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视角下《归途列车》中的经济边缘青年形象
王宁封 齐楚
《归途列车》（英文名：Last Train Home）是范立欣导演的一部获得很好国际传播效果的记录片。影片聚焦来自四川广安的进城务工人员张昌华和陈素琴夫妇，为了给一双儿女提供良好的教育和生活环境，背井离乡十多年在外打工，受尽生活的困苦。可是，他们希望孩子们好好读书、改变打工命运的初衷却没有实现。夫妇俩长期在外务工，每年只有春节才能乘火车回家，短暂的相聚时光并不足以让父母与孩子们敞开心扉、沟通交流。多年缺乏父母的陪伴和教育，女儿张琴心里滋生着对被父母忽视、指责和训斥的不满情绪和叛逆心理。反叛的言行不断蔓延，最终张琴选择了辍学进城打工，成为了新一代打工妹。该片的传播途径是从国外至国内，通过影展进入院线，线上和线下并行。2009年起，影片陆续参加荷兰、美国、加拿大、法国等地的电影节并囊括各类影片、导演及摄影类国际大奖共60多项，包括2010年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最佳纪录长片伊文思奖、旧金山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金门奖等[1]，是近年在国际上大放异彩的华语纪录片。2011年，影片一刀未剪获得国内公映，并在视频网站爱奇艺独家播映，实现了国内纪录片首次院线与网络的同步播映。
一、人类学观察方法下的真实青年人生
影片的良好口碑和成功传播，固然是导演和全体制作人员的心血凝结，也与影片触及了在中国经济社会变迁和飞速发展中的一些社会现实问题密切相关，比如农村留守儿童、空巢老人、青少年失学问题等。但更扣人心弦和令人沉思的是影片的结局，没有寒门学子工地上接到录取通知书的喜悦，也没有感谢贫穷的苦尽甘来，十几岁的张琴自己选择重复父辈的命运。这就是纪录片镜头下社会底层青年的真实人生。导演通过三年的严格跟拍，运用人类学观察式方法来增加可信度与国际传播效果。人类社会借助媒介镜像进行自我展示和审视，即纪录片的人类学视角，笼统来说就是在人类学纪录片中所体现出来的影视媒介的表现手法和人类学的内容因素[2]。《归途列车》选取了张昌华一家的务工和家庭生活，进行微观细致而又系统全面的观察，尤其通过张琴的命运选择，由张琴这一“个体”上升到底层青年的“群像”，通过展示他们的迷茫、倔强和叛逆、天真和脆弱及无奈的命运，引发观众的关注和反思，体现了纪录片的人文关怀色彩。
《归途列车》中的人类学观察方法主要体现在观察對象的精准选择、多年的严格跟拍以及真正地“进入”观察。在纪录片前期调研时，范立欣导演就明确了观察记录对象的设想：长期在外打工的夫妻、留守农村的孩子，而且从大城市回家的路途必须是遥远的、交通不便的，这样才能承载起“归途”的主题，同时父母和孩子的长期分离、城乡生活的差异会产生一定的教育问题和两代人之间的冲突矛盾，满足了纪录片的戏剧冲突和故事张力的需求。最终，范导找到并说服同意跟拍的张家人就具备这样的典型性和代表性。2006年12月起，《归途列车》开始拍摄。对于拍摄周期，范立欣认为要有冬天、夏天两个季节间隔，于是每隔三五个月，过去拍一到两个月，到2009年3月份全片拍完[3]。这三年期间，相较于父母两人生活的几乎一成不变、日复一日地重复辛勤劳作，15岁女儿张琴的人生可以说是变化巨大，也令人感慨。张琴一心向往外面的世界，认为自己既读不好书，也读不进书，而城市生活“自由”“快乐”还能“赚钱”，18岁的她最终辍学打工的选择令人唏嘘。在这3年中，剧组辗转多地，和张琴一起走过春运时的火车站、四川老家、广州城中村、她打工的东莞服装厂和深圳的酒吧等。青年可以说是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阶段，相较于童年时依附长辈的天真和单纯，他们有了更多的自主意识，并逐步形成了初始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具备着大量的潜能，人生道路充满了可能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具备很大的拍摄吸引力。人类学视角下的长期观察跟拍手法在纪录片中并非罕见，但对摄制组和拍摄对象而言是需要跨越时空的巨大挑战。类似地，美国剧情片《少年时代》历时12年拍摄，讲述了一个男孩6至18岁的成长历程。当然，人类学直接观察方法并不是对拍摄对象不假思索地盲目全面记录或者是对某些重要隐含线索的视而不见，而是需要有目的地细致观察，通过细致入微的深入观察，真正进入被拍摄者的生活，才能发现问题。《归途列车》中，镜头记录了张琴与外婆温情时光流露的天真和依恋，与和她年龄相仿的工友倾诉生活的辛苦和对未来的憧憬，她第一次去理发店烫卷发时羞涩的笑容，这些细致的观察记录是塑造张琴这个青年形象的关键，使观众逐步明白张琴的行事过程和逻辑，客观审视张琴这一类青年的人生选择，也理解影片背后的深层社会意义。
二、具有多重身份标签的经济边缘青年形象
相较年幼听话的弟弟，正处于青春叛逆期的女儿张琴是《归途列车》中的重要线索人物，也是家庭矛盾和冲突的焦点。这种戏剧张力来自于张琴身上贴有的多重身份标签，其第一种身份标签是“农村留守儿童”。《归途列车》中，张琴第一次出镜是在四川省回龙村老家，家中还有年迈的外婆和幼弟。镜头中，她采猪草、割猪草、喂猪，一边熟练地操持农活，一边诉说“村里都是中老年人，像她这么大的都出去打工了”。2017年，公益组织“上学路上”发布了《2017年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白皮书》根据中国义务教育阶段农村中小学生4000万的总数进行估算，并将父母一方单独外出和父母双方均外出的农村学生计算在内，结果显示中国农村共有超过2300万留守儿童。2013年，全国妇联根据中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推算，中国共有6102.55万农村留守儿童[4]。生活中，长期缺失父母的关怀和教育，使张琴这个留守青少年身上有种矛盾的情绪。一方面，她还保有小镇青年的坚韧淳朴，如饭桌上与外婆的温情相处、帮助外婆干农活时的坚忍、对弟弟的谆谆嘱托以及叮嘱他在自己走后记得给外公烧纸钱;另一方面，她自语家乡是个“伤心地”，在外公坟前，她表示不想父母回家，因为关系不好，回来了也没话说。十多年留守儿童和隔代家庭的状态，造成了亲情的疏离与裂变。张琴认为，外公外婆比父母好，从小与父母不在一起感情不深。此外，她认为在外公病重时，父母没有及时回家，外公疏于照顾，才会病逝，这成了她的心结。聚少离多的家庭状态、“情感慰藉”的母亲角色的缺失和“权威持家”的父亲角色的消解，使两代人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在工业化进程中，现代城市文明与乡村传统的二元对立是人与人关系维系、发展和转变中难以回避的问题。
张琴身上的第二重标签是“农民工子女”。张昌华夫妇白天在繁华都市如螺丝钉般固守在流水线上劳作，晚上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拥挤幽狭的城中村出租小屋。张琴如果跟随他们来城市读书生活，作为农民工子女，限于目前城市各方面的资源有限，接纳量不足，她在入学、生活等方面难以得到最佳待遇，更不用提儿童少年的心理适应性的问题。所以，影片中陈素琴说16年前，张琴只有1岁时，“身不由已，生活所迫”，只能含着眼泪出去打工，把张琴留给外婆照顾。“留守儿童”和“农民工子女”都是张家父母、也是张琴自己希望能摆脱的身份标签。父母希望张琴能努力学习，改变城市蜗居者的生活状态。但张琴渴望逃离乡村，在城市中追求自由，她认为“自由就是快乐”。所以，她毅然辍学，来到广东新塘的一家制衣厂，成了缝纫机旁的“新生代农民工”。
与前两种标签不同，张琴的第三种身份标签是她的自主选择。可是，她的生活目前看来并没有跳离父辈的命运架构。“农民工”这个词是工业社会构建的，带有一定话语偏见的称谓，可他们也是城市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劳力来源，随之而来的有“城中村”“农民工子弟学校”等名词，农民工维权讨薪的事件也屡见报端。对张琴而言，这些不利的因素都被乡村和城市的距离拉远消弭了，带着对城市生活图景的美好想象，她投身于繁华的都市文化。但观众们在影片中看到的是张琴和年龄相仿的女工友们居住在狭促幽暗的工人宿舍，因文化程度不高，从制衣厂到酒吧辗转多地打工，与工友们倾吐心事、诉说生活的迷茫。当然，张琴并没有留恋乡村生活，因为在她看来，城市给她的最大诱惑就是经济独立，通俗地说是城市里能赚到钱。
在影片中，“钱”是一个一说再说的关键词，张琴言谈中一遍遍地提及“钱”。在她看来，钱是很多问题的根源，所以她迫切需要出门赚钱。在和一群十五六岁就出门打工的工友们聊天时，她说：“打工虽然累，但你有钱用。在学校里会问父母要钱”。工友们劝说她父母外出打工也是了赚钱养她，她回道：“一切都是钱嘛，没有钱不行的。”最后，在家庭矛盾积累到极点，她和父亲爆发激烈争吵时，她脱口而出：“我本来就只认钱，我认钱不认人。”对于一个未满20岁的青年而言，不想用“底层”去定义她，因为张琴的人生还具备无限的可能性与未知数，但她的确是在多重身份标签中成长的经济边缘人。在空间中，人们要在不同的原则和价值观之间做出选择，要明确自己究竟是谁，选择或确定一种身份意味着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来看待这个世界[5]。在张琴的认知中，她的所有身份标签都由经济决定，从小缺乏亲情的陪伴也是因为经济原因，只要自己赚到钱，就能享有自由、改变身份、掌控命运。观众通过纪录片感受着社会生命客体的真实和情绪，倾听客观社会脉动中的主观心声，对张琴这个令人唏嘘的人物产生一定程度的理解。
三、经济边缘青年的归途何在
列车是该片的显性叙事线索，通过对春运的描画记录，观众体味着张家父母买不到票时的失落焦虑，体验着春运人潮的拥挤吵嚷甚至失态，感受着他们带着礼物回家过年的幸福愉悦，这就是农民工客观真实的生活具象。同时，影片中的列车很明显带有隐性暗含之意。片名《归途列车》一方面表示春运的归家列车，因为有家、有家人的地方才是“归途”，另一方面，也暗喻着对张家人尤其是张琴而言，没有“归途”。因为家不仅是物态的，更重要的是精神层面的亲情交流、美满团圆和幸福心绪。可是，这一切这对张琴而言都是缺失的。全片的高潮也是冲突最大化部分发生在张家经历春运、回家团聚过年时，此时张琴已在外辍学打工半年，面对父亲的指责，张琴脱口而出：“老子就是要出去！”一句“老子”，让父亲气得动了手。张琴对着镜头叫喊到：“这就是真实的我！你们不是想看真实的我吗！”一家人在沉默酸涩中度过了新年。带着一句憧憬、迷惘又无助的“我不知道深圳是不是实现我梦想的地方”，张琴来到深圳的酒吧当服务员，继续她在城市中如浮萍般的生活。影片对张琴的生活就记录到此，是个没有结局的结局。张琴的“归途”何在？她能在城市中寻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吗？朴实的农民生活方式是否会全盘城市化？工业化进程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冲击消解了传统的家庭关系？这些问题在影片中暂时无解。导演遵循着人类学记录的严格跟拍方法，只拍摄，不干涉。在拍摄过程中，范立欣导演通常只是引导性地说一两句，以帮助拍摄对象打开话匣子，让他们视摄像机如无物，按日常行事。在张家父女爆发激烈冲突、大打出手时，导演一度看不下去，想上前劝阻，但被摄影师拦下，这一刻，导演的理性与感性发生了激烈的冲撞。作为纪录片工作者，他应该不干预地静观和记录事态发展[6]。秉持着客观观察记录但不干涉的人类学观察方法，这部纪录片提出了关于经济边缘青年的生活何去何从的命题，虽然纪录片没有解决归途列车何时到来的问题，但该片具有的问题意识，通过纪录片向社会大众提问，使社会关注从张琴这一典型人物辐射到了整个经济边缘青年群体。
近年来，青春片市场十分火热。青年是未来的希望，培养起他们的观影习惯，能持续保证电影的票仓，同时90后、00后的喜好定义着潮流文化，因此瞄准青年的观影口味，银幕上涌现了一大批青春电影。表现都市青年梦想闪耀、理想冷却、情感纠葛的《小时代》四部曲，刻画无拘无束、自由肆意的青春纯爱片《左耳》，展现现代青年人生、爱情抉择的《何以笙箫默》等，这些影片大都倚靠网络小说IP，以流量明星加持，先不谈口碑票房，充斥著光鲜亮丽的职场、生离死别的爱情、大起大落的情节的这些影片与中国当前社会青年们的真实人生还是有很大差距的。虽然故事总是源于生活，但却缺乏了对青年群体真实形象的深入挖掘和其折射的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当然，银屏上也有一些关注青少年真实生活的综艺类节目，如开播十多年的《变形记》，以“互换生活”的噱头探讨城市生活和农村生活的矛盾，但更多地流于“体验不同人生”的奇观和满足观众们的猎奇心理，对其中戏剧冲突部分的津津乐道消减了对如何改善青少年生活现状的思考。《归途列车》以镜头之下的青年影像，表达了对这类群体的人文关怀和社会使命感，有助于人类的自我探讨，引发对经济边缘青年群体关注的积极社会意义。
《归途列车》将镜头对准了经济边缘青年典型代表张琴，采用人类学观察型创作手法，经过长期的深入跟拍，真实刻画了具有多重身份标签的张琴的心路历程，将经济边缘青年群体拉进了大众视野，从而引发观众的思考。
参考文献：
[1][6]高山.本土化题材的国际化操作——纪录电影《归途列车》全案分析[J].中国电视（纪录），2013（6）：64-77.
[2]李曦珍，宋燕，赵征.影视之镜下的人类之像——人类学纪录片在影视媒介中的“视像”呈现[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81-88.
[3]潘婷婷.《归途列车》：在理性与感性之间[J].中国电视（纪录），2011（9）：41-44.
[4]网易新闻.中国2300万留守儿童，许多假装父母“已去世”[EB/OL].
（2017-08-01）[2018-08-12]. http：//news.163.com/17/0801/13/CQOQEMN9000181IU.html.
[5]安德鲁·甘布尔.政治和命运[M].胡晓进，罗珊珍，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