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一带一路”市场中国制造的绿色升级路径探索》-经济学论文，经济论文-论文范文参考-科学狗论文网

标题

面向“一带一路”市场中国制造的绿色升级路径探索

范文

王娟娟+董红燕

摘要纵观中国制造的国际市场，诸多差异性问题需要中国以不同的策略应对不同的子市场。从经济学的角度这些问题可以界分为转型和升级两类问题，文章从效率提升和成本下降空间标准界定产业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内涵。以“一带一路”市场为目标市场，分析中国制造在这一市场的发展，明确绿色升级战略是中国制造在这一市场的占优选择。继而从生产技术、劳动生产率、设备利用率及管理水平等方面阐释中国制造实施绿色升级战略的必要性，并给出改进生产技术、提升仓运吨位、升级换装设备及强化市场细分等相应的升级方案。考虑到中国制造在“一带一路”市场的相对优势，中国制造实施绿色升级战略必然会产生优化产业链、促进专业化生产、提升中国经济实力、扩大贸易规模、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等积极效应。

关键词 “一带一路”；中国制造；绿色；升级；转型

[中图分类号]F26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7）06-0044-06

经过长期发展，中国制造已经具有较高的国际市场覆盖度，其根基是中国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而非独特的技术优势。随着中国劳动力红利的消失，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下降，突破发展制约成为必然选择。受制于中国制造市场份额变动弹性大的约束，全球划一式的中国制造发展战略是失效的，精细市场细分、制定差异化改革方案是占优选择。在“一带一路”区域，中国制造具有较为显著的综合优势，传统制造业产品还有较大的市场潜力，为稳固已有市场和抢占潜在市场，在中短期，中国制造以生态文明为准绳升级传统制造业是践行度高的有效路径。梳理已有文献，学者们基本从整体视角研究中国制造的发展战略，霍春辉等[1]将微、中、宏观视角融合，提出强化企业专有性生产能力、以产业嵌入方式向全球价值链研发和服务环节深入的升级路径。刘名远[2]认为向长江经济带进行产业转移可以重构中国产业价值链，增强产业增值能力。邵安菊[3]认为中国制造必须向优质制造转变，提出可行的路径有提升产品质量、创新技术、强化服务、打造品牌等。已有研究的理论价值远高于现实价值，本研究侧重于应用型价值的突破，通过明确中国制造在“一带一路”区域的市场定位，探索相宜的发展战略。

一、转型与升级的界定

转型与升级在产业发展领域，尤其在中国制造发展战略中较多涉及。本研究以经济学视角审视这两大经济战略，二者存在较大差异。从成本和效率的维度看，若某一产业运用先进技术具有降低成本或提升效率的空间，则说明该产业有可持续发展的潜质，对原有产业进行升级是交易成本较低的有效路径。若在现有技术水平和要素价格下，某一产业没有降低成本或提升效率的空间，则说明该产业已处于成熟阶段，若其产品市场需要大，可以在维持现有生产规模的同时寻找转型方向；若其产品市场需求处于下降态势，则企业必须围绕市场动向快速明确转型方向。可见，较之升级时围绕本产业降成本提效率，转型更多地体现为转产，交易成本较高，故产业升级策略应先于产业转型策略。

立足“一带一路”市场，中国制造具有优势明显的市场份额，在现有技术水平和生产要素来源多元化的支撑下，中国制造产业的升级空间大。需要明确的是，作为世界制造的一部分，中国制造业的升级必须秉持生态文明理念，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同发展，即实施绿色升级战略。

二、“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制造提供“走出去”的机遇

（一）“一带一路”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大

目前，“一带一路”倡议涵盖亚非欧诸多经济体，多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是全球贸易和跨境投资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为了满足工业化、城市化等的要求，各经济体均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但由于基础薄弱，各类基础设施缺口较大。在中亚和东盟地区，除新加坡外，大部分国家工业化水平低、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发展滞后，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不能满足需求。據亚洲开发银行预测，截至2020年，亚洲地区基础设施投资年需求金额7 300亿美元，各经济体完善境内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投入8万亿美元，提高区域间互联互通水平的基础设施投入需要3 000亿美元[4]。聚焦“一带一路”区域经济体的基础设施需求，多集中于铁路、管线、机场、港口、核电、电信等设备设施，而中国制造在这些方面具有相对优势。可以说，“一带一路”市场的基础设施需求能够与中国阶段性、结构性的基础设施产能过剩对接。中国与沿线国家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既契合“一带一路”区域的发展要求，又可以为中国制造提供“走出去”的机遇。

（二）“一带一路”区域经济体产业合作空间大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前，沿线经济体已经有深厚的经济合作基础，尤以中国与其他经济体的合作广泛。“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经济结构的相似性和互补性使各方经济合作更为深入，进一步开阔了中国制造的优质产能的输出路径，多以产业转移、产业投资等形式输出。例如，越南不断强化与中国在纺织业领域的合作。目前，天虹、百隆东方、健盛集团和中洲国际等中国纺织业的龙头企业均已在越南投资建厂，且新建了纺织业工业园区，以谋求在纺织领域与越南深化合作，提升纺织业竞争力，重塑国际纺织业价值分配格局，同时，有利于输出我国纺织业的过剩产能，推进纺织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三）拓宽中国制造技术溢出效应发挥渠道

经过长期积淀，部分中国制造技术已经从完全依靠引进为主向国外输出转变，中国制造的技术溢出效应正在显现。在向“一带一路”区域经济技术溢出的过程中，不仅填补了很多国家的技术空白，优化生产流程，还有效提升了中国制造的国际认可度和知名度。例如，中国将液氨丝光整理机及配套技术输出到越南，改善了纤维手感，使纺织物更富有弹性和光泽。再如，中国仪化集团为印度尼西亚设计并安装全线采用仪化纺丝技术的聚酯纤维装置，并在后加工系统中首次使用单台电机变频控制系统，极大地丰富了纺织产品的种类、款式及花色。中国制造技术的输出得到越来越多经济体的认可。

三、中国制造发展现状

（一）中国制造的贸易规模大

从数据看，中国制造规模大，占世界制造总额的20%，居于世界首位。同时，出口的地区结构更加多元化，据联合国贸易和就业会议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制造出口量占世界制造出口总额的13.8%，同比上升1.5%，创近50年全球最高纪录[5]。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国际认可度的提高，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规模不断提升。以纺织品贸易量为例，2015年，中国出口到“一带一路”市场的纺织品和原料占总出口量的33.9%。从具体产品类别看，中国与“一带一路”区域经济体的纺织品贸易以家纺产品为主。2014年，中国出口至沿线经济体的家纺产品量达25.76万件，金额达73.9亿美元，分别占中国家纺产品出口量与出口总额的29.44%和31.49%。从地区结构看，2014年，中国出口至东盟的家纺产品达17.99亿美元，占中国家纺产品出口总额的7.76%，目前，东盟已经成为继欧盟、美国和日本之后的中国第四大家纺产品出口市场[6]。可见，中国制造在“一带一路”市场具有较为稳固且呈增长态势的市场占有率。

（二）中国制造的科技含量较低

尽管诸多经济体认可中国是制造大国，但鲜有国家和地区认为中国是制造强国。中国制造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的底端，在聚合产品高附加值的研发、设计、品牌等环节中国制造的参与度极为有限，重大技术产品和技术附加值较高的设备依然主要依赖进口。据统计，在我国制造行业中，优质、低能耗的先进工艺普及率不足10%，数控机床、精密设备不足5%，90%以上的高档数控机床、100%的光纤装备制造技术、85%的集成电路制造设备、80%的石化设备、70%的汽车零部件等均依赖进口。尽管在这些领域我国不断加大科研经费投入力度，但较之世界制造强国，差距依然很大，我国基础产业研究经费支出约占研发经费支出的5%，美国、英国、法国等制造强国的这一比重均在10%。在研究经费投入不足的情况下，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还较低，仅为10%，远低于制造强国40%的转化率[7]。在实践和研究等领域的显著差异使中国制造的科技含量普遍较低。

（三）中国制造的环境污染程度深

为了快速扩大经济总量，长期以来，我国采用需求拉动和要素驱动的发展战略，在一定的历史阶段，高速增长使我国步入世界大国行列，但也引发消耗多、效率低、污染大等问题，并在部分制造行业形成较为严重的发展瓶颈。据测算，2010年中国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以上，钢铁、建材、化工等行业的单位产品能耗比国际先进水平高10%～15%，2015年中国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9倍[8]。高能耗、低效率严重污染着我国的生态环境。环境统计年鉴数据显示，纺织业是工业行业的排污大户，废水排放量位居全国41个行业前列，其中，印染加工过程产生的废水排放占纺织业废水排放量的70%以上[8]。经比较，在生产同类单位产品的情况下，2010年我国印染废水中无污染物平均含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3倍，用水量则高达3～4倍，且截止目前，受制于技术水平，这一状况并未显著改善。全球每年约有25%的化学品用于纺织业，而我国纺织业就消耗了全球42%的纺织化学品[8]，这些化学物质以三废的形式排放至生态系统，严重影响着我国的生态环境。

四、中国制造在“一带一路”市场实施绿色升级战略的必要性分析

在理论层面，产业升级与产业转型存在明显的内涵差别。在实践层面，中国制造实施绿色升级战略更符合“一带一路”市场对中国制造的要求。由上述分析知，在“一带一路”区域拥有较高市场占有率的中国制造具有进行绿色升级的条件和环境。由于升级战略是中短期的有效战略，故引入边际成本（MC）、总成本（TC）、总可变成本（TVC）、总不变成本（TFC）、平均成本（AC）和平均可变成本（AVC）等指标辅助分析。

（一）改进生产技术可降低企业可变成本

改进生产技术有助于降低单位产品能耗、压缩生产时间，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既定投入可以形成更多的有效产出。所有正经济效应均能以产品单位可变成本的变化来显示。以数字化控制技术在电子工业中的应用为例展开分析，数字机床工作流程技术可以大幅提高企业生产效率，提升电子产品的质量和档次，缩短生产周期，最终体现为单位产品的可变成本下降。在图1中，MC1和AC1曲线分别表示电子工业企业在改进数字化控制技术之前的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曲线，此时，企业能够达到的最低平均成本是C1，生产Q1的数量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当运用改进后的数控技术后，单位能耗、生产时间等指标趋于优化，外部正效应使企业的AVC曲线整体向下移动，在市场价格波动不大的前提下，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从而扩大生产规模，AVC1移至AVC2，与此相对应，MC与AC整体移动，MC1移至MC2，AC1移至AC2，单位产品能够达到的最低平均成本降至C2。

（二）劳动力素质影响企业生产成本

劳动力是生产环节中最活跃的经济要素，随着劳动力素质的提升，很多行业的生产格局发生巨大变化。从理论层面开启分析，劳动力报酬是对劳动力能力的价值衡量，是企业可变成本的組成部份。若高素质的劳动力是个例，则企业成本变化不大，甚至成本提高，只有劳动力素质提升成为普遍现象时，企业成本才会明显下降。例如，在电子产品设备调试与安装行业，高素质劳动力比重不断扩大，全行业劳动者水平显著提升，高素质劳动力的稀缺性降低，行业生产效率大幅提高，但企业为劳动力支付的报酬相对下降，即生产效率提升幅度大于工资增加幅度。在图2中，MC1和AC1曲线分别表示电子工业企业在劳动力素质未整体提升式的边际成本曲线和平均成本曲线，此时，企业能够接受的最低产品单价是P1。在劳动力素质整体提升后，劳动力报酬相对下降，使AVC曲线向下移动，由于成本快速下降，企业的利润空间扩大，驱动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在规模经济效应的作用下，整组单位产品成本曲线向右下移动，AVC1移至AVC2，MC1移至MC2，AC1移至AC2，在市场价格为P1的情况下，企业能够接受的最低价格降至P2，超额利润出现，而企业也良好地完成升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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