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说》中的新民思想及其对中国梦的启示
商爽
摘要:梁启超的《新民说》是近现代政治改革和思想改革重要著作,其中的新民思想不仅内涵丰富还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作用。本文建立在《新民说》写作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背景上,深刻归纳、分析新民思想的三个内涵:进取、自治的道德品格;公德、国家的观念意识;民主、独立的政治能力,最后结合当前中国梦的构建提出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新民说》;新民思想;中国梦;实现路径
中图分类号:D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6)04-0078-02
一、《新民说》中的新民思想
(一)进取、自治的道德品格
进取、自治作为梁启超新民思想首要内容,这种“自我意识”就是新民缔造的首要条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化论”思想席卷了中国各个阶层、领域,打破了中国人天朝上国、居高自傲的价值理念。梁启超也吸收了这种进步思想,将其转化为人格上的进取态度和体制上自我管理方式。基于进化论的历史观,梁启超将新民人格界定在未来,提出了“进取”“自治”的主体性的精神,推动中国国民性由保守性向进取性转变。梁启超认为人之所以为人,文明之所以为文明,就在于是否知道未来;历史在进步,人也在进步,因此要改变以往的奴性心里,由被动变为主动,有听天命变为不屈现实,由不喜竞争变为积极进取。这种新民人格的界定和推崇在根本改变了中国人事不关己,毫不作为,逆来顺受的思想陋习,倡导了一种新的社会文明,是扭转当时中国社会停滞不前的一个新的切入口,彻底摧毁了占据人们思想的几千年的封建旧观念,促进了人民和社会的进步。
梁启超在将“进步”思想归结为四大要素:希望、热诚、智慧、胆力,这是培养国民的现代进取精神的基础。而中国国民之所以进步不大,是因为强调大一统导致竞争缺乏,周边都是落后民族文化,语言和文字分离导致知识不易普及。因此,在他看来要实现进步必须要进行破坏,也就是打破思想的禁锢及制度体系的封锁,这对于中国来说还是一个新鲜的存在,而在西方早已成为报刊杂志的常事。首先在个人层面上,个人要符合“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规律,因而需要有进取意识、向上的精神;其次在社会层面上,中国需要新的精神注入,改变盲目自大的无知状态,从根本上激发人民努力进取的意识,促进社会的进步;最后在国家层面上,国民是国家的基础构成,只有每个国民真正拥有了自我进取的精神,中国才能进步,才能改变这种落后挨打的局面。
(二)公德、国家的观念意识
梁启超1902年的2月8日刊发的《新民丛报章程》首次提出了“公德”观念,该章程的第一条即云“中国之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的缺乏,并非智慧不开。”[2] (P.62-63)而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更是将公德作为一个单独的章节来论述其重要性。“我国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焉以成立者也。人而不群,禽兽奚择。而非徒空言高论曰群之群之,而遂能有功者也;必有一物焉贯注而联络之,然后群之实乃举,若此者谓之公德。”[3](P.74-76)其所谓的公德乃是利群主义的公德,要求新国民要关注于社会公共利益,为群体及民族国家的建立而贡献自己的力量。梁启超所宣扬的社会公德,意在根除国民劣之根性,唤醒国民的责任意识,也就是倡导人之为人,人之为群体,人之为国家。在民族危亡,社会转型的近代中国,社会公德就其根本功能是使人民关注于国家、社会,不应对政治变革和社会发展采取漠不关己的态度,而应该真正的投入到救亡图存的民族斗争中去,壮大革命的力量挽救民族危机。鉴于人不是孤立的存在,为了改善这种自甘堕落的社会风气,梁启超提出了公德的思想。
人既是个体的存在,也是群体的存在,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有独立的人格而不受他人约束,但人无法独立于社会之上,超脱社会的规约,因此人又是一个社会性、群体性的动物。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最著名的思想之一是“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而他所谓的“政治”既包含社会性也包含了国家性(城邦),因而作为一个新时期的新国民,梁启超在对当时社会环境的观察下首要提出了“公德”“国家”的观念意识,很多学者都把这两种思想归为伦理道德思想,而我认为这是梁启超政论思想的发端和开创。首先,国民是国家的基础,国家的性质取决于国民的性质,梁启超说“国者,民之积也,未有其民不新,而其国能立者,彼法国、日本维新之治,其本源所自,昭昭然也。”[1](P.132-133)因此国家的命脉掌握在人民手中,国家要想独立富强,人民首先应具有公德和国家的观念意识。
(三)民主、独立的政治能力
梁启超虽然在《新民说》中,并未直接把民主作为单独一个章节进行讲解,但是他所围绕的话题都是与民主分不开的,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致力于建立一个以民主为基础的立宪制的国家,民主的理念也贯穿全文的始终。有了民主才能够实现自由,才能实现拥有人格乃至政治上的独立。在当时的中国,人民受封建专制制度压迫了几千年,不仅仅是无法做到政治上的民主和独立,人格上的独立也未曾获得,在封建专制制度下,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明显的人身依附关系,因而,在近代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要实现人格的独立、自由,其直接的途径就在于实现制度民主的变革,消除政治压迫、身份压迫、地位压迫,使社会由传统的“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转型,从而使理想人格生成的整个社会关系结构发生根本的变化,确立起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新型关系。
在民主制度的建立上,梁启超主张首先应有立法权。他说:“国家者人格也。凡人必意志然后有行为,无意志而有行为者,必疯疾之人也,否则其梦呓时也。国家之行为何?行政是已。国家之意志者何?立法是已。”[4] (P.114-116)而要想实现立法,应该确立立宪政治制度。他的立宪也就是确立起以《宪法》为指导的稳定的现代民主制度体系,通过法律保障民主的实施、人民的自由和独立。梁启超认识到当今的社会是实现专制和立宪的交替的时期,顺应时代的产物必有胜,全世界都将归从于胜利的一方,因而他从生物进化的角度,充分阐述了民主制度符合时代发展,顺应了历史的进步。在这方面的论证上不仅仅体现了梁启超的进步意识,也充分表明了这是时代所需大事所向。
二、《新民说》中的新民思想对中国梦的启示
(一)中国梦的实现需要弘扬国民精神
梁启超先生在《新民说》中对新国民的缔造,首先就是打造新的国民精神,因此,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我们也应该继续培养和弘扬独立、进取,民主、自治,爱国、守法的国民精神。所谓的国民精神它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它不是空中楼阁虚无缥缈,而是真实的客观存在,它作为一种信仰,引领着中国现代化的建设,它使得我们更加有信心。任何的改革和发展都需要历史的考验,在其实践的过程中,总有许多意想不到的磨难,因而需要我们一代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中国人自近代以来,实现了许多革命的胜利,从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到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再到实现改革开放的伟大壮举,一直传承着我们中华民族顽强奋斗的精神、坚持不懈的毅力、开拓创新的勇气。在现代化发展的今天,我们有了新的历史使命——共筑中国梦,面对新的挑战我们需继续弘扬我们的民族精神,团结一心克服困难。中国梦依托于国民精神,虽然我们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我们不能有丝毫的自满,不能有丝毫的懈怠,这就要求我们用实干托起中国梦,把美好的蓝图变为现实。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切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训诫,埋头苦干,顽强拼搏,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二)中国梦的实现需要凝聚国民力量
人民群众是实现中国梦的力量源泉。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任何改革和发展都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因此人民是实现中国梦的主体,这个主体的积极性、创造力直接影响着现代化的发展,人民不应该成为现代化发展的旁观者,而应该发挥人民的创造力和主体力量,这就要求每一个国民都应有公德、国家的观念体系。人民是中国梦的践行者,改革发展的根本力量在于人民群众,没有人民任何改革和发展都是一纸空谈,中国现代化实践一再证明,正是广大人民的探索实践、创新创造才取得了如此丰硕的果实,这就要求每一个国民都应有进取、自治道德品格。中国梦是每一中国人民的梦,它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共同理想。强国才能富民,富民是为了强国,中国梦的实现也无法离开人民,它最大限度的兼顾和包容了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让各个领域、各个阶层都能看到自身的利益所在,从而凝聚了各方的力量,这是新时期中国的伟大创举,这是新时期发展的动力。自民主革命以来我们就有以人民为基石的优良传统,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我们应该继续秉承着优良传统,团结各族人民,努力凝聚广大人民的力量,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
(三)中国梦的实现需要打造国民形象
无论在任何时期,改革和发展都是为了在新时期的条件下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了人民群众切身的权益,为了广大人民更好更公平更广泛的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新时期我们提出了共筑中国梦的伟大构想,这更是党和国家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人民谋福利谋发展,使人民生活的更加幸福。因而,中国梦的实现需要激发人广大人民的参与热情,要从思想上和行动上塑造新的国民形象。所谓的新的国民形象,首先就是打破国人心目中的国民意识。在新时代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提高思想觉悟,审慎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正确行使自己的权利、积极履行应尽的义务,树立一个良好的国民形象。在世界的舞台上,中国人也要打造新的国际形象。中国梦的构建需要我们大胆创新、打破常规,在全球化、国际化的当今,积极展示自己实现自己,让人民看到新的中国,让世界看到新的中国。我们应该转变冷漠的政治态度,积极参与政治,投身于现代化建设,加快中国梦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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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褚永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