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新砦遗址的性质与功能
摘 要：新砦文化遗存的时间跨度远远超出文献所记禹、启的年代范围，且略早于羿浞代夏的年代。简单地将新砦文化遗存与古代文献所记启居黄台、羿浞代夏等对号入座，未免过于武断。新砦遗址似为夏代早期的一座具有城垣和外壕、城壕、内壕三重防御设施的“台城”式环壕聚落，目前尚未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为夏代早期的都邑所在。新砦遗址的政治、军事功能并不显著，新砦古城的防御洪水的意义远远高于军事防御功能。新砦文化遗存所反映王湾三期文化向二里头文化的文化变迁过程中，伴随着军事征服等外力作用下的文化涵化的性质并不明显，和平环境下氏族部落间不同文化相互吸收与借用的性质颇为突出。
关键词：新砦遗址；台城式；环壕聚落；启居黄台；羿浞代夏
中图分类号：K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10-0110-05
考古学所说的夏文化，“是指夏代在其王朝的统辖地域内夏族（或以夏族为主体的人群）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遗存，核心内容是关于夏王朝（国家）的史迹”①。显然，夏文化“属于考古学与历史学整合层面上提出的命名”②。
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砦遗址经多年来的发掘③，为研究夏文化的起源和形成提供了丰富的实物信息和大量可循的历史线索。但是，新砦文化遗存和夏文化之间的关系较之夏文化的考古学文化界定来说，则更为复杂。比如不少学者主张新砦期作为过渡期的观点④，认为新砦遗址的再次发掘证明了新砦期晚于王湾三期文化，早于二里头一期文化，是两者之间的过渡阶段；⑤亦有学者指出，中原地区在王湾三期文化之后，基本上同时出现了三类遗存，即新砦类、花地嘴类和二里头文化一期类，昭示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个新时代就是二里头文化时期；⑥亦有学者主张，“新砦期”的后段是最早的夏文化，应归入到二里头文化之中，其前段仍为王湾三期文化，为龙山时代的先夏文化。⑦近期更有学者指出，新砦遗存“既不能包含在二里头文化之内，又不是王湾三期文化煤山类型向二里头文化的过渡”，“它是在造律台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少量其他地区龙山文化因素西进取代煤山类型王湾三期文化，并吸收其部分因素而形成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是二里头文化的前身”。⑧也有学者却认为，新砦二期、花地嘴遗存都难以认为是二里头文化的前身，二里头文化的前身，还有待考古学家寻找。⑨
随着夏代考古工作的进展和夏史研究的日趋深入，陶寺类型文化、典型龙山文化、良渚文化为夏文化说等，由于田野考古资料证据薄弱和文献材料缺乏，已基本上不为学术界所认可；“新砦二期、花地嘴遗存都难以认为是二里头文化的前身”⑩也仅仅为带有更多推断成分的一家之言，目前鲜有学者支持。总的来看，“二里头文化是直接从新砦期遗存发展而来的，而新砦期则是王湾三期文化的直接后继者”B11、“王湾三期文化晚期、新砦期与二里头文化属于夏文化不同发展阶段”B12，“新砦期遗存和王湾三期文化晚期是夏代前期夏文化”B13等论断似乎已基本成为目前考古学界绝大多数学者的普遍“共识”。以下关于新砦遗址性质、功能及相关历史问题的讨论，正是建立在此普遍“共识”的基础之上。
一、新砦遗址与启居黄台、羿浞代夏无法对应
迄今为止，学术界对新砦遗址的性质已进行过长期的讨论。自2004年以来，一些研究者将经过丁山B14的发挥及郑杰祥B15、史念海B16等学者转引的今本《穆天子传》中的一条类似小说家言，且从未有过明确解释的孤立记载“丙辰，天子南游于黄□室之丘，以观夏后启之所居”B17作为信史，并把新砦遗址的考古學资料和有关文献记载相结合，提出了新密新砦城址可能为夏代早期都邑B18以及“夏启之居”“启居黄台”羿浞代夏等观点B19。虽然如此，但新砦城址被判定为夏启之居、启居黄台的文献学、考古学“证据”却不断受到质疑。
文献所见夏代积年有多种说法，目前绝大多数学者信从《竹书纪年》“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B20的说法。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将夏代始年推定为公元前2071年，基本落在以王城岗二、三期，瓦店一、二期为代表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第二段（前2132—前2030年）范围之内。B212002、2004年，在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发现一座面积达30万平方米的龙山文化晚期大城址，王城岗大城的发现，为早期夏文化研究和禹都阳城的确认提供了重要资料B22。有的专家认为王城岗大城可能即是“禹都阳城”B23。20世纪80年代以来持续发掘的瓦店遗址是王湾三期文化晚期的一处级别较高且十分重要的遗址，古代文献所记载与夏族有关的钧台、阳翟等均位于禹州市境内，专家推测，“瓦店遗址从其年代和遗存特征看，均有可能与钧台、阳翟有关”B24。显然，文献和考古学资料均支持禹、启主要活动中心在今河南颍河流域的登封、禹州一带。
目前考古工作者推定，新砦文化遗存的绝对年代应在公元前2050年——公元前1900年B25，二里头遗址时代的上限“似乎不应早于公元前1900年”，下限“似乎不应晚于公元前1500年”，B26由此可知，新砦文化遗存的下限年代正好与二里头文化的上限年代相衔接。然与此同时，考古学家却又推定登封王城岗五期和瓦店三期的最晚年代分别为公元前1965年B27和公元前1958年B28，则王湾三期文化下限与二里头文化上限之间，也就仅仅60年左右的时间，显然新砦期文化遗存另有85年左右的时间则是与王城岗遗址、瓦店遗址的时代一致的。综上推测，新砦文化遗存的时间跨度远远超出文献所记禹、启的年代范围，且略早于羿浞代夏的年代。简单地判定新砦文化遗存与古代文献所记启居黄台、羿浞代夏等对号入座，未免过于武断。
综前所论，文献和考古资料均支持王城岗遗址、瓦店遗址为禹都阳城及启之钧台、阳翟，则基本可以推定夏代早期的政治中心即在今河南颍水流域的登封、禹州一带；与此同时，《史记·夏本纪》《周本纪》正义等文献引《汲冢古文》较为明确地说“太康居斟寻”B29，《水经·巨洋水注》等书引《汲冢古文》较为明确地说：“太康居斟寻，羿亦居之，桀又居之。”B30张国硕教授结合文献和考古资料判定“二里头遗址应为夏都斟寻”B31。既然如此，将大部分时间与王城岗、瓦店遗址一致的新砦文化遗存推定为“启居阳翟”或“启居黄台”，或与“羿浞代夏”相联系，不仅缺乏足够的文献和考古学资料支持，颇显证据薄弱，而且就时间、空间而论，也颇不大符合情理和夏代早期国家政治地理的历史实际。
就已有的田野考古资料看，新砦遗址发现了目前河南境内面积最大的龙山文化和新砦期城址及浅穴式大型建筑基址，以上重大发现对于推断新砦文化遗存的性质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信息。据2009年发表的新砦遗址东城墙发掘简报B32说，整座新砦城址均掩埋于地表以下，平面形状基本呈圆角长方形。
考古工作者通过对CT4—CT7内城墙解剖得知，新砦遗址在龙山文化之前就有自然沟，龙山文化时期将该自然沟填平修建龙山文化城墙，其外侧则拓建护城河。到了新砦的早段，或因洪水的泛滥，导致QⅡ坍塌和GⅢ被淤满。当时的人们修整龙山晚期的城墙，形成CT4—CT7QⅠC第2层，即一层冲刷层，并在此层的基础上夯筑第一层。到了新砦期晚段，在第一层之上继续向外拓展，新建CT4—CT7QⅠA、B（新砦期晚段），紧邻其外侧相应地向外拓建新的护城河。最后，新砦期晚段的城墙和护城河又被二里头文化的冲沟所毁。考古工作者指出，新砦城址所见将晚期城墙向外拓建在废弃的早期壕沟（或护城河）之上的情况，亦见于湖南城头山、四川鱼凫城、郑州大师姑等城址。斜行堆筑或夯筑墙体，更是为长江流域或黄河下游地区一些原始城址所见。新砦城墙采用这种筑墙方法或许是受上述地区影响的结果。这也与陶器群所见新砦城址与长江中下游及東方的文化交流现象相契合。
相关考古资料表明，新砦遗址更似夏代早期的一座具有城垣和外壕、城壕、内壕三重防御设施的“台城”式环壕聚落B33，就目前所掌握的文献和考古学证据，尚难以证明其为夏代早期的都邑所在。
二、新砦城防御洪水的功能远高于军事防御功能
新砦遗址历年来出土遗物，可以为遗址的性质与功能提供重要的证据支持。兹将新砦遗址历年来出土的遗物按照地层关系列举如下：
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调查了新砦遗址，并在遗址的最高处开四个探方，清理一些在断崖上暴露的遗迹，发现如下一批文化遗物。龙山文化中石器有石斧、石铲、石镰、石刀、石锛、石镞。骨器有骨锛、骨镞、骨锥、骨管、骨笄。陶器有深腹罐、鼎、甗、鄫、大口罐、中口罐、小口罐、双耳盆、平底盆、高领罐、碗、单耳杯、杵形杯、鬶、尊形器、筒形器、器盖、陶纺轮、陶拍。二里头文化中石器有石刀、石锛、磨石。玉器有小玉锛。骨器有骨镞、骨锥、骨笄、卜骨。陶器有深腹罐、鼎、大口罐、双耳盆、平底盆、刻槽盆、圈足盘、小高领罐、豆、小盘、瓮器盖、陶纺轮等。B34
1999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新砦遗址进行第二次试掘，出土可供复原的新砦第二期陶器、石器和骨器共60余件。新砦遗址出土遗物可分自然遗物和人工遗物两部分。自然遗物：包括采自淘洗法浮选出的一批植物籽实，初步观察有水稻、小麦、谷子、豆类等。另有人骨与兽骨等。人工遗物分生产工具、卜骨和日用陶器。生产工具中的石器以磨制的石铲、石刀、石斧最为常见，另有一定数量的石镰。骨器常兼有骨针、骨锥、骨簪、骨匕。蚌器常见有蚌刀、蚌镰。陶器种类有夹砂和泥质的大口罐、中口罐、小口罐、小口高领瓮、鼎、豆、器盖、平底盆、刻槽盆、甑、圈足盘、三足盘、甗、钵、碗、壶、单耳杯、觚、缸、尊、盉等。B35
2000年，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新砦遗址进行第三次发掘。王湾三期遗物中石器有镞、斧、镰、刀、锛、凿、铲、圭、刮削器等。骨器有锥、簪、镞、匕等，其中锥、镞较为常见。陶器组合以深腹罐、高领罐、碗、钵、单耳杯和鼎最为常见，其次是豆、圈足盘、刻槽盆、平底盆、深腹盆、甑、甗等，器盖、斝的数量较少。新砦期遗物中石器与王湾三期文化相似，只是钻孔更为普遍，有铲、斧、镰、锛、凿、镞、矛、石饰品。玉器有凿。骨器的原料以猪、牛、羊骨骼为主，器类有镞、管、刀、锥、针、鹤嘴锄、骨饰等。陶质生产工具有圆陶片和纺轮，陶容器种类繁多，主要有深腹罐、器盖、小口高领瓮、豆、鼎、平底盆、刻槽盆、折肩罐、折肩瓮、盉、单把杯、觚、厚胎钵、碗等。此外还出土有蚌饰和可能是鬶和盉的流部的铜容器残片。二里头文化遗物中石器主要器类有镰、凿、锛、琮等，以镰数量最多，石刀次之。玉器有玉琮1件。陶质生产工具有圆陶片和纺轮，其形制与新砦期的同类器近似。陶容器的种类有22种，深腹罐最多，鼎和器盖次之，盆、瓮、花边罐和盘也占有一定的比例。B36
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新砦队、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继续对新砦遗址进行发掘。第一期（龙山文化晚期）遗物中AT51H29遗物多为陶器，少量为石器。器类有陶深腹罐、小口高领罐、子母口瓮及石铲等。AT51H30遗物以陶器为主，还有石器及卜骨等。器类有陶鼎足、深腹罐、圆腹罐、双耳罐、鼓腹罐、小口高领罐、双腹盆、碗等及石刀、镰、凿、镞等。第二期（新砦期）遗物中AT51H8遗物有陶器、石器及骨器等。器类有陶甑、盆、刻槽盆，石铲，以及骨匕、锥等。CT1H1遗物所出陶器为深腹罐、子母口鼎、小口高领罐等。CT1H2遗物有陶器、石器和骨器。器类有陶敛口钵、杯、器盖及石铲、骨簪等。CT1H5遗物有陶器、石器及骨器。器类有陶鼎、深腹罐、鼓腹罐、折肩罐、平底盆、刻槽盆、高领瓮、曲腹碗、器盖等，以及石铲和骨凿、镞等。CT1H6遗物有陶器、石器，器类有陶深腹罐、子母口鼎、碗及石凿等。CT1H15遗物器类有陶鼎足、深腹罐、深腹盆、敛口钵等。CT1H18遗物多为陶器，器类有鼎、深腹罐、矮领罐等。DT1第6层遗物有陶鼎足、敛口钵等。DT1第3层遗物有陶深腹罐、子母口罐、平底盆等。B37
从以上可以清晰地发现，历年来新砦遗址出土的遗物基本为生活用具、农业和渔猎工具，并未发现与军事城堡或政治中心相关的大量的兵器及高规格的礼乐器，显然，新砦遗址的政治、军事功能并不显著。这一情形，正与许慎《说文》释城“以盛民也”B38的解释颇为吻合。
新砦遗址城墙和壕沟不断毁淤并拓建，则似乎表明，新砦古城的防御洪水的意义远远高于军事防御功能。这自然也为笔者此前推测新砦遗址中心区浅穴式大型建筑B39“可能是夏代初年人们祭祀洧水之神的场所”B40的观点提供了较有说服力的支持。新砦文化遗存反映出的军事防御的功能并不明显。前文已对新砦遗址的族属和功能，进行简单分析，推测新砦遗址为夏代早期的一座具有城垣和外壕、城壕、内壕三重防御设施的高规格中心聚落，新砦古城的防御洪水的意义远远高于军事防御功能。新砦文化遗存中发现的遗物似乎可以为以上推测提供较有说服力的旁证。
三、新砦遗址的性质与夏代早期文化变迁的特点
新砦文化遗存为探索夏代早期历史及夏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第一手研究资料。以往，学术界多强调新砦期遗存的过渡性质，绝大多数学者强调，“在王湾三期文化向新砦期、新砦期向二里头文化的转化过程中，产生了某些变异，吸收了其他文化的一些因素”B41，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一论断，显然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看，从王湾三期文化向新砦期，新砦期向二里头文化的“转变”和“变异”，显然属于文化变迁的范畴。促成夏代早期文化变迁的主要因素，究竟是氏族部落之间的战争抑或是自然的文化交流，显然还需要结合夏代早期的历史记载，进行一番更为缜密的考察和更加深入的思考。
据《战国策·魏策一》《墨子·非攻下》《荀子·成相》《山海经·大荒西经》《国语·鲁语下》《韩非子·饰邪》《竹书纪年》等文献屡屡记载禹征三苗，禹逐共工，禹戮防风氏，禹、启征有扈氏，启征西河等史事，显然夏代早期氏族、部落之间的冲突，始终没停止过。与此同时，《左传》哀公七年、昭公四年所记“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B42、“夏启有钧台之享”B43，也反映出夏代早期国家形成和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部落联盟制的平等、民主等原始因素还在国家政治生活中长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目前考古学家对于“新砦期”概念尚存在不小分歧，但新砦文化遗存具有从王湾三期文化向二里头文化的过渡性，则几成学术界共识。考古资料所透露出的大量信息表明，这一文化变迁过程中，伴随着军事征服等外力作用下的文化涵化的性质并不明显，和平环境下氏族部落间不同文化相互吸收与借用的性质颇为突出。除前举新砦遗址中历年来出土的遗物基本为生活用具、农业和渔猎工具，并未发现与军事城堡或政治中心相关的大量的兵器及高规格的礼乐器这一重要的证据外，专家普遍认为，新砦城墙的拓建，可能与洪水泛滥有关，新砦城址中心区大型浅穴式建筑更大可能为祭祀洧水之神的场所，基本看不出新砦城址毁于战争破坏的任何信息。新砦遗址的文化遗存中，无论是陶器制作还是筑墙方法均有可能受到东方及长江中下游的影响，但这些影响更多呈现出不同人群间的技术传播和不同文化间借用与吸收的特點，然外来文化因素的汇聚与嵌入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新砦文化遗存的根本面貌和总体发展方向。综上所述，由于缺乏自证性的文字证据，新砦遗址被假定为启居黄台、羿浞代夏的种种假说，均由于缺乏可靠的文献记载和考古学证据，呈现出诸多的学理疑问和逻辑疑难。综合各种有价值的信息，似可判定，新砦遗址是夏代早期的一座具有城垣和外壕、城壕、内壕三重防御设施的“台城”式环壕聚落，这与遗址历年出土的遗物基本为生活用具、农业和渔猎工具颇相吻合。遗址中并未出土大量的兵器及高规格的礼器，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看，新砦遗址作为军事城堡和政治中心的考古学证据并不充分。新砦文化遗存为探索夏代早期历史和夏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和可寻的线索。
注释
①②B11B12B13B4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8、8、53、57、57、53页。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密县新砦遗址的试掘》，《考古》1981年第5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1999年试掘简报》，《华夏考古》2000年第4期；赵春青、张松林、张家强、谢肃：《河南新密新砦遗址发现城墙和大型建筑》，《中国文物报》2004年3月3日第一版；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新密市新砦遗址2000年发掘简报》，《文物》2004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新密市新砦城址中心区发现大型浅穴式建筑》，《考古》2006年第1期；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新密新砦——1999—2000年田野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新砦队、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2002年发掘简报》，《考古》2009年第2期。
④赵芝荃：《略论新砦期二里头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3年；赵芝荃：《试论二里头文化的源流》，《考古学报》1986年第1期；李德方：《二里头类型文化的来源及相关问题》，《青果集》，知识出版社，1993年。
⑤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赵春青：《新砦期的确认及其意义》，《中原文物》2002年第1期；赵芝荃：《夏代前期文化综论》，《考古学报》2003年第4期；许宏：《“新砦文化”研究历程述评》，《三代考古》（二），科学出版社，2006年。
⑥张莉：《新砦期年代与性质管见》，《文物》2012年第4期。
⑦靳松安：《王湾三期文化的南渐及其相关问题》，《中原文物》2010年第1期；魏继印：《也谈早期夏文化》，《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3期。
⑧魏继印：《论新砦文化的源流及性质》，《考古报告》2018年第1期。
⑨⑩张忠培：《关于二里头文化和夏代考古学遗存的几点认识》，《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第1期。
B14丁山：《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第一分本，1935年。
B15郑杰祥：《夏史初探》，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5页。
B16史念海：《中国古都和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第53页。
B17郭璞注：《穆天子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7—18页。
B18马世之：《新砦遗址与夏代早期都城》，《中原文物》2004年第4期；马世之：《新砦城址与启都夏邑问题探索》，《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3期；李龙：《新砦城址的聚落性质探析》，《中州学刊》2013年第6期。
B19目前学术界对新砦文化遗存的性质和族属，有各种不同的观点。张国硕先生认为，新砦二期遗存的文化性质应为最早的夏文化遗存，在古史上大致为夏启时期。参见张国硕：《夏纪年与夏文化遗存刍议》，《中国文物报》2001年6月20日。此后，庞小霞继续指出，新砦遗址发现的规模巨大的龙山晚期、新砦时期的城址“为‘启居阳翟提供了重要线索”。参见庞小霞：《试论新砦文化》，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考古学及博物馆学），2004年，第28页；庞小霞、高江涛：《关于新砦期遗存研究的几个问题》，《华夏考古》2008年第1期。在此期间，更有学者继续将新砦城址与“夏启之居”或“启居黄台”相联系。参见赵春青：《新密新砦城址与夏启之居》，《中原文物》2004年第3期；马世之：《新砦遗址与夏代早期都城》，《中原文物》2004年第4期；许顺湛：《寻找夏启之居》，《中原文物》2004年第4期；顾万发：《“启居黄台之丘”及相关问题考证》，《东南文化》2004年第6期；马世之：《新砦城址与启都夏邑问题探索》，《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3期；李龙：《新砦城址的聚落性质探析》，《中州学刊》2013年第6期。此前，顾问（顾万发）曾认为，新砦期早期应与诸多文献所载的“羿、浞代夏”事件有关。参见顾问：《“新砦期”研究》，《殷都学刊》2002年第4期。
B20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0页。
B21B27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第82、79页。
B22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登封市王城岗遗址2002、2004年发掘简报》，《考古》2006年第9期。
B23方燕明：《登封王城岗城址的年代及相关问题探讨》，《考古》2006年第9期。
B24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禹州市瓦店龙山文化遗址1997年的发掘》，《考古》2000年第2期。
B25庞小霞：《试论新砦文化》，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考古学及博物馆学），2004年，第19页。作者文中强调，“测年存在着年代的误差，绝对年代仅供参考”。
B26仇士华、蔡莲珍、冼自强、薄官成：《有关所谓“夏文化”的碳十四年代测定初步报告》，《考古》1983年第10期。
B28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禹州市瓦店龙山文化遗址1997年的发掘》，《考古》2000年第2期。
B29B30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5页。
B31张国硕：《夏商时代都城制度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8页。
B3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新砦队、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新密市新砦遺址东城墙发掘简报》，《考古》2009年第2期。以下所引新砦城址的资料，均出自该简报。
B33许宏：《21世纪初中国考古学的新发现及其学术意义》，《燕京学报》新十八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B3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密县新砦遗址的试掘》，《考古》1981年第5期。
B35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1999年试掘简报》，《华夏考古》2000年第4期。
B36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新密市新砦遗址2000年发掘简报》，《文物》2004年第3期。
B3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新砦队、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2002年发掘简报》，《考古》2009年第2期。
B38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688页。
B3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新砦队、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浅穴式大型建筑基址的发掘》，《考古》2009年第2期。
B40周书灿：《河南新密市新砦城址中心区大型浅穴式建筑的性质再思考》，《华夏考古》2011年第1期。
B42B43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八，《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第2163、2035页。
责任编辑：王 轲
Re-discussion on the Nature and Function of Xinzhai Site
Zhou Shucan
Abstract：The time span of the Xinzhai cultural relics is far beyond that of Yu and Qi recorded in the literature， and it is slightly earlier than that of the "Yi and Zhuo disturbed Xia dynasty". It would be arbitrary to simply place the relics of Xinzhai culture on the same symbols as those recorded in the ancient documents， such as the "Qi resided in the mound of Huangtai" and "Yi and Zhuo disturbed Xia dynasty". Xinzhai site seems to be a "Taicheng" style moated settlement with three defensive facilities of city wall and outer trench， the outer city， the inner city and the inner river in the early Xia Dynasty， and there is no sufficient evidence to prove that it was the capital of the early Xia Dynasty. The political and military functions of the Xinzhai site are not significant，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lood prevention of Xinzhai ancient city is much higher than that of military defense. I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change from Wangwan III culture to Erlitou culture reflected by the relics of Xinzhai culture， the nature of cultural acculturat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external forces such as military conquest is not obvious， while the nature of mutual absorption and borrowing of different cultures among clans and tribes in peaceful environment is quite prominent.
Key words：Xinzhai site； Taicheng style； moated settlement； Qi resided in the mound of Huangtai； Yi and Zhuo disturb Xia dynasty
关键词：新砦遗址；台城式；环壕聚落；启居黄台；羿浞代夏
中图分类号：K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10-0110-05
考古学所说的夏文化，“是指夏代在其王朝的统辖地域内夏族（或以夏族为主体的人群）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遗存，核心内容是关于夏王朝（国家）的史迹”①。显然，夏文化“属于考古学与历史学整合层面上提出的命名”②。
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砦遗址经多年来的发掘③，为研究夏文化的起源和形成提供了丰富的实物信息和大量可循的历史线索。但是，新砦文化遗存和夏文化之间的关系较之夏文化的考古学文化界定来说，则更为复杂。比如不少学者主张新砦期作为过渡期的观点④，认为新砦遗址的再次发掘证明了新砦期晚于王湾三期文化，早于二里头一期文化，是两者之间的过渡阶段；⑤亦有学者指出，中原地区在王湾三期文化之后，基本上同时出现了三类遗存，即新砦类、花地嘴类和二里头文化一期类，昭示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个新时代就是二里头文化时期；⑥亦有学者主张，“新砦期”的后段是最早的夏文化，应归入到二里头文化之中，其前段仍为王湾三期文化，为龙山时代的先夏文化。⑦近期更有学者指出，新砦遗存“既不能包含在二里头文化之内，又不是王湾三期文化煤山类型向二里头文化的过渡”，“它是在造律台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少量其他地区龙山文化因素西进取代煤山类型王湾三期文化，并吸收其部分因素而形成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是二里头文化的前身”。⑧也有学者却认为，新砦二期、花地嘴遗存都难以认为是二里头文化的前身，二里头文化的前身，还有待考古学家寻找。⑨
随着夏代考古工作的进展和夏史研究的日趋深入，陶寺类型文化、典型龙山文化、良渚文化为夏文化说等，由于田野考古资料证据薄弱和文献材料缺乏，已基本上不为学术界所认可；“新砦二期、花地嘴遗存都难以认为是二里头文化的前身”⑩也仅仅为带有更多推断成分的一家之言，目前鲜有学者支持。总的来看，“二里头文化是直接从新砦期遗存发展而来的，而新砦期则是王湾三期文化的直接后继者”B11、“王湾三期文化晚期、新砦期与二里头文化属于夏文化不同发展阶段”B12，“新砦期遗存和王湾三期文化晚期是夏代前期夏文化”B13等论断似乎已基本成为目前考古学界绝大多数学者的普遍“共识”。以下关于新砦遗址性质、功能及相关历史问题的讨论，正是建立在此普遍“共识”的基础之上。
一、新砦遗址与启居黄台、羿浞代夏无法对应
迄今为止，学术界对新砦遗址的性质已进行过长期的讨论。自2004年以来，一些研究者将经过丁山B14的发挥及郑杰祥B15、史念海B16等学者转引的今本《穆天子传》中的一条类似小说家言，且从未有过明确解释的孤立记载“丙辰，天子南游于黄□室之丘，以观夏后启之所居”B17作为信史，并把新砦遗址的考古學资料和有关文献记载相结合，提出了新密新砦城址可能为夏代早期都邑B18以及“夏启之居”“启居黄台”羿浞代夏等观点B19。虽然如此，但新砦城址被判定为夏启之居、启居黄台的文献学、考古学“证据”却不断受到质疑。
文献所见夏代积年有多种说法，目前绝大多数学者信从《竹书纪年》“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B20的说法。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将夏代始年推定为公元前2071年，基本落在以王城岗二、三期，瓦店一、二期为代表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第二段（前2132—前2030年）范围之内。B212002、2004年，在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发现一座面积达30万平方米的龙山文化晚期大城址，王城岗大城的发现，为早期夏文化研究和禹都阳城的确认提供了重要资料B22。有的专家认为王城岗大城可能即是“禹都阳城”B23。20世纪80年代以来持续发掘的瓦店遗址是王湾三期文化晚期的一处级别较高且十分重要的遗址，古代文献所记载与夏族有关的钧台、阳翟等均位于禹州市境内，专家推测，“瓦店遗址从其年代和遗存特征看，均有可能与钧台、阳翟有关”B24。显然，文献和考古学资料均支持禹、启主要活动中心在今河南颍河流域的登封、禹州一带。
目前考古工作者推定，新砦文化遗存的绝对年代应在公元前2050年——公元前1900年B25，二里头遗址时代的上限“似乎不应早于公元前1900年”，下限“似乎不应晚于公元前1500年”，B26由此可知，新砦文化遗存的下限年代正好与二里头文化的上限年代相衔接。然与此同时，考古学家却又推定登封王城岗五期和瓦店三期的最晚年代分别为公元前1965年B27和公元前1958年B28，则王湾三期文化下限与二里头文化上限之间，也就仅仅60年左右的时间，显然新砦期文化遗存另有85年左右的时间则是与王城岗遗址、瓦店遗址的时代一致的。综上推测，新砦文化遗存的时间跨度远远超出文献所记禹、启的年代范围，且略早于羿浞代夏的年代。简单地判定新砦文化遗存与古代文献所记启居黄台、羿浞代夏等对号入座，未免过于武断。
综前所论，文献和考古资料均支持王城岗遗址、瓦店遗址为禹都阳城及启之钧台、阳翟，则基本可以推定夏代早期的政治中心即在今河南颍水流域的登封、禹州一带；与此同时，《史记·夏本纪》《周本纪》正义等文献引《汲冢古文》较为明确地说“太康居斟寻”B29，《水经·巨洋水注》等书引《汲冢古文》较为明确地说：“太康居斟寻，羿亦居之，桀又居之。”B30张国硕教授结合文献和考古资料判定“二里头遗址应为夏都斟寻”B31。既然如此，将大部分时间与王城岗、瓦店遗址一致的新砦文化遗存推定为“启居阳翟”或“启居黄台”，或与“羿浞代夏”相联系，不仅缺乏足够的文献和考古学资料支持，颇显证据薄弱，而且就时间、空间而论，也颇不大符合情理和夏代早期国家政治地理的历史实际。
就已有的田野考古资料看，新砦遗址发现了目前河南境内面积最大的龙山文化和新砦期城址及浅穴式大型建筑基址，以上重大发现对于推断新砦文化遗存的性质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信息。据2009年发表的新砦遗址东城墙发掘简报B32说，整座新砦城址均掩埋于地表以下，平面形状基本呈圆角长方形。
考古工作者通过对CT4—CT7内城墙解剖得知，新砦遗址在龙山文化之前就有自然沟，龙山文化时期将该自然沟填平修建龙山文化城墙，其外侧则拓建护城河。到了新砦的早段，或因洪水的泛滥，导致QⅡ坍塌和GⅢ被淤满。当时的人们修整龙山晚期的城墙，形成CT4—CT7QⅠC第2层，即一层冲刷层，并在此层的基础上夯筑第一层。到了新砦期晚段，在第一层之上继续向外拓展，新建CT4—CT7QⅠA、B（新砦期晚段），紧邻其外侧相应地向外拓建新的护城河。最后，新砦期晚段的城墙和护城河又被二里头文化的冲沟所毁。考古工作者指出，新砦城址所见将晚期城墙向外拓建在废弃的早期壕沟（或护城河）之上的情况，亦见于湖南城头山、四川鱼凫城、郑州大师姑等城址。斜行堆筑或夯筑墙体，更是为长江流域或黄河下游地区一些原始城址所见。新砦城墙采用这种筑墙方法或许是受上述地区影响的结果。这也与陶器群所见新砦城址与长江中下游及東方的文化交流现象相契合。
相关考古资料表明，新砦遗址更似夏代早期的一座具有城垣和外壕、城壕、内壕三重防御设施的“台城”式环壕聚落B33，就目前所掌握的文献和考古学证据，尚难以证明其为夏代早期的都邑所在。
二、新砦城防御洪水的功能远高于军事防御功能
新砦遗址历年来出土遗物，可以为遗址的性质与功能提供重要的证据支持。兹将新砦遗址历年来出土的遗物按照地层关系列举如下：
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调查了新砦遗址，并在遗址的最高处开四个探方，清理一些在断崖上暴露的遗迹，发现如下一批文化遗物。龙山文化中石器有石斧、石铲、石镰、石刀、石锛、石镞。骨器有骨锛、骨镞、骨锥、骨管、骨笄。陶器有深腹罐、鼎、甗、鄫、大口罐、中口罐、小口罐、双耳盆、平底盆、高领罐、碗、单耳杯、杵形杯、鬶、尊形器、筒形器、器盖、陶纺轮、陶拍。二里头文化中石器有石刀、石锛、磨石。玉器有小玉锛。骨器有骨镞、骨锥、骨笄、卜骨。陶器有深腹罐、鼎、大口罐、双耳盆、平底盆、刻槽盆、圈足盘、小高领罐、豆、小盘、瓮器盖、陶纺轮等。B34
1999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新砦遗址进行第二次试掘，出土可供复原的新砦第二期陶器、石器和骨器共60余件。新砦遗址出土遗物可分自然遗物和人工遗物两部分。自然遗物：包括采自淘洗法浮选出的一批植物籽实，初步观察有水稻、小麦、谷子、豆类等。另有人骨与兽骨等。人工遗物分生产工具、卜骨和日用陶器。生产工具中的石器以磨制的石铲、石刀、石斧最为常见，另有一定数量的石镰。骨器常兼有骨针、骨锥、骨簪、骨匕。蚌器常见有蚌刀、蚌镰。陶器种类有夹砂和泥质的大口罐、中口罐、小口罐、小口高领瓮、鼎、豆、器盖、平底盆、刻槽盆、甑、圈足盘、三足盘、甗、钵、碗、壶、单耳杯、觚、缸、尊、盉等。B35
2000年，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新砦遗址进行第三次发掘。王湾三期遗物中石器有镞、斧、镰、刀、锛、凿、铲、圭、刮削器等。骨器有锥、簪、镞、匕等，其中锥、镞较为常见。陶器组合以深腹罐、高领罐、碗、钵、单耳杯和鼎最为常见，其次是豆、圈足盘、刻槽盆、平底盆、深腹盆、甑、甗等，器盖、斝的数量较少。新砦期遗物中石器与王湾三期文化相似，只是钻孔更为普遍，有铲、斧、镰、锛、凿、镞、矛、石饰品。玉器有凿。骨器的原料以猪、牛、羊骨骼为主，器类有镞、管、刀、锥、针、鹤嘴锄、骨饰等。陶质生产工具有圆陶片和纺轮，陶容器种类繁多，主要有深腹罐、器盖、小口高领瓮、豆、鼎、平底盆、刻槽盆、折肩罐、折肩瓮、盉、单把杯、觚、厚胎钵、碗等。此外还出土有蚌饰和可能是鬶和盉的流部的铜容器残片。二里头文化遗物中石器主要器类有镰、凿、锛、琮等，以镰数量最多，石刀次之。玉器有玉琮1件。陶质生产工具有圆陶片和纺轮，其形制与新砦期的同类器近似。陶容器的种类有22种，深腹罐最多，鼎和器盖次之，盆、瓮、花边罐和盘也占有一定的比例。B36
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新砦队、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继续对新砦遗址进行发掘。第一期（龙山文化晚期）遗物中AT51H29遗物多为陶器，少量为石器。器类有陶深腹罐、小口高领罐、子母口瓮及石铲等。AT51H30遗物以陶器为主，还有石器及卜骨等。器类有陶鼎足、深腹罐、圆腹罐、双耳罐、鼓腹罐、小口高领罐、双腹盆、碗等及石刀、镰、凿、镞等。第二期（新砦期）遗物中AT51H8遗物有陶器、石器及骨器等。器类有陶甑、盆、刻槽盆，石铲，以及骨匕、锥等。CT1H1遗物所出陶器为深腹罐、子母口鼎、小口高领罐等。CT1H2遗物有陶器、石器和骨器。器类有陶敛口钵、杯、器盖及石铲、骨簪等。CT1H5遗物有陶器、石器及骨器。器类有陶鼎、深腹罐、鼓腹罐、折肩罐、平底盆、刻槽盆、高领瓮、曲腹碗、器盖等，以及石铲和骨凿、镞等。CT1H6遗物有陶器、石器，器类有陶深腹罐、子母口鼎、碗及石凿等。CT1H15遗物器类有陶鼎足、深腹罐、深腹盆、敛口钵等。CT1H18遗物多为陶器，器类有鼎、深腹罐、矮领罐等。DT1第6层遗物有陶鼎足、敛口钵等。DT1第3层遗物有陶深腹罐、子母口罐、平底盆等。B37
从以上可以清晰地发现，历年来新砦遗址出土的遗物基本为生活用具、农业和渔猎工具，并未发现与军事城堡或政治中心相关的大量的兵器及高规格的礼乐器，显然，新砦遗址的政治、军事功能并不显著。这一情形，正与许慎《说文》释城“以盛民也”B38的解释颇为吻合。
新砦遗址城墙和壕沟不断毁淤并拓建，则似乎表明，新砦古城的防御洪水的意义远远高于军事防御功能。这自然也为笔者此前推测新砦遗址中心区浅穴式大型建筑B39“可能是夏代初年人们祭祀洧水之神的场所”B40的观点提供了较有说服力的支持。新砦文化遗存反映出的军事防御的功能并不明显。前文已对新砦遗址的族属和功能，进行简单分析，推测新砦遗址为夏代早期的一座具有城垣和外壕、城壕、内壕三重防御设施的高规格中心聚落，新砦古城的防御洪水的意义远远高于军事防御功能。新砦文化遗存中发现的遗物似乎可以为以上推测提供较有说服力的旁证。
三、新砦遗址的性质与夏代早期文化变迁的特点
新砦文化遗存为探索夏代早期历史及夏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第一手研究资料。以往，学术界多强调新砦期遗存的过渡性质，绝大多数学者强调，“在王湾三期文化向新砦期、新砦期向二里头文化的转化过程中，产生了某些变异，吸收了其他文化的一些因素”B41，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一论断，显然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看，从王湾三期文化向新砦期，新砦期向二里头文化的“转变”和“变异”，显然属于文化变迁的范畴。促成夏代早期文化变迁的主要因素，究竟是氏族部落之间的战争抑或是自然的文化交流，显然还需要结合夏代早期的历史记载，进行一番更为缜密的考察和更加深入的思考。
据《战国策·魏策一》《墨子·非攻下》《荀子·成相》《山海经·大荒西经》《国语·鲁语下》《韩非子·饰邪》《竹书纪年》等文献屡屡记载禹征三苗，禹逐共工，禹戮防风氏，禹、启征有扈氏，启征西河等史事，显然夏代早期氏族、部落之间的冲突，始终没停止过。与此同时，《左传》哀公七年、昭公四年所记“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B42、“夏启有钧台之享”B43，也反映出夏代早期国家形成和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部落联盟制的平等、民主等原始因素还在国家政治生活中长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目前考古学家对于“新砦期”概念尚存在不小分歧，但新砦文化遗存具有从王湾三期文化向二里头文化的过渡性，则几成学术界共识。考古资料所透露出的大量信息表明，这一文化变迁过程中，伴随着军事征服等外力作用下的文化涵化的性质并不明显，和平环境下氏族部落间不同文化相互吸收与借用的性质颇为突出。除前举新砦遗址中历年来出土的遗物基本为生活用具、农业和渔猎工具，并未发现与军事城堡或政治中心相关的大量的兵器及高规格的礼乐器这一重要的证据外，专家普遍认为，新砦城墙的拓建，可能与洪水泛滥有关，新砦城址中心区大型浅穴式建筑更大可能为祭祀洧水之神的场所，基本看不出新砦城址毁于战争破坏的任何信息。新砦遗址的文化遗存中，无论是陶器制作还是筑墙方法均有可能受到东方及长江中下游的影响，但这些影响更多呈现出不同人群间的技术传播和不同文化间借用与吸收的特點，然外来文化因素的汇聚与嵌入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新砦文化遗存的根本面貌和总体发展方向。综上所述，由于缺乏自证性的文字证据，新砦遗址被假定为启居黄台、羿浞代夏的种种假说，均由于缺乏可靠的文献记载和考古学证据，呈现出诸多的学理疑问和逻辑疑难。综合各种有价值的信息，似可判定，新砦遗址是夏代早期的一座具有城垣和外壕、城壕、内壕三重防御设施的“台城”式环壕聚落，这与遗址历年出土的遗物基本为生活用具、农业和渔猎工具颇相吻合。遗址中并未出土大量的兵器及高规格的礼器，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看，新砦遗址作为军事城堡和政治中心的考古学证据并不充分。新砦文化遗存为探索夏代早期历史和夏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和可寻的线索。
注释
①②B11B12B13B4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8、8、53、57、57、53页。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密县新砦遗址的试掘》，《考古》1981年第5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1999年试掘简报》，《华夏考古》2000年第4期；赵春青、张松林、张家强、谢肃：《河南新密新砦遗址发现城墙和大型建筑》，《中国文物报》2004年3月3日第一版；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新密市新砦遗址2000年发掘简报》，《文物》2004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新密市新砦城址中心区发现大型浅穴式建筑》，《考古》2006年第1期；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新密新砦——1999—2000年田野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新砦队、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2002年发掘简报》，《考古》2009年第2期。
④赵芝荃：《略论新砦期二里头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3年；赵芝荃：《试论二里头文化的源流》，《考古学报》1986年第1期；李德方：《二里头类型文化的来源及相关问题》，《青果集》，知识出版社，1993年。
⑤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赵春青：《新砦期的确认及其意义》，《中原文物》2002年第1期；赵芝荃：《夏代前期文化综论》，《考古学报》2003年第4期；许宏：《“新砦文化”研究历程述评》，《三代考古》（二），科学出版社，2006年。
⑥张莉：《新砦期年代与性质管见》，《文物》2012年第4期。
⑦靳松安：《王湾三期文化的南渐及其相关问题》，《中原文物》2010年第1期；魏继印：《也谈早期夏文化》，《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3期。
⑧魏继印：《论新砦文化的源流及性质》，《考古报告》2018年第1期。
⑨⑩张忠培：《关于二里头文化和夏代考古学遗存的几点认识》，《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第1期。
B14丁山：《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第一分本，1935年。
B15郑杰祥：《夏史初探》，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5页。
B16史念海：《中国古都和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第53页。
B17郭璞注：《穆天子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7—18页。
B18马世之：《新砦遗址与夏代早期都城》，《中原文物》2004年第4期；马世之：《新砦城址与启都夏邑问题探索》，《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3期；李龙：《新砦城址的聚落性质探析》，《中州学刊》2013年第6期。
B19目前学术界对新砦文化遗存的性质和族属，有各种不同的观点。张国硕先生认为，新砦二期遗存的文化性质应为最早的夏文化遗存，在古史上大致为夏启时期。参见张国硕：《夏纪年与夏文化遗存刍议》，《中国文物报》2001年6月20日。此后，庞小霞继续指出，新砦遗址发现的规模巨大的龙山晚期、新砦时期的城址“为‘启居阳翟提供了重要线索”。参见庞小霞：《试论新砦文化》，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考古学及博物馆学），2004年，第28页；庞小霞、高江涛：《关于新砦期遗存研究的几个问题》，《华夏考古》2008年第1期。在此期间，更有学者继续将新砦城址与“夏启之居”或“启居黄台”相联系。参见赵春青：《新密新砦城址与夏启之居》，《中原文物》2004年第3期；马世之：《新砦遗址与夏代早期都城》，《中原文物》2004年第4期；许顺湛：《寻找夏启之居》，《中原文物》2004年第4期；顾万发：《“启居黄台之丘”及相关问题考证》，《东南文化》2004年第6期；马世之：《新砦城址与启都夏邑问题探索》，《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3期；李龙：《新砦城址的聚落性质探析》，《中州学刊》2013年第6期。此前，顾问（顾万发）曾认为，新砦期早期应与诸多文献所载的“羿、浞代夏”事件有关。参见顾问：《“新砦期”研究》，《殷都学刊》2002年第4期。
B20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0页。
B21B27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第82、79页。
B22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登封市王城岗遗址2002、2004年发掘简报》，《考古》2006年第9期。
B23方燕明：《登封王城岗城址的年代及相关问题探讨》，《考古》2006年第9期。
B24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禹州市瓦店龙山文化遗址1997年的发掘》，《考古》2000年第2期。
B25庞小霞：《试论新砦文化》，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考古学及博物馆学），2004年，第19页。作者文中强调，“测年存在着年代的误差，绝对年代仅供参考”。
B26仇士华、蔡莲珍、冼自强、薄官成：《有关所谓“夏文化”的碳十四年代测定初步报告》，《考古》1983年第10期。
B28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禹州市瓦店龙山文化遗址1997年的发掘》，《考古》2000年第2期。
B29B30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5页。
B31张国硕：《夏商时代都城制度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8页。
B3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新砦队、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新密市新砦遺址东城墙发掘简报》，《考古》2009年第2期。以下所引新砦城址的资料，均出自该简报。
B33许宏：《21世纪初中国考古学的新发现及其学术意义》，《燕京学报》新十八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B3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密县新砦遗址的试掘》，《考古》1981年第5期。
B35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1999年试掘简报》，《华夏考古》2000年第4期。
B36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新密市新砦遗址2000年发掘简报》，《文物》2004年第3期。
B3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新砦队、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2002年发掘简报》，《考古》2009年第2期。
B38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688页。
B3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新砦队、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浅穴式大型建筑基址的发掘》，《考古》2009年第2期。
B40周书灿：《河南新密市新砦城址中心区大型浅穴式建筑的性质再思考》，《华夏考古》2011年第1期。
B42B43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八，《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第2163、2035页。
责任编辑：王 轲
Re-discussion on the Nature and Function of Xinzhai Site
Zhou Shucan
Abstract：The time span of the Xinzhai cultural relics is far beyond that of Yu and Qi recorded in the literature， and it is slightly earlier than that of the "Yi and Zhuo disturbed Xia dynasty". It would be arbitrary to simply place the relics of Xinzhai culture on the same symbols as those recorded in the ancient documents， such as the "Qi resided in the mound of Huangtai" and "Yi and Zhuo disturbed Xia dynasty". Xinzhai site seems to be a "Taicheng" style moated settlement with three defensive facilities of city wall and outer trench， the outer city， the inner city and the inner river in the early Xia Dynasty， and there is no sufficient evidence to prove that it was the capital of the early Xia Dynasty. The political and military functions of the Xinzhai site are not significant，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lood prevention of Xinzhai ancient city is much higher than that of military defense. I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change from Wangwan III culture to Erlitou culture reflected by the relics of Xinzhai culture， the nature of cultural acculturat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external forces such as military conquest is not obvious， while the nature of mutual absorption and borrowing of different cultures among clans and tribes in peaceful environment is quite prominent.
Key words：Xinzhai site； Taicheng style； moated settlement； Qi resided in the mound of Huangtai； Yi and Zhuo disturb Xia dynas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