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电影《四个春天》：公共传播的另一种可能

    樊启鹏 张晓绿

    《四个春天》2019年1月4日登陆全国电影院线，开启了本年度纪录电影市场的春天，截至1月底，累计票房1054万，虽然不能和此前《二十二》创下的票房业绩相比，但在私电影的坐标系里，《四个春天》可谓同样创造了奇迹。这是国内首部票房过千万的私电影，第一次有这么多观众愿意花钱为一部家庭电影埋单。

    《四个春天》的主角是一对饶有生活情趣的夫妻，他们是导演陆庆屹的父母。影片以真实的家庭生活为背景，以四个春节为主线，勾勒了导演父母在南方小城的美丽日常，表现他们朴素豁达、乐天知命的生活哲学。从事过摄影、媒体工作的陆庆屹在记录家庭生活时，完全出于对生活捕捉的自觉，剪辑成片时也不曾想到作品会登陆电影院线。这部私电影最终闯入公共视野，看似充满机缘巧合，却又暗合了人们向往简单质朴生活的社会心理，也体现了电影市场日益丰富多元的一面。

    一

    私电影是一个源自日本的概念。2005年，日本学者那田尚史借鉴日本传统小说中以暴露隐私和表现自我而著称的“私小说”概念，首次使用了“私电影”这个术语。2007年，这一概念因其文章被译介成中文而引入中国[1]。私电影属于纪录片的一种亚类型，因此也被称为“私纪录片”。对于私电影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的私电影即第一人称纪录片，狭义的私电影只是第一人称纪录片的一部分，特指那些将镜头对准导演自己个人或家庭，拍摄身边琐事、自身经历或家庭故事的影片。

    虽然国内对于私电影的研究和描述主要集中在新近十余年，但私电影的历史几乎和电影史一样绵长，私电影的雏形可以追溯到卢米埃尔兄弟的系列作品。卢米埃尔兄弟的母亲、姐姐、侄女和路易斯·卢米埃尔的妻子混在《火车进站》月台的人群中，扮演彼此互不相识的乘客;路易斯·卢米埃尔将摄影机架设在自家花园里，记录了奥古斯特·卢米埃尔和妻女的生活场景，于是就诞生了《婴儿的午餐》（1895）;《孩子们吵架》（1896）记录的则是兄弟俩的女儿坐在婴儿车上的一场争吵。作为一种从私人经验出发的个人化写作方式，它“混合了纪录电影、艺术电影和实验电影三者特质”[2]，深受很多电影作者的喜爱。先锋电影作者乔纳斯·麦卡斯、斯坦·布拉奇治等对这一电影类型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法国“新浪潮之母”阿涅斯·瓦尔达也创作了《拾荒者》《两年后》《阿涅斯的海滩》《脸庞·村庄》等大量私电影作品，日本导演原一男（《恋歌1974》）、俄罗斯导演尼基塔·米哈尔科夫（《安娜》）等都有私电影制作经历。中国私电影也可追溯至早期电影实践，例如刘吶鸥1933-1934年间拍摄的五卷纪录片《持摄影机的男人》，影片大部分内容是导演及亲友的日常活动，以及旅行风光实录。在社会动荡和物质贫瘠的历史时期，这种电影写作方式显得极其奢侈，也非常稀缺。由于20世纪末便携数字摄像机的诞生打破了影像制作的经济屏障和技术门槛，使私电影创作具备了流行的可能，2000年后，中国涌现出大量私电影，例如王芬的《不快乐的不止一个》、唐丹鸿的《夜莺不是唯一的歌喉》、杨荔钠的《家庭录像带》、章明的《巫山之春》和《大姨》、吴文光的《治疗》和《调查父亲》、胡新宇的《中国式家庭恐怖》、章梦奇的《自画像：47公里》……但是这些私电影大都要么只在少数影展“稍纵即逝”地亮相，要么仅以人际传播的方式在少数人群内部交流，进入公共视野的私电影屈指可数。然而，海外私电影与公共传播之间并不存在天然的鸿沟，它们往往是电影节、商业影院、电视台的常客，像美国纪录片《我的建筑师：寻父之旅》（2003）不仅获得一项奥斯卡提名，还收获290万美元电影票房，并在HBO播出;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山有多高》（2003）曾在加拿大上映，在台湾公视播出;《河北台北》（2015）和《日常对话》（2016）两部台湾私电影先后在日本院线公映。

    中国私电影进入公共传播渠道存在多重障碍。一方面这些影片题材极具私密性，相对暴露的个人隱私使其难以进行公共传播;另一方面，很多创作者因为各种原因主动放弃与公众对话的意愿，他们的创作本身是面向自我、背向观众的;第三方面，公共渠道留给个人表达的空间相对有限，电影院线以市场为导向，而电影市场对纪录片的认可程度还很低;此外，国内的私电影创作基本上都是以低廉的成本、极其个人化的操作方式完成的，与电影工业标准存在巨大差距，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这类影片的传播。与不胜枚举的私电影创作极不相称的是，直到2017年11月，赵青拍摄的关注自己叔公叔婆晚年生活的《我只认识你》登录电影院，这是中国大陆观众第一次在商业电影院里看见私电影。相隔一年多进入电影院的《四个春天》，上映一个月后又在爱奇艺独家上线，收获了更多的社会关注度，成为中国本土私电影与公共视野接轨的一个典型样本。

    二

    虽然狭义私电影都以表现自我为核心，通常都使用日记式的记录方式，但在记录的时空和题材的取舍上，制作者通常在两个维度分道扬镳：一些人选择家庭日常，而另一些人选择私密和禁忌，它们构建了私电影迥异的两条发展脉络。《四个春天》无疑是前者，而国内先前大部分私电影却是后者。它因此和多数国内私电影鲜明区分开来，着力呈现父母如何发现日常之美。

    影片沿袭了美国实验电影之父乔纳斯·麦卡斯所开创的私电影传统。乔纳斯·麦卡斯以影像日记的方式拍摄了60多年私电影，偏好记录日常生活中细微琐事，不起眼的细节和情绪，从来不涉足隐私、奇观、暴力、脏话等元素，“这并没有妨碍他的自我呈现，也丝毫没有削减他的影像魅力和吸引力，观众反而在这些朴实的私人影像里，发现了‘日常的惊人力量和淡淡的诗意”[3]。

    《四个春天》同样在告诉我们：诗意和感动往往来自瞬间，来自大地日月山河。影片是一幅美丽的山水画卷，一首隽永的田园诗歌，是作者的一篇抒情散文。导演的每个镜头都在极力捕捉日常生活之美，一如片名和拍摄的时节，处处洋溢着春天的气息。村前的一池春水，蜿蜒有序的梯田，树影婆娑的窗口，新开的花，再来的燕，一场雨，一阵风，一抹月，一支歌，处处都是诗般的意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