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参与者满意度的中国社区环境圆桌对话实施效果评估》-经济学论文，人口资源与环境论文-论文范文参考-科学狗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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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参与者满意度的中国社区环境圆桌对话实施效果评估

范文

苏红岩郭红燕王华

摘要基于对若干城市环境圆桌对话参与者开展的问卷调查以及利益相关者满意度理论，在对不同参与者整体满意度进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构建针对满意度的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分析对话参与者满意度影响因素及各主要因素的影响强度。调查结果显示，圆桌对话参与者对对话活动整体评价较高，对会议形成的问题解决方案感到“比较满意”或“非常满意”的受访者占比达77.4%。Logistic模型分析结果表明，满意度水平在不同身份、不同社会经济特征的参与者之间存在差异，也因会议制度设计、对话开展地区和议题的不同而不同。具体来说：①相对于非政府组织等中立的第三方，企业代表有较高的满意度，而政府、居民代表满意度水平相对低一些。②相对于低收入者，中等收入者满意度水平较高，受过高等教育者也更可能对结果满意;相对于其他年龄段的受访者，35岁以下的青年人满意度则低一些。③会议制度设计是影响参与者满意度的重要因素，会议资料公开越充分、代表选取及互答时间分配越合理，受访者满意度水平越高;而使议题得以充分讨论则是提升会议效果的关键，其平均边际效应甚至高达48.7%。④已开展的圆桌对话在解决企业污染类问题上比解决社区垃圾类问题上满意度更高一些。最后就中国社区环境圆桌对话进一步制度化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从加强对话各个环节技术设计方面提出提高对话效果的具体建议。

关键词环境圆桌对话;环境社会治理;满意度

中图分类号X32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9）06-0156-12DOI：10.12062/cpre.20190107

过去几十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然而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越发严重，同时环境群体性事件频发，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传统的自上而下的环境治理体系有其固有缺陷，环境治理效果低，需要创新自下而上的环境治理机制对传统的环境治理体系进行补充和完善。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相继提出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加大环境治理力度，形成政府、企业、公众多元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利益相关者环境圆桌对话就是这样一种自下而上的环境社会治理机制。它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自主治理理论等理论而建立，由中立的协调人组织推动，以圆桌会议或系列会议的形式，为某一环境问题的利益相关者、责任相关者及社会组织等中立的第三方提供平等沟通协商的平台，通过对话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非强制性协议。圆桌对话可以在社区、流域、地方、国家、国际甚至全球层次上开展，也可以有不同的对话模式[1]。国际上对圆桌对话的应用始于工商界[2]，自1998年以来逐渐被推广到跨国界流域治理等国际公共管理及其他环境管理领域[3]。环境圆桌对话在中国的设计和实施始于2000年世界银行关于中国乡镇企业工业污染控制的一项政策研究项目，经过不断探索和实践，乡镇污染控制报告会被进一步规范为社区层面的环境圆桌对话，并形成了独具地方特色的实施制度和模式[4]。

至今，社区环境圆桌对话已在中国实施了十多年，成为我国环境多元共治的一种典型环境社会治理模式，是命令控制型和经济激励型环境治理手段的重要補充。截至2017年，我国30多个城市开展了社区环境圆桌对话，用于解决企业污染控制、社区垃圾回收、社区绿化、餐馆污染管理等各类社区环境问题。但是对其效果如何、哪些因素影响其实施效果等问题，尚未有学者开展深入研究，影响了这项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推广应用。

本文基于问卷调查数据，以利益相关者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为重点，对中国社区环境圆桌对话的实施效果进行深入分析，以期对这项制度在我国的实施有更深入的理解，进而更有效地推动环境圆桌对话在我国的应用。

1文献综述

既有文献对环境政策手段的评价多集中于命令控制型和经济激励型政策，而且评价标准多强调政策实施成本、对经济运行特别是工业经济的影响等经济指标或者环境改善的效果等环境指标[5-8]。如，吴茵茵等[5]从中国工业环境生产效率的视角分析环境保护税开征的相关问题，认为如果考虑地区异质性，以排污费征收强度衡量的排污收费制度并不能有效改善工业环境生产效率，进而提出了环境保护税征收标准提高的区域差异化策略;康志勇等[6]运用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模型分析中国政府颁布实施的减碳政策（《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实施方案》）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的影响，认为影响效果最终取决于政策实施给企业带来的成本增加和创新促进两种效应的叠加;Shahab等[7]强调了评价标准在环境规划政策制定实施中的重要性，提出为了提高相关政策的效率应充分考虑交易成本;Cerutti等[8]运用碳足迹分析方法对食品部门绿色购买政策的环境效应进行评价。

环境政策的直接目标是改善环境质量，且一项良好的环境政策会追求经济增长与环境改善的双赢，因此，以经济指标或环境指标为标准评价环境政策是必要的。但是，从福利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公共政策的初衷及其最终落脚点应是社会福利最大化。公共政策，尤其是环境管理政策拟解决的问题多是非完全对抗型冲突，具有非零和的特点，意味着各利益相关方可以通过相互沟通交流和合作实现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最优原则和公平性原则是非对抗型冲突解决方案应遵循的基本原则[9-10]。利益相关者理论、公共选择理论、集体行动理论等也为环境问题的多元共治及从利益相关者视角评价环境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早在20世纪90年代，Ostrom就提出公众能够找到解决环境问题、合理使用公共资源的途径，避免公地悲剧。近年来，面临日益突出的环境问题更多学者从公共选择、利益相关者集体行动视角探索环境问题和环境政策，强调公共选择、地方多元主体协商在环境政策的制定、实施及环境问题解决中的重要作用[11-12]，如Schroeder[11]从环境问题外部性导致市场失灵到政府在环境管制中的低效再到环境政策的公共选择研究进行了系统总结，提出分散的群体能够克服其自身的缺点成功解决环境问题，并且认为当前仍未解决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能够进一步促进公共选择理论的进步。也有学者对集体行动的困境和公众自愿参与的条件进行探讨[13-15]，Lubell[13]基于调查数据用集体利益模型（collectiveinterestmodel）证明了只有当参与环保活动的期望收益（效用）为正时公众才有动机参与。综上，公共政策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政策初衷及既有研究所证明的公共选择、公众满意在环境政策选择和环境问题解决中的重要地位均说明了利益相关者满意度应成为评估环境政策实施效果的重要标准。此外，另有研究表明，在多利益相关者参与和共同协商的前提下，利益相关者的满意度与政策实际效果显著正相关，利益相关者的感知对政策效果有较准确的反映[16];同时，公众评价可以为政策的可持续性提供建议[17-18]。

满意度理论研究及测度最初多见于企业和组织管理中员工对工作的满意程度，工作满意度研究是满意度理论和实证研究中最为成熟的一个方面，是其他领域满意度研究的基础[19-20]。随着满意度理论的发展，满意度被广泛应用于居民对社会生活各方面满意水平的测度。近年来，已有学者开始将满意度应用于公共政策效果评估[21-23]，如Friman等[21]运用一致性因子分析法评估人们对于公共交通的满意度;结果表明，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居民对公共交通满意度有很大差别，骑自行车或步行的出行者有更高的满意度。李玉新等[23]研究了牧民对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的满意度及影响因素，认为牧民总体评价为一般或满意，且民族、补贴金额等对牧民满意度水平有显著影响。但是，国内外既有文献中鲜有从利益相关者是否满意的视角评价环境政策实施效果的研究。

对于国际上公共管理领域应用较为普遍、国内发展较快的社区环境圆桌对话制度在中国的探索和实践，政策研究人员也从发展历程、机制设计、典型案例分析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总结[24-25]，但仍缺乏对其实施效果的深入探讨。本研究作为首个从利益相关者满意度视角探讨环境圆桌对话制度实施效果的研究，期望对既有研究进行有益补充。

2理论模型与数据来源

基于满意度概念产生的期望不一致理論及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本文将环境圆桌对话参与者的满意度定义为其在参加圆桌对话后对会议整体效果的实际感知与其期望的比（或差），是参与会议的各利益相关者从自身视角出发对会议的感知效果满足其主观需求程度（或期望水平）的度量。当实际感知效果低于其期望值时，该利益相关者某些方面的需求未得到满足，相应地该参与者将表示对会议不满意，两者差异越大其不满意的程度也就越高;当实际感知效果基本符合其预期时，利益相关者基本满意;而当实际感知效果超过其期望时，根据两者差异大小受访者将分别表示“比较满意”或“非常满意”。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定义整体满意度，即不同参与者中满意者占比，用相应群体中表示满意的人数与该群体总人数的比例表示。

2.1满意度多元有序Logistic理论模型

尽管满意度可以是一个连续潜变量，可用百分比来表示，但在社会表述中常常用“不满意”“比较满意”“非常满意”等涉及两个以上级别的有序变量来表示;其解释变量常常包括分类变量或虚拟变量，而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常常被用来进行影响因素分析。该模型一般基于潜回归模型而建立，且假设残差项服从逻辑分布[26]，其基本模型形式如下：

式中，y*为潜变量，实践中不能直接观察到，但是可以通过观察被调查者的选择得到潜变量的次序变量y，其取值用aj表示（j=1，2，…，s）;X代表解释变量组成的向量，ε为残差项。被调查者正是基于潜变量y*的取值及其临界值kj-1做出选择。其中，ε的分布函数如下所示：

P（ε

根据本文对满意度的定义，可以将满意度水平潜变量表征为：

y*i=rpirei（4）

式中，rpi、rei分别代表参与者对会议实际感知效果的评价变量和期望效果的变量，因此，影响参与者实际感知和期望的因素均会间接影响其满意度水平y*i，进而引起其满意度评级aj的变化。在给定的期望水平下，参与者实际感知效果好，其满意度水平会高;反之，给定实际感知效果，参与者期望水平高则其满意度水平会低。据此，可将影响参与者满意度的因素进行分类，包括影响实际感知效果的因素、影响期望的因素、对两者均有影响的因素，分别用PF、EF和TF表示。如果对满意度进行三重水平划分，a1=1表示参与者对其参加的环境圆桌对话评价为“不满意”;a2=2、a3=3分别表示“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理论模型可进一步设定如下：

2.2数据来源

2006和2007年，我国若干城市开展了社区环境圆桌对话，有几百人相继参与了不同类型的环境圆桌对话会议，这为开展对话参与者问卷调查、从统计角度分析研究圆桌对话制度效果提供了足够多的研究对象（在其后的年月里虽然不断有城市开展圆桌对话，但在同一时间段内都没有足够多的群体参加对话活动且能凭记忆很好地回答问卷中的问题;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不容易有条件做这样的问卷调查）。作者之一及其世界银行项目团队于2007年初开始开发对话效果评估的问卷，问卷设计和测试工作于2007年3—4月完成。最终形成的问卷包括六部分内容：背景问题、会议制度、会议信息交流、会议效果评估、对话制度的推广及受访者基本信息，问卷详见文献[4]。2007年5月起，项目团队在重庆、天津、内蒙古赤峰和辽宁沈阳四个城市对参加过社区环境圆桌对话者开展调查。共发放问卷200份，几乎覆盖当地所有对话参与者，回收192份。问卷以匿名方式回答，社区工作人员帮助取回问卷。本文采用世界银行此项问卷调查数据，对当时的环境圆桌对话参与者满意度进行分析，以促进对该项制度的理解。

3对话参与者整体满意度分析

调查数据显示，受访者对圆桌会议评价较高，85.5%的受访者认为其所参加的会议组织的“比较好”或“非常好”，对会议达成的协议比较满意或非常满意的受访者占比也达到77.4%，并且77.5%的责任方能基本甚至完全按照会议承诺履行协议。根据本文对圆桌对话参与者满意度的定义，会议召开的背景、会议制度设计均可能直接或间接影响参与者对会议的期望或实际感知效果，进而影响到满意度评价。此外，满意度评价也与参与者个人社会经济特征有关。

在利用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对社区环境圆桌对话参与者满意度影响因素及各因素影响方向和强度进行深入剖析前，此部分将首先从会议召开的背景、会议制度设计和受访者个人特征三方面，结合指标可量化程度及调查数据质量选取相关指标，根据各指标对受访者分组并计算各组中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者占比（整体满意度是“非常满意”者和“比较满意”者占比之和），即整体满意度的统计分析，以提升对对话效果的直观理解。其中，会议背景部分选取的指标包括参与者身份、议题和试点地区，会议制度设计部分指标包括背景资料公开情况、代表选取情况、政府/企业/居民互答时间分配情况及对议题讨论充分程度，受访者社会经济特征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月收入。

根据以上指标分析比较各类参与者整体满意度并绘制直方图（图1～图3）。

从会议背景看，受访者整体满意度在不同参会身份和地区之间差异明显。对于参会身份，一方面，政府、企业、居民三个主要的责任相关方和利益相关方整体满意度均低于“其他”组（包括会议主持人和组织者、环保非政府组织、媒体等中立的第三方，其整体满意度超过95%）。另一方面，在三个主要相关方中，企业代表整体满意度及其非常满意者占比均最高，非常满意者比例（约47%）远超过其他组。从地区差异看，天津市受访者整体满意度最高，超过95%，而且其非常满意者占比也最高，接近42%;重庆市会议效果相对差一些，整体满意度不到70%。分议题看，相对于社区垃圾类议题，企业污染及社区乱搭乱建等整体环境卫生类议题（即其他类，主要涉及私搭大棚、社区便民店私搭乱盖、社区共建）中参与者整体满意度更高。

从会议制度设计看，背景材料公开、代表选取、政府/企业/居民互答时间分配、问题讨论充分与否等各环节均会影响参与者整体满意度。认为会议提前“很好”或“较好”公开了相关信息的参与者整体满意度均接近90%，高于对背景资料公开评价为“一般”“较差”或“不知道”的其他组，并且随着信息公开越充分，参与者中非常满意者占比也越高。会議代表选取情况、政府/企业/居民互答时间分配对参与者整体满意度的影响与背景材料公开指标类似。在会议制度设计各环节中，问题讨论充分与否对整体满意度的影响最为显著，当参与者认为拟解决问题得到充分讨论时，其更可能对会议给予“比较满意”或“非常满意”的评价，其中讨论“非常充分”时，整体满意度高达98%;当问题讨论“不太充分”时整体满意度仅为44%;而当讨论“完全没有实质内容”（其他组）时，整体满意度为0。

从个人基本信息看，参与者整体满意度在性别之间差异不明显，但同年龄、受教育水平和收入相关。年龄较大的受访者群体有更高的整体满意度，其中50岁以上组整体满意度超过88%，而20～35岁的参与者中整体满意度低于78%;本科及以上学历者对会议的评价远高于高中及以下学历者;月收入在≥1000～2000元之间的参与者更倾向于对协议给以满意评价（约91%），且该组非常满意者占比也最高（约31%）。

4满意度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分析

整体满意度评价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各因子对参与者满意度调查结果的影响，但是在精确评价各因素影响方向和强度方面还存在欠缺，因此，需要进一步建立满意度指数评价的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以深入分析影响参与者满意度调查结果的主要因素。

4.1变量选择及假设

基于本文对单个利益相关者满意度的定义及整体满意度的直观分析，对相关指标进行分类并做出以下假设。

H1：受访者对圆桌对话的期望在不同身份、不同社会经济特征的参与者之间存在差异，而后者又包括收入、年龄和性别等。

H11：参与者身份不同，其利益诉求也就不同，希望圆桌对话为其提供的服务类型及对服务水平的期望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因此，身份特征是决定参与者期望的根本因素。社区居民在各类环境问题中都是最直接的受害者，而居民相对于企业和政府在相关环境资料获取、话语权等方面又处于弱势地位，这均会导致居民对通过圆桌对话获取环境信息、争取自身环境权益和公平地位有更高的期望。政府作为公众利益的代理人、企业的监管者和服务者，更需要在经济利益、环境权益、社会公平等各方面做出权衡，期望圆桌对话能成为弥补政府和市场失灵、提高环境治理效果、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效手段，因此政府代表期望水平也相对较高。与其他代表相比，企业代表有其自身的复杂性，一方面，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的首要目标，居民和政府代表期望执行的严格的污染防治措施在短期内可能直接影响其经济利益，因此企业代表的期望可能与政府、居民代表相反;另一方面，面对企业污染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多的现实，一个着眼于长远发展的企业也必将关注环境问题，并希望通过沟通交流获得居民的理解和信任，为自己改良污染防治设备和企业转型赢得时间。据此可推断，相对于会议主持人、媒体代表、非政府组织等中立的第三方，居民、政府和企业代表的期望水平更高，其他条件相同时其满意度水平可能较低。

H12：对于收入变量，一方面，随着收入提高，居民可以采取多样化的防御措施降低环境污染对其自身的危害，如购买净水器、选择高价但绿色无污染的食品等，也更有能力支持多样化的环境友好行为，如为环境项目捐款等，进而可能降低其对圆桌对话的依赖和过高期望;但是，另一方面，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高收入者对良好生活环境往往有更高的追求。此外，收入也会影响人们的环境意识，Ronald[27]认为环境意识具有“后物质主义”的特征，即环境意识会在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形成并不断增强。随着收入提高，中等收入者较高的自身防御能力可能降低其对圆桌对话的期望;而一旦收入提高到“后物质主义”水平，高收入者较强的环境保护、环境维权意识又可能大大提高其对圆桌对话的期望，降低其满意度。

H13：从年龄来看，年轻人接收环境知识的途径和媒介最为多样化，特别是网络的广泛应用使该群体的环境认知水平高于其他组[28]，对环境污染等问题有更高的敏感性和更低的忍耐度，对环境质量要求及对话的期望可能更高、满意度水平相对较低。虽然有研究表明男性通常比女性有更高的环境认知和环境意识[29]，但总体讲性别不是影响参与者满意度的重要因素。

H2：受访者的实际感知效果在地区之间存在差异;会议制度设计是影响实际感知效果的主要变量，具体可通过背景资料公开、代表选取、政府/企业/居民互答时间分配和问题讨论充分程度等指标量化。

H21：从试点地区看，在圆桌对话开展初期，经验是影响对话客观效果的重要因素。早在2000年，作者之一及项目团队就在天津市开发区组织召开了污染控制报告会，这一时期的报告会虽然还存在很多问题，但是为第二阶段的社区圆桌对话积累了经验，而重庆市、辽宁沈阳及内蒙古赤峰直到2006年才开始试点圆桌对话。此外，天津市整体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也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对话效果。可推测天津市圆桌对话组织实施效果应该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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