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同性》-经济学论文，人口资源与环境论文-论文范文参考-科学狗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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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同性

范文

廖文梅虞娟娟袁若兰

摘要?本文构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选取江西省2011一2018年10个贫困县（市），运用熵权法和耦合协同模型，测算脱贫攻坚指数、乡村振兴指数以及两者的耦合协同度。研究结果显示：①各县（市）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指数均呈上升趋势，井冈山市和吉安县均保持领先水平，不同时序脱贫县（市）的脱贫攻坚指数时间演化趋势基本一致。②两者的耦合协同度呈稳定增长态势，从2011年的中度协同（0.454 7）走向2018年的极度协同（0.803 8），整体上呈现东北高、西北低的空间分异特征，其最高水平仍为井冈山市和吉安县。不同时序脱贫县（市）耦合协同度及其所处协同阶段差异非常显著，2017年脱贫县（市）经历高度协同、极度协同阶段;2018年脱贫县（市）要滞后一个阶段，起始于中度协同，最终步入极度协同;而2019年脱贫县（市）和未脱贫县（市）只经历前三个协同阶段。③良好耦合协同度是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共促共进的结果，实现乡村振兴各个维度的均衡发展能促进贫困县早日脱贫，同时也是构建良好协同关系的重要基础，产业兴旺是影响贫困县（市）脱贫时序、乡村振兴水平及其耦合协同度差异化的重要驱动因素，而生活富裕成为不同时序脱贫（市）的乡村振兴的共同均衡点。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思考：对脱贫较晚的县（市），耦合协同度相对滞后，要加快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以乡村振兴带动脱贫攻坚以激发脱贫的内在动力，未来发展应该抓重点，坚持生态优先的理念，加快产业转型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对脱贫较早的县（市），其耦合协同度相对领先，要进一步巩固和提升脱贫攻坚的成果，要突出解决乡村振兴发展中的短板和不足，从而达到五个维度的协同推进，形成区域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良性的、可持续的发展局面。

關键词?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熵值赋权法;相对指数法;耦合协同度

中图分类号?F30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20）10-0132-11

DOI：10.12062/cpre.20200326

2014年国家陆续出台《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实施方案》，对精准扶贫的顶层设计、目标要求、总体布局、工作机制和措施保障等方面做了详尽规制。各地政府严格按照中央精神，深入推进脱贫政策，实施精准脱贫。自此，中国进入了脱贫攻坚的关键时期，经过系列政策举措和共同努力，脱贫成效非常显著。截至2019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551万人，比上年末减少1 109万人，下降66.8%;贫困发生率0.6%，比上年下降1.1个百分点。在脱贫攻坚取得阶段性成效前，国家开始乡村振兴战略的部署，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指出：没有农村地区的脱贫，就没有乡村振兴，解决乡村贫困问题是乡村振兴的根本。2018年，脱贫攻坚工作进入决战的关键阶段，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明确：在实现2020年全面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背景下，未来三年将是我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互相融合的关键时期[1-3]。为此，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相互促进和融合，建立两者有机耦合协同的良性互动格局，对于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确保我国乡村快速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本研究通过构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指标体系，测算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水平及其耦合协同度，以期研究结论为现阶段协同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工作提供决策参考。

1?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耦合研究综述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两大战略实施以来，国内很多学者开始关注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与衔接机制等问题。在实施脱贫攻坚战略以来，中国农村取得大规模减贫，而后，开始考虑如何振兴乡村经济，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学者们认为中国乡村振兴一定要抓好“人、地、钱、业”等核心内涵，要特别关注边远村落和贫困群体[4-5]，着力解决农民高密度一般农村地区谋求发展问题[6]，在两大战略实施的交汇时期，更多的是要处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关系[3]，其关系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两大战略具有共同点，都旨在消除绝对贫困、消除城乡差距、消除社会偏见，其本质上都是为了解决社会的分配与再分配不均衡问题而进行的顶层制度设计[7]，表现为时间安排的重叠性和战略思想的一致性。第二，两者属于战略上的“过渡”与“升级”。表现为实施时间上的继起、战略目标的递进关系[8]。脱贫攻坚战略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前提和基础，只有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的目标，才能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下坚实基础;同时脱贫攻坚又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脱贫攻坚的目标任务、总体要求、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都体现于乡村振兴战略内容之中，乡村振兴战略思路也要贯穿在脱贫攻坚战的全过程[9];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脱贫攻坚提供新的动力和保障，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手段和举措，二者的区别在于所立足的维度和阶段不同，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10]。第三，两者存在战略上的“差异性”[11]。两大战略尽管在时间上有三年的并存交汇期，但两个战略的侧重点各不相同，脱贫攻坚主要是以解决贫困人口的“两不愁、三保障”为目标，重在人的基本需求问题，而乡村振兴则是以乡村为整体，重在对乡村进行总体规划，谋求人的发展问题[12]。在实践逻辑上精准脱贫是乡村振兴的时序前提和空间基础，乡村振兴通过助力产业脱贫和精神脱贫为脱贫攻坚提供长效内生动力[10]。总之，两者表现为以内容共融、作用互构和主体一致为表征的互涵式关系[2]，两者之间相互促进。

如何实现两者的协同推进和有机衔接，众多学者也给予了关注，学者认为两者的协同要从思想、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和社会等7个方面同步推进[13]，尤其在规划、组织、主体、载体与监管等方面提供“五大关联空间协同”条件保障[14] ，在深刻理解和把握衔接内涵的基础上，实现二者在重点目标、体制机制、政策措施、成效认定等多方面、全方位的有机衔接，形成相互支撑、相互配合、有机衔接的良性互动格局[3]，但是现阶段存在着体制机制衔接不畅、产业发展升级困难和内生动力难以激发等问题[2]。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现有研究在两者的内在逻辑、有效衔接和相互关系上做了卓有成就的理论探讨，但在不同区域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协同关系的实证分析上还存在深入研究的空间。本文构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指标体系，以2011—2018年江西省10个贫困县（市）为基础，划分为四类不同时序脱贫县（市），分别测算其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水平，再利用耦合协同度模型对比分析耦合协同程度及其差异，以其研究结论为可以因地制宜地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协同工作提供参考。

2指标体系的构建及耦合协同作用机制

评价指标体系及其指数被认为是一种客观评价复杂系统的有效工具，乡村振兴涉及经济、社会、环境、医疗、生产、生活等各个方面。因此，构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指标体系是测度其发展水平及进程的重要内容。

2.1?脱贫攻坚指标的构建

对于脱贫攻坚指标的选取，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标准。贫困测度采用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贫困缺口率、sen指数、SST指数、FGT 指数等指标，但脱贫指标因评估对象不同有所差异，如贫困人口的脱贫指标为“一超过、两不愁、三保障”，即贫困户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稳定超过国家贫困标准，吃穿不愁，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贫困村和贫困县的脱贫指标则分别为“一个确保、两个完善”“三率一度”，贫困县最终以贫困发生率降至2%以下（西部地区降至3%以下）为评估贫困退出的落脚点。为了统计口径的一致性和数据的连续性，参考已有的文献和现行最终评估的做法，本文最终选择贫困发生率来衡量贫困县脱贫的评估指标。

2.2?乡村振兴指标体系构建

已有学者在乡村振兴指标的构建上做了有效的探索，普遍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一级指标来构建乡村振兴指标体系[15-19]，但是未形成统一的乡村振兴指标体系。有些指标侧重于微观村级数据，如采用群众满意度来衡量治理有效[18-19]，优点是各项指标更准确衡量乡村振兴一级指标的内在含义，缺点是无法保证数据追溯性和持续性，难以实现纵向比较。有些指标更侧重于统计数据，优点是指标口径具有一致性，有利于纵向和横向的比较，缺点是有些数据不公开或未统计，导致放弃部分指标或采用其他相关联指标来替代，使得指标匹配失去一定准确性和全面性。也有些指标在农村发展过程已经实现全覆盖，指标值之间无差异，如农户使用卫生厕所、清洁水源和垃圾处理率等。因此，不同的区域特点，乡村振兴评价指标存在一定的差异，比如南方和北方的区域差异。2018年国家公布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首次建立了乡村振兴指标体系，适用于全国村级层面的普适性评价，但有些指标难以溯及历史数据，且未能体现区域内的特点和差异。在此基础上，结合江西省的区域特点（如粮食主产区、南方集体林区、生态文明示范区等）尝试构建江西省县域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

（1）产业兴旺。采用人均GDP、粮食单产、农产品商品率和旅游接待人数等6个指标。①人均GDP，反映了一个地区的总体经济发展状况，是衡量产业兴旺的一个重要指标，人均GDP越高，说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发展越快。②粮食单产，反映出一个地区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一个地区单位面积上粮食的总产量越高，说明这个地区的农业产业生产能力越强。③农产品商品率[19]，即农产品的商品产值占农业产值的比重，反映一个地区单位面积的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大小，农产品商品率越高，说明这个地区的产业发展越好。④旅游接待人次，反映出一个地区的旅游产业发展情况，旅游接待的人次越多，这个地区的旅游产业越发达。⑤农田有效灌溉率[20]，指农田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率，体现农田灌溉实施程度[17]。⑥亩均农业机械总动力[20-21]，平均每亩耕地的农业种植与生产的机械动力总和，反映农业和农村的机械化水平。

（2）生态宜居。采用人均林地面积占比[1]、医疗卫生条件和公路通车里程数等3个指标来衡量。①人均林地面积，是南方林区的重要标志，较好地说明一个地区的生态宜居条件。②万人床位数，反映了该地区的医疗硬件条件，完备的医疗硬件是宜居竞争力构建中的重要指标，其高低体现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水平。③人均公路通车里程，折射出一个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条件，公路通车里程数越高，说明该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越好。

（3）乡风文明。选择人均农村义务教育专任教师数量[19]、学龄儿童入学率[19]、小升初升學率、初升高升学率等4个指标，农村基础教育是乡风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①人均农村义务教育专任教师数量，反映农村义务教育的水平，专任教师越多，每个专任教师所负担的学生数就越少，每个学生所接受的教育质量就会越高;②学龄儿童入学率，反映农村教育的宽度;③小升初升学率，可以反映出农村教育的广度;④初升高升学率，反映农村教育的高度。

（4）治理有效：本文选择人均犯罪起数、村干部高中以上文化水平占比、党员人数与村民委员人数比重、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率比、城乡养老保险覆盖率比等5个指标。乡村治理有效是要求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如乡村基层党组织、村民委会等被纳入乡村治理的主体范围，通过发挥乡村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以较低的治理成本实现乡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最终实现城乡基本公共利益和服务均衡化的治理目标[22]。包含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率、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覆盖率等各项社会保障制度为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的底线生存服务[23]，其城乡之比折射出城乡公共利益和服务均等化程度，用以量化乡村治理是否有效。

（5）生活富裕：选择城乡收入比[19-20]、农村人均消费水平和人均农村居民用电量等3个指标。①城乡收入比，是指城乡居民收入的比值，是衡量城乡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指标，反映的具体数字为基尼系数。②农村人均消费水平，侧面反映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消费水平越高表示农村居民的收入状况更好。③人均农村居民用电量，一方面可以反映出农村生产水平，用电量越高说明农村的机械化水平和电气化水平越高;另一方面还反映出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高低，用电量越高表示农村居民家庭的家电更齐全，生活质量越高。

综上所述，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一级指标与二级指标设置具体如表1所示。

2.3?耦合协同作用机制

耦合协同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或体系相互作用、彼此影响而形成一体化的关系，是一种互动效应、联动效应。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都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在其实施的交汇期，两者要达到互促互进，统筹规划协调最为关键。从产业扶贫到产业振兴、人才帮扶到人才振兴、文化扶贫到文化振兴、生态扶贫到生态振兴、党建扶贫到组织振兴[24]，囊括了乡村系统中的“人、地、钱、业、技”众多要素，同时并存在脱贫攻坚系统和乡村振兴系统之中形成一个有机的耦合整体，即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耦合协同系统。

作为脱贫攻坚重要驱动力的鄉村振兴是实现可持续长效脱贫、解决相对贫困的有效路径选择，是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弥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乡村短板的重要举措。对于未脱贫或刚刚脱贫的乡村，基础设施还比较薄弱，产业发展的竞争力还不强健，乡村治理和组织建设还不牢固。因此，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出台相关制度和政策加大对农村的道路交通、水利、教育、卫生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入力度，推动“人、钱、技”等要素向农村流动，提升农村发展水平，激发农村脱贫奔小康的内生动力。

3?指数、权重和耦合协同度的形成方法、计算公式

3.1 指数的形成方法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耦合协同系统由23个指标构成。每个指标的评分表示各县（市）的相对位置。具体方法是：先就单个指标设定基准年份（2011年）指标得分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1或0，并根据每个县（市）的指标值确定它在0与1之间的得分，形成与该指标相对应的单项指数。再由属于同一维度的几个指数按照一定的权重合成维度指数，最后由几个维度指数按照一定的权重合成总指数。计算指标得分的方法如下[25]：

其中，xij是第i个县（市）第j个指标的原始数据，max（xj）是与所有10个县（市）基年（2011年）第j个指标相对应的原始数据中最大的数值，min（xj）是最小的数值，λij为第i个县（市）第j个指标的指标得分。经过上述处理，各项得分均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水平正相关，即得分越高，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水平越高;反之越低。为了使各县（市）的指数评分可以同以往的年份相比，从而反应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水平的进步情况，基期以后的年份最高和最低分允许大于1或小于0[25]。

3.2?权重的计算

本文选用Shannon的熵值法来计算指标权重，它是一种客观赋权法，原理是根据各个指标的原始数据来测度指标权重，这样就避开了主观赋值所产生的随机性，同时还能够处理多个指标变量的信息重叠问题。熵值法的计算公式及具体步骤如下[26]。

3.3?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耦合协同模型构建

为了了解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相互作用，本文引入物理中的耦合概念，利用物理学中的容量耦合系数模型[21]，可以得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交互作用的耦合度函数：

其中，C表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交互作用的耦合度，反映了两系统交互耦合的强弱。U1和U2分别是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发展水平评价函数。

从耦合函数公式（7）可看出，耦合度C∈（0，1）越接近1，说明两者之间的交互耦合状态越好;反之，说明交互耦合状态越差。

耦合度C是反映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交互作用的重要指标，C值的大小可以判别两者交互耦合的程度，体现两者作用的时空演化关系，对未来耦合发展的趋势做出预警。但也存在缺陷，即当两者的发展水平均处于较低水平时，同样出现较高的耦合性，为“伪耦合”，难以反映系统的整体功效与协同效应，会给研究结论带来一定的误导。基于此，本文同时引入了协同度模型，目的是更加精准地判定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同程度，目前常用方法是采用离差最小化原理构造离差模型来判断系统的协同程度：

其中，D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协同度，T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α、β为待定系数，表示两个系统的重要程度，且α+β=1。假定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两系统同等重要，取α=β=0.5。借鉴以往的研究成果[22]，本文将协同度划分为4个类型，如表2所示。

4?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耦合协同关系的量化分析

4.1?数据来源

贫困县（市）样本见表3。江西省属于红色革命老区、罗霄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赣南等原中央苏区“三区”集中区域。2017年初江西省有21个国定贫困县（市），截止到2019年底，已经有18个县（市）退出贫困县序列。为了厘清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的耦合协同关系在贫困县（市）脱贫时序上是否存在差异，本文在不同脱贫年份上分别选择一定比例的县（市）作为研究样本（尽可能来自“三区”交集），同时选择赣县区作为未脱贫县进行对比分析。为了更清晰了解不同时序脱贫的县（市）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及其耦合协同度的演化规律，将10个样本县（市）按不同脱贫时序分为4类：2017年脱贫县（市）、2018年脱贫县（市）、2019年脱贫县（市）和未脱贫县（市）。2011年全国实施《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下简称《纲要》），2012年在原中央苏区范围实施《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下简称《意见》），目标是到2020年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整体实现跨越式发展。因此，本文以2011—2018年为研究期，进一步明确上述两项政策在贫困县（市）产生的政策绩效，数据来源为2012—2019年江西省统计年鉴、各县（市）的统计年鉴和年度公报。

4.2?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水平的描述

根据表2的指标体系和相对指数法的计算，得到2011—2018年江西省10个县（市）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指数。2012年，脱贫攻坚指数和乡村振兴指数实施跨越式增长，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2011年大部分脱贫县（市）的基数比较低，容易产生高增长态势;二是，在2012年依据《意见》加大对赣南原中央苏区的扶持力度，着力解决突出的民生问题和制约发展的薄弱环节方面，如改善城乡生产生活条件，加快交通、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刺激了包含10个样本贫困县（市）在内的赣南原中央苏区快速增长。

4.2.1?脱贫攻坚指数的描述

2011—2018年江西省10个县（市）的脱贫攻坚平均指数均呈上升趋势，即从2011年的0.698 8到2018年的1.638 0，增长量为0.939 2。8年间脱贫攻坚平均指数最高是井冈山市，为1.352 6，其次是吉安县和横峰县，最低的为安远县。从时间演化趋势来看，井冈山市、吉安县的脱贫攻坚一直处于领先水平，成为江西省率先脱贫县（市），其中作为中国革命摇篮和红色精神传承地井冈山市也是中国最早脱贫的县（市）。

2011年井冈山市、吉安县、横峰县和遂川县的脱贫攻坚基础较好，其指数均于0.9以上，远高于其他县（市）。其他县（市）则为0.7及以下。2018年底，除了赣县处于1.535 5以外，其他县（市）均高于1.640 0以上。

不同时序脱贫县（市）的脱贫攻坚指数时间演化趋势如图1所示。总体看，各时序脱贫县（市）变化趋势比较一致。2011年各分类的脱贫攻坚指数相差比较悬殊，这可能与《中国农村开发纲要（2011—2020年）》实施的初始年有关，各项扶贫政策才刚刚落地，成效不够显著;由于安远县脱贫攻坚相对指数基点最低，拉低了整个2019年脱贫县（市）脱贫攻坚的水平。2012年在赣南原中央苏区实施《意见》后，各个县（市）步入较为均衡发展阶段，特别是基点较低的安远县，抢占赣南苏区振兴发展的机遇，加速进位赶超，安远县的贫困发生率从2011年的末位赶超到2012年第4位。2015年全国开始实施精准脱贫、打响脱贫攻坚战，各个县（市）进入快速增长阶段。2016年起增长量开始放缓，至脱贫年份后更为平缓。2017年脱贫县（市）的指数总体上处于最好水平，其次为2018年脱贫县（市）和2019年脱贫县（市），三者的增长率呈倒N型，经历2014年的低谷、2015年的高峰后开始逐年下降趋势。其中，未脱贫县处于较低水平，2014年其指数高于同期其他县（市），2016年起进入了攻坚克难的深水阶段，研究期间其环比增长率呈锯齿形下降趋势。

4.2.2?乡村振兴指数的描述

2011—2018年10个县（市）的总体乡村振兴平均指数呈上升趋势，从2011年的0.369 0到2018年1.160 7。井冈山市、吉安县的乡村振兴水平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和快速发展态势，2018年其指数达到2.262 5和1.488 1。而赣县和安远县相对落后，2018年仅为0.765 7和0.796 7。

增量最快的是井冈山市和瑞金市，分别为1.3506和0.865 9。比较而言，除个别县外，各县（市）乡村振兴的增长趋势较为同步。2013年，井冈山市的波折下降情况主要由生活富裕指标下的城乡收入比值较大所致，同年会昌县的乡风文明中小升初升学率和初升高升学率、治理有效中的城乡养老保险覆盖率比和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率比、生活富裕中的农村人均消费水平拉低了其乡村振兴指数水平。2017年，横峰县的乡村振兴指数出现了明显地下滑，主要由于乡风文明指标中的农村义务教师数量出现大弧度下降导致的，横峰县为了缓解城区中小学教师数量矛盾，从农村中小学择优考选了部分教师进城区学校任教。同样原因也使得安远县在2012年和上犹县2014年的乡村振兴指数明显下滑。

将10个县（市）指数按脱贫时点均值化归于4类，结果如图2所示。不同时点脱贫的乡村振兴指数具有较大的差异，脱贫时序与乡村振兴指数的高低有较强正向相关关系。①2017年脱贫县（市）具有较高的乡村振兴起点，致使2014年进入飞速发展期，并与其他时序脱贫县（市）的差距越拉越大;其增长率演变趋势呈锯齿形，在经历2013年和2015年的谷值、2014年峰值后呈上升趋势。2013年和2015年，出现低谷的主要原因分别为井冈山市的生活富裕指标下的城乡收入比值较大和治理有效指标的最低生活保障率下降;②2018年脱贫县（市）和2019脱贫县（市）的乡村振兴指数增长及增长率发展趋势基本一致，其增长率演变趋势呈倒N型;其中2019脱贫县（市）在2015年的谷值是由于瑞金市最低生活保障率下降，拉低了其治理有效水平。③未脱贫（市）的乡村振兴指数呈波动性增长，增长率演变规律呈N型，其中2015年出现的谷值，同样是赣县最低生活保障率出现明显下降，导致治理有效水平降低。

为了进一步寻找不同时序脱贫县（市）的乡村振兴指标背后驱动因素及五个维度上的差异，采用了雷达图进行分析，结果如图3所示。尽管权重的差异导致了维度之间不能直接比较，但可以准确表达不同时序脱贫县（市）的差异和时间变化趋势。2011年各时序脱贫县（市）的五个维度差异较大，2014年后呈现较为稳态的发展格局。生活富裕作为乡村振兴的根本和脱贫攻坚的终极目标，此时成为不同时序脱贫（市）共同发展的均衡点。

具体不同分类而言， ①2017年脱贫县（市）：2011年期间，在各个维度都展示较强的发展趋势，而产业兴旺和生活富裕成为其乡村振兴水平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发展产业是脱贫攻坚的重要抓手和关键举措，通过因地制宜地培育主导产业或特色产业，增強贫困地区造血功能和帮助群众本地就业，让贫困者获得可持续性发展的机会，同时产业扶贫为乡村振兴打下扎实的基础。除了乡风文明外，其各个维度都强于其他类型的脱贫县（市），特别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优势特别明显，人均GDP、农产品商品率、粮食单产和旅游接待人次为其主要贡献点，其相对的短板在乡风文明，特别是人均农村义务教育专任教师数和学龄儿童入学率相对偏低。②2018年脱贫县（市）：乡风文明逐渐成为其乡村振兴的主要增长点，尤其在2012年，同样源于人均农村义务教育专任教师数和小升初升学率的贡献所致，产业兴旺是拉后乡村振兴的主要因素，主要表现为横峰县的农产品商品率低、亩均农业机械总动力和农田有效灌溉面积在同期中偏后以及万安县的旅游接待人次偏少所致。③2019年脱贫县（市）：与2018年脱贫县（市）相比，其各个维度的差距在逐年缩小，2011年、2014年的各个维度均有差距，2017年、2018年除乡风文明有差距，其他维度基本一致。④未脱贫县（市）：2014年之后，除了生态宜居和乡村治理外，其3个维度的演化趋势与2019年脱贫县（市）基本相同。

4.3?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耦合协同度分析

以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评价指数为基础，再根据耦合协调度模型公式（8），可得2011—2018年江西省10个县（市）的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耦合协同度，按不同时序脱贫县（市）分别平均得到4类耦合协同度，如图4所示。江西省10个县（市）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耦合的协同度由2011年的0.454 7提升至2018年的 0.821 9，整体呈升幅态势。井冈山市的耦合协同度同样处于领先保持快速发展趋势。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耦合协同关系经历了中度协同、高度协同和极度协同等三个发展阶段，这说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两者在表现良好耦合性的同时一直在寻求一个良好的协同关系。其中，井冈山市的耦合协同度同样领先并保持快速增长，由2011年的0.691 0增长到2018年0.985 1，成为唯一一个乡村振兴领先于脱贫攻坚的县（市），说明井冈山市已经较好地完成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正在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吉安县处于其次，由2011年的0.633 9增长到2018年0.884 6;上犹县、安远县、会昌县和赣县相对落后，8年研究期间一直持续处于在较低的水平，主要是乡村振兴相对滞后导致，产业基础薄弱、发展劲头不足是根本原因。

从不同时序脱贫县（市）分类而言，耦合协同度差异非常显著，已脱贫县（市）在2014年之后增长率的变化趋于一致，具体而言，①2017年脱贫县（市）：2011—2014年为高度协同、2015—2018年为极度协同。其耦合协同度一直处于领跑地位，脱贫攻坚在产业、生态、教育等方面为乡村振兴建立了较好发展的基础，乡村振兴在一定程度促进了脱贫攻坚的目标实现，两者的耦合协同发展意味着有着共振互促。为之贡献最大的井冈山市，其耦合协同度从2011年的0.691 0增长到2018年0.985 1，一直保持着较高的水平和平稳增长态势。②2018年脱贫县（市）：2011年为中度协同、2012—2016年为高度协同、2017—2018年为极度协同。与2017年脱贫县（市）相比，其要滞后一个状态，并且与2017年脱贫县（市）耦合协同度差值呈V型。2014年开始，耦合协同度的增长速度开始呈微下滑趋势，主要是因为乡村振兴的增长速度没有匹配上脱贫攻坚的速度所致。分县而言，万安县位于前列，横峰县与瑞金市处于交织增长状态。③2019年脱贫县（市）：2011年为低度协同，2012—2013为中度协同、2014—2018年为高度协同。与2017年脱贫县（市）的耦合协调度差值水平较对平衡，围绕着0.15上下波动，微呈倒N型，差距微拉大的原因是2014年脱贫攻坚指数出现了波折性下降以及上犹县的耦合协调度波动性，影响了整体协调度。分县而言，遂川县和上犹县位于前列，其他县（市）尽管起点较低，起点处于低度协同，但发展后劲在不断增强，特别是安远县、会昌，年均增长速度最快，增量最明显。④未脱贫县（市）：2011年为低度协同、2012—2015年为中度协同、2016—2018年为高度协同。2014年由于脱贫攻坚指数的波折性增长，使其耦合协同度在中度协同阶段呈现抛物线型的峰值，而后平衡增长，与2019年脱贫县（市）的差距较小。

江西省贫困县（市）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同度表现出明显的时间异质性和空间聚集性，并在空间上伴有一定规律性。2011年，耦合协同度中高度的县（市）主要集中在江西省吉安地区;除瑞金市和上犹县在中度协同外，江西省赣州地区的其他县（市）普遍处于低度协同阶段，并且整体有从西北部向东南部格局递减的趋势;到2018年，吉安地区县市全部步入高度协同和极度协同阶段，同时江西省赣南地区也进入了高度协同。空间分布规律为东北部耦合协同度高，整体呈现由北向南的梯度递减趋势。江西省南部为赣南地区，由于战争创伤和自然地理等多种原因，导致了赣南地区经济发展落后、基础设施薄弱、产业结构单一、生态环境脆弱和生活水平低下，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使得南部地区的脫贫攻坚、乡村振兴及其耦合协同度在一定时期内都要相对滞后，要改变这落后面貌需要一个发展过程。

5?结?论

本文以2011—2018年江西省10个贫困县（市）作为研究区域，在构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相对指数法测算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指数来衡量其发展水平，结合耦合协同模型来测度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耦合协同度，再分析不同时序脱贫县（市）的差异特征，得出一些初步的研究结论，再根据研究结论提出进一步讨论和思考的方向。

（1）各县（市）脱贫攻坚指数呈逐年上升趋势，总体平均指数从2011年的0.698 8到2018年的1.638 0。其中，井冈山市、赣县分别为10个县（市）中脱贫攻坚指数最高和最低指数，2018年的指数分别为1.664 9、1.535 5;增速增量最大的为安远县。各时序脱贫县（市）变化趋势比较一致，2014年起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至历经脱贫年份后变为缓慢增长。

（2）各县（市）乡村振兴平均指数呈逐年上升趋势，总体平均指数从2011年的0.369 0到2018年1.160 7。井冈山市、吉安县的乡村振兴指数仍处于领先水平和快速发展态势，2018年其指数达到为2.262 5和1.488 1。不同时序脱贫县（市）的乡村振兴指数具有较大的差异，乡村振兴指数与贫困县（市）的脱贫时序有较强正向相关关系。2017年脱贫县（市）具有较高的乡村振兴起点，2013年之后进入飞速发展期，并逐渐位大与其他县（市）的差距。2018年、2019年脱贫县（市）和未脱贫县（市）从低至高呈现等水平上升趋势。产业兴旺、生活富裕分别成为不同时序脱贫县（市）的乡村振兴差异增长的优劣势和共同发展的均衡点。

（3）各县（市）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同度呈稳步上升趋势，井冈山市、吉安县仍处于最高水平。其总体平均度从2011年的中度协同（0.454 7）向2018年的极度协同（0.803 8）过渡，整体上呈现东北高、西北低的空间分异特征。不同时序脱贫县（市）耦合协同度差异化明显，其高低水平与不同类型县（市）脱贫时序也呈现正向关系。2017年脱贫县（市）其耦合协同度经历高度协同、极度协同，2018年脱贫县（市）要滞后一期，同时经历了中度协同、高度协同和极度协同，2019年脱贫县（市）和未脱贫县（市）还未步入极度协同。

（4）《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卓有成效地促进了整个赣南原中央苏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快速发展，尤其在井冈山市、吉安县、万安县和横峰县更为明显。脱贫攻坚是以产业、生态、教育、就业等方面为抓手，在实现早日脱贫目标的同时推动着乡村振兴的同步快速发展。实现乡村振兴各个维度的均衡发展能促进贫困县（市）早日脱贫，同时也是构建良好耦合协同关系的重要基础，产业兴旺是影响贫困县（市）脱贫时序、乡村振兴水平及其耦合协同度差异化的重要驱动因素。良好耦合协同度是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共促共进的结果，同时又能推动两者健康稳定地发展。

6?讨?论

不同时序脱贫县（市）的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指数及耦合协同度差异性明显，在脱贫攻坚进入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国家开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对脱贫攻坚工作的“巩固”和“提升”。在两大战略实施的历史交汇期和政策叠加期，科学厘清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有助于当地政府更加清晰认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工作中优势、短板和不足，而后谋求二者的良性互动和共振发展。①对脱贫较晚的县（市），其耦合协同度相对滞后，要加快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以乡村振兴带动脱贫攻坚以激发脱贫的内在动力，未来发展应该抓重点，集中资源优势，优化乡村振兴“人、地、钱”等要素供给;坚持生态优先的理念，加快产业转型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促进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协同发展。②对脱贫较早的县（市），其耦合协同度相对领先，要进一步巩固和提升脱贫攻坚的成果，发挥两大战略引领效应;要突出解决乡村振兴发展中的短板和不足，健全现代乡村治理体系，从而达到五个维度的协同推进，促进两大战略更深层次的融合，形成区域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良性的、可持续的发展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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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爱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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