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迈向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 |
| 范文 | 王悠 陈定定 内容提要 科技已经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种结构性权力。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不仅有希望根本改变国家间力量对比趋势，而且正促使国际关系中的权力分布极端化。不仅如此，人工智能时代的世界秩序或将走向包容性减弱，零和博弈上升；开放性减弱，孤立性上升；制度约束力减弱，失序风险上升。安全感的稀缺与恐惧感的上升会是人工智能时代一个国家直接的感受，这或将迫使国家，特别是大国重新思考對外战略——放弃防御性现实主义。人工智能的到来或将把我们推向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 关键词 人工智能；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科技与国际关系 DOI： 10.19422/j.cnki.ddsj.2018.10.005 人工智能是国际关系中的新变量。与量子科技、基因科学、航天科技等其他高新科技相比，人工智能显示出应用全面、革新超前、自主进化的特点。并且，人工智能技术一旦引发链式突破，将推动经济社会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能化加速跃进。[1]人工智能未来有可能带来下一次科技革命浪潮，能给一个国家的国防安全、经济发展、政治社会建设多个领域带来全面升级。步入人工智能时代，国家对国际关系中实力、利益、体系等惯常重要概念的认知也可能会发生重大变化，从而促使国家对外战略选择发生改变和国际体系的最终变化。 此前，部分学者认为，“世界已经稳固地从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进化为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当今世界中的大多数国家——包括大多数地区大国——都已经通过选择社会化而成为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2]基于这一判断，本文旨在探讨一个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是否会使国家的对外行为变得更具“进攻性”，促使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考虑将自己转变为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从而使国际关系重新迈向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时代。 科技与国际关系 ——从蒸汽机到人工智能 科技直接或间接影响着国际关系，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是评价国家综合实力时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对国家间的竞争形式和国际体系的变革产生影响。从历史来看，科技革命与大国崛起、国际体系调整有着同步性的一般规律。较早完成科技革命的国家能够迅速提升经济、军事实力，为国家崛起提供战略支撑，而国家间实力对比的变化也改变了国际权力格局，乃至刺激了国家对外战略的转变。譬如，第一次工业革命浪潮中的英国、法国，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德国、日本都在工业与经济实力迅速增长的同时，紧随其后执行了对外扩张型的战略，对其他地区进行了殖民掠夺、殖民争霸战争，从而影响了国际格局。可以说，对自然资源、廉价劳动力与市场的渴求激发了前两次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扩张行为。科技与国家对外战略的选择存在间接、深层次的关联。 第一，科技对国家权力增长方式的影响是最直接的。当前，科技更新换代的速度越来越快，科技创新已经成为人类社会中最活跃的生产力，提高经济增长中的科技和知识含量也被各国视为发展战略中的核心问题。高科技之所以能对一国、多国乃至世界的国民经济、军事实力、社会生活及生产产生深刻影响，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具备的一些重要特征和战略诱引机能，一般主要是指其战略性、高效性、竞争性、牵动性、高智性、创新性、高速性、渗透性、导向性、制变性等。[3]从第一次科技革命中的蒸汽机到21世纪的人工智能，科技所具备的这些特性越来越明显，并且，伴随着科技成果应用的间隔周期大为缩短。科技在国家经济增长与社会效益提高上发挥的倍增效应越来越重要。 第二，科技改变国家的竞争与对抗形式。科技变革长期影响着国家间竞争的范围、内容，也影响着国家间战争的烈度与形式。基于科技创新，一个国家的政治决策将更加高效，经济发展将更具动力，军事力量将更为雄厚。因此，基于科技创新的国际竞争，如人才竞争、企业竞争、军备竞争愈演愈烈。科技创新带来的国家战争形态改变则更加明显。在16—20世纪期间，世界科技先后发生了五次革命（即近代物理学诞生和蒸汽机的发明使用；机械革命、电力的广泛使用；运输革命、相对论；量子论革命和电子技术；信息革命），它们导致国际战争武器体系和战争形态发生了四次转变（冷兵器战争、火枪炮战争、半机械化战争、机械化战争），并且，21世纪后的战争有向信息化战争、神经控制战、太空控制战递进的趋势。[4] 纵观历史，武器体系、战争形式的演进与科技的革新密切相关。 正是因为科技革命一直以来对国家权力增长方式和国家间竞争、对抗形式产生重大影响，促使其可以间接地、深层次地影响国家的相对力量与国际体系的演进与发展，从而有可能改变国家对外战略选择。 人工智能时代 国际秩序的继续衰落 要理解一国为什么会采取某一特定行为，人们首先应该考察该国的相对力量和外部环境，因为这些因素将决定国家以何种方式来维护自身的利益。[5] 第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或将改变现行的国际秩序，从外部影响一个国家的对外战略选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建立在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国际规范基础之上，自由主义色彩的国际规范主张建立开放性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和非零和性。[6]但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或将改变国际竞争态势，同时削弱国家对国际制度、国际规则的认同感，使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继续走向衰落。 人工智能将升级国家在经济、安全、政治各个领域的竞争，并促使国家间竞争性因素上升，而合作性因素下降。如今，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国家间战略竞争的焦点。2017年5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公布《新产业构造蓝图》，提出利用人工智能等技术，普及自动驾驶汽车等新兴产业；2018年1月，英国政府决定投入超过13亿美元，大力推动人工智能领域发展；同年3月，法国政府宣布将在2022年前投资18亿美元用于人工智能技术研发；7月，德国政府通过了“人工智能战略计划”。中国政府也日益重视人工智能产业化发展，陆续发布了一系列重要政策，促进国内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的升级。 人工智能技术本身的特殊属性也使其成为激化国际竞争的因素。其一，人工智能的社会渗透性。人工智能技术具备很强的学科交叉性和社会渗透性，作为一项底层技术，可在军事、工业、商业、服务业等各个领域进行应用。这意味着人工智能的竞争是极为广泛的应用层面的竞争，是体系与格局之争，有着国家级的战略高度。因此，大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将更加重视对本国知识产权、人才、学术成果、信息的保护，交流与合作的空间变窄。其二，人工智能的壟断性态势。人工智能的研发和应用对数据、人力、资本有着较大需求，当前，只有部分大国有发展人工智能的基础与实力，且起跑线相近。科技大国对实力差距、国家安全与利益冲突的担忧更加明显，这促使其在该领域不断谋求垄断性优势。因此，人工智能时代到来或将给国际竞争带来新的消极因素，促使新一轮国际竞争出现，并降低国家间合作的意愿和可能性。 第二，人工智能时代的国家间相互依赖程度下降，提升国家间冲突风险。人工智能技术与应用的发展正对全球产业组织、就业结构、国际分工产生重要影响，人工智能将大大提高生产和治理效率，或促使国家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更倾向于“自给自足”的状态。一个值得思考的方向是，人工智能对国际分工体系的冲击。此前新兴国家融入全球经济，参与国际分工，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本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但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和普及将使更多仍处于发展中阶段国家的劳动力被取代，诸多国家或将不再依赖他国的劳动力资源。咨询公司麦肯锡（McKinsey & Co.）的研究报告称：“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带来的社会变革要远远超过历史上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时期的变革。预计到2030年，由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将会有7500万至3.75亿人需要重新找工作。这一数字大约占到全球所有劳动人口的3%—14%。随着机器的应用以及岗位所需技能的演变，所有岗位的工作人员都需要不断地学习以适应人工智能带来的转变。”[7]若劳动力市场升级滞后于生产模式的智能化转变，“机器代替人”的浪潮可能将冲击传统国际分工格局。有研究者指出，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力成本、环境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诸多不利因素，发达国家推动本土化、智能化生产将变得有利可图。[8]劳动力在生产环节中的重要性下降，使人工智能大国制造业回归本土，将给依赖劳动力优势吸引外来资源的小国带来巨大冲击。一方面，大国更加独立自主，小国面临更大的发展困境。另一方面，由于国际分工的减弱，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赖也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并且，当前各国在发展各自的人工智能产业时，本就有意识地避免与他国产生过度的相互依赖，以增强自身的自主性、能动性和独立性。例如，当前在中美贸易冲突的形势下，中国政府与民众更加意识到降低对美国高科技原材料等高端上游产业依赖的重要性。[9] 第三，人工智能时代的国家安全观将被重塑，国家间建立战略互信的难度越来越高。人类生产生活的信息化、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人工智能在社会各领域的应用渗透性极强，未来或将在政治、政权、经济、金融、网络等重要领域威胁到一个国家的安全与稳定。一方面，国家安全的风险范围在扩大，国家安全受到系统性、全局性威胁的可能性上升。另一方面，国家间的攻防态势发生了改变，防守愈加困难，而进攻愈加容易，这促使国家间的战略互信难以建立，也促使其对现存的国际制度与安排抱有不安全感。 二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国际社会中的相互依存和制度化现象。人工智能刺激了国家间的竞争性行为，并将带来国家间相互依赖程度减弱与国家自身“安全感”的降低，这三个趋势都将从深层次破坏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基础。这种破坏表现为国际关系中的相互包容性减弱，零和博弈上升；开放性减弱，孤立性上升；组织与制度的约束力减弱，失序的风险上升。世界政治中“自由主义”理念的弱化趋势将从外部影响一个国家的对外战略选择，即防御性减弱，进攻性上升。 国家间相对力量的差距拉大 人工智能不仅将改变未来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外部环境，也将使国家相对力量的差距空前拉大，而这一点引发的“恐惧”心态将从内部影响一个国家的对外战略选择。 第一，人工智能将加剧国家间力量发展不平衡的趋势。军事和经济仍旧是衡量国家间力量对比的最重要维度，而未来人工智能在这两个领域带来的几何式力量增长将从根本上改变国家间力量的对比趋势。从军事上来看，人工智能不仅将提高整个国家武器系统的智能性，也将提高战场规划、战略决策等环节的运作效力。在观察、适应、决定、行动的各个环节，人工智能都将为国家在现代战争中获取优势，而“致命自主武器系统”的出现则进一步提升了一个国家接近恐怖的军事实力。目前，世界主要大国正在构想建成仅由人工智能武器组成的武装机构（部队），人工智能武器在武力纠纷和战争中占有较大比重的未来正在来临。[10]从经济上看，人工智能给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社会治理都将带来新的重大利好要素。一方面，人工智能本身就创造出新的产业生态，另一方面，“智能自动化”也将在各类产业中渗透，带来产业质量和结构的升级。不仅如此，人工智能也具备增强现有劳动力和资本的技术与能力，能够推动技术创新，进一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据麦肯锡预测，到2035年，人工智能或将使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提升约一倍。其中，美国、芬兰经济年增速提高幅度最大，达2%；瑞典、日本其次，经济年增速将提高1.9%。中国经济年增长率有望从6.3%提高至7.9%，增幅达1.6个百分点。[11] 第二，人工智能将加剧国际关系中的权力极端化现象。国际关系中权力的分布态势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地位和作用，也决定了该国实现利益的能力。国际关系中的权力以实力为基础，国家间相对实力的差距可被发展为一国对另一国施加影响的权力。基于人工智能对国家权力增长产生的倍增效应，人工智能也将加剧国际关系中权力极端化的现象。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的结构性权力理论认为，结构性权力是“形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机构的权力”，是决定办事办法的权力，是构造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权力，是决定政府与人民、国家与市场之间相互关系框架的权力，具备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四个基本结构。[12]在斯特兰奇的理论基础上，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高新科技群本身有可能形成国家的一种新的第五类“结构性权力”，并以其广泛的应用性增强其他结构性权力。当前，人类社会已经步入信息化和智能化时代，近几十年来各国生产增长、生活方式的重大变革几乎都可以追溯到高科技的研发、应用以及普及。在这样的背景下，科技与安全、生产等其他结构性权力一样，正成为一种强调“安排”和“控制”的权力，这一点在人工智能技术上尤为明显。 其一，人工智能作为信息革命的产物，在人类社会走向信息化、智能化的进程中，相比其他领域的高新科技（生物类、材料类）具备更强的适用性和前瞻性，可对人类生产生活产生全局性的影响，更能够体现科技作为一种结构性权力的特点。 其二，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底层性技术，可对安全、生产、知识、金融领域都产生牵动性、导向性、倍增性的影响，国家的结构性权力或将迎来整合性、机能性的提高。技术水平高、人口规模大、互联网普及率高的大国将提前完成人工智能科技的创造发明、延伸以及开发应用，在这一过程中，国际关系中的权力分布也将走向极端化，科技大国对科技小国的威慑效力越来越强。 不仅如此，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社会中，国家权力的具体形态和运作方式都更加多元。譬如，滥用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影响政治进程、加剧政治极化的现象就已经出现。在选举过程中，人工智能能够确定“摇摆群体”，进而通过定向信息投送，诱导他们支持特定方案或个人。并且，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正逐渐运用于军事领域，智能自动化武器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用于侦察、监视、跟踪、识别甚至打击等各个环节。由于成本低、功能强大，奥巴马在任期间大大增加了无人机的使用。英国的非营利新闻机构新闻调查局估计，奥巴马曾授权发动无人机轰炸326次。自2004年以来，中情局用无人机最多杀死3600人，其中包括950名平民。[13]可见，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施加影响力的渠道和方式越来越多，并有低成本、强渗透、破坏性越来越大的特点。 迈向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 的可能 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或将让国家的对外战略选择走向进攻性现实主义，阻碍一个“更加规则化”世界的形成。认为世界已经进入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的学者认为，我们的世界实际上已经并且将会比以往更安全、和平，并且我们已经不大可能回到过去那个现实主义世界了。 [14]依据防御性现实主义者的观点，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至少有两个重要的特征：其一，国际体系中的安全并不是稀缺的，而是充足的；其二，国家获取安全的最佳途径通常是采取防御性的战略，或者说是旨在维持现状的战略。[15]并且，在这样一个走向规则化的世界中，国家寻求安全可以依照两条一般性原则，一是国家对彼此的恐惧完全可以少一些（甚至可以少很多）；二是，国家间的合作不仅是值得期待的，而且是非常可能的。[16]但是，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或将使我们迈向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 国家外部环境，也就是国际体系与秩序的变化，将改变防御性国家对安全与利益的认知。如前所述，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使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继续走向衰落。一方面，国际环境中的竞争性因素上升，合作性因素下降；另一方面，国家间相互依赖程度下降，使国家对国际规则和秩序的认同感降低。传统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经济开放、多边机构、安全合作和民主团结可能将受到“科技帝国主义”的挑战，而零和、孤立、失序或将成为下一个阶段国际秩序的主题。值得注意的是，人工智能的军事化应用使国家安全的脆弱性上升，“难守易攻”的战场形态使每一个国家面对的安全局势更加险恶。一个国家在选择对外战略时对国际环境的关键判断之一是安全是否为“稀缺品”。[17]当人工智能改变了国际关系中安全获得的难易程度，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或将被迫寻求转变，选择进攻性对外战略。 此外，相对力量差距的拉大进一步增强了国家的恐惧感。人工智能让国家间实力的空前增大成为可能。虽然当前国家间的实力悬殊状况已经十分明显，但是实力差距不一定会导致权力的极端化和滥用，国际规范也将对国家对外行为形成规制。但是，人工智能或将改变这一现状。一方面，如前所述，人工智能不仅将加剧国家间力量对比的不平等，也将使国际关系中的权力分布更加极端化。人工智能大国在国际社会中运作自身权力的渠道越来越多，形式也越来越丰富，破坏性也越来越大。这种权力施加方式甚至可以是渗透性、软性的，譬如对一个国家政治进程和社会秩序的影响。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时代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或走向衰落，旧有国际规则和制度不足以对国际社会中出现的新形式权力斗争形成规制。因此，人工智能时代国家间相对力量差距的空前增大也将空前地增强一个国家的不安全感，从而使国家对彼此的恐惧不断增大。 国家间相互恐惧感的上升将从根本上影响一个国家对外战略的选择。在自身相对力量弱小，且处于一个竞争性、零和博弈增强的世界中时，对安全的追求将迫使国家去作进攻性的思考，甚至采取进攻性的行动。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将给国家安全带来强大而直接的威胁，这促使着处于不安全状态的国家放弃温和、慎重和有节制的“防御性”路线，转向选择“进攻性”战略。综上，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或将通过影响国家间力量对比趋势和国际环境两个层面来改变当前国家对外战略选择的一般规律——防御性现实主义，这种转变可能带领我们向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再次回归。 （第一作者单位：暨南大学国际关系 学院；第二作者系暨南大学国际关系 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教授，海国图智研究院院长，兼任国际研究学会（ISA）亚太区副会长） （责任编辑：徐海娜）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新一代人工智能具有五大特点，http：//www.scio.gov.cn/32344/32345/35889/36946/zy36950/Document/1559026/1559026.htm。 [3] 唐世平：《我们时代的安全战略理论——防御性现实主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59页。 [4]冯江源：《大国强盛崛起与科技创新战略变革 ——世界科技强国与中国发展道路的时代经验论析》，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6年16期，第6-37页。 [5] 何传启：《科技革命与国际战争的演变》，载《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2014年第36期，第480-483页。 [6] Gideon Rose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Policy ”， World Politics， Vol.51（Oct ober 1998）， p.149. [7] 宋伟：《自由主义的国际规范对中国是否有利？》，载《国际政治研究》，2014年第1期，第84-103页。 [8]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Next Digital Frontier？Mckinsey Global Institue， June 2017， https：//www.mckinsey.com/～/media/McKinsey/Industries/Advanced%20Electronics/Our%20Insights/How%20artificial%20intelligence%20can%20deliver%20real%20value%20to%20companies/MGI-Artificial-Intelligence-Discussion-paper.ashx. [9] 王玉柱：《强智能将颠覆世界经济关系》，http：//opinion.huanqiu.com/hqpl/2018-06/12250563.html。 [10] 智谷：《贸易战下的中国人工智能喜忧参半》，http：//zhigu.news.cn/2018-05/03/c_129864245.htm。 [11] 王莉：《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渗透与应用思考》，载《科技导报》，2017年第35期，第15-19页。 [12] 新华网：《人工智能提升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各国受益程度不均》，http：//www.js.xinhuanet.com/2018-05/16/c_1122841597.htm。 [13]May， C. （1996）. Strange fruit： Susan Strange's theory of structural power i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Global Society：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0（2）， 167-189. [14] 奧巴马谈论无人机轰炸曝光 自诩“擅长杀人”， http：//www.chinanews.com/mil/2013/11-04/5460542.shtml。 [15] 唐世平：《我们时代的安全战略理论——防御性现实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59页。 [16] 于铁军：《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0年第5期，第28-34页。 [17] 唐世平：《我们时代的安全战略理论——防御性现实主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60页。 [18]Eric J.Labs，“Beyond Victory：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Expansion of War Aims”， Security Studies， Vol.6， No. 4 （ Summer 1997） ， pp. 1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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