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语境下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安全机制构建路径探析
[摘要]进入新时代，我国面临的国内外形势越发复杂多变，而意识形态建设作为稳基固本的关键，是中国特色社會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推进的重要保障。民族地区以其特殊的地理、文化等因素成为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前沿阵地，其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的强弱不仅关乎地区的稳定与发展，而且关系到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建设的团结与和谐，更决定着我国是否能够在日渐严峻的国际形势中增强战略定力、牢固构筑抵御西方价值观的思想战斗堡垒。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明确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性，系统梳理影响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探索构建更加健全、坚固、实用、高效的意识形态安全机制，提升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建设的新境界，是新时代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建设的重中之重，也是推动我国意识形态安全能力建设的首要目标和核心任务。
[关键词]新时代? 民族地区? 意识形态安全机制? 构建路径
[中图分类号]D6? ? [文献标识码]A? ? ?[文章编号]1009-4245（2020）01-0008-06
DOI：10.19499/j.cnki.45-1267/c.2020.01.002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1]，2017年习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再次重申，“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道路，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2]。对民族地区而言，意识形态建设问题关乎民族地区稳定、民族团结、国家安全，在任何时期都必须高度重视、紧抓不懈，特别是进入新时代，新的历史使命赋予了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建设更高更长远的责任担当和使命。因此，新时代把握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建设的正确方向，进一步梳理分析制约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建设的问题，探索构建更加健全、坚固、实用、高效的意识形态安全机制，是新时代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建设的重中之重，也是推动我国意识形态安全能力建设的首要目标和核心任务。
一、新时代维护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意义
（一）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安全是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基本内核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发展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在国家建设中，意识形态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对国家的稳定发展至关重要。当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相适应时，意识形态就能够巩固经济基础;当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时，意识形态就会削弱甚至阻碍经济发展。在我国，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价值取向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占主导地位，而这一思想体系也已被历史和实践证明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思想体系，是促进和保障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安全的。同时，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特殊的人类文化，它的生产过程就是文化的相互吸收、调和进而整合的过程，一旦形成就会对人类社会的文化起到影响和引领作用，进而增强人类社会文化的凝聚能力。因此意识形态的性质和作用决定了它在国家政治安全中的重要作用，而同时内含民族的语言、民族的思维、民族的情感、民族的价值观念等特质的民族文化作为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组成内容，是夯实意识形态建设基础、增强意识形态内在聚合力的内在机制。据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少数民族人口为10643万，占全国总人口的8.41%;我国现有2.1万公里陆地海岸线分布在少数民族地区;我国55个少数民族当中有约30个少数民族跨国境居住，可以说民族地区特殊且复杂的地理、人文等因素决定了民族地区治理的困难，也决定了其意识形态建设在国家的意识形态建设中的重要性。我国一向坚持“治国必先治边”，只有筑好、筑牢民族地区意识形态这条看似隐形的“国境线”，才能构筑坚不可摧的国家“思想长城”，才能维护国家政治信仰、价值体系以及民族文化的安全。
（二）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安全是民族团结的有力保障
纵观我国的历史发展进程，密切交往、友好相处、相互依存是我国各民族之间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趋势。[3]尤其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人就非常重视民族问题，致力于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独立，在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的民族实际相结合，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既在最大程度上给予了民族地区相应的自治权利，真正实现了各民族人民群众的利益所需，同时又保证和维护了国家的主权统一，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物质力量。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入新时代，民族融合也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对于民族团结而言，在新形势下继续维持原有态势也遇到了新的挑战。国内外分裂势力在民族地区开展了一系列破坏国家统一的非法活动，利用、渲染随机事件恶意挑拨民族关系，蓄意制造事端试图激化民族矛盾等都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民族团结，干扰了民族地区的意识形态安全。而一旦民族地区的意识形态安全被破坏，国家意识形态就失去了调节社会群体的主体功能，不同社会群体就会因为各自不同的利益而偏离国家意识形态，没有主流国家意识形态的引导与影响，这些社会群体就会将自己所信仰的意识形态作为唯一真理，进而导致社会各个阶层之间、多数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以及少数民族之间的互不信任。[4]只有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持续加强马克思主义这一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地位，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的内涵和本质，才能有效增进各民族之间的良好交流，从而建筑起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强力“黏合剂”。
（三）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安全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内容之一
2019年9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各族人民亲如一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定要实现的根本保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5]，而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必须要增强中华文化认同感，而强有力的中华文化认同感又源于健全而完善的意识形态建设。
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形态建设是一个由外部逐渐向内部传输的思维过程。对社会群体而言，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的意識形态是一个无法具体感知的抽象概念，但文化认同感却是作为人的每一个社会个体可以真切感受到的。而与意识形态的传输过程不同，文化认同是一种由内部逐渐向外部传输和延伸的内在感受，这种内在感受可以自发地、稳固地转化为凝聚力和向心力。中华民族文化作为由各个民族的价值取向、情感观念、优秀传统文化等整合而成的文化综合体，较易受到少数民族群众的认可和接受，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也因此成为意识形态建设机制的关键环节，两者相辅相成、相互影响和促进。意识形态建设为中华文化认同提供了能够对个体产生影响的思想基础和保障机制，而中华文化认同在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同时能够有力抵御境内外对我国民族地区的意识形态渗透与分化。
二、新时代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6]这一判断表明新的历史时期下我国各项工作都呈现出了新的变化态势，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建设工作亦不例外。当前我国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建设总体上呈现出稳定、进步态势，意识形态建设平稳有序，但处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经济全球化的世界格局和民族利益、阶层利益、区域利益分化的国内格局，[7]使我国民族地区的意识形态建设既呈现出新特点新变化，也构成了亟须正视的新问题、新挑战。
（一）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相对滞后弱化了意识形态安全
一方面，如前所述，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必须依托于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一贯非常重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先后提出了“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等发展战略扶持民族地区发展，民族地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建设发展。但从各民族地区发展情况来看，我国大多数较偏远的民族地区如青海、西藏、新疆等，地理环境差、发展资质弱，再加上历史上经济发展基础就较为薄弱，与内地发展差距较大，导致贫富差距也相对过大。这种现实存在的贫富差距未能使所有民族地区的群众享受到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改革红利，会导致部分少数民族群众对社会主义产生怀疑和被剥夺感，进而削弱意识形态认同感，对民族地区的意识形态建设产生消极影响，阻碍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安全建设。
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既为民族地区带来了发展机遇，也带了一些负面的效应。如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西方腐朽思想对民族地区的思想冲击使一部分民族地区的干部价值观混乱和扭曲，不能正确看待金钱，从而做出一些有损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既对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造成危害，也使得民族地区的意识形态建设产生裂痕。
（二）西方意识形态对民族地区的渗透危害意识形态安全
自冷战时期起，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悄无声息”的意识形态渗透就成为资本主义企图动摇社会主义根基的策略和方法。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认为中国很快就会消失，但社会主义中国不仅没有像西方资本主义想象的那样“终结”，甚至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显然社会主义中国打破常规的发展态势使原有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势必会引起长期以来以自我为中心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安，招致它们的蓄意破坏。而民族地区由于其多处于边疆的特殊地理位置，既是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同时又是宗教问题、民族矛盾等相互交织的典型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的滞后和人才的匮乏，意识形态建设比我国其他区域更为薄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倾向于把民族地区作为进行思想倾销，以达到分化、西化中国目的的理想着力点。首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搭建或凭借已有的平台机制如网站、电台、报纸等竭力攻击我国的民族宗教制度以及相关政策。如新疆周边的国家和地区有将近四十多个网站和八个主要电台约一百多个频率都在针对新疆本地进行有关民族、宗教的歪曲宣传，尤其侧重于对新疆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大肆诋毁和恶意歪曲。其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竭力对民族地区进行宗教思想渗透，大力扶持宗教极端势力在我国进行非法活动。别有用心的境外宗教人员以文化交流、经贸等为由掩盖其在民族地区私设地下讲经点、非法传播违禁宗教书籍等活动，极力宣扬宗教极端思想，试图煽动狂热宗教情绪。如美国基督教机构“远东广播电台”专门开设壮语广播对广西那坡县偏远地区的壮族、苗族群众进行传教，致使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信教。这种现象在云南等边疆民族地区更为严重，仅在云南涉嫌利用基督教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境外组织就有八十多个，许多不了解情况的群众深受其害。还有一些境外宗教机构试图通过捐资助学、学术交流、留学任教等方式为掩护培植“代理人”来宣扬西方意识形态。如美国“学园传道会”等宗教组织在一些民族地区实施所谓的“种苗计划”，将少数民族地区的青少年作为渗透重点，通过举办夏令营、开办幼儿园、推荐青年学生到境外培训等方式进行传教。“当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相结合时，极易产生很大的破坏力，实际上宗教在其中起着‘助纣为虐的作用。”[8]这些对民族地区甚至是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尤其是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产生了极大的危害性。最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传播泛民族主义情绪，试图壮大所谓的“民族分裂势力”。如前所述，我国部分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是跨境而居的，这种生存形态极易使边疆跨境民族的民族认同感强于国家认同感，一旦一些对自身所在国有所不满的居民形成这样的思想，他们就会依赖邻近国家同源同根民族的支持对本国产生离心感并对邻近国家产生向心感。境外势力就趁机利用这一特点大力渲染泛民族主义，煽动跨境而居的少数民族群众打破现有的国家疆域界线，怂恿他们按照所谓的民族界线来重新确定国家的疆域界线，从而建立他们的单一民族国家。可以说境外势力对跨境而居的民族的蛊惑对部分边疆民族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和煽动性，也引发了间歇性的地缘政治动荡，在一定程度上危及我国的国家政治安全。
（三）民族地区新媒体应对和治理能力相对薄弱降低意识形态安全
对国家治理而言，具有服务性质的传媒具有意識形态属性，既是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服务平台和载体，也是各国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重要阵地。尤其是在新时代，不断创新的传媒技术打破了传统的传媒环境，社会群体由原有的接受国家自上而下的价值引领转变为直接参与意识形态的构建过程，这一巨大变化使得新媒体成为社会群体表达政治诉求和利益诉求的新渠道，也自然而然地成为西方敌对势力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新渠道，可以说新的传媒手段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西方价值观出口到全世界的终端工具”[9]。反观民族地区，虽然其新媒体技术相对落后于我国的其他地区，但与过去相比仍有一定的进步。总体来看，相对薄弱的新媒体治理能力、新媒体技术人才的不足等都使得民族地区难以有效构建起新媒体环境下安全且牢不可破的意识形态机制，辨别能力偏弱的普通群众很难在形形色色的思潮中辨别真假，从而容易受到错误思想的侵蚀，对民族地区的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了极大的挑战。
三、新时代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安全机制构建路径研究
在新的历史时期，民族地区面临着意识形态建设的极大挑战，为了维护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进而巩固我国的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我们必须立足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建设的实际，探索研究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安全机制的建构规律，强化多方联动、多管齐下，“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紧紧抓在手上，任何时期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10]。
（一）政治层面：要大力加强对民族地区的政治引领
1.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任何历史时期，意识形态都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政治工作，一刻也不能放松。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上一再强调，要“旗帜鲜明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这既是党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原则，也是党强化民族地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核心主旨。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安全构建是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关键，党必须以立心筑魂的高度使命担当感引领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尤其要在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建设的方向、目标、体制机制等方面总领其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并从顶层设计层面完善相关的制度、政策等，为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建设提供健全的保障机制。
2.加强民族地区基层党建。强化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必须充分发挥民族地区基层党建的作用。从意识形态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既需要从宏观层面进行引导的工作，也是一项需要从微观层面抓小抓细抓实的具体工作，这就需要充分发挥基层党建的作用。一方面，民族地区基层党建部门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充分考虑民族地区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特点等研究制定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部署实施计划，明确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工作要求和责任要求，确保意识形态安全建设落实于日常。同时还要不断创新民族地区基层党建的方式方法，将坚持基层党建的原则性与不同层次、不同水平的民族地区特点相适应，坚持工作的科学性，增强工作的灵活性，使意识形态建设的原则性与尊重各民族的自身特点紧密结合，使意识形态工作既因地制宜又从严从新。另一方面，基层党建部门要根据工作实际制定明确的意识形态安全建设长效考核机制和多渠道反馈机制，使意识形态工作既能够提升效率和实效性，又能够及时察觉那些隐蔽的民族矛盾和问题，确保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稳固。
（二）经济层面：着力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不可否认，经济发展为意识形态安全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尤其在民族地区，“发展是解决民族地区各种问题的总钥匙。如果民族地区发展差距持续拉大的趋势长期得不到根本扭转，就会造成心理失衡乃至民族关系、地区关系失衡”[11]。意识形态建设绝不是一个空洞的政治口号，而是一个由政治权利、文化发展权益、社会平等理念、经济社会发展等包含多种因素的复杂体系，其中经济社会发展居于基础性位置，经济发展、生活丰裕就会更稳定，民众凝聚力和向心力更强，反之则地区不稳定、民众思变。因此要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契机，以“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等发展战略为平台，既注重挖掘民族地区特有的经济发展资源和优势，还要注重对民族地区的相关经济发展政策、资金、人力资源等的倾向，侧重资源倾向与民族地区自力更生相结合，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提升民族地区群众的生活水平。同时要以经济发展为依托注重解决民族地区突出的民生问题。如以当前的脱贫攻坚为契机注重解决群众普遍关切的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问题，从群众最关心、最迫切的切己性问题出发，使其从具体的生活状态的改变中获得幸福，进而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论的认同感，夯实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思想基础。
（三）文化层面：强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强化马克思主义这一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我国意识形态建设领域的一元主导地位，是社会主义中国立党兴国坚不可移的根本性原则。同时，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是民族地区在构建意识形态安全机制中的核心任务。由于民族地区在文化、民族心理等方面的差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民族地区存在着传播方式单一、传播内容与民族地区实际需求不相适应、普及程度较低等问题，极大地降低了民族地区群众对马克思主义这一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感。因此新时代推动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安全机制构建必须大力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一方面要注重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削弱理论知识的晦涩，避免在传播的过程中偏重于学术形态的普及，造成马克思主义成为常人难以触及的精神权威。而要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通俗化传播，用民族地区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赋予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民族特征，以此来解释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形成马克思主义在民族地区的通俗化传播机制，增强马克思主义贴近群众、联系群众的理论切己性，在潜移默化中增强民族地区普通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和支持。另一方面要强化马克思主义在传播过程中的实践性，强化民族地区群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能力。马克思主义不只是以高深的理论说服人，更是以科学的方法论指导人的实践，解决实际工作和生活中的困难。但在民族地区，仅有少部分群众能够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方法论来指导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依旧处于抽象的理论地位。因此必须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指导性，通过在民族地区创办群众书屋、讲习所、流动党校等将思想宣传与群众关心的现实问题相结合，明确“讲什么、对谁讲、怎么讲”，以增强理论宣传的实践性，逐步提高群众主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能力。
（四）社会层面：提升新媒体技术应对能力
为应对新媒体技术对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安全机制构建的挑战，必须从多方面入手强化民族地区新媒体技术的应对和治理能力。一方面要强化民族地区新媒体技术人才队伍建设，尤其是民族地区的干部要带头学习新媒体技术，强化阵地意识和守土意识，做好网络宣传家。同时还要大力引进、培养民族地区的网络人才，增强民族地区新媒体技术的运用能力。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民族地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体制机制，在完善针对新时期意识形态网络建设的法律法规的同时搭建公安、宣传等主体部门在内的多部门联动机制，在做好意识形态宣传工作的同时提升应急事件网络信息的快速处置和应对能力，避免被动挨打。最后还要不断创新和优化意识形态建设特色网络机制，可以通过扶持和打造一批在民族地区具有一定思想影响力、敢于同意识形态领域的错误思想、思潮做斗争的公众微信号、微博，及时解读和传播我国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等，以起到首发声、敢发声的效果，做到转受为攻。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2][6]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3]杨云，张丹.意识形态安全在边疆民族地区治理中的意义[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2015（3）：24-26.
[4]张艳，李琼.新时代民族地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路径探析——以青海省为例[J].辽宁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4）：98-104.
[5]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EB/OL].（2019-09-29）[2019-11-20].http：//guancha.gmw.cn/2019-09/29/content_33197417.htm.
[7]崔榕.边疆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与对策[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5）：15-19.
[8]侯惠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9]（英）安德鲁·查德威克.互联网政治学：国家、公民与新传播技术[M].任孟山，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
[10]秋石.意识形态工作要紧緊抓在手上[J].求是，2014（7）：4-6.
[11]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
责任编辑：李 亮
[作者简介]王旭（1989—? ?），河南南阳人，中共柳州市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