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的早期创作与上海
高璐
内容摘要：上海是早期无产阶级最集中、也是丁玲文学启蒙的地方。四·一二革命爆发后，政治中心南移，文化中心也由北京转移到上海。革命的进行、战线的转移，上海这座城市，让丁玲成为名副其实的左翼作家和党的工作者，并因这座城市度过其起起伏伏的一生。如果说陕北、河北、北大荒等地，是丁玲后期创作题材的主要来源地，那么上海则是丁玲早期文学的养成地。
关键词：丁玲 上海 女性主义 无产阶级 革命
一
丁玲在自傳中曾言，她的老爷爷蒋朝辉是一名进士，曾任上海道道台，其妻子就是上海姑娘。或许冥冥之中，丁玲就注定要去那“十里洋场”闯荡一番。丁玲的母亲对丁玲小时候的模样这样描述道：“她的聪敏一点儿不显露，外貌像柔和，内实钢质，且赋于情感。”[1]这样的性格为丁玲在革命与文坛中奠定了基础。
还在湖南常德上学的时候，丁玲就已经接触到了革命的新思想，而这种反叛的思想多源于她的母亲和她的九姨向警予，她回忆道：“我个人的思想，受我妈的影响，比较复杂一点。对封建社会、旧社会很不满意，有改造旧社会的一些朦胧的想法，但究竟该怎样改、怎样做都是没有一定的道路的。我妈的好朋友向警予路过常德时，就常常住在我妈那里，两个人彻夜深谈，谈论国家大事、社会实事。她常向我妈介绍一些新书、新思想，我妈对她也很佩服。因此对我也有影响。我妈常同我讲秋瑾的故事，也讲法兰西革命的女杰罗兰夫人的事迹。所以我常常对旧社会不满，对革命的新社会憧憬。”[2]丁玲的母亲时常领着自己的学生上街游行。对于女儿在学校的游行示威，她不仅不反对，反而异常支持。母亲的支持，使得丁玲有了强大的安全感与革命的勇气。纵使丁玲幼年丧父，但她并没有因父爱的缺失而自卑与怯懦，反而在性格上异常明朗。
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曾言：“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生理、心理或经济上，没有任何命运能决定人类女性在社会上的表现形象。决定这种介于男性与阉人之间的、所谓具有女性气质的人的，是整个文明。”[3]丁玲敢与自己的舅舅当面顶撞，敢于剪短发顺应形势的需要，这在她所处的书香世家无疑是异质的存在，但也从侧面反映出，女性的养成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环境，而非天性如此。
如果说性格上的坚韧使得丁玲不屈服于现状，那么“五四运动对丁玲的人生道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她回顾道：‘应以天下为己任，要出人民于水火，济国家于贫困，要为中华祖国挣脱几千年来的封建枷锁和摆脱百年来半殖民地的地位而奋斗。”[4]女性意识逐渐觉醒的丁玲，深知湖南常德落后闭塞的环境已然满足不了自己，便萌生了去上海的念头。上海是女性意识最先诞生、也是新思想发展最为迅速的城市。“充裕的都市物质生活，发达的文化事业和基础设施，便捷的沟通和交往，租界提供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生活和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使上海形成相对优越的聚集吸收知识分子的生态环境，上海成为知识分子集中程度最高和流动性最大的城市，形成了当时中国最庞大的知识阶层。”[5]“突出了现代大都市那种熔炉和加速器的性质：不可抗拒地摧毁、改造旧传统，在不同文化的交互作用中产生新的共同文化。”[6]这些是这一时期的丁玲所需要的。
二
1922年，丁玲和好友王剑虹从湖南常德来到上海，在上海这座无产阶级最密集的城市，成为平民女学中茅盾的学生。平民女学最主要的办学宗旨是培养妇女运动的工作者，丁玲自己也曾说，她的志向不是写文章，而是做个革命家。平民女校停办后，瞿秋白找到丁玲，引荐她到上海大学文学系就读。早期的革命气氛以及革命人士对丁玲的影响无疑是重大的。
随着“四·一二”反革命事件的爆发，政治中心的南移，文化中心也由北京转移到上海。“大革命失败后，上海文坛反倒热闹起来了，鲁迅从广州来到上海，各种派别的文化人都聚集在这里。”[7]丁玲于1927年底和1928年初在北京先后发表了短篇小说《梦珂》和中篇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1928年初，丁玲回到上海，又发表了长篇小说《韦护》和书评《介绍〈到M城〉》。再次回到上海的丁玲身份发生了转变，已然是文坛的新起之秀。而她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在文坛也引起了轰动，一个追求自我的新型女性形象跃然纸上。
丁玲早期的作品，所描写的多是新知识女性，尤其是衍生于大都市的“摩登女郎”。她们突破封建道德的束缚，于言行举止中大胆表达自己的人生追求。对于新旧思想参半的社会里，丁玲的莎菲女士并没有很快被人们所接受，反而受到了一些误解。对于莎菲形象，丁玲自己给予回答：“她要求的不是一个男性，她说得很明白嘛。她要的是人家了解她，需要的是一个自己的知心朋友。”[8]上海都市的影响，使得她笔下的女性都带有“摩登”女郎的特质，但同时更多的是反叛个性。
文坛上的进步人士对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给予中肯的评价，矛盾曾说：“如果谢冰心女士作品的中心是对于母爱和自然的赞颂，那么，初期的丁玲的作品全然和这‘幽雅的情绪没有关涉，她的莎菲女士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叛逆的绝叫者。”[9]此外，1936年发表在圣玛利亚女中《国光号》上的《在黑暗中》，16岁的张爱玲评丁玲：“细腻的心理描写，强烈的个性，颓废美丽的生活，都写得极好。女主角莎菲那矛盾的浪漫的个性，可以代表五四运动时代一般感到新旧思想冲突的苦闷的女性们。作者的特殊的简练有力的风格，在这本书里可以看出它的养成。”[10]
在丁玲的小说里，女性常常出没于一些上海的消费场所。《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二）》中写道：“他被拖到一辆大的黑的铁车旁，他被推到上面，那里挤满了被捕的战士。他从铁车的铁丝网里望出来。他忽然看见大百货商店门口出现了一个娇艳的女性。”此外，丁玲的作品中，女性经常化妆、逛街、购物、去特色饭馆吃饭，通过日常的消费行为和生活状态来展现女性的“新”生活。这种描写都市女性的创作持续了一些时日后，白色恐怖惹得人心惶惶，丁玲感到：“这时，苦闷、痛苦，终于迫使我拿起笔，我要写文章，我的文章不是直接反对国民党的，也不是直截了当地骂了谁，但我写的是那个时代我熟悉的、我理解的青年知识分子的苦闷。我写了几篇，并且在社会上产生了影响。但后来，我觉得老是这样写是不行的，因此，我参加了左联。”[11]1930年5月，丁玲与胡也频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1年1月17日，胡也频被国民党当局逮捕，1931年2月7日为革命献身。悲痛中，丁玲将出生仅四个月的蒋祖林交给了自己远在湖南的母亲。
回到上海后，丁玲就以胡也频等烈士为原型创作了短篇小说《某夜》。此后两个月内，丁玲进入创作高峰期，相继写出《一天》《从夜晚到天亮》《田家冲》等短篇小说。对于《田家冲》在社会上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尤其对剥削阶级出身的人而言。李锐曾说：“这篇小说是从一个佃户家的女孩幺妹的眼睛，去看一個临时隐蔽在她家的革命者（东家的三小姐）的活动。在当年读过的进步小说中，这篇印象特别深，大概也同自己的家庭出身有关。因之对丁玲笔下的三小姐，有一种藏之内心的特殊感情，似乎她的血也在我身上流着。”[12]此外，她的短篇小说《水》已经出版。立即引起无产阶级的赞扬。连鲁迅也对她夸赞有加：“《水》很好。丁玲是个有名的作家了，不需要我来写文章捧她了。”[13]丁玲的创作之泉汩汩流淌，《一天》《法网》《消息》《诗人亚洛夫》《夜会》《奔》等相继刊出，这些题材与丁玲前期描写女性苦闷的题材已有了很大的不同，标志着丁玲无产阶级创作的路线与方向。
三
关于丁玲的创作观，她自己也提到：“三十年代，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日益严重的时候，我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鲁迅为旗手的左翼作家联盟，随后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我要沉入，深深地沉入，沉到人民中去，和人民共忧患、同命运、共沉浮、同存亡。反映在我的作品中，就从二十年代末期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女性向封建社会的抗议、控诉，转变成为农民工人的抗争。”[14]
创作之余，丁玲便担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的编辑，在“白色恐怖”中，丝毫没有畏惧。1932年丁玲入党，同年6月，《大陆新闻》开始连载丁玲的长篇小说《母亲》。这篇小说以丁玲自己的母亲蒋慕唐为原型，描写了在封建时代一路走向新时代并不断融入革命思想的母亲形象，而这位母亲对丁玲走上革命道路举足轻重。1933年，丁玲就遭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绑架，绑架地点则是在租界内。正是畏于租界的势力和舆论的压力，丁玲才死里逃生。
不管是早期作品中的知识女性苦闷的形象，还是革命女性形象，丁玲的作品在上海这个大熔炉中无疑都是排在前列的。她细心观察身边的人物，切身地融入这十里洋场，从衣食住行，到思想革命，完整地将其早期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示于这个时代。“上海知识分子文化的大众取向既是文化商品市场造就的，又得到了左翼文化理论的推动。”[15]这使得上海这个城市成为作家创作生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其文学气质的养成所。
注 释
[1]蒋祖林：《丁玲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页.
[2]丁玲：《丁玲自述》，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
[3]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09页.
[4]蒋祖林：《丁玲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页.
[5]杨东平：《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127页.
[6]陈旭麓：《“说‘海派”》，《解放日报》，1986年3月5日.
[7]丁玲：《丁玲自述》，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63页.
[8]《丁玲同志答问录》，《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3期.
[9]矛盾：《女作家丁玲》，载《文学月报》1993年7月15日第2号，收入《丁玲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0]张爱玲：《在黑暗中》，《张爱玲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488页.
[11]丁玲：《丁玲自述》，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22页.
[12]李锐：《怀丁玲》，《丁玲纪念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3]丁玲：《我便是吃鲁迅的奶长大的》，《丁玲全集》第8卷.
[14]丁玲：《我的水平与创作》，《丁玲全集》第8卷.
[15]杨东平：《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133页.
（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