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老舍两者作品幽默风格的比较
曾丽琼
内容摘要：鲁迅和老舍笔下幽默的作品都取材于现实生活，通过“寄悲于幽默”的表现方式，服务于当时的中国人民。此外，二人对幽默的理解和表达幽默的方式之所以有所不同，是因为他们家庭背景的影响、人生阅历的积淀以及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鉴于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对二人作品“幽默”风格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做出进一步的分析。
关键词：幽默风格 鲁迅 老舍 差异性 相似性
“幽默”是一个音译的外来词，在《小辞海》中“幽默”指：“英文hu-～的音译。原意是有趣或可笑而意味深长的。在文学艺术中有两种含义。（1）发现生活中喜剧性因素和在艺术中创造、发现戏剧性因素的能力。（2）一种艺术手法。以轻松、戏谑但又含有深意的笑为其主要审美特征。通常运用滑稽、双关、反语、谐音、夸张等表现手段，把缺点和优点、荒唐和合理、愚笨和机敏等两极对立的属性不动声色地集为一体，表现出深刻的意义或自嘲的智慧风貌。”[1]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老舍先生在《谈幽默》中将“幽默”与“奇趣、反语、讽刺、机智和滑稽”进行区别，总结出“幽默首要的是一种心态”[2]——一种逃避式的苦中作乐的心态。
同一时代的鲁迅则把幽默当做是一种批判社会的手段，类似于我们现在所说的用言语杀人于无形之中，但是他会客观地看待幽默，比如他并不反对娱乐式的幽默，只是批判歪曲和滥用幽默的行为，正如他在《一思而行》所说：“只要并不是靠这来解决国政，布置战争，在朋友之间，说几句幽默，彼此莞尔而笑，我看是无关大体的”。[3]
老舍和鲁迅的作品在上个世纪曾风靡整个中国。时至今日，他们的作品仍有不少被录人小学、中学和高中教材之中，且成为学生们的精读课文。虽然他们二人的家庭背景、人生经历甚至于性格都迥然不同，但是他们的写作风格却是大同小异，在语言上都有其幽默的基调，当然这种幽默的风格既有相似之处，又有迥异之点。
一.鲁迅与老舍作品“幽默”的相似性
鲁迅和老舍笔下的文章都将幽默作为一种载体服务社会，通过寄悲于幽默的方式间接关注民生民情，改造国民性，传达出高于生活的情感。
1.“幽默”作品服务对象一致
鲁迅和老舍虽然在年龄上相差近二十岁，但是他们都具有一种民族忧患意识，所写的文章也服务于人民。在这个政治腐败的社会，要唤醒在思想上麻木不仁的人民，作为被限制言论的知识分子又不能把这种对现实的不满直言不讳地表达出来，所以鲁迅说“肚子里总还有半口闷气，也要借着笑的幌子，哈哈的吐他出来”。[4]他们带着“笑的幌子”，与人民進行沟通，在幌子中反映社会，关注民情。例如《阿Q正传》写阿Q被赵太爷打骂后没有任何反抗反而被人尊崇起来，幽默的对话辛辣地讽刺了中国人民由于长期受到封建专制的统治，不但不敢反抗反而引以为荣的行为。再如老舍《小病》中有一些逗趣的语言，如“小病可以增高个人的身份”“即使承认病死比杀头活埋剥皮等死法光荣些，到底好死不如歹活着”[5]等，讽刺了人民的愚钝无知，读后在幽默中咂摸出对生命和社会的思考。
2.“幽默”风格的作品取材于现实生活
鲁迅和老舍大量的散文都是取材于现实生活，但其内容并不是对生活的平铺直述，而是对材料加以提取，锤炼出通俗易懂的文字，最后夹杂着生活的气息，混着或浓或淡的讽刺味，用“幽默”搭起一架桥梁，向人们传达出高于现实生活的信息，唤起他们对现实生活的再认识。
例如鲁迅笔下的《秋夜》取材是后园的两棵枣树;《随便翻翻》取材于生活中的琐碎片段等[6];老舍先生笔下的《一些印象》、《非正式的公园》和《趵突泉的欣赏》等散文，都是以作者生活背景为依托，糅合作者自己对生活的感悟，以轻松幽默的暖色基调展示市井风情以及自然风光。[7]
3."寄悲于幽默”的表达方式
鲁迅和老舍对于贫苦和被压迫的人民都抱有悲悯之心，对压迫者和当时黑暗的社会怀有悲愤之情。他们将这种复杂的情感，寄托于塑造的“小人物”身上，运用“幽默”的语言来宣泄。
例如鲁迅笔下的孔乙己是酒店里唯一一个穿个长衫站着喝酒的人，也是唯一一个告诉“我”茴香豆的“茴”字有几种写法的“知识分子”。他是酒馆里人们酒后的笑料，因偷书被打断了腿，最后生死未卜。鲁迅将孔乙己的悲剧命运蕴含在幽默的言语中，表达了自己对孔乙己的悲悯和对社会的悲愤之情。[8]
二.鲁迅与老舍作品“幽默”的差异性
鲁迅和老舍的“幽默”写作风格分别有自己的独特性，既有矛盾的统一，也有矛盾的对立，而他们的对立性和差异性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幽默”的程度不同
鲁迅是一个可以用思想反抗社会的“奇葩”人物，是一个把文字作为武器直击敌人要害的“杀手”。他写了大量的小说、散文和杂文等，其中杂文和小说采用幽默的风格尤为明显。在《从幽默到正经》中，鲁迅指出：“‘幽默一倾于讽刺”。[9]由此可见鲁迅写作的幽默风格更倾向于程度深的讽刺。他是将幽默与讽刺结合起来，用幽默辅以讽刺。
而老舍早期具有“幽默”风格的作品是缺乏讽刺性的。他在《我怎样写》中说过：“我失了讽刺，而得幽默，幽默中是有同情的”[10]但后来老舍从英国回到国内，看到社会的黑暗，感受到人民的痛苦，心里的酸楚也油然而生，于是他在“幽默”里加了“讽刺”作为调味剂。所以他用的笔法，既不过分刻薄，也不过分悲伤，主要是用讽刺辅以幽默。他喜欢以嬉笑怒骂的方式去奇袭侧击批判其写作对象。正如他所言：“我要笑骂，而又不赶尽杀绝”。[11]
2.“幽默”的方式不同
鲁迅善于利用反语、对比和白描的手法，以这种幽默的方式对人民说教，使其人们在含着泪中笑着承认错误。鲁迅的幽默具有很强的战斗性，同时又透露着一股凛然正气。例如《故乡》中作者将曾经的“西施豆腐”和现在有“圆规式”姿势的杨二嫂加以对比，同时又把杨二嫂的滑稽和可笑与闰土的勤劳和憨厚进行对照，这既达到了讽刺而不失幽默的效果，也表达了作者对小市民杨二嫂以及闰土的同情和惋惜之感。[12]
老舍幽默中常用的修辞手法是比喻和夸张等。但是比喻并非我们习惯用的以美喻美、以丑衬丑的方式，老舍喜欢把美的东西用粗俗低劣的喻体来表达，又或丑陋的东西用美好的喻体来描述，从而前后形成强烈的反差感，以此达到幽默的效果。例如《月牙儿》第二十九节中描写自己同学的装束：“她们都打扮得很好，像鋪子里的货物。她们的眼着青年的男人，心里好像作着爱情的诗。”[13]]打扮漂亮的同学与毫无美感的货物，前后造成的反差，让神圣美好的爱情结果变成了低俗狠琐，由此达到诙谐风趣而又不失讽刺的效果。
所以鲁迅的幽默程度比老舍要收敛、严肃、讽刺甚至沉重得多，因此幽默的方式也会有所不同。
3.幽默”形成的背景不同
鲁迅本是生活在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里，家道中落之时，去典当物品遭到了旁人的冷言冷语，这让他看清了人世的冷暖。为了避难，鲁迅被送到乡下外婆家，期间体会了农民生活的疾苦，加深了他对这个社会的怀疑和憎恶。作为家里的长子，鲁迅为了谋生、为了摆脱社会带给他的种种不幸，从江南到日本，从杭州到北京，从厦门到广州，最后病死在上海。坎坷的生活使他对社会十分敏感，对时局的动荡颇感无奈。加之后来鲁迅与其二弟的矛盾升级为彼此老死不相往来，这使他心中的孤独感无以复加，性格变得越发地刚强而沉默。另外鲁迅早期翻译了大量的外国作品，期间受到俄国作家果戈里幽默写作风格的影响。正是鲁迅这种在生活中“哀其不鸣，怒其不争”的态度和丰富的经历造就了他在写作中力求击中要害的讽刺性幽默风格。[14]
老舍则出身在北京一个贫苦的家庭里，是八旗中正红旗的后代。父亲因八国联军人侵北京，死于巷战，此后全靠母亲将老舍抚养成人。之后老舍又认识了对他人生性格的宽容性影响很大的“宗月大师”一刘寿绵。所以老舍的幽默具有宽容性与他的母亲和宗月大师密切相关。此外，在英国伦敦任教时老舍受到狄更斯写作风格的影响，擅长用时代矛盾和性格矛盾当做笑料来展示幽默，把阴暗和丑陋的人物蒙上一层薄纱。再者因为老舍从小在旗人堆里长大，生活在充满文化艺术气息极强的小羊圈胡同里，喜欢种花养鸟，喜欢吹拉弹唱、戏曲曲艺和练字画画，所以他保留了心中的人道主义，也存有一定的乐感。因此我认为老舍先生的幽默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具有一种哀而不伤的美学风格，即幽默型讽刺风格。[15]
三.结语
总之，老舍的幽默相比于鲁迅更显宽容性、温厚性，俏皮性。如果用颇色来区分二者的幽默风格，那么鲁迅的“幽默”是黑色，而老舍的“幽默”是灰色。二人的“幽默”与现在一个网络词“调侃”相似。它是来源于生活而服务于人民的，只是他们对所调侃对象的态度不一样而已。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为了缓解生活中各种各样的压力、调节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调侃某种恶性的社会现象和不良的行为，都离不开“幽默”这个承载着喜怒哀乐的“调味瓶”。
参考文献
[1]参见巢峰.小辞海[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6（11）
[2]参见鲁迅.鲁迅文学全集（共七册）[M]北京：群言出版社，2017（06）
[3]参见王英红何婷.老舍画传[M].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05）
[4]参见鲁迅著 陈漱渝选编.一生太平凡：鲁迅自述[M].黑龙江：北方文艺出版社，2016（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