从政自律的理想状态。对此，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也有类似这种看法，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3]。
然而，针对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制度监督必然是塑造公职人员高尚人格的重要辅助。如何经受“四大考验”，如何克服“四种危险”，如何塑造公职人员的高尚人格，制度监督是必选项之一。
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拥有崇高人格，应是每个公职人员的终生目标。在通往崇高人格的路途上，制度监督是重要辅助。面对制度监督，一些公职人员产生“监督是组织对自己不信任”的观点。针对这种错误观点，主要从以下两点进行批驳。首先，监督不是对公职人员人格的否定，恰恰相反，是对其人格力量的提升和帮助。树立崇高人格，他律是自律的重要补充，而监督就是他律的具体表现。其次，信任公职人员是在监督的基础上信任。否则，对于我们的党组织来说就是盲信，就是用人不良;对于公职人员来说就是信马由缰，最终将会导致他们锒铛入狱、身败名裂。
二、“扎緊制度笼子”的强度
强度是指对腐败分子不能轻罚，要坚持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同时惩戒方式要注意合理合规。面对物质诱惑，公职人员在精神上，常经历正面情绪和负面情绪的博弈。正面情绪是指公职人员出于对腐败后果的畏惧而抵制诱惑，而负面情绪是指公职人员出于对个人利益的谋划而选择腐败。人们的决策说到底是各种情绪博弈的结果，理性在其中的作用，不过是唤起某种情绪加入博弈[4]。
因此，我们必须强化正面情绪对公职人员的积极引导，消解负面情绪的利己性，增强公职人员廉洁从政的能力。对于皋陶“扎紧制度笼子”的强度，主要从以下三方面来论述。
首先，“扎紧制度笼子”的强度是有威慑力的强度。“制度笼子”不是麻秆做的笼子，是带电的高压线，只有这样才能对腐败分子形成不敢腐的威慑力。在制度建设上，皋陶创建五刑，五刑即甲兵、刀锯、钻凿、斧銊、鞭扑，尽管这具有原始社会中惩罚方式过于野蛮简单的特点，但体现出古人惩戒犯罪分子的决心。为政宽松还是严厉，春秋时子产曾有过形象具体的解释，“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5]。如果制度监督过于宽松，公职人员就会铤而走险触犯法律。从中央纪委监察网站上的数据来看，仅2018年上半年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5677起，处理人数36618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人数26029人[6]。八项规定涵盖公职人员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对公职人员在作风建设上严格要求，才能对腐败分子和腐败现象形成不敢腐的威慑力。
其次，“扎紧制度笼子”的强度是有比例的强度。简单来说，就是对腐败分子的惩戒要坚持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即重罪重罚，轻罪轻罚，无罪不罚。针对之前各部落刑罚采取“一刀切”、过于严厉的情况，皋陶创建五刑，依据所犯罪行的大小来予以惩戒。根据矛盾特殊性，对腐败分子，我们也要依据其贪腐的具体情形来采取具体措施。在“扎紧制度笼子”过程中，我们还要避免重罪轻罚和轻罪重罚这两种错误倾向。重罪轻罚，则监督就会弱化，腐败得不到有效遏制。轻罪重罚，则监督就会异化，甚至会变相鼓励公职人员多腐败。如果轻罪重罚，重罪也是重罚，那公职人员在综合考量后，就会选择多腐败。惩戒结果要让腐败分子心服口服，同时又要对其他公职人员起到警示和教育的作用。作为各类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主体，基层干部常因“动辄得咎”，处于“问责焦虑”之中[7]。我们的纪检监督机关不能动不动就问责，监督和党纪政务处分应是按照有比例的原则，正所谓用权不可任性。
最后，“扎紧制度笼子”的强度是有准确性的强度。皋陶在审理案件中曾提出“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是指在处理复杂案件时，宁可偏离常规去量刑从宽，也不冤枉一个无辜的人，这类似于现代司法中所讲的“疑罪从无”原则。置换到今天，那便是我们的纪检监察机关要审慎行使监督权力，惩戒方式要合理合规，确保不伤害到清廉奉公的公职人员。十八大以来，反腐力度不断加大，反腐倡廉深入人心。但是，我们大力反腐，不是搞以抓住多少腐败分子为标准的政治锦标赛，也不是为了凸显纪检干部的本领高强，而是为了建设一个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环境。纪检监察机关审慎行使监督权力，就是要保持清醒头脑，不能滥用党和国家赋予的权力和信任。
三、“扎紧制度笼子”的精准度
精确度是指发挥“制度笼子”的技术优势和监督优势，实现对腐败现象和腐败分子的精准打击。如何实现“制度笼子”的精准度，在皋陶看来，就是要借助技术力量和人。对“扎紧制度笼子”的精准度，主要从以下两方面论述。
其一，借助技术力量实施监督。在审理案件中，皋陶常常依靠神兽獬豸，才能实现公平公正。在相关典籍中对獬豸有这样的描述，“豸，獬豸兽也，似山牛，一角;古者决讼，令触不直”[8]。
尽管这具有原始社会的迷信色彩，但獬豸断狱仍有其存在合理性，这体现出皋陶在审理案件中借助外在技术力量。荀子的“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或许就是最好解读。审判助手獬豸具有客观中立、辨别是非的特点。那么，如何建立一套同等特点的监督技术体系，实现对腐败分子和腐败现象“露头就打”的精准度，就迫在眉睫。现代网络技术发达，依靠大数据实现对官员的财产进行监控，并建立廉情评价预警系统，为反腐提供技术支持[9]。从某种程度看，这一预警系统如果实现，必然是当下的反腐助手“獬豸”。当然，廉情评价预警系统和“互联网+反腐”仅仅只是一种技术监督方式。“技术+反腐”方兴未艾，我们要充分利用技术力量，寻找多个当代反腐的“獬豸”，不断助力反腐倡廉。
其二，依靠德才兼优的新晋公务员实施监督。仅仅依靠技术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还要从公职人员源头上寻找反腐力量。问君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通过选拔德才兼备的公务员，不断净化政治生态环境，便是一种极为有效的途径。在《尚书·皋陶谟》中，皋陶提出用人标准“九德”，即“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彰厥有常，吉哉”[10]。换言之，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好干部”提出的五条标准，即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11]。新录取公务员具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优势，尚未受到腐败和社會不良风气的侵蚀，具有极强的可塑性。通过对新晋公务员进行廉政教育，在公职人员队伍中建立反腐力量，实现对腐败分子的精准打击，有助于提高“制度笼子”的精准度。
四、“扎紧制度笼子”的灵敏度
灵敏度是指要让我们的监督体系主动发力，对腐败分子形成“莫伸手，伸手必被捉”的威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制度不少，可以说基本形成，但不要让它们形同虚设，成为‘稻草人”[12]。所谓的“稻草人”是指监督制度成为一纸空文，只在事后惩戒上才有行动，未能及时主动反腐。针对君、臣、民的关系，皋陶曾分别提出“慎身，知人，安民”。置换到当下，分别针对我们党员思想建设、党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对此，主要从以下三方面来论述“扎紧制度笼子”的灵敏度。
“慎身”，即公职人员要自警自省，强化自我问责，加强个人思想建设，尤其是公职人员中的党员。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对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思想同样重要[13]。在我国，80%的公务员是党员，95%的领导干部是党员，我们党的领头雁作用不言而喻。因此，党员同志要时刻审视自身言行，对照党章逐个改正。党章是中国共产党的总章程，每个党员都应针对党员标准，做到“正衣冠”“照镜子”，坚定果断地与身边的腐败现象和腐败分子作斗争。“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慎身”就是要求我们的公职人员做到人前人后一个样，在平时自警自省，不断强化自我问责。
“知人”，即加强纪检监察机关的组织建设，履行好其“左眼监督右眼”的职责。党章赋予纪检机关的职责是监督执纪问责，监察委员会是国家专职监察机关。而如何实现这一神圣职责，就在于把合适的人放在这个位置，也就是皋陶所讲的“知人”。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提出“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遴选出具有正义感且熟悉监督问责的纪检干部，便显得尤为迫切。打造一支忠诚可靠干净的纪检队伍，对腐败现象和腐败分子主动出击。一支优秀的纪检队伍，无疑是悬在腐败分子头上的斯摩达克斯之剑。
“安民”，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作风建设，强化人民群众对公权力的监督。皋陶提出“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其意是指上天的耳聪目明和惩恶扬善，来自于人民群众的耳聪目明和惩恶扬善，具有朴素的天人合一思想。其实，在我们党也有类似表述，即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们取得巨大成就，但也产生了不少社会问题，而腐败则是人民群众最为痛恨的一个社会毒瘤。“安民”就在于及时回应群众的诉求，严厉打击腐败分子和腐败现象，安抚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我们必须弘扬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