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希腊节庆与古希腊城邦政治文化
杜长亮 房晓伟
摘要：以奥林匹亚节为代表的泛希腊节庆不仅是城邦社会集体宗教文化生活的场合，更是一个透视城邦政治文化的邦际公共政治空间，这一空间格局的历史性存在与城邦时代的政治文化结构模式构成本质关联。奥林匹亚节的兴起要归于城邦时代之初的社会转型环境，它的制度化与规模化运作则体现了希腊世界对泛希腊公共空间的关注。希腊各城邦及希腊公民对于泛希腊节庆的积极参与和广泛认同表明了城邦政治文化的整体性，而城邦个体和公民个体在此邦际交往领域的个性化表现则暗含着城邦社会生活中的丰富矛盾对抗。由泛希腊节庆上的公共空间所折射出的城邦政治文化的一体多元化结构模式是古希腊文明的一个特色。
关键词：泛希腊节庆；奥林匹亚节；城邦政治文化；公共空间；一体多元模式
中图分类号：G811.2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09)01-0012-05
Abstract:Panhellenic festivals represented by the Greek Olympic Festival was not merely a collective religion activity occasion for the Greek society. What is more, it was a inter-city states public political sphere reflecting the city state political culture, whose historical existence had an essential links with the political culture structure in Greek city state time. The rising of the Greek Olympic Festival lied on the ground of the society transformation in the early city state period. The regular running and extensive development of the Festival revealed that the Greek world showed great interest to the Panhellenic sphere. It was the appearance of Greeks integrity that citystates and citizens devotedly participated in the Festival and gave universal recognition to its significance, while the colorful conflicts in the Greek world was expressed by the characteristic deeds of the city state and citizen as individual form in public.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 sphere in Panhellenic festivals, one unity with multipolarity in city state political culture constitution was a quality of ancient Greek civilization.
Key words: Panhellenic festivals；The Greek Olympic Festival；Citystate political culture；Public sphere；One unity with multipolarity constit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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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96年法国人顾拜旦复兴奥运会以来，近代奥林匹克运动的蓬勃发展，已经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2004年和200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先后在希腊和中国举办。对此，这两个有着几乎相同的悠久历史但又分属于不同的文明类型的国度，以及她们的政府和人民，均焕发出同样高涨的热情。我们由此做出这样的联想：作为近代奥林匹克运动之缘起的古希腊奥林匹亚节，是何种原始风貌？它与当时的社会生活究竟是什么关系？它的存在对于希腊世界有何意义？追问至此，问题似乎已经超出了体育人文社会学的领域。
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我们十分重视问题的提出。因为，“研究工作的起点是问题，研究从问题的提出开始，便规定了其价值的极限。一切重要的发现，一切有意义的学术进展，都以一个或一组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为开端，并将贯穿到研究的终结。”也就是说，提出问题和解答这个问题的深度，规定着一项学术研究的深度。如果是这样，文章首先提出并尝试解答的一组问题是：奥林匹亚节与古希腊城邦社会存在何种联系？它如何在城邦时代兴起，又对整个希腊世界、希腊各城邦和公民个体的政治文化行为表现产生哪些影响？而更深层次的核心问题则是：希腊各城邦的“泛希腊主义”和“地方主义”信仰，以及城邦公民的“爱国主义”和“个人主义”观念，是如何共融于古希腊城邦社会的？对这两组命题的分析，实质上也是在回答，古希腊世界在何种层面上是统一的，又在何种意义上是分立的。
1 传承与转型：城邦时代与奥林匹亚节勃兴
1.1 前城邦时代的古希腊宗教文化遗存考察
宗教，是人类社会历史中一种特殊的文明现象。从宗教学与社会学意义上讲，各种具体的宗教活动表达了人类最初的对于自身和外在世界的认识。每一种宗教大体都包含着符号系统和仪式系统两个组成部分：前者是信众对于宗教意义上的本体论“终极者”的理论思考，它外化为各种教理、教义；后者是信众与其信仰崇拜对象发生关系的形式，即对教义理论的实践。以此而论，古希腊宗教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世俗性。对于古希腊人而言，宗教“指礼节、仪注、外表的形式。古人以教义为不足轻重，而仪注为重要，人人必须遵守。”所以，有关古希腊宗教与社会的研究，便应该极为重视古希腊人为敬神而举行的各种仪式活动。
但是，总而观之，前城邦时代的祭神仪式活动基本上还是自发分散的，它们大多是基于个人情感而生发的对神的崇拜行为。受多神崇拜传统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各种祭典活动，因尚未确定相对集中的崇拜对象而没能在一个较大地域内形成普遍性的号召力。此外，这些祭典活动还缺乏强有力的组织者使其获得规模化发展的机遇并随之而承载更复杂的社会功能。不过，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前城邦时代的信仰崇拜仪式习俗，对后来的希腊历史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它与随城邦时代到来而出现的全新的社会、政治、文化因素的整合，构成了奥林匹亚节兴起的具体历史背景。
1.2 社会转型与泛希腊宗教圣地的兴起
对于个体城邦而言，城邦建立本身就蕴涵有宗教意味，“邦是各家及部落结合的宗教与政治团体，城是这个团体集会的地方及住处，神庙。”各邦所特有的宗教活动体系是加强公民内部团结、形成邦内集体认同的重要手段。亚里士多德说，在城邦赖以存在的必要条件中，应该放在第一位的是与神有关的事务，即所谓祭祀。于是，城邦以明确的政治目的和极大的宗教热情，出面成为各种祭神活动的组织者。兴修神庙、设立大型的宗教祭神节日也逐渐成为城邦公共生活的重要内容。
就深层原因而言，“泛希腊性宗教活动的兴起，可视为一种政治形势发展的必然。”⑤公元前 8 世纪以来，伴随着“大殖民”运动的深入发展，以希腊半岛为中心的地中海区域各城邦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已经紧密联结为一体，统一的希腊世界观念业已深入人心。海外殖民是希腊世界扩张的重要方式，它深刻影响了后来的古希腊历史的发展。“这些新殖民出去的城邦一般与母邦相距遥远，由于利益纷争，新殖民城邦之间往往矛盾重重，战事不断。但是，为了使自身区别于非希腊的蛮族人，它们有意保持了强烈的‘希腊性（Greekness），即与希腊本土相同的血统、语言和宗教。因此，地中海世界各殖民城邦不远万里群集奥林匹亚圣地，参加那里的宗教盛典。”
总之，邦际政治的展开，经贸与文化活动的交流，客观上需要基于某种民族认同观念上的公共活动空间和统一背景。而这种认同可以在“超越了诸多城邦局限的”宗教活动中找到。因此，“在这一时期（公元前 850 年—前 546 年），社会组织与宗教信仰异常紧密地关联在一起。……随着希腊世界的扩展，综合性的仪式庆典则为各城邦提供了联合与交流的机会。……它们把各自信仰仪式的共同因素摆在首位，形成公认的宗教节日庆典。”也可以这样讲，希腊世界在城邦时代之初的迅速扩展，使作为泛希腊观念之实践形式的泛希腊宗教活动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1.3 伯罗奔尼撒：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
总体来讲，“公元前 8 世纪是转型的关键时期，此时，奥林匹亚开始从一个供伯罗奔尼撒西部地区显贵所用的乡村宗教活动地，发展成大型的节庆活动所在地。”体育赛会在这一时期开始成为节庆的主要内容。伴随着城邦时代的到来，城邦各界人士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泛希腊宗教圣地的公共活动中，节庆规模日渐扩大，奥林匹亚节的地域性特征至少被部分地冲淡了：它由一个地方性的、仅供伯罗奔尼撒半岛西部显贵人物所用的宗教活动集结地，渐渐发展成邦际的、由各城邦及新兴贵族广泛参与的泛希腊宗教崇拜圣地。
奥林匹亚节的发展与成熟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进程，但是，为什么单单是在公元前 8 世纪，奥林匹亚节开始明显地获得如此巨大的号召力？只有联系城邦时代之初的整体社会背景，这个问题才能得到比较合理的解释。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我们对于所谓“社会转型”的关注并不等同于否定历史发展的渐进性与连续性。城邦时代之初的古希腊社会便继承着大量的前城邦时代的历史特征，其重要表现之一即是，传统的地方贵族借助历史上所积淀的雄厚社会资本，在新兴的城邦社会中依然占据着显要地位。“他们挺立于革命性社会巨变的潮头，将政治权力的垄断与思想控制结合起来以加强其统治，其中便包括对新兴城邦宗教资源的控制。”伯罗奔尼撒西部地区显贵就是以献祭各自所在地区之外的奥林匹亚圣地的方式来抬高自己的身份，并藉此表达与新兴社会的对抗。而毫无疑问，城邦时代的总体发展趋势是要求城邦集体取代精英个人作为社会主导，以公民政治取代贵族意识形态作为政治体制核心。毕竟，“民主时代的特征，是其社会参与的广泛性和群众性。”各城邦必须想方设法强化社会控制功能，以制度化限制个人势力的膨胀，通过镇压、控制并排挤传统贵族势力来维护城邦公民集团的利益，把贵族改造成附属于城邦的公民。显然，各城邦不会坐视各地贵族以个人身份在奥林匹亚圣地这样的公共场合大出风头，其真正目的在于把原本作为私人集会之用的奥林匹亚节改造为制度化的城邦政治活动的公共空间。城邦时代的发展趋势要求，泛希腊集会不应该仅仅是希腊人的集会，更应该是城邦的集会、各城邦公民的集会。“这一趋势规定了奥林匹亚节在公元前 7 世纪和前 6 世纪早期的发展方向，奥林匹亚节的制度化及其最终整合成一个规范的、泛希腊的、定期举办的宗教节庆，符合不断增长的城邦利益。” 对于奥林匹亚节的组织权力和参与资格的争夺，实质上反映了新旧两种社会势力，甚至是两种社会体制的斗争。奥林匹亚节泛希腊性质的确立，标志着城邦政治结构中“公共领域”对“私人领域”的胜利和公民集团对贵族个体社会优势的形成，也标志着城邦时代对前城邦时代的历史性超越。
2 一体与多元：奥林匹亚节与希腊世界
[HTH][STHZ]
2.1 [ZK（]希腊人与非希腊人：奥林匹亚节中的民族身份认同[HTSS]
由于很难以现代民族概念来认定希腊民族共同体的属性，因此，由古希腊人对于马其顿人的态度所折射出的古希腊民族认同观念，便成为我们辨别希腊人与非希腊人民族身份的适宜尺度。以希罗多德自己的标准看来，希腊人之所以是希腊人，除了共同的血缘和语言外，还因为“我们的诸神的神殿和奉行牺牲的仪式是共通的。”在能够将希腊人和希腊城邦内聚成一个整体的多元力量中，由共同的信仰暨宗教崇拜仪式活动所产生的整合力是其中的重要因素。由此推广开来，泛希腊宗教节庆实质上是全希腊人的集会，在这个特定的场合，古希腊人超越地域局限，以明确的集体认同观念强化着彼此作为希腊民族一员的身份归属感。奥林匹亚节的开放性和其规模的巨大都说明希腊公民对泛希腊节庆上的邦际公共活动空间的关注。奥林匹亚节上的集体祭祀活动与共同观看比赛的经历，实质上是在培养希腊人的集体参与意识。制度化、规模化的泛希腊集会使所有希腊公民明确意识到，他们是一个有着共同政治背景、共同文化传统和共同内心感受的利益整体。进一步讲，古希腊人在泛希腊节庆中所表现出来的凝聚性拥有一个强有力的矛盾对立面，即非希腊人的蛮族。对于希腊人与非希腊人的有意识的区别，在很大程度上更加强化了希腊人的内部团结与身份认同。这种区别，也是奥林匹亚节和其他泛希腊节庆所着力强调的主题。
2.2 奥林匹亚节与希腊世界的统一性
泛希腊宗教节庆的实质性存在，与古希腊城邦时代的整体社会背景息息相关，这是本文所着力解释的历史事实。对于奥林匹亚节而言，它的兴起符合城邦时代之初希腊世界各地一体化的趋势，它的发展则表达了各城邦为谋求自身利益而进行主动深入接触的愿望。在奥林匹亚节所提供的共同宗教和文化背景下，古希腊城邦之间展开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希腊人对于整个希腊世界的积极关注，体现出城邦政治文化在总体上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首先，在政治交往方面，各城邦利用奥林匹亚节的公共场合讨论一些重要的政治问题，庆祝共同的军事胜利，解决彼此之间的争议，发布具有重要意义的多边公报，甚至结成各种性质的同盟。
其次，在经济交往方面，虽然很难从经典作家笔下发现奥林匹亚节上各城邦经济交往情况的直接证据，但是，以奥林匹亚节作为四年一度的全希腊盛会的规模而言，我们不难想象泛希腊节庆对于推动城邦经济交流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再次，就文化交往而言，奥林匹亚节则不仅仅以宗教祭祀和体育比赛著称，它还不愧为名副其实的文化盛会。雄辩家、诗人、戏剧家、雕塑师和民间艺人们相聚于此，在这个希腊世界大集会的难得场合展示自己的才华，这些文化交流展示活动成为宗教性、政治性的泛希腊节庆上的一道亮丽风景。
总之，“豪不夸张地说，没有泛希腊圣地，希腊文化便不会达到如此丰富性。”包括奥林匹亚节在内的泛希腊节庆有助于促进希腊世界文化交流并维系古希腊文化品格的同质性。“对希腊人来说，奥林匹亚节所代表的理想模式意味着城邦和谐与宗教、文化及价值观念的联合庆典。”
2.3 城邦政治文化的一体多元模式
解释城邦政治文化丰富性与多元性，最好将其置于城邦时代的长时段历史进程和宏观社会结构之中。众所周知，独立自治是希腊城邦政治的基本原则。希腊城邦时代历史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小国寡民”的城邦自始至终也没有发展成拥有核心区域并进行统一治理的中央集权帝国。除了受地缘环境的先天影响之外，这种政治态势的形成还与存在于希腊世界的现实的利益分化格局、殖民运动的历史传统及酷爱独立自由的民族文化心理等诸多相互关联的合力因素密切相关。如果没有存在于古希腊世界内部的这种基于历史与现实发展不平衡而逐步形成的地域文明差异与冲突，便不会出现古希腊文明，尤其是古典时代希腊文明的活力与创造性，正是此种内在的丰富矛盾斗争才造就了古希腊文明的独有品质。
3 “竞争的时代”：奥林匹亚节与古希腊城邦政务
3.1 奥林匹亚竞技场：“竞争时代”的社会缩影
古代希腊贵族生活方式的一个核心价值观念是竞争或竞赛（agon）。因此，瑞士文化史学者布克哈特从文化史的角度将古风时代说成是“竞争的时代”。一般来说，荷马时代与古风时代的社会竞争风尚大多表现为人际之间和邦际之间的武力较量。而随着古典时代城邦政治的成熟及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人与人之间的竞争逐渐由战争转移到了政治、社会和个人素质方面，宗教节日及体育赛会是这种富含文化与智慧因素的社会竞争的重要场合。”故而，以政治文化史视角而言，包括古风时代和古典时代在内的整个古希腊城邦时代都可以称作“竞争的时代”。这种激烈竞争，在泛希腊节庆竞技场上有最为充分的展现。
在调节城邦间的军事纷争并间接影响各邦外交政治决策的同时，奥林匹亚节等泛希腊节庆也为广泛存在于希腊城邦社会的邦际实力较量开辟了新的境地。泛希腊节庆上的城邦政治活动公共空间，从某种程度上充当了城邦之间紧张矛盾对抗的缓冲地带；泛希腊节庆上的各邦竞技表演，则可视为邦际政治文化竞争在希腊世界宗教文化生活领域的延伸。
3.2 体育竞技为何与泛希腊节庆联袂？
行文至此，我们需要对以上论述过程中所预设的一个重要问题予以解释，即：在城邦时代，体育竞技活动为何紧密附属于泛希腊节庆，甚至是成为泛希腊节庆不可缺少的主题？泛希腊节庆上的体育竞技活动对于城邦政治文化有何意义？
从历史传统上看，是古风时代的贵族价值观念赋予人的形体运动与体育竞技以神圣性。这种观念对整个希腊社会的价值体系产生深远影响，它强调：聪慧的头脑、高贵的品性和健美的身体是神的恩赐；在公共场合彼此激烈竞赛以展现身体的健美、力量与技巧，是对神的绝好献礼。据《荷马史诗》和赫西俄德的《神谱》反映，奥林匹斯诸神具有完美的肉身之躯且乐于无尽无休的彼此争斗。这种为神所喜爱的竞争品质落实到人身上便构成古希腊人所特别崇尚的“阿瑞忒”（Arete）精神。作为古希腊语特有词汇，它“包含着卓越、美好、阳刚、力量、高贵和美德的含义，在某种程度上，它寓于每个古希腊人身上并成为他们追求的人生境界”。
但是，在泛希腊节庆成熟以前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那些普遍存在的私人化体育竞技远未与公共宗教祭祀活动构成实质性关联。“作为所有泛希腊圣地宗教活动共有的体育比赛，可能最早出现于公元前8世纪，而不可能更早。”即使为献祭神而进行体育比赛的观念与习俗一直影响到泛希腊节庆的繁盛期——例如在奥林匹亚节庆赛会前，运动员在宗教仪式上庄严宣誓以宙斯神的名义进行比赛——我们也决不能简单地认为，城邦时代的古希腊各城邦单单是为了祭神而齐聚泛希腊节庆赛会的。实际上，体育竞技真正附属于泛希腊宗教节庆，是城邦时代独有的社会现象。二者之间的本质联系愈紧密，其中所反映的城邦时代的政治文化特色也就愈为鲜明。
城邦政治文化的一体多元模式除了适用于城邦时代之初的希腊世界以外，也很符合各城邦内部的总体政治形势：一方面，城邦内部凝聚力增强，邦内公民形成强烈的“母邦”情结；另一方面，新兴城邦贵族势力崛起，公民个体权利意识与政治表现欲望增强。各城邦谋求以城邦团体而非个人身份参加泛希腊宗教节庆并使其规模化、制度化，实际上是在强化城邦政治中“集体压倒个体”的核心原则。而附属于泛希腊节庆的体育竞技活动也同时受到欢迎，那是因为各城邦可以借助高扬传统文化中“阿瑞忒”精神，来实现对旧有贵族势力的表面妥协以减轻社会反抗压力，通过引导鼓励作为城邦代表之公民积极参与节庆比赛来合理地释放公民政治活力，在赋予公民以城邦属性的前提限度内来满足邦内公民在公共政治文化空间的表现欲望。体育竞技成为泛希腊节庆的重要主题，也是新兴城邦在着眼邦内政务时的旨趣所在。
4 “人是城邦的动物”：奥林匹亚节与公民政治行为
4.1 民主生活的公共空间
作为社会成员公共活动场合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是与“私人领域”（private sphere）相对立的概念。当代社会哲学家认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城邦兴起。在整个城邦时代，公共领域特指城邦领域，而私人领域则被定义为家庭领域。“公共领域由讨论和共同行动组成，前者包括参与议事和法庭陪审，后者包括参战和体育竞赛。”实际上，除了上述社会哲学家所集中讨论的植根于城邦内部的公共领域以外，超越个体城邦的泛希腊公共领域之存在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事实。泛希腊公共领域是希腊各城邦所有公民公共生活的场所，与整个希腊世界的城邦政治文化密切相关。
泛希腊公共领域以希腊各城邦所共有的公共生活空间作为表象，而包括奥林匹亚节在内的泛希腊节庆则是这一类型公共空间的集中代表。各邦公民在奥林匹亚节上的政治行为表现，充分反映出城邦世界政治文化的相对民主性。
从社会功能上看，奥林匹亚节所形成的邦际公共空间向希腊世界所有公民开放。参与泛希腊宗教节庆不是统治阶层的特权，而是所有希腊公民共同的活动。无论普通平民、豪门显贵，尽管个人经济、政治实力和社会背景不同，但只要是希腊公民，就都有资格献祭宙斯并同场竞技。笔者至今还没有在史料中发现有哪个希腊公民因个人政治身份问题而被拒奥林匹亚赛场之外。泛希腊节庆的开放性与民主性更体现在作为节庆活动主体的献祭者和赛会观众对于节庆的热情投入与积极配合上，这一数目庞大的公民群体中的绝大多数无疑是来自城邦社会的中下层。作为祭祀活动中心人物和参赛选手的城邦“精英”，固然是邦际政治活动的积极参与者，而那些无法留下姓名的广大节庆旁观者也在泛希腊民主生活空间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奥林匹亚赛场上，观众热烈欢呼，情绪高昂，为各邦运动员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场面十分热烈。他们对泛希腊宗教与文化生活的积极参与具有十分深刻的政治文化意味，由于城邦时代的政治文化涵盖了与城邦世界有关的政治事务、宗教活动、社会文化等十分广泛的意义，所以，对邦际公共文化生活的参与即是对泛希腊城邦政治的参与。如果我们把奥林匹亚节看成是一个需要所有希腊公民积极呼应的泛希腊民主生活空间的话，则在活动形式上处在边缘地位的广大节庆旁观者实质上也是邦际公共政治活动的主体。
4.2 公民个体的城邦属性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有一段经典论述：人在本性上是城邦的动物；脱离了城邦、生活于城邦集体生活之外者，要么是动物，要么是鬼神。这句话在用来阐释城邦公民在泛希腊节庆上的个人表现时便意味着：泛希腊公共领域中的城邦公民决不仅仅是个体性或私人化的存在，作为各城邦在邦际交往空间中的政治文化象征符号，公民的各种行为表现都与他们各自所代表的城邦形象和利益密切相关。这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公民不应属于其本身，而应属于其城邦。”
正是因为各邦公民代表在泛希腊节庆上的公开表现具有如此重大的影响力，各城邦才对其运动员尤其是赛会冠军的个人行为给以足够关注。这首先体现在各城邦给那些为本邦夺冠的运动员以非同寻常的褒奖。在以整个城邦名义为他们举行的盛大的庆功典礼上，这些冠军被当作城邦英雄而接受公民领袖颁发的丰厚的物质奖励、城邦神庙的祝福、游行队伍的欢呼及艺术家们的赞誉。有人甚至描述说，为阿克累加斯（Akragas或Acragas）赢得公元前412年奥林匹亚节短跑冠军的运动员，被他的母邦以至少300辆战车护送回城，每一辆战车都配有一对白马。实际上，一次赛会冠军所赢得的政治资本足以使运动员显身扬名。“作为一种荣誉和实际奖励，雅典的奥林匹亚赛会冠军可以获得公共食堂免费就餐权以及其他荣誉。”在斯巴达，奥林匹亚竞技冠军享有战时陪同国王的崇高地位。由此可见，各城邦非常愿意看到自己的公民代表能在邦际政治活动空间中有出色表现。
4.3 竞技场上的政治投机者
具体来讲，由于邦际公共空间在希腊世界所具有的普遍影响力，包括奥林匹亚节在内的泛希腊节庆常常成为上层公民社会展示综合实力并藉此获取个人政治活动资本的重要场合。尽管奥林匹亚节在程序上对各城邦公民具有普遍的开放性和民主性，但在事实上，节庆中的某些仪式活动需要参与者有较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社会背景作为支持和保障，能够承担这些活动的公民精英分子便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比如亚西比德参加的赛马比赛就是一个典型的非普及性的贵族运动项目。参赛者在马匹（良种马在当时的希腊还很罕见，其价格也更为昂贵）及赛车的置备与训练筹备上需要投入巨额花费，当时的希腊人常把赛马活动与私人奢侈生活联系起来。正因为如此，参与诸如赛车比赛等贵族运动就成为城邦显贵突出个人社会地位以使自己区分于普通公民群众的一种方式。在奥林匹亚节赛车比赛的冠军名单中，有不少人是各城邦的政治领袖，如斯巴达王戴玛拉托斯、马其顿王菲利普二世、息西温和叙拉古的僭主及雅典名门阿尔克美昂、克里斯提尼和亚西比德等。城邦领袖之所以乐于斥资泛希腊节庆上的竞技表演，就在于他们认可泛希腊公共空间中的积极表现对于其个人政治生命所具有的实际利用价值，比如借助比赛胜利来扩大他们在整个希腊世界的影响，抬高自身在本邦公民群众中的声望，巩固个人在邦内的政治地位并压制其他具有竞争力的政治对手。
5 结束语
从某种意义上讲，古希腊城邦政治文化具有一体多元性的特征，这种一体多元性同时具体反映于希腊世界和城邦个体两个层面的政治文化实体之中。对于希腊世界而言，其一体性意义在于希腊各城邦对于共同的邦际交往领域的积极关注，这种一体性在希腊人共同面对不讲希腊语的非希腊世界的政治形势下得到进一步强化；在统一的泛希腊公共空间背景下于城邦之间所展开的综合实力竞争则体现了城邦政治文化的多元性。对于城邦个体而言，其一体性内涵表现为所有城邦公民对于城邦公共空间的主动参与，这种一体性因城邦公共空间对于非公民阶层的拒斥与封闭而显得更为带有内聚力；公民个体在统一的城邦公共空间舞台上的个性化行为表现则展示了城邦政治文化的多元性。总之，将城邦政治文化的一体多元模式说得简单通俗一点便是：在地中海世界，针对蛮族人而言，希腊世界是统一的，而希腊世界内部的城邦之间则是彼此分立的；在希腊世界，针对其他城邦而言，某个城邦是独立自治的，而城邦内部的公民之间则充满激烈竞争。
本文选择奥林匹亚节作为研究视域。以奥林匹亚节为代表的泛希腊节庆是希腊世界的公共活动空间，各城邦和公民在这一空间内的丰富政治行为表现充分折射出城邦政治文化的一体多元模式。奥林匹亚节是所有希腊城邦和希腊人的集会，而蛮族则被节庆排除在外。希腊各邦在泛希腊节庆期间充分交流融合，又以各种方式展开激烈较量，表现出统一体中的丰富矛盾对抗。另外，城邦政治文化的一体多元模式也反映于参与奥林匹亚节的各城邦及其公民代表的公开表现中。公民首先是以各自城邦代表的身份而拼杀赛场，公民个人在泛希腊节庆上的行为与其城邦整体利益息息相关，城邦集体对于公民个人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同时，公民参与奥林匹亚节上的公共活动亦怀有具体明确的私人动机，他们往往借助个人在泛希腊节庆上所赢得的政治资本来抬高自己在本城邦的政治地位或压倒竞争对手，从而表现出强烈的个人主义行为倾向。由此可见，希腊世界和城邦个体虽然是具有种属关系的两个层面的政治实体，却又共同遵循着一体多元结构的政治文化模式。在城邦时代的希腊世界，由城邦之间和公民之间丰富矛盾对立所构成的多极张力下的平衡，有力地维系着充满活力的古希腊文明的整体性存在并藉此创造出辉煌灿烂的古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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