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走出去”之中国纪录片对外传播研究
邱敏 谢柯
十五届五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近年来，我国以影视剧、纪录片、文学作品为先锋，大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纪录片作为一种非虚构的艺术表现形式，能较好承载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富有极强的感染力和影响力，是各国宣传传统文化、社会价值观、生活方式、人文地理的有效手段，逐步成为各国传播民族文化的最佳传播媒介。本文在传播学视域下，从大众传播的核心要素出发，对中国文化纪录片对外传播的现状和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传播对策。
一、纪录片是实现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有效路径
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纪录片产业起步早，发展成熟，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文化产品，一直在源源不断地输出优秀的节目模式，成为纪录片产业的典范。美国的国家地理频道和Discovery（探索频道）、英国国际广播公司（BBC）制作的纪录片，凭借高品质和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征服了世界观众并享有极高知名度，而以日本“NHK”、韩国“KBS”为代表的纪录片，则走在亚洲文化圈的前沿。发达国家的纪录片已形成品牌和独特的风格，在世界各地拥有大批观众，对于传播本国文化和价值观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纪录片已不是一种简单的影视作品，它关乎国家文化战略问题。
作为我国与其他各国交流沟通的一种有效手段，纪录片对于传播中华文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我在故宫修文物》《美丽中国》《舌尖上的中国》《本草中国》等一系列优秀纪录片，不仅使中国大众深入了解了本民族文化，而且有效地实现海外传播，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文化。2012—2018年间，央视陆续推出了系列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在海内外引起了较大反响，截至目前，它已被翻译为英、法、德等多国语言，并传播到欧美等70多个国家和地区[1];《美丽中国》与澳、法、德等国电视媒体签订播放权许可协议。这些纪录片的成功，为中国纪录片走向世界起到了示范作用，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了有效路径。
二、中国纪录片的对外传播五要素及传播现状分析
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传播行为以及传播过程发生、发展规律及传播与人和社会关系的学问[2]。传播学先驱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提出了著名的“5W”传播模式，即有效的传播须具备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受众、传播效果五要素。此传播模式认为，传播活动要想达到预期目标，须以传播效果为核心，传播主体要充分发挥主体性，选择恰当的传播媒介，认真研究传播受众，并对传播内容作出适应性调整。哈罗德·拉斯韦尔的5W模式为传播学勾勒了研究框架，为后来的传播研究指明了方向，它也能为中国纪录片对外传播提供指导。中国纪录片在对外传播过程中想要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需对这五要素进行考量，在以传播学5W理论考察当前中国纪录片的对外传播时，笔者发现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传播主体的主体性较差、构成单一
中国纪录片的对外传播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传播主体能动性的发挥程度。传播主体是统率其他传播要素的核心指标，其主体性的发挥与否及程度，是? 促进其他传播要素发挥作用、提升传播效果的关键。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传播学奠基人之一库尔特·卢因（Kurt Lewin）提出的传播学“守门人（gatekeeper）”理论也认为由于信息、传播者目的和受众的差异性，信息传播者往往会对传播的信息进行过滤和加工以引导舆论和提升传播效果[3]。
首先，我国纪录片对外传播主要以国家组织机构为传播主体，未较好体现出传播主体的多元性。目前主要以“送出去”的方式向海外受众展示中国的方方面面，是一种单向传播。其次，传播者的主体性发挥不够，对传播受众及对象国文化的了解不够深入，纪录片的传播缺乏跨文化专家和译者的有效参与。有学者曾提出，当前纪录片存在创作与传播工作相分离的现状，创作方埋头创作而较少关注其市场需求，导致创作与传播产生脱节[4]，从而影响了传播效果。
（二）传播的内容单一
不同国家之间存在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由中国外文局发布的“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显示，占59%的国外人士表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是他们来华的最主要因素。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元素依次為：武术（52%）、饮食（46%）和中医（45%）[5]，中国纪录片内容的选取可参考海外受众的兴趣。相比国外纪录片题材的多样性，国产纪录片题材相对狭窄，当前中国纪录片在题材取向上的短视，值得反思。
此外，一项英国大学校园受众对中国纪录片态度的调研表明：翻译是影响中国纪录片在海外接受的最大问题，在影响中国纪录片海外接受因素中，翻译问题占比最高，为45.71%，题材和政治问题位居第二[6]。翻译已成为影响中国纪录片海外传播效果的主要因素之一，需引起高度重视。目前纪录片在海外的传播发行以英语为主要译语，就纪录片字幕翻译而言，主要存在忽视字幕翻译的特点和原则。钱绍昌教授曾指出影视语言具有聆听性、综合性、瞬时性、通俗性和无注性5个特点[7]，正是这些特点增加了纪录片翻译的难度。译文的信息符号系统与传播受众的母语信息符号系统一致度越高，译文的认同度才更高。此外，文化纪录片中往往包含了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文化专有项的翻译常成为一大难点，若不能有效对这些文化因素进行处理，会使译语观众在理解上产生困难，从而影响纪录片的传播效果。
（三）传播媒介较为单一
中国纪录片对外传播的主要传播媒介是传统的大众媒介，虽然新媒体发展迅速，纪录片传播领域还甚少运用。虽然欧美大众媒体受众数量庞大，但是随着新媒体的快速崛起，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更倾向于通过互联网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上获取信息，越来越多的受众正逐渐流向新媒体。目前中国纪录片在海外的传播以宣传片投放、人际传播为主要传播途径，而国外受众主要通过DVD出版物、免费网站、免费电影频道等渠道观看纪录片，且越来越多的西方受众选择电影院、付费频道及移动端设备观看纪录片。中国纪录片对外传播的方式已不符合西方的现实状况。总之，目前中国文化纪录片传播媒介还不够多元化，较为单一的传播媒介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海外传播的受众面。
（四）对传播受众研究不足
中国文化纪录片海外传播困境在于中西方文化差异，中西方观众对于纪录片的理解能力和审美期待不尽相同。由于对传播受众研究不够，文本惯例与传播受众喜闻乐见的样式差异较大，导致传播内容认同度较低，海外传播效果不佳。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程春丽说：曾经发行过一部很好的纪录片，但是到了国际上，因为里面很多有关甲骨文、历史、年代之类的文化专有项，老外看不懂也听不明白，对中国文化缺少深入了解[8]。对传播受众研究的不足会影响传播内容的有效呈现，影响传播效果。
三、传播学视域下中国纪录片对外传播路径研究
在“文化走出去”背景下，纪录片的对外传播也要从研究传播主体着手，创新传播内容，多元化传播媒介，用传播受众认同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不仅让全世界能听到中国声音，更要让海外民众听进去中国声音，从而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为“中华文化走出去”开辟有效途径。
（一）传播主体需多元化，提升纪录片对外传播层次
传播主体是传播活动的核心环节，是向异域文化传播信息的引发者，在传播过程中“承担着信息的选择、加工改造与传递任务”[9]。讲好中国好故事、传播中国好声音，最好的办法除了“走出去”，也需“请进来”，可以中外合作。具体而言，传播主体需要多元化。在国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政府文化部门、翻译机构等作为传播主体，应加强合作联系，避免创作与传播脱离，努力推动更多的中国纪录片走向国际市场。
其次，开展中外合作，丰富传播者构成。通过合作实现“文化走出去”的益处很多，一方面能拓展中国纪录片的传播渠道，让中国题材的纪录片获得全球关注;另一方面还可融入国外先进的创作方式。近几年，我国英语纪录片的创作与传播体现了中外合作的特征，比如《中国春节——全球最大的盛会》为中英联合制作、为打造“中国故事”提供了一个成功范例，获得国内外观众的一致好评，该纪录片从外国人的角度来介绍中国春节文化传统，能消除国外观众对中国自塑形象的顾虑，从而能更好地在海外传播中华文化，构建正面积极的国家形象。同时也使国内观众更加珍视自己的传统节日文化。类似通过国际合作拍摄制作并获得海内外观众好评的还有《中国艺术》《智慧中国》《故宫》《我们诞生在中国》等。纪录片《故宫》邀请了好莱坞公司制作动画特技，由中、美、英三国联合拍摄制作的重磅纪录片《我们诞生在中国》等都具有世界级品质。中外合作将专家型传播受众纳入到传播主体之中，能让中国纪录片更具国际视野，不失为提升纪录片海外传播效果的一种有效策略。
（二）传播内容需创新，译介需重视
跨文化传播内容包括在异域文化中“传播什么”和“如何传播”两方面，具体来讲，它包括选材、翻译传播等。中国纪录片的海外传播应首选能代表中华文化的内容，并用恰当的方式进行表述。
首先，在选材上应贴近国外受众，充分了解他们的需求和喜好，选取他们看得懂、易于理解和接受的题材[10]，在创作过程中从国际化视角挖掘一些文化共通性。英国BBC、美国探索频道创作的很多纪录片都能体现“文化共性”内容，值得借鉴。国内纪录片中比较成功的例子当属《舌尖上的中国》，以人类爱好美食的共通性为出发点，凭借博大精深的中国饮食文化，打造出了中国原创纪录片品牌，在海内外收获了较高收视率与称赞，并在国际纪录片领域得到广泛传播。
其次，在内容表达上，要做好翻译和对外宣传工作，在纪录片翻译实践中，为了有效影响国外受众，译者须使译文符合传播受众喜闻乐见的文本惯例样式。同时对可能引起受众理解负担或感到别扭的内容、表达方式作出必要调整[11]。可采用增译、删减、改写、阐释等翻译策略对原文进行加工处理，比如《舌尖上的中国》的成功离不开其字幕翻译的连贯流畅，不少学者也从生态翻译学、功能翻译理论、英汉语言对比等视角研究了此纪录片的字幕翻译，以期为国产纪录片的外宣翻译提供参考。主体性较高的译者，将中国的一些文化专有项译成更易引发西方人联想的形式，如CCTV-9民俗纪录片将“七夕节”译为 “Chinese Valentines Day”，将“月下老人”译为 “Chinese Cupid”，将“西施”译作“Chinese Cleopatra” [12]。通過文化类比，拉近了传受双方的距离，更易产生共鸣。
另外，中国纪录片对外翻译的语种还需增加，特别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传播。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系列纪录片《故宫》已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并在全球100多个国家签约传播[13]，这需要国家投入人力和财力，培养相关的翻译人才。中外译者合作也不失为解决中国纪录片翻译难题的有效路径。
（三）传播媒介多元化，构建全方位立体化传播渠道
传播方式是多维度的，包括大众传播、组织传播、人际传播、新媒体传播等。这就要求纪录片在海外传播过程中，要采用多元化的媒介方式对外传播，并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传播渠道。
在“互联网+”时代，随着4G技术的成熟、5G技术的到来，纪录片的传播应与新媒体技术紧密结合，适应新媒体时代，拓展多元渠道。传播受众的生活习惯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发生了改变。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技术高速发展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使用移动设备获取信息，网络受众数量剧增。以往单枪匹马较为单一的传播方式已满足不了海外市场需求，需在专业频道、社交平台、视频网站、搜索引擎、社区论坛、即时通讯等各类网络媒介上进行系统性传播，拓展传播面。
（四）提升受众意识，用受众认同的方式传播中国文化
美国的中国媒体观察者、原《汉语世界》网络与多媒体部门主管查尔斯·卡斯特（Charles Custer）曾说过：“中国有足够的钱在海外建麦克风，但如果不仔细探索出与国外观众最好的交流方式，效果只能事倍功半。”美国修辞学家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认为，修辞的成败系于受众对修辞者的认同。只有我们的言谈方式得到受众的认同时，我们才能说得动他[14]。这就需要传播者在传播中国文化时具备较强的受众意识。
除了在选材上考虑到国外受众的兴趣与喜好，找到文化共通性，使纪录片在观念和情感上得到传播受众的认同外，还需在表达方式上得到受众的认同，翻译是纪录片对外传播的重要途径，在字幕翻译或解说词翻译过程中，有一些话是中国独有的，但对于传播中华文化又是很重要的，这时译者就不能简单地迎合受众，即便有些内容可能与受众期待不太一致，但只要在他们认同的范围之内，用西方受众易于接受的方式表现出来，他们就愿意了解并接受。比如《舌尖上的中国》中在介绍牛肉拉面时有这样一句话：一碗绝佳的牛肉拉面应该具有汤汁清爽、萝卜白净、辣油红艳、香菜翠绿、面条黄亮五个特点。原文中有关拉面的五个特点，用了四字成语和华丽的词藻，是典型的汉语表达，如果我们按照汉语形式逐字逐句翻译的话，明显不符合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更谈不上能较好传播和接受。英译文为：The best beef noodles should acquire the following five features： clear soup， clean white turnips， brilliant red chili oil， green parsley and yellow noodles. 译文中使用形容词+名词的结构来说明其特点，保留了中国特色美食的魅力，同时也符合英文理性平实，简洁客观的行文特点。
结语
在“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背景下，我国纪录片的对外传播肩负着弘扬中华文化和提升国家软实力的使命，在海外传播的过程中，只有遵循传播原则和规律，才能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作为研究传播现象和规律专门学问的传播学，可为中国纪录片对外传播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从传播学视角考察后发现：目前中国纪录片对外传播存在传播主体性较差、传播内容和传播媒介单一、对传播受众研究不足等突出问题。要改变这一现状，需在传播学的观照下思考相应对策。可采取的有效对外传播路径有：多元化传播主体;加强国际合作，借鉴国外先进模式;丰富传播内容和重视译介;丰富传播媒介类型，充分利用新媒体构建全方位的传播渠道;提升传播受众意识，做好传播受众研究，用受众认同的表达方式向国外受众展示中华文化。诚然，中国纪录片要想实现国际化，在国际纪录片市场拥有一席之地，还有较长的路要走，希望本文所作出的尝试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为中国纪录片的对外传播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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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人民网http：//media.people.com.cn/GB/40724/163347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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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史耕山，胡晓红.目的论视域中CCTV-9民俗纪录片翻译的文化解读[J].河北工业大学学报，2016（6）：85-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