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矿业供给侧改革发展战略研究》-经济学论文，人口资源与环境论文-论文范文参考-科学狗论文网

标题

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矿业供给侧改革发展战略研究

范文

沈镭++武娜++钟帅++孙艳芝++孔含笑

摘要

矿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产业。在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和矿业长期低迷的形势下，要合理推进矿业供给侧改革，必须理清经济增长、城镇化与矿产资源消费之间的长期关系，需要依次回答：是否存在长期关系，这些关系有什么作用特征，这些作用的变化趋势如何，不同矿产资源是否存在显著的区别，针对这些区别如何提出应对策略。基于上述问题的判断，本文选取9种矿产资源，利用多种方法进行了组合分析。应用脱钩指数刻画了1978—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与矿产资源消费的脱钩关系，发现呈现一种周期性的脱钩和复钩过程；选取经济增长、城镇化和任意一种矿产资源消费为变量，建立了VAR模型，揭示各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将显著的因果关系分为三种类型，包括循环因果链（三种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接替性循环变化的关系，包括煤炭、锌、原铝和钾盐等）、两两互为因果（某两种变量之间存在一种或两种显著的双向交替变化关系，包括原铝、锌、钾盐、石油、精炼铅、精炼镍等）和单向因果（某两种变量之间仅存在一种显著的先后变化关系，包括铁矿石、精炼铜、精炼镍）等；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刻画了上述关系的长期变化趋势，发现矿产资源消费的长期效应的大小及其波动频率有显著差异，大多数矿产可以持续效应10年以上（如煤炭、石油、锌、原铝等消费变动对GDP变动的影响），少数响应仅在5—6年内显著（如铁矿石、钾盐、精炼铅等消费变动对GDP变动的影响），之后效应会逐渐消失。基于此，结合当前实际情况，提出了中国矿业供给侧改革发展战略选择，包括以去产能为抓手、提高资源效率、坚持底线思维、建立政府适当干预下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促进矿业经济创新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新常态；供给侧改革；经济增长；矿产资源消费

中图分类号F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7）07-0008-10DOI：10.12062/cpre.20170458

2012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加剧，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伴随国际原油市场价格大幅下跌，矿业市场萧条，全球矿业投资低迷。中国对大宗矿产的需求增长速度减缓，大宗矿产资源消费史无前例几乎集体下滑。一次能源消费量30多年来第一次出现下降，且未来2—3年还有下降的可能。大宗矿产品价格大幅下滑，短期3—5年内矿产品价格震荡频繁并继续探底；矿业企业面临的压力和困难加大。随着中国经济转型深入推进，经济增速全面换挡，主要矿产品需求和生产规模集体回落，矿业热情持续降温。化解矿业新危机、打赢化解过剩产能攻坚战，推进新常态下矿业发展需要新动力和新招数。

1问题的提出

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中国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有利于继续保持经济发展良好态势。外国学者认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不仅为本国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创造了更多动力，也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新机遇。马光远认为中国经济新常态是增速换挡，风险的凸显以及红利的转换的经济常态[1]；厉以宁[2]认为新常态就是要保持一个常态的经济增长，这种常态是经济增速放缓、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动力转换的常态；吴敬琏[3]认为新常态是经济增长减速，但增长质量提高，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率的常态。“新常态”经济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它是一种可持续的生产方式，是以低能耗、低污染和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是未来新的经济增长点[4]。

经济发展形势决定了矿业发展形势，目前我国经济增速放缓，使得大宗矿产资源领域的供应严重过剩，市场由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5]。同时，受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矿产资源价格明显偏离市场供求关系，呈现大幅下滑趋势，严重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2012年以来，全球矿业投资低迷，与其他行业相比，投资者对矿业的兴趣明显下降。国际权威机构对全球矿业前景预测不容乐观。由此可见，传统的矿业发展模式已无法适应新的发展形势，改革已成为共识。未来的矿业企业必须转变发展理念，加快科技创新，提高生产效率和升级产品，构建新的经营模式，才能实现利润增长，赢得未来，适应矿业“新常态”。

为了应对我国经济新常态，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指出“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6]。供给侧改革已经成为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的核心内容与主攻方向[7]。“供给侧改革”的相关政策推出时间及其主要内容，如表1所示。

在经济新常态下，为了进一步深化“供給侧改革”，中国把改革的重心放在了对矿产资源的改革上。从1978年到2015年之间，中国矿业经历了六次大的变革，第一次变革：与国家对外开放政策相关；矿产需求大增。第二次变革：“有水快流”、乡镇企业凸起；矿产资源法颁布。第三次变革：国有企业改革，经济结构调整。第四次变革：金融危机影响亚洲各国和世界市场；煤炭关井压产。第五次变革：资源整合和关闭各种小矿。第六次变革：房贷引发再次金融危机，进而影响矿业发展。如图1所示。由此可见中国对矿业改革的重视。

中国已步入工业化中后期，GDP增速已从10%的高位下降至7%，未来可能将长期保持在6%左右，经济下行必将导致资源消费量的下降。中国的基础设施高速建设时代已经结束，不可能再大规模拉动矿产资源需求；中国出口空间已经不大，“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在不断下降；中国2/3以上的城市居民都有房贷，内需动力不足。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大规模投资拉动建设了大量无用的产能，至今多数产能还在释放过程中，导致中国矿业几乎呈现全面过剩的阶段。因此，本文认为，“新常态”的重点在于综合考虑当前中国面临的宏观经济下行、经济结构转型和城镇化进程逐渐加快的这一个过程。在这种新的经济形势下，为了更好地推进改革，需要准确地识别经济增长与矿业消费二者之间的动态关系，从而为矿产行业的供给侧改革提出新的战略思路和参考建议。

2方法与数据来源

资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并且这种联系呈现出多种表现方式。Gurgul等[8]基于波兰2000—2009年的季度数据分析，发现波兰存在从能源消费到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Wesseh等[9]基于利比亚地区1980—2008年时间序列数据分析，提出利比亚地区的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Ozturk等[10]针对世界51个国家1965—2005年的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这些国家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其中低收入国家的GDP与能源消费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中等收入国家，GDP与能源消费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

关于中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如王崇梅[11]基于脱钩理论发现1990—2007 年这一阶段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总体上处于相对脱钩阶段，其中1998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出现负增长，GDP与能源消费出现绝对脱钩。赵一平等[12]根据“脱钩”与“复钩”的基本思想，提出中国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相对“脱钩”与“复钩”的概念模型，并对中国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的响应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郭守前等[13]用脱钩指数的方法得出中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之间长期处于弱脱钩状态，在此基础上选取了5个脱钩关联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从业人口情况、价格指数之间均存在着长期协整关系，但是没有明显的Granger因果关系，且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呈现反比关系。庞家辛等[14]利用脱钩指数对甘肃省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与预测，认为甘肃省近20年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已实现相对脱钩。任晓航等[15]建立了VAR模型对清洁能源、碳排放和经济增长等3个变量进行因果分析，发现中国经济增长受外部某一正向冲击后，会导致碳排放的增加，而中国清洁能源受外部某一正向冲击后，起初会导致碳排放的增加，后期会减少碳排放。Li等[16]用面板数据对中国30个省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进行了分析，得出中国能源消费弹性通过努力可以被控制在0.2—0.3的范围。Zhang等[17]运用LMDI方法对中国碳排放和碳排放强度进行方差分解，发现能源强度和最终能源消费结构对降低碳排放起着重要作用。

综合国内外相关文献，国内学者分别采取了不同的实证研究方法对中国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但是由于选取的分析方法和样本数据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研究结果不尽相同。鉴于此，本文进行了适当的创新和改进：①在样本的选取上有所改变，考察多种矿产资源消费进行比较分析；②样本选取的时间跨度相对较大，为1978—2015年；③首先用脱钩理论分析了中国目前矿产资源与经济增长的脱钩状态，其次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说明了各种矿产资源、经济增长和城镇化之间的动态联系，最后采用脉冲响应函数进行脉冲分析，揭示了它们之间的长期动态变化关系。研究结果对于促进经济新常态下矿业行业的供给侧改革有重要参考价值。文中采用的数据来源于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世界金属统计年鉴、中国黄金年鉴、全国矿产资源年报、国际能源机构（IEA）、英国石油公司（BP）。其中，锰矿石、金部分数据缺失。本文计算均采用Stata11软件完成。

3实证研究

3.1脱钩状态分析

脱钩理论是西方学者研究经济增长与物质消费之间的过程中，针对经济增长与物质消费的依赖程度提出的[14]。本文在王崇梅[11]提出的脱钩指数计算公式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调整，得出脱钩指数的计算公式如式（1）所示。

脱钩指数（Decoupling Index，时间t）DI=资源增长指数时间t/GDP增长指数时间t（1）

本处所指脱钩指数（DI）的涵义[18]：

（1）当DI ≥1 时，表示资源消费增速与经济增速同步，或快于经济增速，即没有发生脱钩，或称为绝对挂钩；

（2）当0

（3）当DI =0 时，说明资源消费总量不变，但仍可维持经济增长。

根据上述对脱钩状态的判定，本文将资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脱钩情况关系分为相对脱钩、绝对挂钩。此外，为了剔除1978年到2015年这段时期内因价格上涨而对GDP产生的影响，本文以1978年为基期重新计算了历年的GDP。根据公式（1），通过数据整理计算得到中国各种资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两者之间的动态关系。如图2所示。本文选取的研究对象为煤炭、石油、天然气、铁矿石、锰矿石、精炼铜、精炼铅、精炼镍、锌、钾盐、金和原铝等12种矿产品。图2可以看出，各种矿产资源的脱钩指数均在1附近变动。煤炭、铁矿石、锰矿石、钾盐和镍在大部分的年份里处于相对脱钩状态（0

3.2因果关系分析

3.2.1变量和数据的选取

对中国矿产品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的研究，选取的变量有中国GDPY（不变价格，价格=1 978），城镇化率CIT，煤炭消费量COA，石油消费量OIL，铁矿石消费量IRO，精炼铜消费量COP，精煉铅消费量PLO，锌消费量ZIN，精炼镍消费量NIC，原铝消费量ALU，钾盐消费量SYL。在分析过程中为了消除变量的异方差和便于变量间长短弹性的分析，文中对各变量分别取对数值，记为ln变量名称，即变量为lnGDP，lnCIT，lnCOA，lnOIL，lnIRO，lnCOP，lnPLO，lnZIN，lnNIC，lnALU，lnSYL。

3.2.2单位根检验

本文采用Phillips-Perron单位根检验（PP检验）的方法检验序列是否平稳，即对各变量进行单整性检验。原序列lnGDP，lnCIT，lnCOA，lnOIL，lnIRO，lnCOP，lnPLO，lnZIN，lnNIC，lnALU，lnSYL的单位根检验值均大于5%水平下的临界值，表明序列不稳定但存在单位根，需要重新对各序列进行一阶差分后再检验，检验值小于1%或5%水平下的临界值，表明序列平稳，单位根检验通过。

3.2.3格兰杰因果检验

格兰杰认为如果x是y的因，但y不是x的因，则x的过去值可以帮助预测y的未来值，但y的过去值却不能帮助预测x的未来值。需要指出的是，格兰杰因果关系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因果关系[19]。它充其量只是一种动态相关关系，表明的是一个变量是否对另一变量有预测能力。本文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ector Autoregression， VAR），模型滞后阶数p的选择：出现显著的格兰杰因果关系（p 须大）、扰动项为白噪声（p须大）、兼顾VAR系统稳定性（p须小），公式如式（2）所示。对各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具体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y1代表GDP，y2代表城镇化，x代表各种矿产品消费

格兰杰因果的基本判定：P值<0.01、P值<0.05或P值<0.10，任何一种情况成立时，表示拒绝“A does not Granger Cause B”。以GDP和城镇化的因果关系为例：P值=0.009<0.01，表明拒绝GDP变动不是城镇化变动的格兰杰原因，也就是GDP变动是城镇化变动的格兰杰原因。P值=0.141>0.10，表明接受城镇化变动不是GDP变动的格兰杰原因，也就是城镇化变动不是GDP变动的格兰杰原因。各变量间是否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具体如表2所示。精炼镍消费变动与GDP变动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中，滞后阶数选择1—7阶时无格兰杰因果关系，8阶后模型不稳定。因此无法判定二者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

格兰杰检验证实经济增长、城镇化与多种矿产资源消费存在因果关系。这三者间的因果关系可以分为三类：①循环因果链，即某种矿产资源消费与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存在显著的接替性循环变化的关系，包含4种矿产品（煤炭、原铝、锌和钾盐）；②两两互为因果，即某种矿产资源消费与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存在一种或两种显著的双向交替变化关系，包含6种矿产品（原铝、锌、钾盐、石油、精炼铅、精炼镍）；③单向因果，即某种矿产资源消费与经济发展和城镇化仅存在一种显著的先后变化关系，包含3种矿产品（铁矿石、精炼铜、精炼镍）。如图3所示，图中的数字是根据滞后阶数大小标注的，从而表明因果关系发生的先后顺序。以GDP、城镇化和煤炭消费之间的因果关系为例：首先GDP变动对城镇化的变动产生影响；其次城镇化变动对煤炭消费变动再产生影响，最后煤炭消费变动对GDP变动产生影响，从而形成一条循环的因果链。

3.3脉冲响应分析

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得知，经济增长、城镇化和特定矿产资源消费等三者间存在着单向或双向的因果关系。为了进一步揭示变量之间相互影响的动态变化趋势，本文建立了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了变量间的相互影响效应。脉冲响应函数考察变量相互之间的短期效应与长期均衡的关系，公式如式（3）所示。

公式衡量的是变量x在第 t 期变化 1 单位时，对t+j 期变量y的影响。脉冲效应不是绝对时间t的函数，而是时间间隔j的函数，这意味着：一方面，单位时间内效应波动的频率越高，所涉及的响应主体越多或者与响应变量相关的因素越复杂；另一方面，效应不为 0 的时间越长，表明效应的持续性越强。图4为对经济增长、城镇化和9种矿产资源消费进行脉冲响应分析的结果，衡量的是单位变量变动对另一变量的影响效应及持续时长。例如，图4-a“GDP变动对原铝消费变动的影响”是考察单位GDP变动对原铝消费变动的影响效应及其持续时长。

从图4中可以看出，矿产资源消费的影响或者被影响效应的大小及其波动频率有显著差异。大多数影响效应可以持续10年以上。少数效应仅在5—6年内显著，之后会逐渐趋向于0，即效应消失。煤炭、石油、锌和原铝的消费变动对GDP变动的影响持续时间较长；铁矿石、钾盐和精炼铅的消费变动对GDP变动影响持续的时间较短。GDP的变动对石油、精炼铜和原铝消费的变动影响持续时间较长；GDP的变动对锌、精炼铅和钾盐消费的变动影响持续时间较短。石油、铁矿石、精炼铜、精炼铅、锌、精炼镍和原铝的消费变动对城镇化变动的影响持续时间较长。城镇化的变动对锌、精炼镍、原铝和钾盐消费的变动影响持续时间较长。因此，针对不同矿产资源制定发展战略，需要综合考虑不同矿产资源与经济发展和城镇化之间长期作用效应的差异。

4结论与政策建议

4.1结论

本文考察了中国30多年来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费的脱钩指数。在建立VAR模型的基础上，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以及脉冲响应函数，对中国经济增长与各种矿产资源消费之间的因果、动态进行分析探讨，得出以下结论：

（1）1978—2015年之间，中国经济增长与九种资源消费整体处于相对脱钩状态，其中，“九五”计划期间相对脱钩的程度比较大，中国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费总量的脱钩关系最为显著，原因是亚洲金融危机使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对资源的需求降低。“十五”计划期间出现复钩，原因在于国际经济形势大好，再加上中国成为WTO的成员国，使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对资源的需求增强[20]。当前能源矿产与经济发展存在脱钩趋势主要得益于能源效率的提高[21]，但经济增长对资源需求的总量大于能源效率提高对资源降低数量。因此，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费仍需很长一段时间才能达到绝对脱钩的状态。

（2）格兰杰检验结果表明，煤炭消费和铁矿石消费同经济增长之间仅存在从煤炭消费、铁矿石消费到经济增长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表明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煤炭和铁矿石投入的增加会带来经济的增长，但经济增长不一定会引起煤炭和铁矿石消费的增加。在新常态下对煤炭和钢铁行业去產能会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效应。经济增长与城镇化之间也仅存在从经济增长到城镇化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这表明在新常态下，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城镇化的速度也会适当放缓。石油消费、原铝消费、精炼铅消费、锌消费和钾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中国已步入工业化中后期，GDP增速已从10%的高位下降至7%，未来将长期保持在6%左右，经济下行必将导致资源消费量的下降。

（3）对经济增长影响持续时间较长的矿产资源，政策的贯彻需要保持长期的一贯性，对城镇化影响持续时间较长的矿产资源，如果去产能措施的持续时间较长，可能会不利于中国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应该针对各种矿产资源消费的影响或者被影响效应持续时间的长短制定不同的政策来调控矿产品的产量。

4.2中国矿业供给侧改革发展战略选择

中国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产业结构不合理，技术和设备较为落后，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成为未来中国资源发展战略和政策制定的关键所在[22]。在资源开发与利用方面应以“综合资源安全”、“资源效率倍增”、“增长与资源脱钩”为主要指导，弱化甚至取代靠自然资源和要素投入驱动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依靠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和各类创新活动的引导推动经济发展[23]，从资源保护、流通、消费、回收、利用、创新、管理等全系列经济活动视角提出矿业发展战略选择[24]。

4.2.1以去产能为抓手推动大宗矿产资源供给侧改革

通过化解过剩产能助力推进矿业供给侧改革，必须通过退出、转型转产、兼并重组等方式，减少无效供给和低端供给[25]。化解过剩产能要分情况、分类别进行。第一类是煤炭资源，要优先化解资源劣、成本高的中小型煤矿产能。第二类是具有传统优势的矿产资源，要对全产业链各环节做“减法”、去产能[26]。第三类是短缺金属矿产资源，要化解冶炼环节的产能。第四类是可以被替代且对环境损害较大的矿产资源，先重点化解发达地区及生态脆弱区矿山的产能，并促进绿色矿山建设[27]；同时，冶炼环节也是化解过剩产能的重点。相关部门要着力引导产业转型升级与提质增效、降低转产成本、减少企业退出损失。

4.2.2着力提高资源效率，实现资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相对脱钩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需要做大经济规模，缩小资源消费总量。主要途径包括：转变资源的利用方式，促进资源利用观念的转化，从低成本利用资源向全成本利用资源转换；从低端产品向高端产品转换；从重视资源本身向重视经济效益转换；调整产业机构，从资源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换；依靠技术突破，开发先进开采技术，发展清洁生产技术、废弃物资源化技术等等；依靠管理挖潜力，利用现代管理技术，扩大管理幅度，延伸管理深度。

4.2.3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资源对外依赖可能导致的极端风险

实施矿产资源安全战略是面对当前矿产资源国际国内形势和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28]。201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系统提出包括资源安全在内的“11种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把资源安全独立出来，提升到与经济安全并列的高度。资源安全“底线”即定量地界定资源安全的合理界限和资源供给的区域安全结构[24]：在和平时期的“底线”是指保证经济平稳运行、群众日常生活的基本需要的最低资源供应量；在战争条件下，则意味着要保证军事、軍工最低需求。保障国家资源安全，需要针对不同资源、不同时期、不同情况，分别制定针对性底线指标。

4.2.4建立政府适当干预下的市场化资源价格形成机制

在宏观层面，要分步推进资源定价形成机制的改革：优先推进资源税费制度改革；逐步分类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规范资源产权市场，明晰产权，实现资源有偿开采；建立健全资源储备制度和价格调节基金制度；在微观企业层面，要建立公平、公正、充分竞争的约束激励机制，着力提高资源性企业的自主定价能力，维持资源价格的稳定性。将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创新与资源税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结合起来，最大限度释放出经济发展潜力。

4.2.5打造矿业经济创新升级版

矿业的基础地位和作用不会改变，需要打造矿业经济升级版。向传统的矿业强国学习，强化资源科技创新，加快矿业体制改革，建立国家能源资源发展中心，以积极应对矿业下行的新常态。对于资源生产国尤其是重要矿产资源国可以适度增加进口，促使矿产供应的全球来源多元化[29]，从而保障重要矿产资源的供应安全。

（编辑：李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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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supplyside reform strategy of mining industry underthe new normal econom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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