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蒂和爷爷》：浪漫主义思潮中的童话建构与城乡叙事
常艳 徐翔
《海蒂和爷爷》改编自瑞士儿童文学作家约翰娜·斯比丽的长篇小说《海蒂》。这部创作于1895年的著名儿童文学享誉全球，迄今已被翻译成70种文字。而在电影史上，《海蒂》也已经被翻拍为4个版本：这个故事历经百年而风靡世界，其动人之处不仅仅在于打破了观众传统认知中的经典叙事逻辑，海蒂的曲折经历中的悲惨都被有效地加以过滤，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童话结构；更还在于电影吸收了原著小说中隐含的德国浪漫主义观念，在城乡叙事中打破了儿童作品的边界，迎合了现代观众的审美需求，向更高的维度延伸着自身的内涵，其价值自然不会为时间所取消。
一、《海蒂》系列电影的变与异
《海蒂》作为一个经久不衰的电影系列，从1937年至今已经被翻拍为4个不同的版本——1937年的美国版《海蒂》（艾伦·德万导演）、1993年美国再次重拍的《海蒂》（迈克尔·雷·罗德斯导演）、2005年英国版《海蒂》（保罗·马克鲁斯导演）和2015年瑞士电影《海蒂和爷爷》（阿兰·格斯彭纳导演），除此之外，还有包括日本著名动画导演高田骏导演于1974年播出的动画《阿尔卑斯山的少女》等多种影视作品的改编，比较不同版本的《海蒂》，能够帮助研究者深入把握这部作品的核心要旨和精神内涵。
首先，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不同版本的电影体现着大相径庭的时代风貌。作为一种主观建构、自足自明的艺术形式而非社会文献，电影受到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它并不是向社会生活举起的一面镜子，一味摹仿和复制现实；而恰恰相反，它永远无法避免被创作者的主观愿望所塑造。阿尔都塞曾经对艺术与现实的关系有过如下论述：“当我们说到意识形态，我们应该知道它会滑入到所有的人类活动中，它与人类生存本身的鲜活经验完全一致：这就是为什么在那些伟大的作品里，我们得以看到意识形态的形式中包含着个体的生命经验。”[1]
在《海蒂》的系列电影中，特定时代意识形态的烙印随处可见。比如在2015年版的《海蒂与爷爷》中，海蒂是一个天真无邪的自然之女，她每天放羊嬉戏，宛如一个草原和群山中的精灵；但在1937年版的《海蒂》中，由著名童星秀兰·邓波所扮演的海蒂更多地像一个小大人般地操持家务，又是打扫又是挤羊奶，还帮爷爷缝衣服。究其原因可能在于，在一个相对保守的时代语境中，女性角色往往被默认为主要围绕着家庭而展开活动，甚至在儿童时期便已经开始形成的固定的性别分工，这是囿于时代所限而狭隘化人物形象的具体例证。
而也是在1937年的《海蒂》中，“不信教”的爷爷由于社群的议论压力而带着海蒂来到教堂做弥撒；而在其后的新版《海蒂》中，这一情节往往被替换为海蒂上学识字。这从侧面证明了在较早版本的《海蒂》中，仍然残留着宗教信仰和宗教生活的痕迹：海蒂的睡前祈祷、教堂神父的讲道都穿插在具体的情节之中，反映着当时的风俗人情和道德观念。对于西方人的精神世界来说，宗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元素，海蒂的故事自然也不例外，羊与皮特、海蒂的牧羊人身份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便别有深意。在《圣经》的《旧约》与《新约》中，都屡次出现羊的比喻：这种动物既是基督教仪式中的重要祭品——上帝試验亚伯拉罕，命他献祭儿子以撒，而后命他将以撒换成羔羊；也是基督徒的化身，羊的柔顺服从正是信仰的重要品质。与此形成象征体系的是神/耶稣与牧羊人之间的类同性。在1937年版的影片中，神父在教堂宣讲《新约·马太福音》中99只羊与一只迷失的羊之间孰更珍贵的篇章，而恰逢此时爷爷和海蒂来到了教堂，海蒂带领信众唱起了圣歌。这一情节象征着迷失的羊——爷爷，在牧羊人——具有神性的海蒂的带领下重新找到了信仰的道路。电影的表层叙事下蕴含着深刻的宗教文化内涵。
其次，在共时性的角维度上，创作者的干预、改编、变异与改写选择体现着不同国家与地区的认知差异。日本改编的动画版《阿尔卑斯山的少女》虽然尊重原著将故事的背景设置在阿尔卑斯山下，但整部作品已经同日本家庭生活的模式取得融合。更名为小玲的海蒂仍然由姨妈带到阿尔卑斯山下与爷爷同住，但是这个爷爷并不孤僻危险，而是一个慈爱的长者形象，十分细心地照料着小玲，爷孙二人的亲情联结被表现得十分温馨。而在西方各国所拍摄的数个版本中都共同强调海蒂在法兰克福感受到的失去自然的深刻孤独，在这部动画中被置换小玲为对爷爷的思念。这源自于东亚文化对血缘亲情的重视，对在童年时期的抚养之恩的报答义务的强调：“……孩子对父母欠有恩情，必须努力偿还……双亲之恩是实实在在的，父母每天对儿女的照顾和操心。日本人的祖先崇拜只限于父辈及尚在记忆中的祖辈。这就更使日本人重视那些年幼时照顾过自己的人。”[2]
而小玲在法拉克福也并未完全地与自然隔离，在电影《海蒂和爷爷》中海蒂的城市生活即便在天真无邪的儿童视角下仍然有着挥之不去的忧郁和伤感，读书认字、学习礼仪这些文明的产物被强加于海蒂身上，而被迫与自然分离的海蒂仿佛失去了所有的生命活力。在《阿尔卑斯山的少女》中，小玲的城市生活则显得并未那么枯燥无味，奶奶带着小玲与小芬野外出游，两个女孩在共同生活、游玩中亲密无间，动画最后的旁白讲述“那一晚，小玲把山上的事忘得一干二净”——这既在无形中削弱了城乡之间的强烈对照，也将《海蒂》系列中“自然”与至高、至善、至美的理想象征层面所隔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小玲对于山上的爷爷的思念同海蒂对于自然的渴望的区别，正是人情社会里亲缘关系的联结同独立个体执着求索自身理想的区别。
二、反经典的童话建构
不论是1937年版的《海蒂》还是最新版的《海蒂与爷爷》，众多的电影改编最为人称道的，或许是它们都极其忠于原著故事情节。如上文所述，历经了近百年的银幕呈现，各个版本的《海蒂》的创作者根据特定时代、特殊地区的意识形态和风土人情增添、删减或修改了多处细节，但《海蒂》的故事框架仍然沿用着19世纪末期约翰娜·斯比丽对于小说的基本构想。由此可见，海蒂故事的情节是其广受好评的重要因素，它对于经典童话故事的模仿与叛逆，或许都可以作为一种叙事学意义上的范本开拓研究者的视野。
《海蒂》的原著作品是一部将隐含读者设置为儿童的读物，但是电影却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远超于儿童文学的成功。童话作为民间故事中的一种，常被用来作为结构主义理论流派的分析材料，德国的格林兄弟、俄国弗拉基米尔·普洛普的故事研究都是如此。众所周知，结构主义往往试图分析、对比众多的故事材料以发现其中的共相，“考察结构借以工作的种种一般规律……倾向于把种种个别现象还原为这些规律的种种实例”[3]。这意味着从结构主义出发，剖析文本的深层逻辑和人物设置，海蒂故事中的变与不变都是同固定的童话母题相互对照的关键。
普洛普在《故事形态学》中对角色的功能进行分类，他认为：“研究显示，功能的重复性是十分惊人的……接着观察下去，还可以确定：故事里的人物无论多么千姿百态，但常常做着同样的事情。功能的实现方法可以变化：它是可变的因素。”[4]在1937年的美国版《海蒂》中，有一个情节是爷爷给小海蒂讲睡前童话《灰姑娘》，海蒂在梦中梦见自己成了试穿水晶鞋的灰姑娘。但正好与经典童话模式《灰姑娘》相反的是，《海蒂与爷爷》是一部反经典的童话作品。从普洛普的故事形态学的理论分析前者，则可以发现它遵从着不论古今中外的童话故事都共有的叙事角色和行动功能。
灰姑娘的故事是传统童话故事逻辑的缩影，其最大的特点在于情节的起承转合都有着特定的节奏和规律，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框架，这个框架即为结构主义理论中的“结构”，而不同的故事其区别只在于向这个框架中填充了不同的质料。这个结构存在的合理性在于它满足了人们善恶有报、否极泰来的审美道德：好人即使暂时遇到挫折，也终将能够时来运转；坏人即使一时得意，也必然遭到厄运。故而灰姑娘的母题涵纳如下的三个特点：一是灰姑娘必将从低谷到达高潮。这个无依无靠的孤儿凭借自身的善良品质，将要获得众人难以望其项背的财富与地位；二是在灰姑娘变为公主的过程中，她能够得到外力的帮助。无论是仙女还是王子，他们的作用都在于证明灰姑娘的善良可以得到外界的回报，而“仅靠灰姑娘一人的努力能否达成目的”这个问题不在结构的考虑范围；三是在这个故事中，一定有着二元对立的善恶双方，也一定存在着善良打败邪恶的情节转折以证明二者的命运完全取决于各自道德品质的高下。
然而，《海蒂》的故事则在这三个层面上都颠覆了童话故事的内在逻辑，它创造了一个反经典童话的叙事结构。在这个故事中，没有用财富衡量命运的价值观念、没有柔弱而缺乏行动力的灰姑娘所以也不存在帮助者的角色设计、没有善恶双方的对立故而也没有好人打败坏人的俗套转折。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天真无邪、勇敢无畏的海蒂和一个绝对善良、完全透明的完美世界——而这正是这个故事的生命力和艺术感染力所在。
首先，《海蒂与爷爷》所体现出的价值观念是超出金钱财富维度的情感、自由和自然美是無价的、是高于一切的，它传达出来的信念是有些东西无法用金钱购得。在传统的民间童话故事中，最经常出现的情节就是用金钱奖励和弥补善良人物，所以灰姑娘借助仙女的魔法得到了尊贵的地位和巨大的财富，但是海蒂却是被欺骗到法兰克福的泽赛曼家。这个富有的家庭被描述为“王宫”，其中还有佣人、管家和华贵的布置等一系列可以令人联想到童话世界的形象，如果按照经典童话的建构，那么，海蒂这个善良纯真的公主正应该归属于这里，然而海蒂却千方百计地想要回到家徒四壁的爷爷家和美丽的阿尔卑斯山下。
其次，这个故事中的女主人公海蒂也并不是一个柔弱无助的公主，而是一个不仅勇敢追求自己的理想，更还在这个过程中向周围人传播爱和自由的新女性。在性别平等观念较为普及的瑞士和德国，电影作为一种大众传媒形式格外注意打破传统民间故事中的刻板印象和性别偏见，故而电影中的女孩并不一定温柔拘谨，男孩也可以害羞胆怯。海蒂在泽赛曼家里用自己的行动突破管束，她带着克拉拉偷偷溜出去爬高塔，受到惩罚就潇洒离开；她身上还蕴含着无限的可能性，这是这个人物最具启发性的特质：影片最后，原本阅读障碍的海蒂不仅已经识字，甚至想要成为一名作家。“帮助者”这一叙事角色的缺席意味着海蒂已经从经典童话故事中的“公主”破茧成蝶，成为了一个独立自强的新女性。
最后，虽然除去海蒂，电影中还塑造了众多角色，但其中没有一个是绝对意义上的坏人——爷爷孤僻但慈爱善良、克拉拉骄傲却美丽纯真、泽赛曼先生麻木自私但是知错就改甚至罗登迈尔小姐也不失为是一个认真负责的管家……所以，这个世界比起经典童话来说显得更为纯粹梦幻。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理想国，所有人都没有丧失内心深处的善良品质，正因为它的稀少而无比珍贵，这无疑满足了在复杂多变的现实世界中倍感焦虑的观众的某种补偿心理。
三、城乡空间中的浪漫主义维度
海蒂是电影的核心形象，她与电影的“城市——乡村——城市——乡村”空间转移动线对作品深层意蕴的揭示来说可谓意义非凡。在19世纪的德国浪漫主义思潮中，海蒂的故事不仅仅表达着女孩个体的选择，更还是时代语境中的精神符号，她的象征意义远非童话故事所能涵盖。
首先，海蒂是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在故事中甚至没有一个姓氏，直到来到泽赛曼家之后，才被姨妈告知她的全名为阿黛尔海蒂。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克拉拉，在德特阿姨介绍她时，最先明示她是泽赛曼家族的二小姐。海蒂是一个无根无缘的孩子，是一个被亲缘（父母、姨妈和起初的爷爷）与社群（教堂不愿意接受）等几乎所有社会关系所抛弃的儿童。但是，上述的悲惨身世却反而将海蒂推向了一个更加深广和神秘化的处境之中。她甚至如同被处女之身的圣母玛利亚诞下的耶稣一样，正因为没有亲缘和其他社会关系，反而更加神圣和纯洁，她的灵魂更加接近本原的善良和天真人类天性。
海蒂的人物形象与卢梭所论述的人的自然状态十分相似。卢梭认为“一切社会之中最古老的而又唯一自然的社会，就是家庭……不妨认为家庭是政治社会的原始模型”[5]，人一旦出生在家庭中就意味着接受契约，生活在一个复杂多变的关系网络之中，渐渐与自己纯洁的天性背道而驰，而这也就是整个世界腐败堕落，产生不平等的根源所在。而海蒂这个无家无根的女孩正是卢梭理论意义上的真正的理想人物。
其次，与此相关的是海蒂在活动动线同样值得细细推敲，她原本跟随姨妈德特在城市中生活，但由于姨妈将迁居法兰克福而来到乡村的爷爷家里；而后姨妈再次出现，将海蒂骗到法兰克福，历经重重考验海蒂终于得以回到魂牵梦音的阿尔卑斯山。在这个故事中，出现了两次城乡空间的转移——将城市、乡村空间特性的放大化成为了叙事的焦点之一。而在18、19世纪的德国浪漫主义思潮中，城市与乡村的象征意义常常指引着时代的语境的变迁，是启蒙哲学与浪漫主义思想冲突的具体物象。
姨妈德特、泽赛曼先生和罗登迈尔小姐是城市空间的发言人，通过这些人物的城市空间得以表达自身。不仅仅是华丽的马车、拥挤的街道和繁华的商业贸易，隔离的人际关系（泽赛曼先生罔顾海蒂的意愿让她代替自己陪伴克拉拉）、不顾廉耻地追名逐利（德特将海蒂骗到法兰克福获得佣金）同样是现代资本主义城市的特质。正如马克思·韦伯所说的，18世纪的时代精神就是工具理性，“……所有的美德只有当它们对个人具体有用时才算是美德，而且光以表面功夫来作代用品而产生同等效用时，那么这也就够了……”[6]
在17、18世纪资本主义工业大发展的背景下，人的情感、自然冲动被理性秩序所久久压抑，在应运而生的浪漫主义思潮中，最大的一个诉求正是反抗冰冷的工具理性，回归有机的人类情感与精神价值。就这样，大自然成为了对抗城市精神的有力武器。在电影中，万物有灵的观念（海蒂保护小羊）与无目的的美感享受（如诗如画的阿尔卑斯山风景）抵御着来自城市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侵蚀。自然在这个故事里象征着获得生命活力的渠道，而隔绝与自然的联系可能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在法蘭克福，海蒂因为思念自然竟然开始梦游；而在阿尔卑斯山下，因病瘫痪多年的克拉拉竟然神奇康复。通过树立城市与乡村空间的对立形象，浪漫主义企图再次重申自身在现代人的精神世界中不可缺少的作用。
参考文献：
[1]Louis Althusser.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M]. tran， Ben Brewster，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1：223.
[2]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70-71.
[3]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91.
[4]弗·雅·普罗普.故事形态学[ M ].贾放，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17.
[5]卢梭.社会契约论[ M ].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5.
[6]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