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学术流变中春秋穀梁学的新发展
摘 要：春秋穀梁学在汉代曾一度兴盛，后来渐以沉寂，迨至晚清时期，在新的学术格局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嘉道之际，伴随着今文经学兴起的风气，穀梁学出现了复兴迹象，以许桂林、侯康、柳兴恩等人为代表，对穀梁学义例进行整理归纳。道咸以降，穀梁学愈发受到关注，阐发义例者有陈澧、王闿运、江慎中等人，致力于注疏者有钟文烝、廖平等人。在此过程中，穀梁学表现出以往所未见的新特点，一方面是以廖平为代表的对穀梁学进行体系化建构的努力，另一方面则是以江慎中为代表的结合西学对穀梁学做出新阐发的尝试。
关键词：春秋穀梁学；晚清；复兴；体系化；西学化
中图分类号：B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04-0087-07
春秋穀梁学，作为传统经学中春秋学的一个分支，是指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中围绕《春秋穀梁传》展开的一系列研究和学问。从渊源上来说，穀梁学本于《春秋》三传之一的《穀梁传》，此传形成于战国时期，大概在西汉前期“著于竹帛”。西汉宣帝年间，《穀梁传》一度立为官学，不久被废。魏晋至唐初，学者于《穀梁传》不乏著述，传世者以范宁注、杨士勋疏为要。而中唐以降，啖助、赵匡等人始开“舍传求经”之风气，以至出现“《春秋》三传束高阁，犹抱遗经究终始”①的情况；加之南宋胡安国传在元明时期被定为科举范本，三传之研习遂不绝如缕，《穀梁传》自不能外。迨及有清一代，学风为之大变，检讨宋明之空疏，重返汉唐之旧学，在“以复古为解放”②的大思潮中，穀梁学及其他两传之学亦迎来了新的历史转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研究高峰。
但较之其他两传之学，穀梁学的复兴及发展未免显得滞后。清初学人倡导实证之学，毛奇龄、俞汝言、张尚瑗等人已开三传考证刊误之学。而后，乾嘉年间汉学大盛，《左传》因属古文，最先受到汉学家重视，惠栋《春秋左传补注》、洪亮吉《春秋左传诂》、焦循《春秋左传补疏》等著是为代表。汉学兴盛之际，亦有学者高举公羊学之旗帜，常州庄存与倡其先，孔广森、刘逢禄、宋翔凤等人随其后，公羊学在乾嘉时期实已成气候。然而于此之时，穀梁学仍门庭冷落，唯待嘉道之际，许桂林、侯康、柳兴恩等人发愤继绝，此学方始有复兴之迹象。
道咸以降，在今文经学兴盛、汉学仍具影响而西学渐以东传的学术格局中，穀梁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新发展，在条例、义理、注疏等领域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乾嘉汉学主要是复兴汉代古文经学，而晚清时期为之一变，在不断往前回溯的复古思路中，学者们转而追溯年代更早的汉初今文经学。在今文经学渐为主流的学术环境中，《穀梁传》作为今文经之一种，愈发受到关注，阐发义例者有陈澧、王闿运、江慎中等人，致力于注疏者有钟文烝、廖平等人。在此过程中，穀梁学表现出一些前所未见的新特点，一方面是以廖平为代表的在传统路数下对穀梁学进行体系化建构的努力，另一方面则是以江慎中为代表的结合西学对穀梁学义理做出新阐发的尝试。
一、嘉道之际春秋穀梁学的复兴迹象
春秋穀梁学在西汉宣帝年间一度兴盛之后，遂
收稿日期：2017-08-08
作者简介：叶树勋，男，南开大学哲学院讲师，哲学博士（天津 300350）。
走向渐以沉寂乃至衰微的局面。魏晋至隋唐，虽不乏学人对其作注写疏，然较之三传中较显要之左氏，治穀梁者日益稀少。而唐宋年间“舍传求经”之风气日兴，加之胡传被立为官学，穀梁则愈为孤经绝学。
迨至清代，汉学渐盛，三传之中左氏最先受到关注，稍后常州公羊学亦兴起，而此时穀梁学仍乏专家之学，以至于阮元编《皇清经解》时甚为感慨：
世之治经者多治《左氏》《公羊》，于《穀梁》慢之。故余整齐百家为《皇清经解》千四百卷，《左氏》《公羊》皆有专家，《穀梁》无之，心每欿然。③
由此亦见穀梁学在当时之为孤经绝学的大体情况。然阮氏称“无之”，却未尽然。《皇清经解》所收三种穀梁学著述，固然不足为专家之学④，但在《皇清经解》编刻（道光五年至六年，即公元1825—1829年）之前，学林中已有许桂林专治穀梁之学，只是其所著在当时尚未刊印，故不被阮元所知。
许桂林（1779—1821），字同叔，江苏海州（今连云港）人，嘉庆二十一年举人。许氏所著《春秋穀梁传时月日书法释例》一书（以下简称为《穀梁释例》），乃有清一代比较早成的穀梁学专著。此书撰作于嘉庆十八年之前⑤，在许氏生前未曾付梓刊印，后于道光二十五年由其兄许乔林、弟子罗士琳刊行于世，而阮元于此时方知有许氏此书。
许氏治《穀梁》立足于郑玄“《穀梁》善于经”之论，认为“时月日例”即《穀梁》善经之管钥，遂专详于此，撰《穀梁释例》四卷。其间，“总论”述三传同异，崇《穀梁》、讥《左》《公》；“提纲”举其大端，列“时月日例”凡31条；“述《传》”则引述经传诸文，对上举条例加以疏证；“《传》外余例”则述《传》无明文、仅见于范注的条例。相比于其他两传，“时月日例”是《穀梁传》解经的一大特色，从何种情况书月日、何种情况不书月日的书法，探寻背后的大义。此条例在《公羊传》亦有所见，但使用频率远没有《穀梁传》那么高。《穀梁传》的这种解经特色，范《注》、杨《疏》已有留意，但未曾归纳。许氏在其基础上，对此条例予以总结，在穀梁学史上这是比较早的专门著述。
在左氏学盛行而公羊学渐兴的学术环境中，许桂林是较早倡导穀梁学的儒者。类似于其他两传之倡导者往往会崇此抑彼，许氏在推崇穀梁学之时，对《左》《公》二传亦颇有微词。许氏非议《左》《公》之言历来受学者批评，尤其是认为《左传》乃采掇而成的观点，更为学者所诟病。许氏之论固然有偏执，但正如唐仲冕在《序》中所言，其论虽近于武断，然犹有专门之风。⑥桂文灿引何休非《穀》、诋《左》为例，称许氏“为专家之学固如此也”⑦。蓋其时治《春秋》者，为成就一传专门之学，常以攻难他传为要事，如刘逢禄为推崇《公羊传》，对《左传》《穀梁传》更是极力诋毁。
稍后于许桂林，番禺侯康（1798—1837）于穀梁学亦有专门阐论。不同于许桂林宗主《穀梁》，侯康则以《左氏》为优；至于《穀》《公》二传，侯氏则认为前者出现较早，失误尚寡，可助于推求经义。
侯氏治《穀梁》，重视其与三礼之关系，撰《穀梁礼证》，引三礼之文以疏证《穀梁》之义。此书约写于1834年之前，生前未能完稿，仅成二卷，死后由其弟侯度于道光三十年整理刊行。⑧有别于许桂林《穀梁释例》专于书法条例，侯氏《穀梁礼证》则旨在阐发传文所见之礼义，通过考述传文中礼义相关的内容，推求传者立说之志，评论前人研究之得失。⑨侯氏援礼以治《穀梁》，可能是受到乾嘉以来“以礼代理”思潮的影响，然则能否认为侯氏开辟了以礼治《穀》的新途径，则有待商榷。⑩此等做法或非侯康为先，与侯氏并世而稍长的陈寿祺（1771—1834），有《穀梁礼说》一书，应该也是取径于此，只是此书未经卒业，故不得其详。
在嘉道之际学术转向的大风气中，学林里关注《穀梁传》之儒者日多，不乏学者以兴继绝学为己任，穀梁学亦显渐趋复兴之迹象。然而，此时学人对《穀梁》义例并无系统论述，许桂林专于时月日例，侯康则主在礼义。唯待柳兴恩《穀梁大义述》撰成，义例方面才有了比较综合的阐发。
柳兴恩（1795—1880），原名兴宗，字宾叔，江苏丹徒人，受业于阮元。《穀梁大义述》大概撰成于道光二十年，而柳氏始治《穀梁》当在道光十六年以前。柳氏此书亦从郑玄“《穀梁》善于经”之说出发，分为七个方面疏证《穀梁传》何以善解经义。
其一，述日月例。柳氏认为，“《穀梁》日月之例，泥则难通，比则易见，与其议《传》而转谓《经》误，何如信《经》而并存《传》说之为得耶”。此项内容与许桂林《穀梁条例》相似，但所涉条例远多于许氏所列的31条，共总结出“元年”“内盟”“来朝”“来归”等92条日月时例。
其二，述礼。柳氏认为，“《春秋》治乱于已然，礼乃防乱于未然，况《穀梁》亲受子夏，其中典礼尤与《论语》夏时周冕相表里，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也”。此项内容与侯康《穀梁礼证》相近，但柳氏主要是史料考述，义理阐发相对较少。
其三，述异文。关于三传中经之异文的成因，柳氏有自己的看法：“《穀梁》之经与《左氏》《公羊》经异者亦以百数，此非经旨有殊，或由齐鲁异读，音转而字亦分也。”为此，柳氏用了两卷的篇幅，对三传所见异文予以逐一剖析。
其四，述古训。柳氏认为穀梁子亲受于子夏，传文多引孔孟之言以解《春秋》，为此打算联系《论语》《孟子》，整理传文所引孔孟之言。但柳氏仅在《叙例》中交代了这一想法，并举了几个例子，而于正文中却无详细展开。
其五，述师说。柳氏指出，汉唐以来不乏学者“于《穀梁》或采用一二焉，或批驳一二焉”，虽然是“无非兼及，鲜有专家”，但也不能“摈诸师说之外也”。为此，柳氏对历代穀梁学的相关著述进行考论，间以评断诸家之得失。
其六，述经师。这一部分的内容和前一项接近，但此间更关注穀梁学史上的说经者其人。这些经师并非全属穀梁学专家，大凡涉及穀梁学者，都被考虑在内，由此亦见柳氏有勾勒穀梁学史之考虑。
其七，述长编。柳氏指出：“《穀梁》久属孤经，今日更属绝学，兹以所见载籍之涉《穀梁》者，以经、史、子、集之序循次摘录，附以论断，并著本经废兴源流，庶为之集其大成。”在此，柳氏将历代典籍中引述《穀梁传》的材料，按四部之序逐一整理，此外还根据史书人物传记，考察《穀梁传》的废兴源流。
由是观之，柳氏《穀梁大义述》一书乃清代以来首次对穀梁学义例及其源流进行综合整理的作品，其间不仅对《穀梁传》的条例、大义有所归纳，并且对穀梁学史也有较多的总结。虽然此书主要是材料整编，但较之许桂林、侯康，此书在当时也可说是集成之作，是嘉道之际穀梁学的代表性著述。
其时治《穀梁》者，除上述外，亦不乏他人，如梅植之、曹金籀、邹汉勋等，于穀梁学亦有专述，惜乎其著或未竟，或遗失，皆为憾事。
嘉道之际，在今文经学兴起的氛围中，穀梁学逐渐受到学者关注，此情景与公羊学的促动不无相关。在其影响之下，不乏学者以兴继《穀梁》绝学为己任，如许桂林、柳兴恩、梅植之、曹金籀等人，均有此发愤继绝之理念。而从大局来看，此又与清代“以复古为解放”的风气密切相关，唐宋以来“舍传求经”的做法已为清人所不取，儒者们纷纷回归诸传，按传文索求经义，就此而言，穀梁学之复兴又是一种必然之势。
二、注疏的新成就与义例的新阐发
自汉学盛行以来，治《春秋》者纷纷摒弃中唐以降的“舍传求经”之法，乃重新回归三传，依传文索求经义。在此趋势之下，三传之注疏也日益得到重视。时人不仅对旧注旧疏予以考校整理，同时也基于汉唐之法对各传进行重新注疏。早在乾嘉时期，《左传》已有新注，如洪亮吉的《春秋左传诂》；稍后公羊学方面有陈立的《公羊义疏》。然而于此之际，《穀梁传》仍无注疏新作。学者们对穀梁学虽然日益关注，但所做研究主要是围绕义理展开。待到咸同年间，钟文烝撰成《春秋穀梁经传补注》，随后廖平撰成《穀梁古义疏》，二书方填补了《穀梁传》新注疏的空白，将穀梁学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钟文烝（1818—1877），字殿才，又字朝美，浙江嘉善人。《春秋穀梁经传补注》一书始作于道光二十五年，至咸丰九年撰成，而后钟氏又予修订，至同治七年（1868）定稿，前后长达20余年。
钟氏治《穀梁》，亦以推重穀梁学为矢的。在《春秋穀梁经传补注》（以下简称《穀梁补注》）卷首所载《序》以及《论传》中，钟氏对《穀梁传》的优越性予以专门论证。钟氏认为，《春秋》记人事，实则记人心，诚乃“正人心之书”，此“心学”之义唯《穀梁传》知之：
《穀梁》又往往以心志为说……明《春秋》为正人心之书也。持世教，易知也；正人心，未易知也。然而人事必本于人心，則谓《春秋》记人事即记人心可也……故《春秋》非心学，亦心学也，唯《传》知之。
钟氏认为，《左氏》《公羊》于《春秋》大义不能道，“独穀梁子称述而发明之”，故“《穀梁传》者，《春秋》之本义也”。在三传的时间先后上，钟氏引据桓谭、郑玄之说，认为《穀梁》先于《公羊》，《左氏》为最先，但他不同意桓谭所说的《穀梁》后于《左氏》百余年，乃认为二传年代相隔不远。根据时间先后来判断三传优劣，是自汉以降诸家的惯常做法。三传之学中，诸说虽相互攻诋，然皆以为先出者近圣，故为优。在此问题上，钟氏对《左传》先出的观点可以接受，但对于《公羊传》早出的观点则不作丝毫让步。
《穀梁补注》一书共二十四卷，顾名思义，旨在补正前人注疏所失察之处。钟氏下了很大功夫，出入众经，旁征博引，对范《注》、杨《疏》阙如之处做了大量补充。此外，钟氏又针对范《注》、杨《疏》的不当之处予以纠正。《穀梁补注》师法汉儒，同时对宋儒之学亦多有采择，如书中所言：
凡《补注》之作，以征引该贯，学郑君《三礼注》；以探索精密，学朱子《四书章句集注》《或问》。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求详也。
在具体补注中，钟氏对宋儒解经之说实不乏征引。钟氏治学兼采汉宋的特点已为学者所关注，如田云汉以“考据师法汉学，义理取则宋学”概括钟氏治学的特点，颇得其要。如前所述，钟氏强调唯《穀梁传》乃能发明《春秋》“心学”之义，这也是他融合汉宋的一个表现。乾嘉以后汉宋之争已渐渐减弱，汉宋调和的呼声愈发流行，钟氏此态度正是当时调和论的代表之一。
与钟氏并世者，有番禺陈澧（1810—1882），在穀梁学义理方面多有探究。陈氏为学亦主张汉宋调和，不拘门户之见。考其所论，不乏创意。陈氏治穀梁学，亦从郑玄“《穀梁》善于经”此说着手。但是，在《穀梁传》何以善解经义这一问题上，陈氏的看法不同于许、柳等人。陈氏认为，孟子有言“《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此乃《春秋》大义，此义为《穀梁传》得之。何以如此？陈氏有言：
凡《春秋》之书王，其义皆为以王法治天下，可知也。孔子惧有弑君弑父者而作《春秋》，此《春秋》所以始于隐、桓也。隐元年《传》曰：“将以恶桓也。”是其义矣。
陈氏认为《穀梁传》对隐、桓元年的解释，能反映《春秋》始于隐、桓的大义，这是“《穀梁》善于经”的重要体现。
此外，针对《穀梁》和《公羊》何者为优的问题，陈氏与侯康都肯定前者，但具体说法则不一。侯康认为《穀梁》早于《公羊》，其误尚寡，是以为优；但陈澧认为“《穀梁》在《公羊》之后，研究《公羊》之说，或取之，或不取，或驳之，或与己说兼存之。其传较《公羊》平正者，以此也”。在《穀》《公》先后、优劣的问题上，经学家大多认为《公羊》先出为优，侯康反对此说，而陈澧则是在承认《公羊》早出的同时，又认为晚出者更为平正，这一态度和他对当时公羊学的批评不无关系。
陈氏虽然崇《穀》抑《公》，但他却不像许桂林、柳兴恩等人专论《穀梁》之利而讳言其弊。陈氏为学，不拘门户，正如他在汉宋之争、今古之辨等问题上不会偏执一方，同样的，对于《穀梁传》虽赞其“善于经”，但也不会偏守于此。
稍后于陈澧，对《穀梁》义理做较多阐发者，又有湘潭王闿运（1833—1916）。王氏治经，主《春秋》而宗《公羊》，然对《穀梁》之义亦多有阐论。他在穀梁学方面的代表作《穀梁申义》，是其生平第一部经学专著（撰于同治八年至九年），对《穀梁》义理提出了不少新见解。
王氏基于今文经学的立场，排斥《左传》，推崇《公羊》，而对于《穀梁》，则不同于刘逢禄等人，乃在宗主《公羊》的同时，又对《穀梁》给予较多肯定。王氏区分“微言”与“大义”，以此论述《公》《穀》之关系。王氏认为，“公羊亲受圣传”，而“穀梁子未亲闻微言，但受大义”。“微言”秉承于孔子，乃圣人原意；而“大义”则是“穀梁子私淑仲尼，亲研异同，指事立教，必有宏旨”，后者虽为间接相传，但仍为“儒者之论，可为世范”。因此，“唯明《公羊》，不足祛惑；辄以浅学，更申《穀梁》，务推其立说之原”。统观全书，王氏只关注《穀梁传》中与《公羊传》较相关的问题，并非对《穀梁传》作专门考察。由是亦知，王氏治《穀梁》与许、柳、钟等人以兴继绝学为己任的意识有所不同。
关于《穀》《公》解经的不同处，王氏主张若无害于说经，则“不妨为异”。此等态度与其通经致用的主张不无关系。在他看来，不同的解释之间只要于经义可通，有利于通经致用，便可以成立。这种诠释于经世致用而言，不无开放性与灵活性，然对于严谨的经典解释而言，是否得当还有待商榷。但也正因王氏对《穀》《公》二传的态度不会宗此废彼，所以在何郑之争的问题上，王氏也不会像刘逢禄那样，完全站在何休一边，乃是采取折中的立场，对何、郑之说各有取舍。
如前所述，对于“时月日例”，许桂林、柳兴恩颇为重视，以之为《穀梁传》的一大特色，而陈澧的态度则是倾向于否定，认为此例多不可通。在这一点上，王闿运持肯定的态度，在他的另一部著作《春秋例表》中，王氏对此予以了较多关注；但王氏立说多是基于《公羊》。“时月日例”是《公羊》《穀梁》二传皆秉的解经方法，这种方法在《穀梁传》当中使用更多，但历代以来对此条例皆不乏批评意见，类似于陈澧的观点大有人在，如啖助就曾讥其为穿凿妄说。
三、体系的构建与西学的吸纳
王闿運之后，其弟子廖平在穀梁学上颇有建树，提出“穀梁内外学”的体系，回应了穀梁学理论体系化的问题，使穀梁学成为一门系统的专学，与公羊学、左氏学并立于晚清学术当中。与此同时，江慎中的穀梁学研究则表现出另一种趋向，反映了晚清以来西学传入后对穀梁学的影响。如果说前者代表的是在传统路数下所进行的体系化建构，那么后者代表的则是在西学影响下所做出的义理新阐论，这是穀梁学在晚清学术流变中所表现的两个显著特点。
廖平（1852—1932），字季平，四川井研人。廖氏治经以善变著称，因生平经学有六变，故晚年自号六译老人。廖氏治《春秋》，与其师王闿运重《公羊》不同，乃特重《穀梁》，于此用力最深。对于其他两传，廖氏不像多数春秋学者，每每崇此抑彼，乃主张从《穀梁》切入，以求会通三传。自光绪七年至十一年，是廖平专攻穀梁学的时期。据廖氏在1885年整理的《穀梁春秋内外编目录》，其穀梁学著述共计37种50卷。其中多数作品今日已不得见，唯存《穀梁古义疏》《起起穀梁废疾》《释范》三种，前者属内编，后两者属外编。按廖氏所言的“穀梁内外学”，所谓“内学”，是指针对《穀梁传》的专门注疏；而所谓“外学”，则是指对穀梁学相关问题的研讨。
《起起穀梁废疾》是廖氏穀梁外學的重要著作，主要讨论穀梁学史上著名的何郑之争。何休基于崇《公羊》的立场，作《公羊墨守》《穀梁废疾》《左氏膏肓》，对其他两传多有诘难；郑玄则基于会通今古文的立场，作《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以批驳何休之论。迨及清代，刘逢禄作《穀梁废疾申何》，站在公羊学的立场，维护何休而批斥郑玄；王闿运则基于折中的立场，对何、郑二人之说各有取舍。对此问题，廖氏与其师的态度相仿，但对何、郑二人的批评似乎更甚：“何君自尊所习，乃以寻仇之戈，操于同室；郑君小涉《左》学，不习《穀梁》，乡邻私閧，何须被缨？”在廖氏看来，何郑之争其实是同室操戈、乡邻私閧。何休攻难《左》《榖》，廖氏自然不赞成，在此问题上他主张兼治三传而会其同；而郑玄维护《左》《穀》，廖氏本无反对，但又认为郑玄对此并无深习，其论只是“为求胜而作”的“讼讦之言”，“内实不足”。
廖氏于穀梁外学著述甚丰，惜其今日多不得见，然由廖氏所编目录，亦可见他对穀梁学史颇为稔熟，这为撰作《穀梁古义疏》提供了充分的基础。《穀梁古义疏》是廖氏穀梁内学的主要作品，始作于光绪七年，而后冥心潜索，十易其稿，犹未定本，直至光绪十九年方改定，前后长达十余年。此书不仅代表了廖氏穀梁内学的成就，而且也是继钟文烝《穀梁补注》之后穀梁学注疏方面的重要成果，和钟注一起被收入了《清人十三经注疏》。
由于对范《注》持一种极度批斥的态度，是以廖氏在撰作《谷梁古义疏》时，并不像钟文烝《穀梁补注》那样，全载范《注》、采择杨《疏》而对其予以补正，乃是抛开范《注》、杨《疏》，自行注疏。而且也不同于钟文烝《穀梁补注》详于名物训诂，廖氏则将解释的重心放在了礼制方面。这和侯康、柳兴恩等人重视穀梁学与礼学的关系相类似，但廖氏所本的礼制乃以《礼记·王制》为主，并主张以此作为区分今古文的标准。此外，廖氏还很关注时月日例。他认为：“大事日，小事时，一定之例也，亦记事之体应如是也。至于轻事而重之，则变时而日、月焉；重事而轻之，则变日而月、时焉。”《穀梁传》的时月日例到底能否成立，历来都有争议。研治穀梁学之人大多肯定此例，并以之为穀梁学之特色而加以张大。但终究而言，此条例在解释经义时却难以贯彻，穀梁学家则通过各种正例和变例的说法，对此加以证成。从许桂林到柳兴恩再到廖平，之所以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对此都深加磨研，其原因大多在此。
廖平治穀梁学不仅在注疏训释方面做出推进，并且在义理条例上也多发前人所未发，更为突出的是，不同于历代以来的穀梁学家，廖氏有建构穀梁学体系的尝试和努力。有学者称，廖平的穀梁内外学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提供了一个清晰而完备的体系，解决了穀梁学理论系统化的问题，其取得的成绩成为穀梁学史上最为耀眼的明珠。这种说法不无溢美，但廖氏的体系化建构也确实代表了传统穀梁学在清末时期的一种新趋向，比起以往学者各详一端，廖氏则尝试以内外学之框架将穀梁学的研究内容予以系统化。
在清末经学中，康有为等公羊学家将传统的经学内容与西方传入的社会政治理论相结合，为维新变法提供思想依据，使公羊学在清末时期发生了新的变化。这种风气也影响到穀梁学在当时的发展，不乏学人亦立足于穀梁学以吸纳西学，江慎中便是其间比较典型的代表。
江慎中，字孔德，广东石城（今廉江）人。在江氏之前，已有许桂林、柳兴恩、钟文烝等人专治《穀梁》，然江氏认为此数者之撰述皆非佳作，遂打算专攻《穀梁》，以超越前人，振兴绝学。
江氏穀梁学著述主要有《春秋穀梁传条例》《春秋穀梁传条指》二书。其中，《春秋穀梁传条例》一书初成于光绪十九年，共30篇，至光绪二十三年，又增补2篇。此书是穀梁学书法条例方面的综合之作，共归纳了“始隐桓终获麟例”“王正例”“世变例”“时月日例”等30多种条例，比起许、柳等人之著述专详于时月日例，此书所归纳的内容显然要广泛得多。
《春秋穀梁传条指》大概撰成于光绪三十三年，在前书的基础上，此书将《穀梁传》义例进一步提炼为“十指”，包括“推世变、托王正、立伯统、异内外、尊周、亲鲁、故宋、崇贤、贵民、重众”十个条目。按其所论，推世变乃“《春秋》之通指，通贯全经者也”；托王正、立伯统、异内外乃“《春秋》之大指，亦弥纶一经者也”；余六指则是“《春秋》之要指，各明一义者也”；此“十指”“隐括全经之义，若网在纲矣”。江氏此说应是借鉴了董仲舒“《春秋》十指”、何休“三科九旨”等公羊学理论，但在内容上又与董、何甚为不同，不仅每一项的具体内涵各有差异，更为突出的是，江氏的论说中融入了不少西学成分。
在其所论“十指”中，“推世变”是集中体现西学化色彩的一条。江氏认为：
《春秋》为推言进化之书。三世者，进化之次序也……圣人尽举前后古今、纷纭万变之象，纳诸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借其事以明进化之公理。
具体而言，“三世”分别是指隐公以前的“未开化之时代”、隐桓以降的“进化之初级”、定哀两世的“进化之极端”。对此“三世”，江氏又分别称为“家族主义时代”“国家主义时代”“世界主义时代”。在江氏成书之际，以严复所译《天演论》为代表的社会进化论正流行于清末学界，公羊学家将其和三世说相结合，以作为维新变法的理论依据。江氏的“推世变”之说应是借鉴了公羊学家的做法，认为《春秋》含有进化论思想，此等理念不仅为《公羊传》所揭示，实则《穀梁传》亦有阐发，“两《传》三世之义本无不同矣”。
在其他条目中，亦不乏援引西学之处。如在“异内外”条，江氏强调“中国之体统何在？在其权利与其义务而已矣”，然而，“庄以后夷狄日强，竟以干预中国为事，中国之权利义务，遂为所侵……则中国几于不存矣”。此等论说，不仅是以权利义务观念作重新解释，并且也反映了清末救亡图存的大思潮。又如在“贵民”“重众”条，江氏认为《穀梁传》重视民权，主张以民权制约君权，这与西方的君主立宪政体有相通之处。江氏强调：
贵民、重众是《春秋》最大之义，而《左氏》《公羊》皆无其说，惟《穀梁》有之，此穀梁子之卓出二家而独有千古者也。
在他看来，唯有《穀梁傳》将《春秋》的“民权”大义揭示出来，这是《穀梁传》高明于其他两传的一大体现。
统观江氏《春秋穀梁传条指》中的西学色彩，与当时的学术氛围实紧密相关。西方的社会进化论、君主立宪说等理论，在时人的译介和倡导之下，蔚为当时之显学。江慎中立足于穀梁学，试图证明《春秋》乃含有进化论思想、民权观念，此微言大义不仅为公羊学所释，亦为穀梁学所发，并且在有些地方后者还阐发了前者所未发之处。江氏此举固然不能摆脱当时援西释中所存在的牵强附会的通病，然而从穀梁学史来看，结合西学以作新解释则是江慎中的首创。
从嘉道之际到光绪年间，我们既看到了穀梁学传统研究走向体系化的过程，也看到了西学影响下穀梁学的新阐论。姜广辉先生将乾嘉和晚清的经学分别概括为“朴学化的经学”与“西学化的经学”，这是对不同时期经学所见特殊形态的概括。若全面来看，“朴学化的经学”在晚清仍有较多的延续，可以说，这两种经学在晚清时期是并行发展的。就穀梁学而言，钟文烝、廖平等人的研究代表了“朴学化的穀梁学”，而江慎中的研究则体现了“西学化的穀梁学”。随着传统经学的现代转化，前一种穀梁学在廖平这里既是体系化的呈现，同时也是某种意义的终结，而后一种穀梁学在江慎中这里虽已开其端，却是无人继其后了。
注释
①韩愈：《寄卢仝》，《韩愈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65页。
②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36页。
③阮元：《穀梁大义述序》，柳兴恩：《穀梁大义述》，“续修四库全书”第一三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3页。
④《皇清经解》收录穀梁学著述三种：齐召南《春秋穀梁传注疏考证》、阮元《春秋穀梁传注疏校勘记》、刘逢禄《穀梁废疾申何》。前二者为合治群经而兼涉《穀梁》，第三种乃刘逢禄批斥《穀梁》之作，是以阮元虽录此三书，犹称《穀梁》缺专家之学。
⑤据《清史列传》与《清史稿》所载，许桂林卒于道光元年（1821）。此书卷首共有三篇《序》，作者分别是阮元、唐仲冕、孙星衍。阮《序》写于此书刊刻之际（1845年），孙《序》落款日期为“丙子八月朔”。孙星衍卒于嘉庆二十三年，可知其写序时间当是在嘉庆丙子年即嘉庆二十一年（1816）。另据《陶山诗录》卷十六所载唐仲冕诗《行至海州许生月南迎以诗依韵答之》尾注，许桂林曾于嘉庆二十年请唐仲冕为其书作序。此外，据《朐海诗存》卷第九所载许桂林诗《以〈春秋穀梁传时月日书法释例〉四卷〈算牖〉四卷呈远皋先生》，许氏书成后曾将其呈交时任江苏学政的文干。文干于嘉庆十六年至十八年出任江苏学政，以此可推知此书当是撰成于1813年之前。上述情况，可参阅李明友：《李汝珍师友年谱》，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1年，第341—505页。
⑥唐仲冕：《春秋穀梁传时月日书法释例序》，许桂林：《春秋穀梁传时月日书法释例》，“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91年，第7页。
⑦桂文灿：《经学博采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04页。
⑧陈澧：《穀梁礼证序》，《陈澧集》（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16—117页。
⑨侯氏在此书中共释传文50余条，详见侯康：《穀梁礼证》，“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91年。
⑩文廷海认为侯康开辟了以礼学治《穀梁》的新思路，是清代中期以来“以礼代理”思潮观照之下的产物，参见文廷海：《清代春秋穀梁学研究》，巴蜀书社，2006年，第141页。以下引此书仅注页码。援礼治《穀》之法与“以礼代理”思潮不无关系，但能否认为是侯康开辟了此路，则有待进一步考论。
柳兴恩：《穀梁大义述·叙例》，“续修四库全书”第一三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4、24、24、24、24—25页。
钟文烝：《春秋穀梁经传补注·论传》，“十三经”清人注疏本，中华书局，1996年，第29—30、25—26页。以下仅注页码。
钟文烝：《春秋穀梁经传补注·序》，“十三经”清人注疏本，第1页。
钟文烝：《春秋穀梁经传补注·略例》，“十三经”清人注疏本，第34页。
田汉云：《中国近代经学史》，三秦出版社，1996年，第247页。
陈澧：《柳宾叔穀梁大义述序》，《陈澧集》（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17—118页。
陈澧：《东塾读书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83—184页。
王闿运：《穀梁申义·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3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2页。
廖平：《起起穀梁废疾》，廖平：《穀梁古义疏》，“十三经”清人注疏本，中华书局，2012年，第744页。以下仅注页码。
张预：《穀梁春秋经传古义疏叙》，廖平：《穀梁古义疏》，第3—4页。
廖平：《穀梁古义疏》，第35页。
郑伟：《廖平“穀梁学”体系研究初探》，《古代文明》2013年第4期。
江氏生卒年不详。文廷海根据相关材料，推断江氏为咸丰至光绪年间人，参见文廷海：《清代春秋穀梁学研究》，第143页。其说大体可从，亦可知江氏与廖平应是同时代人。
此书是未刊稿，是否还现存于世，不得而知。今从《国粹学报》第68期相关载述可得知其大体情况。文廷海根据相关线索，对此书内容有所评介，参见文廷海：《清代春秋穀梁学研究》，第284—292页。
按江氏自述，此书在1895年已有相关的撰作，参见江慎中：《用我法斋经说·春秋榖梁传笺释举例》，《国粹学报》第73期。文廷海通过考证相关材料，认为此书应是定稿于1907年，参见文廷海：《清代春秋穀梁学研究》，第297页。
江慎中：《春秋穀梁传条指》，《国粹学报》第68期。
江慎中：《春秋穀梁傳条指·推世变》，《国粹学报》第68期。
江慎中：《春秋穀梁传条指·异内外》，《国粹学报》第71期。
江慎中：《春秋穀梁传条指·贵民重众》，《国粹学报》第73期。
姜广辉：《传统的诠释与诠释学的传统——儒家经学思潮的演变轨迹与诠释学导向》，《中国哲学》第二十二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0—11页。
责任编辑：涵 含
The New Changes of Chunqiu-Guliangxue in the Academic Transformation
in the Late Qing Period
Ye Shuxun
Abstract：Chunqiu-Guliangxue once flourished in the Han period， however， it became silent gradually until in the late Qing period， it achieved unprecedented development in the new academic structure. During the Jiaqing and Daoguang period， along with the rise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Guliangxue showed some signs of revival. Scholars represented by Xu Guilin， Hou Kang， and Liu Xingen combed and filed the examples in Guliangxue. After Daoguang and Xianfeng， Guliangxue received more attention. Among these scholars， Chen Li， Wang Kaiyun and Jiang Shenzhong tried to analyze the examples in Guliangxu； and Zhong Wenzheng and Liao Ping were devoted to making commentaris. In this process， Guliangxue showed new and unprecedented features， reflected by the efforts to build up the system of Guliangxu represented by Liao Ping， and the attempts to interpret Guliangxu from new angles combined with western learning advocated by Jiang Shenzhong.
Key words：Chunqiu-Guliangxue； Late Qing Period； revival； systematization； westernization
关键词：春秋穀梁学；晚清；复兴；体系化；西学化
中图分类号：B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04-0087-07
春秋穀梁学，作为传统经学中春秋学的一个分支，是指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中围绕《春秋穀梁传》展开的一系列研究和学问。从渊源上来说，穀梁学本于《春秋》三传之一的《穀梁传》，此传形成于战国时期，大概在西汉前期“著于竹帛”。西汉宣帝年间，《穀梁传》一度立为官学，不久被废。魏晋至唐初，学者于《穀梁传》不乏著述，传世者以范宁注、杨士勋疏为要。而中唐以降，啖助、赵匡等人始开“舍传求经”之风气，以至出现“《春秋》三传束高阁，犹抱遗经究终始”①的情况；加之南宋胡安国传在元明时期被定为科举范本，三传之研习遂不绝如缕，《穀梁传》自不能外。迨及有清一代，学风为之大变，检讨宋明之空疏，重返汉唐之旧学，在“以复古为解放”②的大思潮中，穀梁学及其他两传之学亦迎来了新的历史转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研究高峰。
但较之其他两传之学，穀梁学的复兴及发展未免显得滞后。清初学人倡导实证之学，毛奇龄、俞汝言、张尚瑗等人已开三传考证刊误之学。而后，乾嘉年间汉学大盛，《左传》因属古文，最先受到汉学家重视，惠栋《春秋左传补注》、洪亮吉《春秋左传诂》、焦循《春秋左传补疏》等著是为代表。汉学兴盛之际，亦有学者高举公羊学之旗帜，常州庄存与倡其先，孔广森、刘逢禄、宋翔凤等人随其后，公羊学在乾嘉时期实已成气候。然而于此之时，穀梁学仍门庭冷落，唯待嘉道之际，许桂林、侯康、柳兴恩等人发愤继绝，此学方始有复兴之迹象。
道咸以降，在今文经学兴盛、汉学仍具影响而西学渐以东传的学术格局中，穀梁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新发展，在条例、义理、注疏等领域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乾嘉汉学主要是复兴汉代古文经学，而晚清时期为之一变，在不断往前回溯的复古思路中，学者们转而追溯年代更早的汉初今文经学。在今文经学渐为主流的学术环境中，《穀梁传》作为今文经之一种，愈发受到关注，阐发义例者有陈澧、王闿运、江慎中等人，致力于注疏者有钟文烝、廖平等人。在此过程中，穀梁学表现出一些前所未见的新特点，一方面是以廖平为代表的在传统路数下对穀梁学进行体系化建构的努力，另一方面则是以江慎中为代表的结合西学对穀梁学义理做出新阐发的尝试。
一、嘉道之际春秋穀梁学的复兴迹象
春秋穀梁学在西汉宣帝年间一度兴盛之后，遂
收稿日期：2017-08-08
作者简介：叶树勋，男，南开大学哲学院讲师，哲学博士（天津 300350）。
走向渐以沉寂乃至衰微的局面。魏晋至隋唐，虽不乏学人对其作注写疏，然较之三传中较显要之左氏，治穀梁者日益稀少。而唐宋年间“舍传求经”之风气日兴，加之胡传被立为官学，穀梁则愈为孤经绝学。
迨至清代，汉学渐盛，三传之中左氏最先受到关注，稍后常州公羊学亦兴起，而此时穀梁学仍乏专家之学，以至于阮元编《皇清经解》时甚为感慨：
世之治经者多治《左氏》《公羊》，于《穀梁》慢之。故余整齐百家为《皇清经解》千四百卷，《左氏》《公羊》皆有专家，《穀梁》无之，心每欿然。③
由此亦见穀梁学在当时之为孤经绝学的大体情况。然阮氏称“无之”，却未尽然。《皇清经解》所收三种穀梁学著述，固然不足为专家之学④，但在《皇清经解》编刻（道光五年至六年，即公元1825—1829年）之前，学林中已有许桂林专治穀梁之学，只是其所著在当时尚未刊印，故不被阮元所知。
许桂林（1779—1821），字同叔，江苏海州（今连云港）人，嘉庆二十一年举人。许氏所著《春秋穀梁传时月日书法释例》一书（以下简称为《穀梁释例》），乃有清一代比较早成的穀梁学专著。此书撰作于嘉庆十八年之前⑤，在许氏生前未曾付梓刊印，后于道光二十五年由其兄许乔林、弟子罗士琳刊行于世，而阮元于此时方知有许氏此书。
许氏治《穀梁》立足于郑玄“《穀梁》善于经”之论，认为“时月日例”即《穀梁》善经之管钥，遂专详于此，撰《穀梁释例》四卷。其间，“总论”述三传同异，崇《穀梁》、讥《左》《公》；“提纲”举其大端，列“时月日例”凡31条；“述《传》”则引述经传诸文，对上举条例加以疏证；“《传》外余例”则述《传》无明文、仅见于范注的条例。相比于其他两传，“时月日例”是《穀梁传》解经的一大特色，从何种情况书月日、何种情况不书月日的书法，探寻背后的大义。此条例在《公羊传》亦有所见，但使用频率远没有《穀梁传》那么高。《穀梁传》的这种解经特色，范《注》、杨《疏》已有留意，但未曾归纳。许氏在其基础上，对此条例予以总结，在穀梁学史上这是比较早的专门著述。
在左氏学盛行而公羊学渐兴的学术环境中，许桂林是较早倡导穀梁学的儒者。类似于其他两传之倡导者往往会崇此抑彼，许氏在推崇穀梁学之时，对《左》《公》二传亦颇有微词。许氏非议《左》《公》之言历来受学者批评，尤其是认为《左传》乃采掇而成的观点，更为学者所诟病。许氏之论固然有偏执，但正如唐仲冕在《序》中所言，其论虽近于武断，然犹有专门之风。⑥桂文灿引何休非《穀》、诋《左》为例，称许氏“为专家之学固如此也”⑦。蓋其时治《春秋》者，为成就一传专门之学，常以攻难他传为要事，如刘逢禄为推崇《公羊传》，对《左传》《穀梁传》更是极力诋毁。
稍后于许桂林，番禺侯康（1798—1837）于穀梁学亦有专门阐论。不同于许桂林宗主《穀梁》，侯康则以《左氏》为优；至于《穀》《公》二传，侯氏则认为前者出现较早，失误尚寡，可助于推求经义。
侯氏治《穀梁》，重视其与三礼之关系，撰《穀梁礼证》，引三礼之文以疏证《穀梁》之义。此书约写于1834年之前，生前未能完稿，仅成二卷，死后由其弟侯度于道光三十年整理刊行。⑧有别于许桂林《穀梁释例》专于书法条例，侯氏《穀梁礼证》则旨在阐发传文所见之礼义，通过考述传文中礼义相关的内容，推求传者立说之志，评论前人研究之得失。⑨侯氏援礼以治《穀梁》，可能是受到乾嘉以来“以礼代理”思潮的影响，然则能否认为侯氏开辟了以礼治《穀》的新途径，则有待商榷。⑩此等做法或非侯康为先，与侯氏并世而稍长的陈寿祺（1771—1834），有《穀梁礼说》一书，应该也是取径于此，只是此书未经卒业，故不得其详。
在嘉道之际学术转向的大风气中，学林里关注《穀梁传》之儒者日多，不乏学者以兴继绝学为己任，穀梁学亦显渐趋复兴之迹象。然而，此时学人对《穀梁》义例并无系统论述，许桂林专于时月日例，侯康则主在礼义。唯待柳兴恩《穀梁大义述》撰成，义例方面才有了比较综合的阐发。
柳兴恩（1795—1880），原名兴宗，字宾叔，江苏丹徒人，受业于阮元。《穀梁大义述》大概撰成于道光二十年，而柳氏始治《穀梁》当在道光十六年以前。柳氏此书亦从郑玄“《穀梁》善于经”之说出发，分为七个方面疏证《穀梁传》何以善解经义。
其一，述日月例。柳氏认为，“《穀梁》日月之例，泥则难通，比则易见，与其议《传》而转谓《经》误，何如信《经》而并存《传》说之为得耶”。此项内容与许桂林《穀梁条例》相似，但所涉条例远多于许氏所列的31条，共总结出“元年”“内盟”“来朝”“来归”等92条日月时例。
其二，述礼。柳氏认为，“《春秋》治乱于已然，礼乃防乱于未然，况《穀梁》亲受子夏，其中典礼尤与《论语》夏时周冕相表里，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也”。此项内容与侯康《穀梁礼证》相近，但柳氏主要是史料考述，义理阐发相对较少。
其三，述异文。关于三传中经之异文的成因，柳氏有自己的看法：“《穀梁》之经与《左氏》《公羊》经异者亦以百数，此非经旨有殊，或由齐鲁异读，音转而字亦分也。”为此，柳氏用了两卷的篇幅，对三传所见异文予以逐一剖析。
其四，述古训。柳氏认为穀梁子亲受于子夏，传文多引孔孟之言以解《春秋》，为此打算联系《论语》《孟子》，整理传文所引孔孟之言。但柳氏仅在《叙例》中交代了这一想法，并举了几个例子，而于正文中却无详细展开。
其五，述师说。柳氏指出，汉唐以来不乏学者“于《穀梁》或采用一二焉，或批驳一二焉”，虽然是“无非兼及，鲜有专家”，但也不能“摈诸师说之外也”。为此，柳氏对历代穀梁学的相关著述进行考论，间以评断诸家之得失。
其六，述经师。这一部分的内容和前一项接近，但此间更关注穀梁学史上的说经者其人。这些经师并非全属穀梁学专家，大凡涉及穀梁学者，都被考虑在内，由此亦见柳氏有勾勒穀梁学史之考虑。
其七，述长编。柳氏指出：“《穀梁》久属孤经，今日更属绝学，兹以所见载籍之涉《穀梁》者，以经、史、子、集之序循次摘录，附以论断，并著本经废兴源流，庶为之集其大成。”在此，柳氏将历代典籍中引述《穀梁传》的材料，按四部之序逐一整理，此外还根据史书人物传记，考察《穀梁传》的废兴源流。
由是观之，柳氏《穀梁大义述》一书乃清代以来首次对穀梁学义例及其源流进行综合整理的作品，其间不仅对《穀梁传》的条例、大义有所归纳，并且对穀梁学史也有较多的总结。虽然此书主要是材料整编，但较之许桂林、侯康，此书在当时也可说是集成之作，是嘉道之际穀梁学的代表性著述。
其时治《穀梁》者，除上述外，亦不乏他人，如梅植之、曹金籀、邹汉勋等，于穀梁学亦有专述，惜乎其著或未竟，或遗失，皆为憾事。
嘉道之际，在今文经学兴起的氛围中，穀梁学逐渐受到学者关注，此情景与公羊学的促动不无相关。在其影响之下，不乏学者以兴继《穀梁》绝学为己任，如许桂林、柳兴恩、梅植之、曹金籀等人，均有此发愤继绝之理念。而从大局来看，此又与清代“以复古为解放”的风气密切相关，唐宋以来“舍传求经”的做法已为清人所不取，儒者们纷纷回归诸传，按传文索求经义，就此而言，穀梁学之复兴又是一种必然之势。
二、注疏的新成就与义例的新阐发
自汉学盛行以来，治《春秋》者纷纷摒弃中唐以降的“舍传求经”之法，乃重新回归三传，依传文索求经义。在此趋势之下，三传之注疏也日益得到重视。时人不仅对旧注旧疏予以考校整理，同时也基于汉唐之法对各传进行重新注疏。早在乾嘉时期，《左传》已有新注，如洪亮吉的《春秋左传诂》；稍后公羊学方面有陈立的《公羊义疏》。然而于此之际，《穀梁传》仍无注疏新作。学者们对穀梁学虽然日益关注，但所做研究主要是围绕义理展开。待到咸同年间，钟文烝撰成《春秋穀梁经传补注》，随后廖平撰成《穀梁古义疏》，二书方填补了《穀梁传》新注疏的空白，将穀梁学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钟文烝（1818—1877），字殿才，又字朝美，浙江嘉善人。《春秋穀梁经传补注》一书始作于道光二十五年，至咸丰九年撰成，而后钟氏又予修订，至同治七年（1868）定稿，前后长达20余年。
钟氏治《穀梁》，亦以推重穀梁学为矢的。在《春秋穀梁经传补注》（以下简称《穀梁补注》）卷首所载《序》以及《论传》中，钟氏对《穀梁传》的优越性予以专门论证。钟氏认为，《春秋》记人事，实则记人心，诚乃“正人心之书”，此“心学”之义唯《穀梁传》知之：
《穀梁》又往往以心志为说……明《春秋》为正人心之书也。持世教，易知也；正人心，未易知也。然而人事必本于人心，則谓《春秋》记人事即记人心可也……故《春秋》非心学，亦心学也，唯《传》知之。
钟氏认为，《左氏》《公羊》于《春秋》大义不能道，“独穀梁子称述而发明之”，故“《穀梁传》者，《春秋》之本义也”。在三传的时间先后上，钟氏引据桓谭、郑玄之说，认为《穀梁》先于《公羊》，《左氏》为最先，但他不同意桓谭所说的《穀梁》后于《左氏》百余年，乃认为二传年代相隔不远。根据时间先后来判断三传优劣，是自汉以降诸家的惯常做法。三传之学中，诸说虽相互攻诋，然皆以为先出者近圣，故为优。在此问题上，钟氏对《左传》先出的观点可以接受，但对于《公羊传》早出的观点则不作丝毫让步。
《穀梁补注》一书共二十四卷，顾名思义，旨在补正前人注疏所失察之处。钟氏下了很大功夫，出入众经，旁征博引，对范《注》、杨《疏》阙如之处做了大量补充。此外，钟氏又针对范《注》、杨《疏》的不当之处予以纠正。《穀梁补注》师法汉儒，同时对宋儒之学亦多有采择，如书中所言：
凡《补注》之作，以征引该贯，学郑君《三礼注》；以探索精密，学朱子《四书章句集注》《或问》。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求详也。
在具体补注中，钟氏对宋儒解经之说实不乏征引。钟氏治学兼采汉宋的特点已为学者所关注，如田云汉以“考据师法汉学，义理取则宋学”概括钟氏治学的特点，颇得其要。如前所述，钟氏强调唯《穀梁传》乃能发明《春秋》“心学”之义，这也是他融合汉宋的一个表现。乾嘉以后汉宋之争已渐渐减弱，汉宋调和的呼声愈发流行，钟氏此态度正是当时调和论的代表之一。
与钟氏并世者，有番禺陈澧（1810—1882），在穀梁学义理方面多有探究。陈氏为学亦主张汉宋调和，不拘门户之见。考其所论，不乏创意。陈氏治穀梁学，亦从郑玄“《穀梁》善于经”此说着手。但是，在《穀梁传》何以善解经义这一问题上，陈氏的看法不同于许、柳等人。陈氏认为，孟子有言“《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此乃《春秋》大义，此义为《穀梁传》得之。何以如此？陈氏有言：
凡《春秋》之书王，其义皆为以王法治天下，可知也。孔子惧有弑君弑父者而作《春秋》，此《春秋》所以始于隐、桓也。隐元年《传》曰：“将以恶桓也。”是其义矣。
陈氏认为《穀梁传》对隐、桓元年的解释，能反映《春秋》始于隐、桓的大义，这是“《穀梁》善于经”的重要体现。
此外，针对《穀梁》和《公羊》何者为优的问题，陈氏与侯康都肯定前者，但具体说法则不一。侯康认为《穀梁》早于《公羊》，其误尚寡，是以为优；但陈澧认为“《穀梁》在《公羊》之后，研究《公羊》之说，或取之，或不取，或驳之，或与己说兼存之。其传较《公羊》平正者，以此也”。在《穀》《公》先后、优劣的问题上，经学家大多认为《公羊》先出为优，侯康反对此说，而陈澧则是在承认《公羊》早出的同时，又认为晚出者更为平正，这一态度和他对当时公羊学的批评不无关系。
陈氏虽然崇《穀》抑《公》，但他却不像许桂林、柳兴恩等人专论《穀梁》之利而讳言其弊。陈氏为学，不拘门户，正如他在汉宋之争、今古之辨等问题上不会偏执一方，同样的，对于《穀梁传》虽赞其“善于经”，但也不会偏守于此。
稍后于陈澧，对《穀梁》义理做较多阐发者，又有湘潭王闿运（1833—1916）。王氏治经，主《春秋》而宗《公羊》，然对《穀梁》之义亦多有阐论。他在穀梁学方面的代表作《穀梁申义》，是其生平第一部经学专著（撰于同治八年至九年），对《穀梁》义理提出了不少新见解。
王氏基于今文经学的立场，排斥《左传》，推崇《公羊》，而对于《穀梁》，则不同于刘逢禄等人，乃在宗主《公羊》的同时，又对《穀梁》给予较多肯定。王氏区分“微言”与“大义”，以此论述《公》《穀》之关系。王氏认为，“公羊亲受圣传”，而“穀梁子未亲闻微言，但受大义”。“微言”秉承于孔子，乃圣人原意；而“大义”则是“穀梁子私淑仲尼，亲研异同，指事立教，必有宏旨”，后者虽为间接相传，但仍为“儒者之论，可为世范”。因此，“唯明《公羊》，不足祛惑；辄以浅学，更申《穀梁》，务推其立说之原”。统观全书，王氏只关注《穀梁传》中与《公羊传》较相关的问题，并非对《穀梁传》作专门考察。由是亦知，王氏治《穀梁》与许、柳、钟等人以兴继绝学为己任的意识有所不同。
关于《穀》《公》解经的不同处，王氏主张若无害于说经，则“不妨为异”。此等态度与其通经致用的主张不无关系。在他看来，不同的解释之间只要于经义可通，有利于通经致用，便可以成立。这种诠释于经世致用而言，不无开放性与灵活性，然对于严谨的经典解释而言，是否得当还有待商榷。但也正因王氏对《穀》《公》二传的态度不会宗此废彼，所以在何郑之争的问题上，王氏也不会像刘逢禄那样，完全站在何休一边，乃是采取折中的立场，对何、郑之说各有取舍。
如前所述，对于“时月日例”，许桂林、柳兴恩颇为重视，以之为《穀梁传》的一大特色，而陈澧的态度则是倾向于否定，认为此例多不可通。在这一点上，王闿运持肯定的态度，在他的另一部著作《春秋例表》中，王氏对此予以了较多关注；但王氏立说多是基于《公羊》。“时月日例”是《公羊》《穀梁》二传皆秉的解经方法，这种方法在《穀梁传》当中使用更多，但历代以来对此条例皆不乏批评意见，类似于陈澧的观点大有人在，如啖助就曾讥其为穿凿妄说。
三、体系的构建与西学的吸纳
王闿運之后，其弟子廖平在穀梁学上颇有建树，提出“穀梁内外学”的体系，回应了穀梁学理论体系化的问题，使穀梁学成为一门系统的专学，与公羊学、左氏学并立于晚清学术当中。与此同时，江慎中的穀梁学研究则表现出另一种趋向，反映了晚清以来西学传入后对穀梁学的影响。如果说前者代表的是在传统路数下所进行的体系化建构，那么后者代表的则是在西学影响下所做出的义理新阐论，这是穀梁学在晚清学术流变中所表现的两个显著特点。
廖平（1852—1932），字季平，四川井研人。廖氏治经以善变著称，因生平经学有六变，故晚年自号六译老人。廖氏治《春秋》，与其师王闿运重《公羊》不同，乃特重《穀梁》，于此用力最深。对于其他两传，廖氏不像多数春秋学者，每每崇此抑彼，乃主张从《穀梁》切入，以求会通三传。自光绪七年至十一年，是廖平专攻穀梁学的时期。据廖氏在1885年整理的《穀梁春秋内外编目录》，其穀梁学著述共计37种50卷。其中多数作品今日已不得见，唯存《穀梁古义疏》《起起穀梁废疾》《释范》三种，前者属内编，后两者属外编。按廖氏所言的“穀梁内外学”，所谓“内学”，是指针对《穀梁传》的专门注疏；而所谓“外学”，则是指对穀梁学相关问题的研讨。
《起起穀梁废疾》是廖氏穀梁外學的重要著作，主要讨论穀梁学史上著名的何郑之争。何休基于崇《公羊》的立场，作《公羊墨守》《穀梁废疾》《左氏膏肓》，对其他两传多有诘难；郑玄则基于会通今古文的立场，作《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以批驳何休之论。迨及清代，刘逢禄作《穀梁废疾申何》，站在公羊学的立场，维护何休而批斥郑玄；王闿运则基于折中的立场，对何、郑二人之说各有取舍。对此问题，廖氏与其师的态度相仿，但对何、郑二人的批评似乎更甚：“何君自尊所习，乃以寻仇之戈，操于同室；郑君小涉《左》学，不习《穀梁》，乡邻私閧，何须被缨？”在廖氏看来，何郑之争其实是同室操戈、乡邻私閧。何休攻难《左》《榖》，廖氏自然不赞成，在此问题上他主张兼治三传而会其同；而郑玄维护《左》《穀》，廖氏本无反对，但又认为郑玄对此并无深习，其论只是“为求胜而作”的“讼讦之言”，“内实不足”。
廖氏于穀梁外学著述甚丰，惜其今日多不得见，然由廖氏所编目录，亦可见他对穀梁学史颇为稔熟，这为撰作《穀梁古义疏》提供了充分的基础。《穀梁古义疏》是廖氏穀梁内学的主要作品，始作于光绪七年，而后冥心潜索，十易其稿，犹未定本，直至光绪十九年方改定，前后长达十余年。此书不仅代表了廖氏穀梁内学的成就，而且也是继钟文烝《穀梁补注》之后穀梁学注疏方面的重要成果，和钟注一起被收入了《清人十三经注疏》。
由于对范《注》持一种极度批斥的态度，是以廖氏在撰作《谷梁古义疏》时，并不像钟文烝《穀梁补注》那样，全载范《注》、采择杨《疏》而对其予以补正，乃是抛开范《注》、杨《疏》，自行注疏。而且也不同于钟文烝《穀梁补注》详于名物训诂，廖氏则将解释的重心放在了礼制方面。这和侯康、柳兴恩等人重视穀梁学与礼学的关系相类似，但廖氏所本的礼制乃以《礼记·王制》为主，并主张以此作为区分今古文的标准。此外，廖氏还很关注时月日例。他认为：“大事日，小事时，一定之例也，亦记事之体应如是也。至于轻事而重之，则变时而日、月焉；重事而轻之，则变日而月、时焉。”《穀梁传》的时月日例到底能否成立，历来都有争议。研治穀梁学之人大多肯定此例，并以之为穀梁学之特色而加以张大。但终究而言，此条例在解释经义时却难以贯彻，穀梁学家则通过各种正例和变例的说法，对此加以证成。从许桂林到柳兴恩再到廖平，之所以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对此都深加磨研，其原因大多在此。
廖平治穀梁学不仅在注疏训释方面做出推进，并且在义理条例上也多发前人所未发，更为突出的是，不同于历代以来的穀梁学家，廖氏有建构穀梁学体系的尝试和努力。有学者称，廖平的穀梁内外学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提供了一个清晰而完备的体系，解决了穀梁学理论系统化的问题，其取得的成绩成为穀梁学史上最为耀眼的明珠。这种说法不无溢美，但廖氏的体系化建构也确实代表了传统穀梁学在清末时期的一种新趋向，比起以往学者各详一端，廖氏则尝试以内外学之框架将穀梁学的研究内容予以系统化。
在清末经学中，康有为等公羊学家将传统的经学内容与西方传入的社会政治理论相结合，为维新变法提供思想依据，使公羊学在清末时期发生了新的变化。这种风气也影响到穀梁学在当时的发展，不乏学人亦立足于穀梁学以吸纳西学，江慎中便是其间比较典型的代表。
江慎中，字孔德，广东石城（今廉江）人。在江氏之前，已有许桂林、柳兴恩、钟文烝等人专治《穀梁》，然江氏认为此数者之撰述皆非佳作，遂打算专攻《穀梁》，以超越前人，振兴绝学。
江氏穀梁学著述主要有《春秋穀梁传条例》《春秋穀梁传条指》二书。其中，《春秋穀梁传条例》一书初成于光绪十九年，共30篇，至光绪二十三年，又增补2篇。此书是穀梁学书法条例方面的综合之作，共归纳了“始隐桓终获麟例”“王正例”“世变例”“时月日例”等30多种条例，比起许、柳等人之著述专详于时月日例，此书所归纳的内容显然要广泛得多。
《春秋穀梁传条指》大概撰成于光绪三十三年，在前书的基础上，此书将《穀梁传》义例进一步提炼为“十指”，包括“推世变、托王正、立伯统、异内外、尊周、亲鲁、故宋、崇贤、贵民、重众”十个条目。按其所论，推世变乃“《春秋》之通指，通贯全经者也”；托王正、立伯统、异内外乃“《春秋》之大指，亦弥纶一经者也”；余六指则是“《春秋》之要指，各明一义者也”；此“十指”“隐括全经之义，若网在纲矣”。江氏此说应是借鉴了董仲舒“《春秋》十指”、何休“三科九旨”等公羊学理论，但在内容上又与董、何甚为不同，不仅每一项的具体内涵各有差异，更为突出的是，江氏的论说中融入了不少西学成分。
在其所论“十指”中，“推世变”是集中体现西学化色彩的一条。江氏认为：
《春秋》为推言进化之书。三世者，进化之次序也……圣人尽举前后古今、纷纭万变之象，纳诸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借其事以明进化之公理。
具体而言，“三世”分别是指隐公以前的“未开化之时代”、隐桓以降的“进化之初级”、定哀两世的“进化之极端”。对此“三世”，江氏又分别称为“家族主义时代”“国家主义时代”“世界主义时代”。在江氏成书之际，以严复所译《天演论》为代表的社会进化论正流行于清末学界，公羊学家将其和三世说相结合，以作为维新变法的理论依据。江氏的“推世变”之说应是借鉴了公羊学家的做法，认为《春秋》含有进化论思想，此等理念不仅为《公羊传》所揭示，实则《穀梁传》亦有阐发，“两《传》三世之义本无不同矣”。
在其他条目中，亦不乏援引西学之处。如在“异内外”条，江氏强调“中国之体统何在？在其权利与其义务而已矣”，然而，“庄以后夷狄日强，竟以干预中国为事，中国之权利义务，遂为所侵……则中国几于不存矣”。此等论说，不仅是以权利义务观念作重新解释，并且也反映了清末救亡图存的大思潮。又如在“贵民”“重众”条，江氏认为《穀梁传》重视民权，主张以民权制约君权，这与西方的君主立宪政体有相通之处。江氏强调：
贵民、重众是《春秋》最大之义，而《左氏》《公羊》皆无其说，惟《穀梁》有之，此穀梁子之卓出二家而独有千古者也。
在他看来，唯有《穀梁傳》将《春秋》的“民权”大义揭示出来，这是《穀梁传》高明于其他两传的一大体现。
统观江氏《春秋穀梁传条指》中的西学色彩，与当时的学术氛围实紧密相关。西方的社会进化论、君主立宪说等理论，在时人的译介和倡导之下，蔚为当时之显学。江慎中立足于穀梁学，试图证明《春秋》乃含有进化论思想、民权观念，此微言大义不仅为公羊学所释，亦为穀梁学所发，并且在有些地方后者还阐发了前者所未发之处。江氏此举固然不能摆脱当时援西释中所存在的牵强附会的通病，然而从穀梁学史来看，结合西学以作新解释则是江慎中的首创。
从嘉道之际到光绪年间，我们既看到了穀梁学传统研究走向体系化的过程，也看到了西学影响下穀梁学的新阐论。姜广辉先生将乾嘉和晚清的经学分别概括为“朴学化的经学”与“西学化的经学”，这是对不同时期经学所见特殊形态的概括。若全面来看，“朴学化的经学”在晚清仍有较多的延续，可以说，这两种经学在晚清时期是并行发展的。就穀梁学而言，钟文烝、廖平等人的研究代表了“朴学化的穀梁学”，而江慎中的研究则体现了“西学化的穀梁学”。随着传统经学的现代转化，前一种穀梁学在廖平这里既是体系化的呈现，同时也是某种意义的终结，而后一种穀梁学在江慎中这里虽已开其端，却是无人继其后了。
注释
①韩愈：《寄卢仝》，《韩愈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65页。
②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36页。
③阮元：《穀梁大义述序》，柳兴恩：《穀梁大义述》，“续修四库全书”第一三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3页。
④《皇清经解》收录穀梁学著述三种：齐召南《春秋穀梁传注疏考证》、阮元《春秋穀梁传注疏校勘记》、刘逢禄《穀梁废疾申何》。前二者为合治群经而兼涉《穀梁》，第三种乃刘逢禄批斥《穀梁》之作，是以阮元虽录此三书，犹称《穀梁》缺专家之学。
⑤据《清史列传》与《清史稿》所载，许桂林卒于道光元年（1821）。此书卷首共有三篇《序》，作者分别是阮元、唐仲冕、孙星衍。阮《序》写于此书刊刻之际（1845年），孙《序》落款日期为“丙子八月朔”。孙星衍卒于嘉庆二十三年，可知其写序时间当是在嘉庆丙子年即嘉庆二十一年（1816）。另据《陶山诗录》卷十六所载唐仲冕诗《行至海州许生月南迎以诗依韵答之》尾注，许桂林曾于嘉庆二十年请唐仲冕为其书作序。此外，据《朐海诗存》卷第九所载许桂林诗《以〈春秋穀梁传时月日书法释例〉四卷〈算牖〉四卷呈远皋先生》，许氏书成后曾将其呈交时任江苏学政的文干。文干于嘉庆十六年至十八年出任江苏学政，以此可推知此书当是撰成于1813年之前。上述情况，可参阅李明友：《李汝珍师友年谱》，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1年，第341—505页。
⑥唐仲冕：《春秋穀梁传时月日书法释例序》，许桂林：《春秋穀梁传时月日书法释例》，“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91年，第7页。
⑦桂文灿：《经学博采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04页。
⑧陈澧：《穀梁礼证序》，《陈澧集》（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16—117页。
⑨侯氏在此书中共释传文50余条，详见侯康：《穀梁礼证》，“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91年。
⑩文廷海认为侯康开辟了以礼学治《穀梁》的新思路，是清代中期以来“以礼代理”思潮观照之下的产物，参见文廷海：《清代春秋穀梁学研究》，巴蜀书社，2006年，第141页。以下引此书仅注页码。援礼治《穀》之法与“以礼代理”思潮不无关系，但能否认为是侯康开辟了此路，则有待进一步考论。
柳兴恩：《穀梁大义述·叙例》，“续修四库全书”第一三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4、24、24、24、24—25页。
钟文烝：《春秋穀梁经传补注·论传》，“十三经”清人注疏本，中华书局，1996年，第29—30、25—26页。以下仅注页码。
钟文烝：《春秋穀梁经传补注·序》，“十三经”清人注疏本，第1页。
钟文烝：《春秋穀梁经传补注·略例》，“十三经”清人注疏本，第34页。
田汉云：《中国近代经学史》，三秦出版社，1996年，第247页。
陈澧：《柳宾叔穀梁大义述序》，《陈澧集》（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17—118页。
陈澧：《东塾读书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83—184页。
王闿运：《穀梁申义·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3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2页。
廖平：《起起穀梁废疾》，廖平：《穀梁古义疏》，“十三经”清人注疏本，中华书局，2012年，第744页。以下仅注页码。
张预：《穀梁春秋经传古义疏叙》，廖平：《穀梁古义疏》，第3—4页。
廖平：《穀梁古义疏》，第35页。
郑伟：《廖平“穀梁学”体系研究初探》，《古代文明》2013年第4期。
江氏生卒年不详。文廷海根据相关材料，推断江氏为咸丰至光绪年间人，参见文廷海：《清代春秋穀梁学研究》，第143页。其说大体可从，亦可知江氏与廖平应是同时代人。
此书是未刊稿，是否还现存于世，不得而知。今从《国粹学报》第68期相关载述可得知其大体情况。文廷海根据相关线索，对此书内容有所评介，参见文廷海：《清代春秋穀梁学研究》，第284—292页。
按江氏自述，此书在1895年已有相关的撰作，参见江慎中：《用我法斋经说·春秋榖梁传笺释举例》，《国粹学报》第73期。文廷海通过考证相关材料，认为此书应是定稿于1907年，参见文廷海：《清代春秋穀梁学研究》，第297页。
江慎中：《春秋穀梁传条指》，《国粹学报》第68期。
江慎中：《春秋穀梁傳条指·推世变》，《国粹学报》第68期。
江慎中：《春秋穀梁传条指·异内外》，《国粹学报》第71期。
江慎中：《春秋穀梁传条指·贵民重众》，《国粹学报》第73期。
姜广辉：《传统的诠释与诠释学的传统——儒家经学思潮的演变轨迹与诠释学导向》，《中国哲学》第二十二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0—11页。
责任编辑：涵 含
The New Changes of Chunqiu-Guliangxue in the Academic Transformation
in the Late Qing Period
Ye Shuxun
Abstract：Chunqiu-Guliangxue once flourished in the Han period， however， it became silent gradually until in the late Qing period， it achieved unprecedented development in the new academic structure. During the Jiaqing and Daoguang period， along with the rise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Guliangxue showed some signs of revival. Scholars represented by Xu Guilin， Hou Kang， and Liu Xingen combed and filed the examples in Guliangxue. After Daoguang and Xianfeng， Guliangxue received more attention. Among these scholars， Chen Li， Wang Kaiyun and Jiang Shenzhong tried to analyze the examples in Guliangxu； and Zhong Wenzheng and Liao Ping were devoted to making commentaris. In this process， Guliangxue showed new and unprecedented features， reflected by the efforts to build up the system of Guliangxu represented by Liao Ping， and the attempts to interpret Guliangxu from new angles combined with western learning advocated by Jiang Shenzhong.
Key words：Chunqiu-Guliangxue； Late Qing Period； revival； systematization； westerniz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