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告台湾同胞书》同行40年
李玲虹 刘扬涛
2018年的最后一天，拿着刚刚出炉的稿件《发表40周年特别节目》，我打开话筒，深呼吸，“亲爱的台湾同胞”，开篇的第一句，看似简单，但怎样表达才能打动人心？因为敬畏，我反而有点紧张。
闭上眼， 48小时前，两位闽南话对台湾广播前辈林万成、李玲虹的回忆、访谈，言犹在耳。
再回想，40年前，也许也正是在年末这天，前辈们手捧《告台湾同胞书》文稿，激动又紧张，揣摩着该如何表达这个完全不同以往的称呼——“亲爱的台湾同胞”……
1979年1月1日，全國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如一股暖风吹过台湾海峡，掀开了两岸关系发展的新篇章。
2018年12月29日，《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之际，当年《告台湾同胞书》闽南话版的录制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播音指导林万成接受了我的专访，回忆起他和《告台湾同胞书》一同走过的40年。
录制闽南话版，不同经历不同心情
刘扬涛：1979年元旦《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当时您录播了闽南话版本，通过电波传到台湾岛内，向海峡对岸的乡亲送去新年第一声亲切的问候。当时是怎样接到这个任务的？
林万成：40年回头看，弹指一挥间，就像是昨天发生的事情。1954年，中央决定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办对台湾广播节目，有普通话和闽南话节目，后来又增设了客家话节目。1954年8月15日对台湾广播正式开播，之前上海的华东人民广播电台随华东大行政区的撤销同时撤销，华东台对台湾广播科的编播人员调入中央台对台湾广播节目，李玲虹（播音名李华）、黄清旺、苏新等人是第一代对台湾广播人，也是对台湾广播第一代闽南话播音员。
按照当时闽南话播音组的传统，政论稿一般都是由李玲虹来播，但如果没有特别指定男声或女声，大家都可以试试。接到这篇文告，黄清旺说还是由男声来播，试过一遍后就决定由我和他来录，录了两版，轮流播。那时对台湾广播，声调要求又高又亮。但《告台湾同胞书》第一句“亲爱的台湾同胞”，这种措辞，在之前的政论文章里是没有的。
刘扬涛：变化比较大。您当时怎么理解“亲爱的”？情绪怎么调整？
林万成：那时从事播音工作已经5年了，所以更多是从文字、技巧来处理，尽量根据内容调整语调、节奏。《告台湾同胞书》播出时，李玲虹正在福建出差，听到消息后，她马上放下手头事情赶了回来。那时交通还不是很发达，需要辗转三四天才能回到北京，一回来，她就赶到办公室，说要再录一版。
刘扬涛：她自己要求录的？
林万成：我当时的理解是，因为李玲虹是台湾彰化人，20岁前都在台湾生活，后来跟着父亲到了上海。对她来说，这么重要的文告不可能不自己尝试一下，而且听的时候，她一定有很多自己的感触。录制前，我们也是全组一起对稿。她一张嘴，在场所有人的心就都被抓住了，才说到“同胞”两个字，她的眼眶已经红了。
刘扬涛：这是因为她在播音时加入了自己的情感。
林万成：从她离开台湾到看到这个文告，已经30多年了。《告台湾同胞书》发表时，两岸断绝往来也30年了。为什么在当时会发表这份文告？如果再不发表，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无法再见到最后一面，你说是不是人间悲剧？所以李玲虹在读“亲爱的台湾同胞”时，声音是颤抖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文中第二段有 “古人说，每逢佳节倍思亲”一句，读到“思亲”两个字，就是再坚强的人，眼泪都不可能不掉下来。
刘扬涛：这是说到每个人的心里了。
林万成：对啊。因为我也录过，不过当时还年轻，无法理解50多岁的李玲虹那种隔绝30年无法和亲人见面的经历和心情。她就像在牵挂台湾的亲朋好友，想起了每年清明祭祖时手中的鲜花、香烛不知往哪里摆放……还记得苏新也和我说过很害怕过中秋节，他说“月有阴晴圆缺”，但人做不到，永远是缺的，因为他的妻儿还在台湾。所以，李玲虹读到“每逢佳节倍思亲”时，我的脑海中出现的就是采访过的在京台胞，他们的形象、故事很自然就浮现在眼前了。
这篇文告里呼吁“三通”，对我们来说，两边可以寄信、往来。可是对李玲虹他们来说就不一样——希望出现了！有生之年或许能够和家人团圆了。所以，《告台湾同胞书》在那个时候公告，并非无缘无故，而是合情合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一定会出现的，再隔绝下去就不只是一代人的遗憾了。
寻亲、招商助推两岸交流，乡音乡情台湾听友成亲人
刘扬涛：《告台湾同胞书》中提到了“通邮”“通航”“进行经济交流”，其实在对台湾闽南话广播中我们都做过帮助两岸同胞传递信息的事情。
林万成：是的，《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以后，两边先停止了炮击，之后慢慢开始“三通”。当时有一群台湾老兵，身穿“想家”字样的衣服来到北京，黄清旺邀请在京台胞和他们座谈。老兵们说起了在台湾如何思念家乡、记挂父母。轮到在大陆的台胞发言时，黄清旺说：“今天看到你们回来，很替你们高兴。你们‘想家两个字可以写在胸口，而我们的‘想家，只能放在心里。”说得全场人都哭了。所以说，台胞见面时的那份感情，让我们很深刻地感受到“赶紧回来”的紧迫性。
《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之后，对台湾广播的播音风格也开始变化了。大家都在思考，应该根据台湾乡亲的需要，创作个性化、有实用性的节目。从内容上看，各对口部门都开始发布如何通邮、通航、通商的措施、信息，我们就专门组织对应稿源，采访在大陆的台胞，了解方方面面的情况。通过节目，有的听众还找到了失散的亲人。有一次我到福建永安采访一位高山族台胞，他是当兵来到大陆，后来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退役后到了永安。他给在台湾花莲的太太写信，说当年如何离开的、现在在哪里，几十年来存了些钱，见面后要给她。结果，她太太的朋友在广播里听到了，就赶紧转告，最后两人辗转联系上了，《福建日报》还刊登了这封家书。
一开始因为交流是阻断的，我们不知道在台湾到底有没有听众听我们的节目。上世纪80年代初期，台胞旅游团开始来大陆，他们不去爬长城、逛故宫，而是来找我们，在广播电台的传达室打电话，说是我们的老听友。我们当时差不多一星期就要见两三位台湾听友，他们很热情，带来很多伴手礼，这时才知道我们的节目在台湾是有听众的，有的还说是“偷偷听，不敢让别人听到”。
后来陆续有更多的台胞来大陆探亲，顺便也来探路，找做生意的机会。我们了解到他们有这些需求，就开始筹备对口服务类的节目内容。同时，为了让台湾听众有更直观的感受，我们还组织了两次考察——“福建投资环境考察团”“台胞投资考察团”，收到很好的效果。此外，还在节目里办有奖知识竞赛，有一个台湾年轻人我印象很深，得了二等奖，他妈妈替他过来领奖。她说我们的闽南话发音很标准，就跟着学习闽南话，每天都听。还有一位台湾听众来信说我们的女主持人很亲切，想要认她做干女儿，这件事情也引起了重视。要认亲是好事啊，證明我们的节目得到台湾同胞的信任。对我们来说，听众的信任是最重要的。
刘扬涛：那时大家都是用心在交流。
林万成：当时真的是很用心，就连节目开始曲的选择都很慎重，专门请广播文工团第一指挥刘森谱曲、交响乐团演奏。
因为很用心，还有不少新做法，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创意”。《龙的故乡》栏目介绍了很多大陆的特色景点。上世纪80年代初，北京动物园第一个提出要给台湾送熊猫，“台湾动物园如果要，北京动物园可以送”，这是在我们节目里播出的。虽然大家知道当时条件还不成熟，无法预知过程会多么曲折。
亲历两岸直航对飞，坚持不懈采独家报道
刘扬涛：随着通邮、通航、通商，交流越来越多，两岸很多重大节点您都经历过。特别在台湾驻点期间，采访了两岸通航，有一条独家消息也是通过您不懈努力完成的。
林万成：那时从台湾到大陆，要经过香港或澳门中转，到大陆需要一天的时间，费时、费钱，还很折腾，很不方便。两岸航空界已经在商量直航的事宜，签好了协议，定在2005年直航。这时媒体已经采访到大陆代表，但要报道这个重大事件，没有台湾代表的访谈，显然是不够的。但是，台湾方面代表华航的乐大信却不接受采访，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媒体，他都拒绝了。刚好我要去台湾驻点，这个“必须采访到”的任务就交给了我。
一到台湾我就开始准备，辗转联系到他的秘书说明情况，乐大信也很礼貌地回应我。我就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告诉他“大陆代表已经采访过了，要访问的问题也都是一样的，即为什么要直航，直航对两岸航空界的意义，请两位代表谈谈对彼此的印象”。这些细节沟通好后，没想到乐大信同意了，说等他的回复。第二天，就联系我去他的办公室采访，采访很愉快，不久稿件就在网上发表了。当时台湾媒体都没有采访到，没想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却先播发了这条新闻，所以很多媒体都来找我了解情况。
说到两岸直航包机对飞，为了这个历史时刻，两岸所有人都翘首以盼，南方航空公司经理亲自开着飞机到台湾。那天晚上我几乎没睡，提早3小时到机场拿机舱通道门口的证件，记者们排了很长的队，拿到证件后就冲了进去，贴在玻璃窗旁等。记得那天是阴天，看到飞机轮子一着陆，文字记者们就马上发稿了，报道“大陆首架飞机几点几分落地”。广播记者光有记者口述不行，还要有对当事人的采访才能发稿。虽然发稿时间稍晚，但是我们的报道更生动、更吸引人。
刘扬涛：之前您采访的多是第一次从台湾到大陆的台胞，这次换了角度，采访的是从大陆回台湾的台胞，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林万成：那架南航飞机上差不多80%是台胞，都是专门买票乘坐这趟首航班机要见证这个历史时刻的。第一个走出来的是广东省东莞市台商协会会长郭山辉，当时台湾记者还不知道他是会长。我等在机舱外的通道，一路和他边走边说，用闽南话聊“为什么坐这班飞机、之前回台湾是怎么走的”等等。后来台湾媒体才发现，也都赶紧冲了过来。采访完首航班机的机长，我感觉衣服被人抓住了，是一个台湾记者，他把我拉到一边，还摆着一台摄像机，问：“大哥，你怎么会说我们的话？”我开玩笑说：“刚来这里学的。”记者不相信，说：“怎么可能？”我才告诉他我是厦门人，从小就说闽南话。当天晚上的台湾电视新闻这样报道：“两岸直航，不只台湾媒体关注，还有大陆的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记者在机场采访。”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机场跑马灯上的“台北-上海”“台北-北京”字样，以前从来没有过，那是第一次出现。现在，在机场这已经很普遍、很平常了，但在当时来说，真是很不一般。
刘扬涛：2018年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两岸交流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单向到双向，您一路见证也参与其中，现在的理解感受也会更加深刻，有没有想过再录制一次？
林万成：我曾经也想再读读看，但没有那个状态了。当时两岸是没有交往，而现在交流很密切了，两边的乡亲像亲戚朋友一样，是可以在一起喝酒聊家常的感情，这和当时无法见面的心情完全不同。说到“两岸一家亲，共圆中国梦”，刚开始听，可能像口号一样，但是现在认真去想这句话，我们不就是这样吗？台湾乡亲，已经不只是听友了，是互相走动、不分你我的亲戚朋友。虽然现在两岸关系遇到了一些阻碍，但是对现在的两岸民众来说，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所有问题终有一天会解决。
“向东北方向出发，390米左转……”采访完林万成老师，从三元桥地铁站出来后，我一手拿着手机辨别方向线路，一手不时拨开被大风吹到遮挡视线的头发。
2018年岁末，北京迎来了大风降温天气，尽管双手已冻得僵硬，不过心中依然温暖兴奋，因为我和一位93岁的老人有个约会——李玲虹老师，林万成老师回忆40年前录制《告台湾同胞书》时多次提及的她正等着我。对于这位资深的对台湾广播前辈、播送《告台湾同胞书》的亲历者，40年前的点滴、40年后的心情，我充满了敬意和期待。
李玲虹，台湾彰化人，第一代对台湾广播的台籍闽南话播音员，从事对台交流工作40载，浓浓的乡音跨越海峡，传入台湾的千家万户。
“李奶奶好！”推开门，李玲虹老师已在客厅等候，尽管腿脚不便坐着轮椅，但老人依然伸开双臂迎接，一把紧紧握住我的手，淡紫色围巾映衬着她优雅的气质、慈祥的笑容，像极了家里的奶奶，“好！好！快坐。”
“奶奶，我是从厦门过来的”，蹲在她的身边，我用闽南话又说了一遍，“厦门”，这时她睁大了眼睛，转过来认真地看着我，“厦门！厦门是对台的……”
“对台的前方，是吧！”我俩会心一笑，这就是对台湾广播人的本能反应吧。“奶奶，今天先听您讲故事，再给您拍些照片，好吗？”
“好，今天你随便拍。”推着奶奶来到书房，这里一整墙的书柜，整齐排列着老人人生各个重要阶段使用过的资料、工作的记录。“你多看看，多看看。”我们的访谈，也从这满满的回忆中开始。
刘扬涛：奶奶，《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年了，当时的第一句话是“亲爱的台湾同胞”，您还记得吗？
李玲虹：（笑，频频点头）嗯，是，是。
刘扬涛：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
李玲虹：心里想，要快！快！
劉扬涛：快？什么快？
李玲虹：台湾，快了！
刘扬涛：您是觉得能够和台湾联系上了，有这样的希望了，是吗？因为当时两岸已经有30年没有往来了。
李玲虹：是，很不容易，不错啊！
刘扬涛：当时您很激动吧？
李玲虹：（颤抖）亲爱的……亲爱的台湾同胞，很亲切！
刘扬涛：很亲切吧，这句话也是您和在台湾的家人能够通上话、能够见上面的一个希望了，是不是？
李玲虹：（笑，点头）
刘扬涛：奶奶，现在又过去40年了，您有什么话想和大家说吗？
李玲虹：（思考）现在也一样，这么亲切。我93岁了，对台湾广播，也不容易啊！
刘扬涛：这里有这么多的照片，都是您工作时的记录，这张是在播音、这张是在人民大会堂开会、这张是在日本交流……您年轻的时候，为对台湾广播做了很多工作啊。
李玲虹：（抿嘴，笑）（伸手，抚摸字典封面）这是闽南话字典。
刘扬涛：您把最美的、最好听的声音都留给了对台湾广播，我们年轻人也很希望能把这个接力棒好好接下去，好不好？
李玲虹：好。谢谢你，你是有心人。
刘扬涛：奶奶，我1月份要去台湾，您有什么特别想吃的家乡小吃吗？
李玲虹：台湾！都可以。
刘扬涛：那我们约好了，台湾回来了再来看您，给您带好吃的。
李玲虹：（开心地笑）好的，好的。
老人的话不多，但当她再次说出“亲爱的台湾同胞”时，那份坚毅的力量、热烈的情感，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一声“很亲切”，是对两岸割舍不断的骨肉亲情的呼喊，一句“不容易”，也道出了《告台湾同胞书》在两岸关系历史上的重要性。
（作者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对台湾节目中心厦门节目制作室）
（本文编辑：宁黎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